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蔡仪先生就不倦追寻革命。一九二六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血气方刚，风华正茂，被热火朝天的革命气氛所感染，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曾说，同宿舍的几个同学何允汉、文心金等等，都是团员，经常分头或一起到北大附近的工人夜校进行宣传，为他们讲课。问题不在形势好的时候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而在于一九二七年革命形势恶化，李大钊被捕，共青团组织停止活动，蔡仪先生的一些革命同志失踪的失踪，被捕的被捕，杀头的杀头……--这样的时候，以前革命的人纷纷离开了，遁入书斋或销声匿迹。蔡仪先生不，北方不行，他去南方。他于一九二七年春带着团员介绍信，经天津，过上海，到武汉……寻找组织，寻找革命，这中间发生了许多故事。据蔡仪夫人说，一九二七年，蔡仪先生南下寻找革命路经上海，在街上看到一个叫化子模样的青年，腋下夹着一卷破席，忽然用英语向他问道：“你是从北京来的学生吗？”蔡仪先生回答：“是。”那人说，他是清华大学学生，流落于此，本要到江湾去找他的哥哥，身上没有一文钱，希望得到一点帮助。这个青年为了使蔡仪先生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还说，清华图书馆的地板是钢化玻璃的，还有游泳池，蔡仪先生正好也去过清华，知道他所言不假，于是相信他确实是清华学生，就把他带到自己住的旅馆。在旅馆门口，那青年人迟迟不肯进去。蔡仪先生说，你是我的客人，没有关系，请到里面坐。蔡仪先生不仅让他在自己房间休憩，而且还让茶房买来一碗牛肉面请他吃。临走，问他需要多少钱？那青年人说，到江湾的路费，只要三元。蔡仪先生给了他五元。蔡仪先生后来说，那时北方学生到南方来寻找革命者很多，即使萍水相逢，也应竭诚相助。他坚信那位青年是为革命而来南方，由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流落街头的。但最终没有接上组织关系，很失望，很苦闷，只好回乡教书。
一九二九年，蔡仪先生于苦闷、悲愤、无奈之下去了日本之后，他的“寻找组织、寻找革命之心不死”，据蔡仪夫人说，他还曾企图寻找日本共产党--也许今天的年轻人看了好笑：怎么追求党、追求革命，追求到日本去了？你不知道：“共产国际”嘛，那时的革命者心目中，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是一家。请看，这就是蔡仪。真是“革命之心，矢志难改”啊。但是，当时日本也处于革命低潮，共产党倍受打击，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到一九三三年小林多喜二因拒捕而被杀，共产党组织被摧垮。蔡仪先生虽没找到日本共产党，但他一直关注并参与日本马克思主义运动，成为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成员。
一九三七年蔡仪先生回国，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后，蔡仪先生取道天津南下。火车到天津，日本人要检查。日本兵非常野蛮：“站好！不许动！”蔡仪先生十分气愤。日本兵说的是日本话，蔡仪先生听得懂，但站台上几百名中国同胞听不懂，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按常理，在这样的时候，为躲避麻烦，尽量不要出头露面，混过去，走人。但蔡仪先生看不得日本人折磨自己的同胞，站出来，把日本人的话翻译出来，并大声为自己的同胞讲话。日本兵看到蔡仪先生竟敢在这种场合大声为同胞说话，还懂日语，于是先把他扣起来，审讯，推打，侮辱。后来在他身上翻出九州帝大的学生证，才把他放了。
