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仪先生大约一生一直是这样工作的。《新艺术论》和《新美学》是在重庆那个有名的“火城”写的。他自述道：“重庆是中国的三大火城之一，到了夏天，闷热得难过，汗水不断地往下淌。就是这样，我也一样地坚持写作，桌上放一块湿毛巾，汗流下来，擦了继续再写。”
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他曾经身兼数职：先是编辑《青年知识》，后又做大夏大学教授并兼杭州艺专教授--不是教他熟悉的文学，也不是教他熟悉的美学，而是教世界通史，也教古代西亚诸国史、古希腊史、欧洲文艺复兴史，还教艺术社会学。他是个办事叫真的人，可以想见他备课任务之繁重。这期间他发表了两篇历史学的学术论文，一是《从罕谟拉比法典看巴比伦的奴隶制度》，一是《苏末人原始国家的建立》（均见于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的大夏大学校刊《历史社会季刊》）。十万余言的《艺术社会学》讲稿大约也是做杭州艺专教授时所作（过去未刊，蔡仪先生过世后收入《蔡仪文集》第二卷）。这些论着至今仍有学术价值。这是他辛勤劳作和认真耕耘的实绩和证据。而且他每周还要奔波上海与杭州之间，周六从上海乘车到杭州艺专上课，讲完课，第二天赶回上海。这是蔡仪先生四十岁左右的事情。
三十年多之后，到了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经过了文革，他更感到时不我待，争分夺秒，日夜兼程，加紧工作。然而，这时他已经越过古稀，进入耄耋之年。
一九七九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这些天来我工作的时间特别长，早晨约一个钟头，上午约三个半，下午约四个钟头，晚上一般有两个钟头，总计除生活杂事不计外，正式工作时间大约十一个钟头……”
接着，他雄心勃勃，订出八十年代计划：
“现在要进入新的一年，要进入一个新的年代，我希望在这个八十年代做出我生平的较大学术成绩，特别是在这一年做出主要的成绩。一定要写出《新美学》（改写本）三册。第一册美学叙伦和美论篇，今年交稿。第二册美感论，一九八三年中期交稿，第三册艺术概论，一九八五年交稿。
其次，写出李白年谱兼诗文系年一册，一九八六年完稿；李白传，一九八八年完稿，两书一九八九年交稿。
在三册美学之间，是否写一册哲学问题的书？未定。在两册李白的书之间，是否写一册史学问题的书？未定。在后几年间，是否写一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书？未定。这样的书每册约占一年时间。原计划要顺延，后计划的三册要三年余，按计划要到一九九一年间才可能完成。估计我的生命，我的健康，是不会允许的。还是以赶写出前两种为是。
呜呼，年命有时而尽，学业并无穷期，在乎发挥最大的努力，取得最好的效果。”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蔡仪先生工作起来全神贯注，有时甚至忘掉一切。文革前，我就曾听文学研究所学术办公室的一位同志（马靖云或者是康大姐，记不清了）讲过一个笑话：蔡仪先生在高级党校编写《文学概论》教材，忙得没白天没黑夜，晕头转向，有一次要给家里打个电话，拿着电话筒，竟忘记了对方的号码和名字。他对旁边的同志说，她叫什么来？她叫什么来？急得什么似的。旁边的同志莫名其妙，猜不出那个“她”是谁。后来他说，给家里打电话。这位同志提醒：乔象钟吧？他笑了：正是。
然而，蔡仪先生也不是不会休息。每过一段时间，尽量领家人去一次公园，每年秋游一次，每天天不亮就到日坛公园锻炼身体，窗下花房，也经常有他的身影。还有，他有时也开玩笑--不过极少。一次聚会，都是名人。席间，蔡仪先生出了一个谜语，谜面是“杂种”，打在坐的一个人名。谁也没猜出来。最后还是蔡仪先生自己道破：“就是这位阳翰笙（洋汉生）嘛。”众人哄堂大笑。他开的最大、也最轰动的一个玩笑是在干校。那时他是“伙夫”--和梁共民同志（现今居住在印尼）一起负责全所干部、家属吃饭的大灶，后来又专烧开水。临村的一个小孩叫狗蛋，经常到茶炉房来玩，脑后拖着一条小辫子。那天只蔡仪先生一人。狗蛋来了。
“狗蛋，把你的辫子剪掉好不好？”
“不中，奶奶说，那是俺的命根子。”
“剪了，我给你小瓶。”
“那也不中。”但狗蛋看了小瓶，很喜欢，已经有些动摇。
“剪了，两个小瓶全给你。”
狗蛋终于经不住小瓶的诱惑，咔嚓，“命根子”被剪掉了。然而，剪掉命根子，这还了得！不久就惹来大祸：狗蛋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婶婶、街坊邻居……一群人浩浩荡荡兴师问罪，找“北京人”算帐。“北京人”得到消息，预先把蔡仪先生藏起来，由领导出面谢罪，赔礼道歉，百般安抚，好话说尽，总算躲过一劫。大田干活的人听说此事，笑得前仰后合，但没有人猜得到是出之于蔡仪先生的手笔。
小说家蔡仪
