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到蔡仪先生
一九六四年，我考取蔡仪先生的美学研究生。到文学研究所报到，是一天下午三点左右。人事处的高智民同志接通蔡仪先生电话，说了两句，回头对我说：“蔡仪同志刚从所里回到家，他说马上就过来，你稍等。”
大约二十分钟后，人事处门口出现了一位温和的长者，稍高的个儿，瘦瘦的，短头发，不分，穿一身旧的但洗得很干净的蓝色咔叽布中山装，脚上是一双黑色圆口布鞋，微笑着向我走来。高智民同志说：“这就是蔡仪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从蔡仪先生所住的建外宿舍到文学所，至少走二十分钟--那就是说，蔡仪先生放下电话马上就折回来。正像我迫不及待想见到导师那样，蔡仪先生也迫不及待想见到他的第一个研究生。
我亲眼看到的蔡仪先生与我想象中的蔡仪先生很不一样，与我看到过的一些教授、学者差别相当大。譬如，我们山东大学的陆侃如教授，给我们上课时穿一身咖啡色西服，皮鞋擦得亮亮的，风流倜傥。来山东大学讲学的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先生，头发梳得光光的，举手投足都显得那么有派头。而蔡仪先生呢，简直就像那个年代到处可见的机关干部。如果你到政府部门或党的机关办公室看一看，你会碰到无数蔡仪式的装束、打扮。那时的文学研究所，从何其芳所长到研究员，也都是类似蔡仪这身“行头”。
第一次见到时的蔡仪先生，不过五十八岁，腰板直直的，头发好像也还没有怎么白。说话带着湖南口音，语速稍慢，声音轻轻的，--不像后来见到的何其芳同志那样说话连珠炮似的，像是一口气要把所有话说完，也不像王燎荧同志那样粗声大嗓，豪气夺人。
那时因为大家都很“革命”、很“政治”、很“党性”，所以对像蔡仪这样的党内专家，都互称同志：蔡仪先生称我为“杜书瀛同志”或“书瀛同志”，我称他为“蔡仪同志”（文革以后称他为“蔡老”）；早我而来的跟唐弢先生读研究生的金子信，也称唐弢为“唐弢同志”，而唐弢称他为“金子信同志”。对何其芳、毛星、朱寨、王淑明这些延安来的或解放区来的专家，也都“同志”相称，从没有称过“先生”。你不要以为这是不守师道尊严，是对老师大不敬。不是的。那时的人们认为，只有“同志”两字才亲切、才亲近，如称“先生”，那就显得太“外道”，他会感到你心里不承认他是党员、是党内专家，你把他推出去了。“同志”二字，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荣誉”、一种“待遇”。如果称贯了“同志”而有一天忽然不称“同志”了，那可坏了，可能灾难降临了。只有对党外专家，如钱钟书、俞平伯、余冠英、王伯祥、孙楷第、吴世昌等等，才称“先生”。在当时，先生二字虽说是尊称，但也是一种疏远的称呼。“先生”是统战对象。如果对那些一直被称为“先生”的人，忽然称他“同志”，他会认为你是在看重他；如果是一位党的领导人称他为“同志”，他会“受宠若惊”，心中窃喜：“我终于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了，被认可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你感到奇怪吗？然而这就是那时的现实。
逍遥津公园的自述
一九六四年夏末，我随导师“蔡仪同志”到安徽寿县搞“四清”，先在省会合肥学习政策，熟悉情况。一个星期天下午，北京来的同志一起去逍遥津公园“放松”一下。丽日和风，青潭绿树，红花飞蝶，曲径通幽……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那么紧的年代，难得有这样的“逍遥”时光，虽短暂，却惬意。
我走在蔡仪先生旁边。他问了我家庭情况，知道我父亲牺牲在抗日战场，是位烈士，并且曾经是肖华同志在冀鲁边区工作时的部下，肃然起敬。这时我们两人的眼光有短时间的交流，我感受到投来的是一种抚爱。如此亲切，情同父子。
平时寡言少语的蔡仪先生，一时话却多起来：
“抗战时期，我在‘三厅’，后来又是‘文化工作委员会’，也是搞抗日工作的。搞敌情分析，写《敌情研究》小册子，每年出十来册，每册七八万字；间或为报纸杂志写些敌情分析的文章。当时脑子里都是抗日，可以说全力以赴。”
然而，“三厅”怎么回事，“文化工作委员会”怎么回事，我不甚了了。蔡仪先生不得不讲解一番：
“‘三厅’就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那时国共合作，周恩来同志是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同志是三厅厅长，主要工作就是团结社会名流，组织群众，宣传抗日，奋力救亡。实际上三厅是我们共产党的一块阵地。有一段时间，周恩来同志回延安，国民党承机排斥进步人士，并强迫他们加入国民党，凡不入者一律离开三厅；当然遭到进步人士拒绝。周恩来同志从延安回来，看到这情形，找到张治中，说你们不要这些人，我把他们送到延安去。张治中禀报蒋介石，蒋认为若这些人真到延安去，影响不好，对国民党不利，为了弥补，才说，不是不要，而是另成立一个机构--文化工作委员会，请他们做研究工作，仍然由郭沫若主持。我们将计就计，顺势挂起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牌子，继续从事抗日和进步文化活动……”
“您怎么到的‘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
“说来话长……”
