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这个思想，正是两千三百多年前的荀子所特意强调的。他所说的“性”就是“自然”，他所说的“伪”，就是“文化”。文化正是人为之物，说白了，文化就是人化，文化之物就是人化之物。荀子在《性恶》中反复强调，一切文化都是人为（“伪”）的产物、人化的结果，而不是出于自然（“性”）本身。譬如，他说“礼义”（属于今天我们所说的精神文化或软文化）是生于圣人之“伪”而非生于圣人之“性”；陶器、木器（属于今天我们所谓物质文化或硬文化）是生于工人之“伪”而非生于工人之“性”。就是说，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等都是人的创造物。
再进一步，由荀子所谓“性”、“伪”之别以及对“伪”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本质。其实，人自身也是“伪”的产物，即人为、人化的产物。或者说，人正是人自身实践的结果。不是上帝创造了人，不是“圣人”创造了人，而是人自己创造了自己。人的本质包含在“伪”（人为、人化）之中，包含在人的历史实践之中，这也就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我很赞赏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人论》中的说法：“人是文化的动物”。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创造自己的历史，就是创造一个“文化的世界”。人的活动的总目标就是把人塑造成“文化的人”。人的活动的总过程，就是荀子所谓“化性而起伪”的过程，也就是人化的过程，文化的创造过程。人经过漫长的客观实践活动脱离动物界的那一刻，也就是荀子所说“化性而起伪”的最初的那一刻。这真是惊天动地的一刻！那“化性而起伪”的最初的活动，就是最初的文化活动。那“化性起伪”的最初结果，就是最初的文化产品，譬如，最初的那一把石斧，今天看来如此粗陋，但在那时是多么伟大的划时代的文化创造物呵！当初那第一把石斧的产生，其意义绝不亚于今天航天飞机的制造。
流水，我和你一样，绝不喜欢“虚伪”的“伪”；但是，我们却应该珍视“人为”的“伪”。人类之所以有今天，正是得力于这个“伪”--文化创造活动。如果没有这个意义上的“伪”，你和我大概仍然呆在树林里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或者采集野果维生。如果没有这个“伪”，人大概只能披着兽皮和树叶而不会有皮尔·卡丹的服装，人只能住在山洞里而不会有北京的四合院；如果没有这个“伪”，人大概永远不会知道真善美为何物，永远不会有李白、杜甫、曹雪芹，永远不会有达·芬奇和罗丹。流水，你我都忝列于文人之林，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两个术语就是“审美”和“艺术”。但你是否想过，倘没有这个“伪”，何来“审美”？荀子早就说过，美是人为（伪）的产物。《荀子·礼论》中这样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好一个“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说得太好了！审美本来就是“伪”的一种活动方式，同时也是“伪”的一种产物。无“伪”也即无审美。说到这儿，大概你会理解我为什么谈文艺问题会首先从伪谈起的用意了吧？
最后我还要说一句，比荀子略早一点的庄子，也谈到自然与文化的区别和对立，他所用的词不是“性”与“伪”，而是“天”与“人”。但是，对文化的态度，庄子却与荀子完全相反。庄子（以及更早一些的老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反文化主义者。说来话长，只能留待以后了。
1994年圣诞节
“九五”絮语
翻开日历，今天是一月五日。好像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被历史推上了时间的另一个台阶。
我们已经迈进了新的一年，一九九五年；而且已经见到了第五次日出。你作何感想？
“九五”，在中国古代可是一个吉祥、尊严、高贵的数字：《易》“乾卦”上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古人的解释无非说“九五”是人君的象征，称帝位为九五之尊。今天，像你我这样的中国现代学人，不可能相信有所谓“真龙天子”的降临。我所希望的只是经济的“飞龙”、文化的“飞龙”、物质文明的“飞龙”、精神文明的“飞龙”，在中国大地上腾跃得更高、更快。我还特别希望文艺的“飞龙”在1995年飞得更合我们时代的节拍。
我们的时代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转型的时代。整个世界都在转型。世界格局在转型。东方在转型，西方也在转型。争斗当然不可能没有，甚至某些局部地区还在流血；但总的趋势毕竟在转向“对话”和“共处”。
这种转型时代的特点，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显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转型之一，其深刻性、细致性，以及对未来的深远影响，需等若干年才能被人们真正意识到，我们身处其中，身不由己，也许未必识其“真面目”。