蔡仪先生很快马上投入抗日活动，而且不遗余力。在三厅，他是在一群共产党人周围参与抗日活动的。很快，大约是四十年代初，他就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一九四五年入党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而且没有预备期，直接成为正式党员，其兴奋，可想而知。他把加入中国共产党视为一生中最重大的事情。此后，蔡仪先生忠心耿耿跟党走。
解放后，大约是一九五四年，一向温和的蔡仪先生发了一次火，表现出他在原则问题面前的强硬，而且是同他最好的朋友杨晦。当时的教育部要蔡仪先生为“文学概论”拟一个提纲，作全国文科教材使用。提纲拟好了，教育部说要开会讨论，由蔡仪先生主持，就在他家楼下。参加会的，有教育部的代表，有北大的杨晦、钱学熙等先生。那时，正好是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来北大讲学，有一个“文艺学引论”提纲。毕达可夫何许人？不过是莫斯科大学的一位讲师，算不上什么权威，即使权威又如何？然而，蔡仪先生主持的这个讨论会进行到第三天，杨晦先生说，应以毕达可夫的提纲为准，要讨论，就讨论毕达可夫提纲。蔡仪先生很恼火：教育部要我拟的提纲，又由我主持讨论会，我拟的提纲自然应该参加讨论。蔡仪先生说：“何况我对毕达可夫提纲还有不同意见呢！”杨晦坚持：“当前学习苏联是党的政策。”于是两人争执起来，互不让步。虽然杨晦先生是蔡仪先生的老朋友、好朋友，而且年长蔡仪八岁，蔡仪一向敬重他，但这次，却是“寸土必争”。
六十年代，一次在露天的中山公园音乐堂看话剧《刘胡兰》。正当演到刘胡兰就义时，反派演员出了点儿小差错，观众中有人发出“吃吃”笑声，与剧中气氛、特别是与观众此时的心情极不协调。听到这笑声，平时不言不语的蔡仪先生愤怒了，而且他的愤怒像火山爆发，霍然站起，大声吼道：
向革命烈士学习！
向革命烈士致敬！
这吼声变成了口号声，在剧场回荡。接着，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起立致敬--向烈士，也向蔡仪。
乃“性情中人”也
蔡仪先生最初是学哲学的，后来又长期从事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研究，写大篇大篇抽象思维的文章，出大部大部逻辑严密的着作，成天同概念、判断、推理打交道，总喜欢从那些纷纷攘攘、变幻无穷的现象世界中提炼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来，所以给人的印象是“极富理性”而“缺少感情”。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一次《人民文学》编辑部开座谈会，一位专写散文和报告文学的老作家坐在我旁边，指着正发言的蔡仪先生悄悄对我说，我真想写写他，看他是怎么思维的--他脑子里叫理性概念填满了吧？感性、感情，经他的理性阳光一晒，蒸发没了。
这当然是错觉。看起来只会抽象思维、“用理性蒸发了感情”的蔡仪先生，乃“性情中人”也。接近蔡仪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他和夫人乔象钟生有一子二女。唯一的儿子小豆，身染不治之症，小小年纪即瘫痪在床。蔡仪夫妇为给儿子治病，费尽心力和财力。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蔡仪先生背着儿子出入各大医院，甚至远至上海。一九六六年，夫人在江西“四清”，上级又要求蔡仪先生到门头沟下农村。他只得把三个孩子，其中包括瘫痪的小豆，托付给老保姆。那年他六十岁。行前，他去东单买来猪骨髓，为小豆配制了丸药；熬夜到十二点，把孩子们棉裤开了线缝的地方一一缝好。一九六八年隆冬，小豆在瘫痪了十几年之后去世，活了十八个年头。师母乔象钟送别爱子时在东郊火葬场那一声“我的心呀”的惨叫，多少年叫人颤抖。蔡仪先生的失子之痛，可想而知。