于是，蔡仪先生讲述他的经历，在水光树影之间，边走边说。--后来，蔡仪先生说，他是第一次对人说这些事情。
“我的家乡在湖南攸县，祖上是读书人，我父亲是个小学校长……”现在我从蔡仪传记材料知道，蔡仪先生的曾祖诚斋、贞斋兄弟俩，还曾有过功名，其中贞斋是曾国藩的同窗好友，缔结过金兰之交。父亲上的是洋学堂--长沙明德师范学校，叔父读的是北京朝阳大学。
“我在长沙的长郡中学读了中学，（一九）二五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喜爱文学……”
为什么蔡仪先生喜欢起文学来？个中缘故，是他的日文班老师给了他重要影响。老师何人？周作人先生、张凤举先生是也。周、张等辈皆当时文学界活跃人物。
“那时年轻，写过小说，也写过诗，我的老师张凤举先生把我介绍到沉钟社去，所以同沉钟社的陈炜谟、冯至他们交往多一些。”
我忙问：
“什么小说？什么诗？”
蔡仪先生笑笑：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也就是那么一阵子，以后就不再写了。”当时蔡仪先生没有细说，四十年后我才查到那些小说和诗，等会儿单讲。
此刻我想说的是他同冯至先生的友谊。冯至先生后来回忆他一九二六年第一次见到蔡仪的印象：“我还记得我与陈炜谟到他宿舍去找他时的情形，他沉默寡言，待人十分诚恳，我们把已经出版的几期《沉钟》半月刊赠送给他。”（冯至《文坛边缘随笔》）蔡仪先生去日本留学时，也与《沉钟》同仁保持联系，而且在《沉钟》发表小说和诗。《沉钟》同仁也把每期刊物寄三十份给蔡仪先生，蔡仪先生送到东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图书馆代销，但每期只能销十二份，一份不多，一份不少。每次卖完，他都结帐，把钱寄回北平。冯、蔡两位老友，交往六十六年，直到离世。逢年过节或者生日良辰，总要互相拜望，而春秋两季互相探视则是例行的事。他们两位共同的好友杨晦先生去世后，有一次蔡仪先生十分感慨地谈起故友无多，弥足珍贵，一定要夫人陪他去看望冯至，他说，早年老朋友是没有多少了，一年总应该去看望冯至两次。一九三七年蔡仪先生从日本回国，路过上海时，冯至先生正在同济附中作教务长，蔡仪先生和杨晦先生一起去看望了他。解放后蔡仪先生和夏康农先生一同去看过冯至先生，还在他家吃了饭。以后蔡仪先生家搬到北大，他们两家过往更多，冯至先生算是最老的朋友了。蔡仪先生去世后开纪念会，冯至先生不顾老迈病弱，挣扎着一定要赶来会场，带着事先写好的发言稿，追述六十六年友情，盛赞蔡仪的道德文章。那天冯先生坐在我对面，我看到他讲话时很激动，说到动情处，声音有些颤抖。他说：“与蔡仪相知相敬六十六载，情深谊长，如同兄弟手足，蔡仪后来专心研究美学和文艺理论，不以作家见称，但他所写的小说列入三十年代着名的小说选中，也毫无逊色。”
再回过头来继续说蔡仪先生当年在合肥逍遥津公园对我叙说他的经历：
“一九二九年，我去了日本。先到长崎，不久到东京，第二年（一九三零年）三月考取东京高等师范哲学教育系，一读就是四年，这四年有三年作中国学生会负责人。其实我还是对文学感兴趣，高等师范毕业后，就又考取了九州帝大的日本文学系，在那里学习文学，直到三七年夏，学分修满，回国。”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后来我听说，那次帝大校方录取过程中，到处去寻找一个外国考生，因为他们事先得到信息，一个外国学生要报考，而外国考生是可以降低一些分数的；但蔡仪先生根本不是以外国学生身份，而是以日本学生身份参加考试并被录取的，考的成绩相当好。事后校方才在日本考生和被录取学生名单中，发现了中国考生蔡仪。
蔡仪先生当时对我谈了在日本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情况：
“三十年代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出版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活动也很盛，有一个唯物论研究会，不但出版唯物论全书，还组织一些学术讨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我是它的会员。那时的唯物论着作和马克思主义书籍，有些是从苏联翻译的，有些是日本学者自己写的，写作者往往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不同观点的书我都读，对照比较，收获更大。三三年，日本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文献，包括论述现实主义和艺术典型问题的文章、书信。我觉得，模模糊糊的路，一下子照亮了。这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
蔡仪先生当时谈的“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文献”，包括马克思《手稿》的部分内容，那时的名字叫做《神圣家族的预备着作》，只是没有特别指出。文革以后蔡仪先生几次说，三十年代在日本，他就接触到了马克思的《手稿》的有关内容，并对其中思想有所思考，只是同现在的某些学者观点仍然不同而已。
“一九三七年回国不久，抗战爆发，我先是在长沙、武汉从事抗敌宣传研究工作，协助吕振羽办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训练班，负责教务。三九年一月，去了三厅。后来，原三厅的文化人士又挂起了另一招牌：文化工作委员会。我在三厅主要是在冯乃超领导下研究敌情，负责撰写和编辑政治、文化方面的《敌情研究》小册子，工作量相当大，头两年大概就有一百五十多万字。抗日嘛，都卖力。”
