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到双林寺研究一下那里的明代雕塑。天王殿廊檐下的四尊金刚，令人感到热血沸腾，生气活现；罗汉殿里十八罗汉非常生活化，内心丰富，可亲可爱；还有那尊韦驮像，身高1.60米左右，右手握拳，挺胸侧立，扭动着躯干和头颈，隽美刚劲，文而不弱，武而不鲁；还有那尊水月观音像，形态如此潇洒自然，落落大方，在别的寺庙塑像中还不曾见到。
你再到广胜寺去看看。那明代建造的琉璃塔（飞虹塔），元代壁画，以及上寺、下寺的众多佛像，一定使你流连忘返。
还有去岗石窟。
还有永乐宫的元代壁画。
还有……
实在举不胜举。
只要你到山西来呆上几年，真正踏下心来研究一下这里的艺术珍品，你就可以避免成为一个脱离艺术实践和审美实践的空头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
让我们共勉。
1995年3月19日
生态技术美学
今天我要向你介绍一个新的学科：生态技术美学。你以往听说过它吧？
这是我同一位大学教授合作完成的一本着作的名称，也是学科的名称。这本书由我们俩共同策划，由他执笔而我修订完成的，历时七载，数易其稿，不说呕心沥血，至少流了不少汗水，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生态技术美学（也可以简单地称为生态美学）是一门最年轻的学科，是诸多美学分支学科中一个最小的小弟弟。也许应该说它尚处于襁褓之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某些西方国家以及前苏联的艺术界，已有少数研究这个问题的论文发表，但尚未见专着出版--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而在我国，连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也没有，而专着，恐怕我们这本书当之无愧是第一部了。我们这本书正是为建构这门最新学科所作的一个尝试。
我们自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
自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起，一直到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人们总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以地球统治者和主宰者的姿态，在一定社会关系的制约下运用一定的科学技术手段和力量，不停息地、甚至是贪多无厌地向大自然探求和索取。这一方面影响到自然生态的发展和平衡，另一方面反转来又影响到社会生态的发展和平衡。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在于，是否凡是科技的发展都必定给人类带来繁荣、幸福和欢乐呢？是否凡是满足了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科学技术就一定美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指出，人类通过劳动、通过科学技术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是，“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希亚以及别的地方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也就剥夺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存器。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北坡得到精心培育的枞树林滥用个精光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山区牧畜业的根基挖掘掉；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来……因此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之外的某一个--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因此，我们人类必须正确运用科学技术，并借助它“学会去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的较远的自然后果”，同时学会“寻清楚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方面的影响，并且……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这就是说，当人类发现和运用科学技术时，必须把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必须考虑到自然生态的发展和平衡，也必须考虑到社会生态的发展和平衡。无数事实已经证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动，既可以使自然--社会生态平衡，也可以使自然--社会生态失衡；前者是美的，后者则不美。这是关系到全人类的生存、发展、幸福和是否能得到审美享受的大问题，是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一个问题。