前面讲到，蔡仪先生一九二五年考取北大，深受日语班老师周作人和张凤举等文学名人影响。蔡仪先是对作古诗有兴趣；很快，接触到鲁迅小说，被深深吸引，而且“受到极大震动”。于是下功夫写新小说、新诗。
一九二六年暑假，蔡仪没有回家也没有住校，而是在宿舍门口贴了张纸条“有事出京”，就到南河沿附近一条横街租了一间民房，闷头写小说去了。身边带了《呐喊》、《彷徨》。
先是写了这样两篇：《夜渔》、《可怜的哥哥》。张凤举老师看了说好，介绍给《沉钟》，从此开始了与冯至先生六十多年的交谊。《夜渔》发表于一九二六年的《沉钟》，《可怜的哥哥》发表于《莽原》第二十期。均署名“南冠”。前者写主人家的孩子寿生同他的好朋友长工且子之间天真、友爱的故事，充满童趣和真情，使人想起鲁迅的《故乡》。小说中有蔡仪自己的影子。后者写对被抓来当兵的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木头菩萨”的深深同情，渗透着人道主义情怀。
一九二九年赴日之前，蔡仪先生写了小说《先知》。据蔡夫人回忆，蔡仪曾说，他的这篇小说是在攸县受辱之后，自己感到不被人理解而写的，后来到日本修改，寄回国，发表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八卷第二号上（一九三一年），署名蔡仪。蔡仪久仰鲁迅先生，一九三六年夏回国度假路经上海，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并寄去《先知》，希望能见到先生。鲁迅先生写了回信（见《鲁迅日记》下卷1016页），说他近日身体有病，几乎不能见任何人。蔡仪十分遗憾，五十年后还愧疚“我请见先生的时间太晚了”。
《先知》是蔡仪小说的代表作，写楚人卞和屡献宝玉，反被刖足，郁愤而死的故事。小说是从卞和第二次刖足写起的，“卞和拖着他血淋淋的右脚和刀痕斑剥的左脚，怀着那块‘假充宝玉的石头’”爬回家去，一路上受尽冷嘲热讽，甚至家人也不理解，但他始终坚定自己的信念。“他的生活是以这石头为中心--也可以说他正是为这石头而生活，而有这石头他才能生活的；说得恰当一点，他就是这石头，石头就是他了”，“他望着眼前闪耀的希望之光，过了四十多个年头”，最终抱着那块被认为“假充宝玉的石头”冤死荆山，孤愤终身。只是在他死后，那“石头”才被承认是宝玉。我是在这小说问世五十多年之后才看到的，今天读之，仍然深受触动。它被选入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小说选》。编者说：《先知》“是一篇孤愤之作，小说通过一个先知者遭受残害以至毁灭的悲剧，愤怒地控诉揭露了统治者的愚昧残暴，歌颂了先行者的坚持真理不惜牺牲的高贵品质。”好像小说的内涵不止这些，有时感到用理性语言很难说清。
另一篇小说《重阳节》，《华北日报》副刊一九三一年四月三日、四日连载，署名蔡南冠。这篇小说可称道之处，在于其情节构思之奇特。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清乡队天天杀人，一个姓胡的“教练”，杀人成性，被视为“英雄”，他传授杀人技巧，如何“一下断骨而留皮”。这天他外出，手下人又逮来一胡姓之人，只因他系了一条红腰带，被争相砍死。胡教练回来，听说杀了人很高兴。等仔细一问被杀者情况，脸色大变：原来是他弟弟。
还有一篇小说《绿翘之死》，发表于一九三三年的《沉钟》，署名蔡仪。写唐代女诗人鱼玄机挞杀婢女绿翘的故事。史载，鱼玄机在诗集中留下不少情场失意、悲惋自悼的诗歌，大胆坦率、激情烂漫。然而，她追求爱情，一再失败，她的热切期望一再落空。小说写她由失意、猜疑、嫉恨、憎恶以致发展为杀害一个婢女。蔡仪企图用现代心理学阐释鱼玄机，创造了一个多才但狡黠的形象。
在日本写的小说《旅人芭蕉》，大约也是发表于一九三三年的《沉钟》，署名蔡南冠。写十七世纪日本大诗人松尾芭蕉在行吟生活中与“妄念”作斗争的故事。芭蕉原想通过旅途行吟作为断绝现世妄念的手段，“俳谐之外，不谈别的话”。忽然，从草堆中钻出两个小孩，前头那七八岁的女孩子似曾相识，“原来这女孩儿正像她呢！”小说写道：“他的衰老了的血液忽然由温热而沸腾似的在全身奔窜……他平时努力而又努力地压抑着的所谓有碍俳谐修业的妄念，正是冬眠醒后的蛰虫样在这时蠕蠕地动起来了。”但最后终于平息了，“不安反而淡了，他老了。”这段心理描写十分出色，即使拿到今天，仍然非常光彩。而且，它的风景描写，诗一般美。杨义在《他在东京琢玉》一文中论曰：小说把握着一个微妙的心理学的也是诗学的契机，剔出一个真诚的老诗人从窥探自然界的玄妙到反观内心中失落的半分自我的心理波折，并把它消融在日本旷野的美妙风光之中，于情景交融处，颇浸染着一点印象派画的明丽、苍凉和空朦了。
此外，还有一篇《混合物的写生》，见于一九三四年第三十三期《沉钟》，署名蔡南冠。这是蔡仪先生根据自己一九二七年在武昌一个同学家见闻写成。该同学父母是乡绅，被农会逼迫；该同学妹妹却是农会妇女会长。不同身份、不同倾向的人天天坐在一起，讨论时局，形成一个“混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