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自由的平等竞争的原则，这种原则会逐渐贯彻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当然，也包括渗透到文学艺术活动之中。假如我们暂且跳到文艺圈外，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返观文艺界的现状，不知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的感受也许不具有典型性。我总觉得走进今日的文坛就像走进一个自由市场。这里嘈杂、繁闹，各色人等，各种货物，应有尽有。这里虽不乏正人君子（而且多数人辛勤劳作、虔诚敬业），但也可能混杂着小偷乃至流氓；这里货真价实者居多，但假冒伪劣也在所难免；这里的“市场管理人员”总是试图建立某种秩序，但“脏乱差”的现象总是难以消除；重要的是，我们开始看到自由竞争的原则越来越在这里起着主导作用，人不论“贵”、“贱”，货不分“好”、“坏”，都敢于自由地展现、亮相，前提是不违法。在创作上，有王朔的调侃，也有张承志的庄严、神圣；有先锋派的各种实验，也有老作家坚如磐石般固守传统的创作路数。在理论批评上，各种旗号眼花缭乱，令人目不暇接，有那么多“后”，后上加后；又有那么多“新”，新之又新。在这里，不论“新手”、“老手”、“大角色”、“小角色”，都有一试身手的机会，那种单声、独语、垄断、霸道，已经成为过时的、反面的东西，而众声喧哗则成为正常现象。这是文艺民主性的一种表现。
对于文坛目前存在的种种现象，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作出自己的判断。例如，王朔们觉得如鱼得水，盛赞“目前小说的艺术水平、文字水平，可能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阶段”；而王晓明们则惊呼大事不好，说因为作家审美想象力的贫弱和读者审美鉴赏力的退化，文学表现出一种总体性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在根本上反映了一种人文精神的失落。
不管肯定还是否定，不管喜欢还是讨厌，都不能不承认文坛上所存在的事实。我认为，目前文坛状况是转型期的社会现实在文艺上的必然表现。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不可逆转也不可阻挡的。你以为如何？
在众声嘈杂、众语喧哗之中，你是否听到有一种语调和声音在目前十分有力、十分强劲？我指的是“大众文艺”。它是大众审美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伴随市场经济而来的必然出现的文化现象。
目前的某些大众文艺作品，在一定意义上说，确实会有某些学者所担心的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在其中，人们往往追求的是“物”欲，而不是“人”性。有人因此而归咎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是它惹的祸。但我想，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不应该算在经济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账上。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发展，同人文精神并不是敌对的。不然，五百年来西方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人文精神早该荡然无存了。君不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也同时给人文精神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吗？
我觉得对大众审美文化应该着手进行研究。你有兴趣吗？据我所知，对大众审美文化的研究已经起步，并已获得了某些较一致的看法。例如，对大众审美文化的特征，已取得了如下共识。
一、相当多的名之曰大众审美文化者，具有反传统审美的特点。按传统观点，审美总是具有某种超越具体物质功利的性质，如马克思所说，商人看不到矿物的审美价值；而大众审美文化却常常伴之以功利目的--制作者以物质利益为动力，消费者也总是在欣赏对象上着力寻求娱乐的满足甚至官能刺激。文艺在这里重又变成了工具：以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说教的工具，现在是单纯娱乐和满足官能刺激的工具。
二、它具有通常所谓的“快餐性”。它是一次性消费，“吃”完就甩。它不求恒久，只求瞬间；它不求深层情感的陶冶，只求表层官能的满足。
三、它往往带有反艺术的特点，这在某些先锋美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有所谓向观众身上泼墨的“泼墨艺术”（用一公斤墨汁和上一公斤水，在灭灯之际向观众的高档西装和雪白衬衣上泼去，等开灯时，泼墨艺术家已逃之夭夭）；有所谓“滴血艺术”（艺术家将自己的血管刺破，让100CC鲜血一滴滴落在烧红的铁板上，冒出白烟，发出丝丝声响和散出血的甜甜的味道）。这种行为艺术的“艺术性”实在难以体会。
四、这种大众审美文化在某种意义上确有人文精神的失落，因为，在其中，有时候贬低了“人”，而高扬了“物”。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大众审美文化（包括大众文艺）并不都负面的东西，相当多的大众文艺作品是有品味的。
而且，当下大众文艺虽然强劲，严肃文艺也是绝不会泯灭的。不必悲观！
目前的时代是“竞争”的时代，也是“共处”的时代、“对话”的时代；就是说，已经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时代。你活，也应该允许别人活。
文艺上尤其如此。二“王”（王蒙、王晓明）或者三“王”（王蒙、王朔、王晓明）之争，不必火气那么大。王晓明不必过于悲观，而王朔也不必过于感觉良好。
历史是公正的。
一个多样化的繁荣的文艺时代正在到来。
1995年1月5日
访晋归来有感
最近我应邀到太原参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又到壶口瀑布、广胜寺、洪洞古大槐树、明代监狱（苏三牢房）、尧庙、双林寺、平遥古城、祁县乔家大院、晋祠等名胜古迹游览参观，诸多感慨，一言难尽。