生态技术美学正是研究科学技术与自然--社会生态之间的审美关系的一个学科，或者说，是从自然--社会生态学意义上研究科学技术美的一个学科。这门学科期望；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当今年和以后人类社会达到高级阶段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应当是一种具有生态技术美学意义上的发展，应该是符合马克思所说“美的规律”的发展，应该成为美的动力和源泉。它希望能启发人们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协调、人自身肉体与精神的平衡等关系上来看待科技对人类的魅力，来追求科技的自然－社会生态美学意义；它希望促使科技与孤立、静止、凝固、短视、狭隘的功利价值观的决裂，而与自然－社会生态美的创作相结合。
在我们这本着作中，将从“阿比恩效应”谈起，从而引发出一系列生态技术美学问题。亚历山大·阿比恩是美国衣阿华大学的数学家，被称为“疯教授”。他认为，月亮是地球上糟糕天气的罪魁祸首。因为月亮对地球的拉力，使地球围绕一根倾斜23度的轴心运转。这股拉力还改变了太阳光线的角度，使地球上一部分产生了炎热的夏天，另一部分则是寒冷的冬天。如果月亮不存在，人类不就可以在“永恒的春天”里生活吗？于是，他主张要用装有核弹头的火箭把月亮射掉，至少削去一部分或分成两半。他还设计电脑程序以期重新安排太阳系以至整个宇宙的现存秩序。阿比恩这些设想，使许多人受到鼓舞，也使许多人产生忧虑：月球炸毁后，地球两端的冰雪会不会迅速融化而引起全球洪水泛滥？对人们月夜里浪漫的爱会产生什么影响？人类只有春天，不是很乏味吗？被炸毁的月亮碎片撞击到地球，会不会重演650万年前小行星撞击地球而使恐龙灭绝的悲剧？重新安排天体组织、打乱大自然的原有秩序，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很明显，科学技术与自然、与人的生活、与生态环境密切联系着。人类不能任意利用科技的力量为所欲为，不然就会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任何科学技术的发明和运用，都必须顾及地球生态的平衡和社会生态的平衡。凡是美的科学技术，都应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自身肉体与精神的关系，从而产生三大动态和谐。
正是阿比恩效应的启示，我们进一步去研究科学技术与自然--社会生态之间审美关系的一系列问题，确立生态技术美学的对象和任务，说明什么是生态技术美（或者说生态美），说明它的生成、发展、本质、特征、分类、构成、创造等问题，说明人类应如何对待自己所居住的这只“太空船”。
这就是我们初步构建的生态技术美学的框架。
生态技术美学，这个小生命在中国诞生了。美学这个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如何接待它？社会如何看待它？
我们期待着广大读者和专家的高见，特别希望听到你的批评。
1995年5月20日
说“做学问”
说起做学问，我最佩服老一辈学者范文澜先生说过的两句话：文章不写一句空，板凳甘坐十年冷。惭愧的是，检讨自己半辈子做学问的经历，深感与范老所言相差甚远。文章写了一些，书也出了几本，但坐冷板凳的功夫却不到家，空话也不时出现。近几年，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做学问的功力不厚、底气不足，因而更觉得有必要以范老的那两句话来规范自己、激励自己，以便今后把学问做得更扎实些。
做学问的确是件冷差事，需要下点冷功夫。当你从事某项学术研究工作的时候，从调查已有的情况，了解现实的需要，确定选题，到搜寻、积累材料（特别是大量的原始资料），加以反复研究、审度，再到梳理线索，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提出主要命题，进而搭起一部着作（或一篇文章）的总体构架，拟出章节细目；……一直到最后形诸文字，这其间有多少冷工作要做啊！因此，你必须准备天天与冷清为伴，准备时时咀嚼着繁琐和枯燥。记得70年代末我写《论李渔的戏剧美学》那本小书的头一篇文章时，最后成果不过短短万把字，但查找、阅读有关资料却花去多半年时间--几乎整天泡在图书馆和阅览室里。你得耐得住冷清、耐得住寂寞，你得忍受得了那从尘封多年的线装书里散发出来的刺鼻的气味。
说起学问须下冷功夫、甘坐冷板凳，这首先是指必须具有学者的某种敬业精神。梁任公（启超）晚年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晚清之新学家，欲求其如盛清先辈具有为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足怪。”这段话我虽并不完全赞成，但其中有些意思却的确可以借鉴而为我用。我想，做学问确实需要摆脱某种狭隘的实用目的和功利欲念，既不能贪图官场上的轰轰烈烈，宴会上的灯红酒绿，也不能看到商场上闪耀的白花花的银子而乱了方寸，挪不开脚步。就中国而言，历来真做学问者大都门前冷落车马稀，--至少他在做学问的时候是如此。譬如清初大学问家王夫之，早年虽满腔热血投身反清复明的斗争，但若仅止此而无后来的幽栖荒山、潜心研读、勤奋着述，他就成不了那个在中国哲学史和美学史上放着光彩的“船山先生”。