童庆炳
老杜又要出书了，就想到我这个读者，他的一系列书的老读者，并且要我写下读后感。我乐于遵命。因为我一直喜欢杜书瀛教授的着作，他的着作内容新鲜，有求真创新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有平易近人之格，无拒人千里之调，有诙谐幽默之趣，无枯燥乏味之论，读来痛快淋漓，读来有益身心健康。这本书把他的着作个性更推进一步，读来令人神往。此话怎讲？让我细细道来。
杜书瀛教授虽年过花甲，但其童心不老，思想决不保守。他所关注的问题，诚如书名所言，无一不是对“学术前沿”问题的“沉思”。像上篇“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这是当前文艺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它要追问的是当下的电子媒介时代文学会不会消亡的问题。此问题产生于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欧美，2000年秋，美国着名学者J·希利斯·米勒教授来北京参加“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说全球化时代（或者说电信技术时代、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将要面临“终结”的“悲惨”命运。这个发言后来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题，发表在2001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不久即纷纷攘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心和争论。连我也被拉进争论的漩涡中，先后发表过几篇文章。我一直认为这可不是小事，是一件大事。如果文学真的要消亡的话，那么中国搞文学的人（包括搞创作的、搞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少说也有几十万人），岂不要失业了吗？这如今饭碗是第一位的事情，不是闹着玩儿的。杜书瀛教授也热切地持久地关注这个问题，他把米勒发言前前后后的各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了细致的梳理和评论，不论是谁的文章，经他的考察研究，娓娓道来，并以他的慧眼，既能看出其精彩之处，又能指出其不足之处，然后把问题一步步引向深入，最后才拿出自己的看法来。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杜书瀛教授的结论之一，认为电子媒介时代的确给文学带来巨大的变化，他把米勒所说的“民族独立国家自治权力的衰落或者说减弱、新的电子社区或者说网上社区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出现的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给文学带来的巨大影响一一作了充分的合情合理的描述和分析，这些都是具有现实感的。杜书瀛教授结论之二是：“不管图像怎么冲击，电子媒介怎么冲击，但是文学还是会存在。文学不死的一个最有力的根据是，事实上它仍然健康地活着。童庆炳教授说，文学经典本身的那种‘味外之旨’、‘韵外之致’，那种丰富性和多重意义，那种独有的审美场域，依靠图像是永远无法接近的。这话很对。文学是用文字阅读唤起你在头脑中的想象，叫你自己去建立那种审美形象，这要比可视的、可听的形象更丰富。它调动了你的主观能动性。语言文字提供出来的这种形象，这种作品，这种文本，需要你自己通过创造性的思想和想像来建立形象，这种内视审美是老天爷赋予文学的，是影视所缺少的。就此而言，文学要比影视、比其他图像艺术优越得多。”杜书瀛教授的这种文学在“变中不死”的理论，难道不是有求真创新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吗？
杜书瀛在此书中关注并予以深刻研究的问题还有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问题、美学学术史问题，这些都是前沿问题。因为在一个世纪结束之际，新的世纪开始之初，难道不应该对刚过去的一个世纪的学术作一次有深度有意义的总结吗？因为我们建设新时代的文艺学新形态、美学新形态，都不是凭空开始。按照杜书瀛教授的意见，在进行新的建设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四个问题：“一是面对现实，研究现实的新发展、新特点、新需要。”“二是要面对传统，向传统寻求资源。”“三是吸收世界各民族的有价值的文艺学思想。”“四是梳理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特别是百年以来文艺学的研究脉路、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总结经验教训，弄清前人已经做了些什么，根据当前现实的要求，我们在前人已经作过的基础上还应该和能够做些什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犹如生育和抚养一个婴儿，主要和最好是依靠母乳喂养，母乳营养最丰富，最便于吸收消化。母乳，就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感到这些看法都是非常好的。例如第一点，就关系到我们建设今天新的文艺学是否需要从中国当下的遭遇到的问题出发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些学者总是不顾中国自身的问题，生硬搬用西方的一些新理论，来剪裁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结果除了多了几个新的名词之外，丝毫也没有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甚至产生了误导。比如引进了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命题后，有些人就以为我们今天中国已经像西方那样的国家了，可以大讲消费主义，因此满足人的欲望，似乎就是我们“新的美学原则”了。第二、三点我觉得也说得对。第四点我认为说得尤其对。