山西有这么多的地上文物和奇特的自然景观，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而这很少的一部分，已使我感到胜读10年、20年的书。而且，有很多感受，是书本里无法找到的。譬如，你站在壶口瀑布前，看到翻腾着、咆哮着的黄河、打着滚儿挤进“壶口”里去，形成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壶口形状的瀑布，不能不惊叹大自然的绝妙创造。面对着倒海翻江、飞流直下的河水，你会感到我们中华民族无坚不摧的伟大生命力在跃动；你会体验到我们中华民族有一股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你仿佛看到我们中华民族只争朝夕的历史身影，从远古一直走向未来。黄河哺育着我们的民族，创造了并且继续创造着灿烂的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黄河文明”。我们所到之处，无论是距今约五千年前的尧都平阳（今临汾），还是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双林寺（在平遥县境内）、广胜寺（在洪洞县境内），以及有着“周柏”、“唐槐”和古建筑“三绝”的晋祠，等等，你都会感到黄河文明的悠久、丰厚，犹如这黄土高原。在三晋大地，你不仅会感到自然景观惊人、迷人，你更会感到古人留下来的人文景观惊人、迷人。这里处处充满着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我敢说，一个研究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的人，如果他不到三晋大地走一走、看一看，他对美学和艺术的把握十之八九是不会深刻的；如果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美学家或艺术理论家的话，那么多半也只是个有“残疾的”美学家或艺术理论家。
这里我又想到了我们美学工作者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相当普遍存在着的一个弱点，即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前不久我写了一篇小文章，谈到理论和当前创作脱节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的文艺理论严重脱离于创作实际，大大滞后于创作实际。我们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在构想自己的理论着作或论文时，常常不是从对创作实际的考察研究中抽绎出命题，形成判断，得出结论，而是已有概念、范畴的演绎、推论。这所谓已有的概念、范畴，或者来自前人，或者来自外国。譬如，有一些着作或文章把五六十年代的一些老命题、老观念、老范式反复炒来炒去，像一个掉了牙的老太婆絮絮叨叨地讲述一个掉了牙的故事。再譬如，目前许多人正谈得有滋有味的“后现代”（后现代文化、后现代美学、后现代艺术、后现代文学等等）就是个精神舶来品，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合我们今天的国情、文情，很值得怀疑。我们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连“现代”还没有“化”好、“化”彻底，哪里谈得上“后现代”（或译为“现代以后”）？如果“后现代”理论适合别国的国情、文情，那么，对我们中国，则隔了一堵厚厚的墙，显得格格不入。
其实，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毛病，不只是在研究现代文艺理论和现代美学的人身上存在，而且也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国古代美学的人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如果详细调查一下，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的人当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像宗白华先生对中国古代的绘画、建筑、书法、诗词那样熟悉，那样了如指掌，那样深得其中奥妙？写出大本中国美学着作和大块文章的人，未必都深入考察和研究过中国各地的古代建筑，中国古代绘画、书法和诗词、小说，特别是未必都能从中国古代艺术实践中亲自总结出一条或数条美学规律（实实在在的属于自己独到发现的规律）！我们的中国美学史着作，大都是中国古代美学着作的历史或美学思想的历史（当然这也是美学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而往往缺少了审美意识的历史、审美风尚的历史。这样的中国美学史，我认为是残缺不全的中国美学史，而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的中国美学史。
所以，我主张研究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理论的人，先不要一上来就去写大块的理论文章或理论专着，而是先从考察和研究中国古代的艺术实践、审美实践开始。譬如，你不妨到山西呆上数月或数年。你可以到晋祠去看看宋代泥塑的圣母和42尊宫女，观赏一下她们或梳妆、或洒扫、或奏乐、或歌舞的审美形态，体味一下她们眼神中、表情中所流动着的审美意味。--顺便说一句，这次我们在观赏那些宫女塑像时，正好有一位导游小姐站在塑像旁为我们讲解，我身边的季红真女士低声说：“你看那导游小姐和那宫女塑像多么相像！”我仔细一对照，的确如此，那眼睛，那鼻子，那整个脸庞，甚至那身段、表情，何其相似乃尔！后来我把这一发现说给邵燕祥先生听，他分析道，这导游是本地人，而当年的雕塑家可能就是以本地美女为模特儿塑造这些宫女形象的。由此我们可以窥视到艺术与生活的联系。你还可以仔细研究一下宋代的圣母殿的建筑，看看那略向内倾的廊柱和那略微高挑的四角如何造成飞檐的审美效果；看看那殿前柱子上木雕盘龙，怒目利爪，神态可掬；还有殿前的鱼沼飞梁，这种十字形的飞梁石桥，为我们古建筑中所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