“您是怎么想起要写《新艺术论》、《新美学》来的呢？”抗战那么紧张，怎么忽然搞起学术研究来？我不明白，这样问蔡仪先生。
蔡仪先生笑了：
“本来没想搞，是蒋介石‘要’我们搞、‘逼’我们搞、给我们‘创造机会’搞的。一九四一年发生了‘皖南事变’。形势突变，进步人士的政治宣传工作已经不能做了。怎么办？先做点学术研究工作吧。好，那我就研究老本行：文艺理论，还有美学。先写了《新艺术论》--为什么用这书名？我的原意就是‘新现实主义创作问题简论’。不过，我是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典型问题的思想等等，写的。郭老和冯乃超给了我很大支持和鼓励。郭老看了书的手稿，写了一封信给我，肯定它，并且将书的第一章在他创办的杂志《中原》第一期作为打头文章发表。郭老还介绍出版，他说，不必到左翼书店出版，就到商务印书馆去，影响会大些。后来，我又写了《新美学》。我认为旧美学矛盾百出，主要是不能正确理解美的本质或美的法则。我写《新艺术论》时就曾得出一个观点：艺术的美就是具体形象的真理，也就是艺术的典型。为此，我很兴奋。在《新美学》中，这个思想作为中心问题，得到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当然，这仅仅是个假说，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是对的。那个时候研究条件很差，主要是没有资料和参考书。我到处去借、去买，得不到。我还曾到当时也搬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方东美先生那里去借日文或英文的美学书籍，他说外文书还没有开箱呢，无法借。《新美学》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那已经是一九四七年的事了。
一九四五年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六年我到了上海，先是冯乃超安排我到新知书店做编辑，并在该店出版我所负责的《青年知识》杂志，沈钧儒、平心、杨晦等人都在上面发表文章。后来，我又在大厦大学当了两年历史社会学系教授，教世界通史，也教过古代西亚诸国史、古希腊史、欧洲文艺复兴史，还教过艺术社会学，发表过《从罕谟拉比法典看巴比伦的奴隶制度》等学术论文。一九四七年秋起，又兼任杭州艺专教授，讲艺术理论，每星期六去，下午讲课，次日回上海。
一九四八年秋，党组织叫我撤退。十月离沪赴香港，再转华北解放区，十二月到达石家庄，在华北大学二部国文系教授中国新文学史，这部书一九五二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并且翻译成了日文。”
八十年代蔡仪夫人乔象钟去日本访问，日本一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向她问起蔡仪。她奇怪，为什么不是文艺理论学者或美学家关心蔡仪，而是现代文学研究家关心蔡仪？原来是因为蔡仪先生的那本《中国新文学史讲话》被日本学者金子二郎译为日文，发行数万册--日本把蔡仪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他的影响比国内要大。而且我想起，文革前，越南青年学者阮进德来文学研究所进修现代文学，点名要蔡仪先生做导师，也是因为蔡仪先生那本《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我是蔡仪先生的研究生，所以当了蔡仪与阮进德的联系人。蔡仪先生从不张扬自己，从不说自我赞扬、更不说自我吹捧的话。但是，惟独对这本《中国新文学史讲话》表示满意。刚才说了，这书译为日文，发行数万册，越南也注意。在国外比在国内有名。蔡仪先生一九七二年对该书的自我评价是：“我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至今仍然自信比一切后来大部头的几种同类着作在发展线索上讲得清楚，虽然没有被人认为是学术着作，人们也不认为我搞过新文学史。”
接着说蔡仪先生当年的自述经历：
“五零年四月，华北大学迁北京，我调到中央美术学院当教授并兼研究部副主任，五二年又兼副教务长。五三年调文学研究所，至今。这期间，主要是写些文艺理论文章，论述现实主义问题，有一本《论现实主义问题》；也被迫写了些美学论辩文章，不情愿的，有一本《唯心主义美学批判集》。六零年，组织上要我去主编《文学概论》教材，也是作为任务，还没有完成。”
追寻革命的血性汉子
一般人眼里，蔡仪先生是个学者，只知道读书，做学问，写文章，着书立说。为人安安稳稳，斯斯文文，静静谧谧，说话细声慢语，温良恭俭让。还有人误解蔡仪先生胆小怕事，树叶掉下来怕砸破头--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胆小如鼠的文弱书生而已。表面看来，似乎如此。但是，时间长了，深入了解，就会知道这个感觉太片面、太皮相了。
蔡仪先生是一个孜孜以求、矢志不改的革命者；一个文弱其表、刚烈其里，平时从不惹事、从不争名争利，但遇事沉着冷静，正气凛然，是个危急关头敢作敢为、朋友有难拔刀相助、路见不平高声疾呼的血性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