一百年来，我们的学术前辈不是吃干饭不干活的，他们作了很多的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中国的问题，并作出了中国式的回答，他们的理论创造实际上形成了区别于古代传统的新的传统，如果我们不弄清楚他们已经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贡献了什么，我们又怎么能知道我们如何“接着说”呢？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杜书瀛教授主持了并出色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首次在国内出版了具有系统性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共四部、五本），为中国学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外本书下篇实际上也是百年美学学术史的缩写，许多见解都值得称道。特别要指出的是，杜书瀛教授在总结以往美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价值论美学的构想。他是宽容的，认为本体论的美学、认识论的美学都还可以继续搞下去，不要排斥任何有意义的研究，但同时认为价值论的美学是更符合时代的需要的，他说：“目前是价值论美学相对‘走红’的时代。”他就此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对于审美价值，他认为：“在审美活动中，一方面主体对客体进行改造、创造、突进，使对象打上人的印记，成为人化的对象，即赋予对象以人的意义，以人文的社会一文化的意义；另一方面客体又向主体渗透、转化，使主体成为对象化了的主体，成为对象化了的人。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对象化了，对象人化了。当对象成为人化的对象、人成为对象化的人时，审美价值也就诞生了。人化的对象就是审美客体，对象化的人就是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对于审美主体所具有的人的（人文的社会一文化的）意义，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广义的美，这种美是一种价值形态，我们称之为审美价值。”这种见解不但是有根据的、通达的，而且是新鲜的、具有启发性的。实际上，杜书瀛教授已经勾勒出了价值论美学的整体框架，为美学开辟了一条具有时代感的新路。正是基于上面这些阅读感受，我才肯定地说：杜书瀛此书“有求真创新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
杜书瀛这部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有平易近人之格，无拒人千里之调”。杜书瀛站得高，看得远，但他在评述问题的时候，在发表自己意见的时候，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低调”，没有盛气凌人，没有剑拔弩张，没有疾言厉色，没有个人成见，没有强加于人。他用一种平常心去对待权威，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不同意；也同时用这种平常心对待尚没有多少权威的年轻的作者，好处说好，不足处说不足。特别喜欢引用年轻人的言之成理的论点，而且对待年轻的学者的论文、着作和论点，采取一种谦虚的、尊重和保护的态度，如果这不是发自内心的感情，就是装也装不出来的。这一点，可以说是文如其人。我心目中老杜其为人是谦虚、谨慎、随和、宽容和坦诚的，人如此，书亦如此。他的书“平易近人”的另一个原因，可能与他的理论文体有关。杜书瀛教授的书是好读的，尤其是这本书，可能因为多半是在各个高校的演讲整理而成，通篇口语化，没有名词概念的轰炸，没有欧化式的长句子，没有“高深莫名”的纯理论，有的是顺手拿来的具体有趣的例子，有的是个人经历中深刻的体验，有的是深入浅出的论证，所以虽然讲的是深刻理论，却能以通俗的言语，娓娓道来，细细说来，问答自如，入情入理，来龙去脉，在在可寻。
杜书瀛教授的新着有幽默诙谐之趣，无枯燥乏味之论。新着所论不少地方都很“形而上”，却由于作者善于举例，风趣盎然，化抽象为具体，化理性为感性，化深为浅，化难为易。更有的地方，把自己身边的琐事，融入理论的解说中，读起来就觉得如听相声，幽默有之，诙谐也有之，我想老杜讲到此等地方一定洋洋得意，并博得满堂掌声。例如讲到电子媒介的发展对人的感受的影响，老杜就说：“说到电子媒介、电信技术王国时代改变人的感受方式、感情方式，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大家看小说《红楼梦》，或者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探春远嫁那一幕是很凄惨的。生离死别，撕心裂肺。远嫁三千里，在几百年前，的确意味着此生难以再见。现在，我的女儿远嫁美国，有几个三千里？比当年探春嫁的远多了，而且隔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然而现在我们根本没有生离死别、撕心裂肺的感觉。我们和远在美国的女儿除了一、两天就发一次电子邮件（瞬间就可以有一个来回）之外，全家每个礼拜都通一次电话。那电话是可视的，虽然目前效果还不理想，技术水平还没达标，不像电视上看到的画面那样清晰和活灵活现--我们的可视电话画面有时候像木偶一样，动作比较慢，而且声音也总是滞后一点。但是我能看到小外孙、看到我女儿的表情、动作，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就像面对面说话一样。一见面，两岁多的小外孙就向你问好，家里所有的人都问到：爷爷好！奶奶好！舅舅好！阿姨好！拜拜的时候也是：爷爷拜拜、奶奶拜拜、舅舅拜拜、阿姨拜拜。而且他能够给你飞吻，这多很可爱啊！就好像千万里之外大洋彼岸的距离没有了。当然不是绝对没有，但是距离确实一下子拉近了。”这幽默这诙谐，能不让人忍俊不住地大笑起来吗？这段话要是从马季嘴里说出来，那肯定是抖了一个大“包袱”。一种理论讲到这种艺术化的境界，如果作者自己不是完全地消化，彻头彻尾、撤里撤外地弄明白了，是不可能这样有趣地表达出来的。所以我说读老杜的书“读来痛快淋漓，读来有益健康”。
我的读后感就写到这里，但并没有写完。我想杜书瀛新着的读者会继续写的。我的这段读后感先让老杜看看，他要用来作“序”什么的，就不是我的事了。（2005－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