但是，当时还作为“黑帮”分子受管制的他，六十二岁，就已经白发苍苍，早上到东郊火葬场领了儿子的骨灰，抱着骨灰盒，转了几次公共汽车，送到西郊八宝山骨灰堂。天很冷。社会也很冷。失去爱子的蔡仪先生，心差不多冷透了，冻僵了。然而，那时他没流一滴眼泪。他知道他必须坚强。再大的灾难他也要挺住。因为他还有夫人和两个女儿需要安慰、照料。人家还强迫他去接受审查。他抱着儿子的骨灰从古城的东郊颠簸到古城的西郊，吞咽着悲伤。中午回到家，充满抚慰地对夫人说：“不要难过了。这是最好的结束，没有痛苦，他舒舒服服地过了十八年。”那天下午，他又“上班”--接受管制去了。
最值得提及的，是他对纯真爱情的忠贞和对夫人乔象钟的一片深情。青年蔡仪写了许多情诗，发表在当年的《华北日报》副刊和《沉钟》上。而诗，最能见真性情。有一束诗叫《杜鹃草》，其中一首题为《是谁？》：
是谁播下这可怜的种子，
叫我来殷勤地守护不止？
这园地常吹着冷酷的北风，
终年地凝着凄冷的薄冰。
我每次拨开土壤去探查，
定看见里面寂寞的毒蛇，
阴郁的蜈蚣，悲哀的蚯蚓子，
冷白的眼光在四周窥伺。
它们是鬼怪一样地忽隐忽现，
驱逐吗？一天也要驱逐千遍！
疲倦了，厌恶了，这无聊的工作，
何时她才到呢？我等着等着。
她吹着一支玛瑙的红箫，
叫空气发酵酿成着春醪，
游遍了天涯，山隈里，海滨，
可从没有敲敲我心的园门。
“这园里，姑娘，曾播了种子，
只要你春光的眼睛一视，
仅仅的一视，它便可以发芽，
抽叶、成条，开着美丽的鲜花。”
我低低地在她身后细语，
不顾地她飘然向前走去。
疲倦了，厌恶了，一切是已经绝望；
只得让毒蛇蜈蚣去将他埋葬。
二十一年三月，蔡仪
一九八五年八月，蔡仪先生把这首诗重抄一遍，赠送夫人，记曰：
“这诗是一九三二年三月写的，即发表于当时的《沉钟》上。一九八五年八月，我抄下它送给我的爱妻象钟，我预言的吹箫人，在十多年之后，让春光的眼睛照着了这种子，使它发芽、抽叶、成条，开了丰硕美丽的鲜花，现正红艳艳地开着呢！”蔡仪先生所说的“现在”，他七十九岁、夫人六十四岁。这是七十九岁高龄的蔡仪先生对六十四岁的夫人又一次爱情表白，情感浓得化都化不开。这对老夫妻的“丰硕美丽”的爱情“鲜花”，永远是那么“红艳艳地开着”！青春常在，爱情常在，至死不逾。
我们的“纸条”导师
蔡仪先生对自己的学生也充满深厚情谊。他循循善诱，尽心尽力，而且有自己独特的指导方法。
大约是一九七八年底，蔡仪先生创办了一个刊物《美学论从》，点名叫我写一篇文章。他始终关心着我这个“开门弟子”，大概想实际考察一下我的能力，看是不是做学问的料。我花了三个月，用上了我自上大学接触文学问题以来所有的积蓄--也包括我第一次接触文艺理论着作，阅读蔡仪先生《现实主义艺术论》时的体会，翻阅、研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参考文献，写成《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三万六千言，战战兢兢送到蔡仪先生手中，心提到嗓子眼儿上。过了几天，蔡仪先生把我找去，说对文章很满意，但也有些意见，我的心才放下来。
我回头看蔡仪先生审阅过的稿子。本来五百字一页的稿纸，整整七十二页，已经够厚的了；现在又增加了许多厚度。因为蔡仪先生加了许多纸条进去，贴在我稿纸的边沿上。有时同一页纸，上下和两边贴的都有。有的纸条几句话，甚至少到几个字，如“这段写得不错，就应该这样分析”。有的纸条写得较长，数百字。我记得最长的一段差不多一页纸，主要是谈“审美”这个词的使用问题。蔡仪先生对我这篇文章的最大意见，是滥用“审美”这个概念。他说，美是客观的，美感是对美的认识，是主观的。美就是美，美感就是美感。客观就是客观，主观就是主观，这两个东西不能混淆。“审美”这个词，就把客观和主观混在一起了，煮成一锅粥，怎能说得清楚？他就这个问题反复作了阐释，也讲了哲学上的主客概念和关系问题。就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具体问题而言，我虽然并不完全同意蔡仪先生的意见，但是我很为他的谆谆教诲和一片赤诚之心所感动。