再如清代另一位大学问家叶燮，早年也曾热心科举并于康熙九年及进士第、十四年做了宝应知县，但为官不到两年，就愤而离开热热闹闹但却肮脏腐败的官场，返回冷清的山林。他有一首诗写道：“出山先作住山谋，水畔茅斋山畔舟，木客水仙啼笑处，生平不解识公侯。”从此以后，他寓居吴县横山，设席讲学，献身学术，于是就有了中国美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体大精深的《原诗》。这里可以看到一种带点普遍性的现象：官运不通学运通。折断了政治上飞黄腾达的翅膀，反而成了学术上有所成就的条件。历史上许多学者常常清苦一生，寂寞半世，直到今天学者们际遇大都仍然如此，以至更甚。当下有所谓傻博士、穷教授的说法，甚是。最近几年，穷怕了的学者为了“脱贫”而下海经商者，时有耳闻。下海，我不反对，形势有所迫嘛。我赞成一位朋友的说法：有本事，你就去弄潮。但是，下海与做学问，毕竟有矛盾。如果时时想着挣大钱，就很难坐得住冷板凳，做得了真学问。下海与做学问，就如鱼与熊掌同时摆在学者面前。问题是，当两者不可兼得时，你必须有所失而后有所得。要么你就下海挣钱、脱贫致富（或者挣足了钱然后再考虑做学问）；要么你就一心一意做学问。倘若你选定了做学问这条路，你就得把功名利禄抛得远一点，你就得安贫乐道，你就得有一点为了学问而甘受清苦的敬业精神，你就得有一点傻博士，穷教授的书呆子精神，你就得有一点“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以苦为乐和苦中求乐的精神。
我前面说对梁任公的那段话并不完全赞成，意思是说今天要对那段话作新的解释，作出我们自己的批判的理解。任公说：“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这话如果是针对那种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狭隘实用主义的学术研究倾向而言，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对“致用”作广义的理解，那就有问题。难道“学问”真能完全与“致用”相脱离而“独立生存”吗？恐怕很难。任公又倡导一种“如盛清先辈具有为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如果说这种倡导是为了使学术研究摆脱某种依傍权势的奴仆地位、追求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那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把“治经学”看作一种纯而又纯、完全独立自主的纯学术，那就又失之偏颇。倘做学问与任何“致用”全然无关，倘做学问完全是“为经学而治经学”；那么，人类为什么要做这种学问？为什么需要这种学问？真如是，我就要怀疑这种学问究竟有无意义、有无价值。人们做学问是为了好玩？为了游戏？这样做出来的学问，不就成了地地道道的空学问、死学问吗？这样写出来的文章不就句句空、字字死吗？做这种学问，写这种文章的学者，不就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冷冰冰的怪物吗？
鲁迅曾经在一篇关于章太炎的文章里说过：“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太炎先生退居而治学，本无可厚非；但若真和时代隔绝，却不可取（其实太炎先生也并没有完全与时代隔绝，直到晚年他仍忧国忧民，为民族命运而奔走呼号）。事实上，学问家与现实社会有割不断的联系。虽然学问是在斗室里做的，但那斗室与外在世界息息相通，学者与人类母体休戚相关，就像宇航员驾驶航天飞机遨游太空而时时与地球母体相联一样。人类母体应视为学者的生命之根，现实社会应视为学问的活水之源。
所以，我们提倡做学问要有点“傻博士、穷教授”的书呆子精神，只是提倡做学问要有点锲而不舍、奋不顾身的执着精神和“傻”劲儿，而绝不是提倡读死书、死读书的死相儿，更不是提倡学者呆成无本之朽木、无源之死水。
所以，我们提倡坐冷板凳绝不是提倡与世隔绝，我们反对狭隘的功利目的也绝不是反对学问的致用。我以为学问总是要致用的，这用是天下之大用、人类之大用、民族之大用。学问总得有用于人类，完善有益于社会进步。用从何来？缘何产生？从火热的人生而来，缘翻滚的现实产生。
这样，做学问就不但要冷，还要热。治学虽然必须坐冷板凳，但治学者却必须有一副热心肠，即以热心肠坐冷板凳；如果没有热心肠也就坐不了冷板凳。就像宇航员在太空一住就是一百天、二百天，那寂寞何以能够忍受？如果没有一点对地球、对人类、对事业的热爱，恐怕难以办到。
说到做学问的冷与热，还涉及到所谓“价值中立”（韦伯）。价值中立，是冷。即指学者以冷静、严肃的科学精神对待所研究的对象，特别在下结论时，绝不能以主观好恶而影响科学的公正。所以，科学结论总是不顾人情面子，常常有违流行观念。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当年听起来就不那么受用。他的科学结论很冷，但他的心并不冷。他充满着对我们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心和热爱。他的冷结论原也是用热心肠做出来的。
总之，我想，以热心肠去坐冷板凳，就是我们今天应该提倡的治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