我算了一下，蔡仪先生贴在那篇稿子上的纸条，总计有三千多字。
蔡仪先生习惯于用贴纸条的方法指导自己的学生写作。对我的师弟们，也多如此。
我猜想，贴纸条，表现了蔡仪先生的为人行事的作风和态度。一是，蔡仪先生为人谦和，不愿在别人（即使是学生）稿子上乱划，也不愿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贴纸条，不损伤原稿，不同意，可以揭去；蔡仪先生自己发现哪条不合适，也可以撕掉重写、重贴。二是，一篇长稿子，洋洋万言甚至数万言，阅读过程中就有许多想法，需随时把意见写下来，用纸条很方便。三是，蔡仪先生爱整洁。他要随时保持纸面干净。用笔（无论钢笔、铅笔、毛笔）涂划，总不干净。顺便说说，蔡仪先生之整洁，我深有印象。一次在所里开会，热了，脱掉外面的中山服只穿衬衣。脱下来的那件蓝色中山服，旧了，但很干净。一般人衣服脱下，随便一扔，得了。但蔡仪先生不。他把它在椅子上细心叠好，齐齐整整，放在一旁，好像刚从洗衣店取回来一样。
话再说回来。对我的第二篇长文章--关于李渔美学思想的，后来扩展为一本书《论李渔的戏剧美学》，蔡仪先生的意见除了少量写在稿纸上之外，也是大量用贴纸条的方法指导的。在我的《论李渔的戏剧美学》的后记中，曾记述了当时我还称为“蔡仪同志”的蔡仪先生指导我的情况：“……他（蔡仪先生）看后对每一段都提了具体意见，有的写在稿纸上，有的写在纸条上而后又贴在稿纸上，最后，还用了三张纸写了总的意见，从文章的整体结构到一些具体问题，以商量的口气提出他的看法，简直像一个母亲教孩子学步那样。而过了两天，蔡仪同志又托人带了一封短信给我，说是还有点想法忘了谈，即认为：本来我的文章写得还生动，而这一次，却显得拘谨些，各部分的写法也显得雷同，希望我不必缩手缩脚，要放开来写。”
当然，这位“纸条”导师绝不限于写纸条。他对学生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全面的，从做人到做学问。譬如，他要学生一定要认真读书，读原着，读经典，读马克思主义，读中外名着。一九六五年底，我从安徽寿县四清和劳动锻炼回来，一见蔡仪先生，他马上就塞给我一个长长的书单，--这是我做研究生首先必须完成的阅读任务。我按照蔡仪先生开的书单认认真真读了半年，可惜没有读完，因文革爆发而被打断。再譬如，拿引文这件事来说，他一再强调，引用别人的话一定要注明详细出处，而且一定要引全，不能引半句话之后就批评人家如何如何。引用经典着作尤其如此。他说，这是做学问的起码规矩，也是起码的严肃认真的态度。
少见的工作狂人
蔡仪先生是一个工作起来不要命、恨不得一天当作两天用的“工作狂人”，这劲头儿，同何其芳同志有点儿相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初几年，我参加蔡仪先生主编的《美学原理提纲》以及后来的《美学原理》的写作，并且围绕这项工作开了几次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一个共同感觉：凡是蔡仪先生主持的学术研讨会，“劳动强度”太大，常常让你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一天会下来，年轻人都觉得很疲劳，晚饭后出去散散步，晚上的时间各房间串串，谈天说地，有的还唱唱跳跳，放松放松。但是，几次会上，晚上青年人休息的时候，人们每每看到只有一个房间里有人工作，那就是蔡仪先生。一九八四年在北京西郊召开研讨会时，有一天晚上快十点半了，外地来参加会的一位同志非要找蔡仪先生，我犹豫了一下--蔡仪先生休息了吧？但看到这位同志那么殷切，还是领他去了。当我轻轻推开蔡仪先生房门时，见房间暗暗的，只有桌上的台灯亮着。蔡仪先生独自坐在写字台前的台灯下面，伏案阅读，并写着什么。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七十八岁高龄了。这个形象使我久久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