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工具论”发难
刚才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调转历史船头之后文艺学的变化，而其中对“工具论”发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按照传统的说法，是文艺与其他上层建筑部门（或意识形态部门）之间最重要的关系之一。这种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既不能无视这种关系的存在，更不能否认它的存在。问题在于如何准确地把握这种关系，摆正这种关系。以往我们文艺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不在于重视了这种关系，而在于歪曲了这种关系：一方面在理论上没有准确把握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另方面在实践上没有摆正它们之间的恰当位置。在“文革”中和“文革”前曾经流行的所谓“工具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服务论”（文艺为政治服务）、“从属论”（文艺从属于政治），就是这种理论偏颇和实践失误的典型表现。
事情起于上海。1979年3月，上海的《戏剧艺术》杂志第1期发表了陈恭敏的文章《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首先对流行的“工具论”发难，在肯定反映论的大前提下，批判工具论；紧接着，《上海文学》月刊1980年第4期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几十年来中国学界十分流行、无人敢碰、碰则遭难的一个权威观点“文艺从属于政治”，进一步驳斥了“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说法，大声疾呼“为文艺正名”。由此，拉开了一场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学术论争的序幕。在此后一、两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大报纸、杂志发表数百篇文章，文艺理论界的学者多次举行学术研讨会，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争论。同时，在学术研讨和争论的基础上，领导人发表讲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仍然依照传统的由政治领袖和主流意识形态权威人士作“结论”的做法（虽然由权威下“结论”并不符合正常的学术研究规范，但这是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宣布不再提“文艺必须从属于无产阶级政治”、“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代之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因为“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决不能穷尽整个文艺的广泛范围和多种作用，容易把文艺简单地纳入经常变化的政治和政策框框，在文艺和政治关系上表现为狭隘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导致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长期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对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这样，总算为文艺摘掉了“政治婢女”的帽子，在当时所能许可的限度内、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为文艺“正”了“名”。
如何给文艺定性和定位
其实，关于文艺是什么，即如何给文艺定性和定位，中外历史上一、两千年来众说纷纭。你说的所谓“正名”，只是在“文艺与政治”关系方面否定了一些极端的说法，而问题本身远远复杂百倍。但今天不谈那么远，我们主要限定在“政治文艺”这个方面进行讨论。
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认定，文艺属于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归根结底为基础所决定、但又不是消极被动地被决定、而是积极地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作用于基础、给予基础以重大影响的上层建筑的范畴，而且它和哲学、法学、道德、宗教等等一起是高高飘浮在空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时它同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其他部分又互相作用、互相影响，关系错综复杂。
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没有特别说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但根据他们的基本理论，文艺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应该处于一个层面上。
到了列宁那里，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列宁特别强调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出版物的“党性原则”，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各个部分中，政治被突出出来，成了“经济的集中表现”，被赋予“皇太子”的地位，高居于其他“兄弟”之上。
到了毛泽东，变化更甚，文艺与政治，由“兄弟”、“同事”关系变成了“父子”、“君臣”关系，政治决定文艺，文艺臣属于政治，文艺成了“政治”的“臣民”（“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成了“政治”斗争的“武器”和工具（“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到了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者、解释者、推行者那里，变本加厉，不但直截了当地提出“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而且提出“为政策服务”、“为中心任务服务”，要“赶任务”、“写中心”，不容任何怀疑。
到了林彪、“四人帮”那里，达到极致，文艺变成了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所谓“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就是要求文艺直接服务于他们的政治任务、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直接变成他们置政敌于死地、“大树特树”自己地位的工具。他们把文艺看得“很高”，因为他们认为用起来得手、顺手；但同时他们也把文艺贬得很低，使文艺受尽屈辱，因为文艺在他们那里完全失去自己的独立品格，彻底成了政治“主子”的百依百顺的“奴才”。
曲折历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的文艺学被推上绝路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时时伴随着理论家们的质疑和矫正的努力。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冯雪峰就曾在重庆提出作品的“艺术性”和“政治性”不能分开、必须同一。五十年代初阿垅提出“艺术即政治”、“如果没有艺术，也就谈不到政治”，实际上都包含着对艺术从属于政治的不同意见。
一九五四年胡风先生那份坦诚而天真的“万言书”中的“五把刀子”说，更是对政治凌驾于艺术之上的不满。
一九五七年所谓“右派”的“写真实”论，随后李何林《十年来文艺理论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中关于“艺术性”“真实性”与“政治性”“思想倾向性”关系的意见，也是借强调“真实性”“艺术性”而对艺术从属于政治的观点唱反调。
一九六二年四月文化部和中国文联联合起草的《文艺八条》、以及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所发表的社论中，出现了文艺要“为全国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提法，实际上这都是在当时所能允许的情况下对“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某种匡正。
但是，今天看来上述那些远远不能说是十分科学和彻底、而只是稍稍说了些不同意见的提法，在当时却遭到了严厉甚至残酷的讨伐；到后来，“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变得越来越神圣，越来越碰不得。直到“文化大革命”，更是把“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圣旨”供奉起来，当作在文艺上衡量“真理”的标准，当作在文艺上鉴别“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动”的试金石。
走到极端也就开始走向它的反面
按照辩证法，事情走到极端也就开始走向它的反面。众所周知，文革浩劫的结束，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的确立，也就是事情走到极端开始向它的反面转化的标志。于是，历史出现了转机，中国的文艺理论也出现了以“为文艺正名”为起始的转机。
首先，它打破了过去那种不是以实践来检验文艺理论正确与否而是以“权威”的话来检验文艺理论正确与否的恶劣作风，敢于向“权威”的错误挑战，敢于向“权威”的错误说“不”！检验理论包括文艺理论正确与否，只能靠客观的历史实践包括文艺实践。没有永恒的一成不变的真理。不要说以往的文艺理论可能本来就有缺陷，需要接受实践检验加以匡正、补救；即使以往的文艺理论适用于以往的实践，但实践向前发展了，文艺理论也必须跟着发展变化，必须有新的理论来代替旧的理论。
其次，虽然这次研讨和争论带有明显的对专制主义和以往极左路线进行政治批判的性质，仍然属于通常人们所说的“政治文化”、“政治学术”活动的范畴，但与以往的情况比较而言，已经有了重大不同。以往（五、六十年代以及“文革”当中）的批判和论争，如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批胡适、批胡风、批所谓“右派”的文艺思想……以至于“文革”中批所谓“文艺黑线”，甚至包括1979年初关于文艺的“歌德”还是“缺德”的论战等等，大都是政治行为而不是学术行为，虽然有时也打着“学术”的幌子，但实际上只有政治没有学术，或者基本上是政治而很少有学术；那时学术仅仅是政治的工具，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几个“批示”，几个“讲话”，几个“文件”，规定了方向、目标和批判轨道，于是，“舆论一律”，众口一词，口诛笔伐，集中火力，“批倒批臭”。这一次却有些不同，虽然仍然不离政治，形式上似乎与以往的论争没有什么两样，但在“政治”批判和论争的形态下，实质上运行着的是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学术探讨和学术研究的内容，学术味儿较浓。譬如，许多文章，不论是高呼“为文艺正名”、主张修正“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还是仍然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他们大都认真地从学理上研究和探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研究和探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各部分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寻找文艺在其中的恰当位置以及文艺不同于其他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特性。多数人赞同这样的观点：“艺术不但要受政治的影响，也要受宗教、哲学、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各种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密切联系的，互相影响的”，倘若“把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以及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间的本来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过于简单化，庸俗化，这就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而是走向了它的反面”。许多文章，甚至观点对立的文章，大都从学理上去探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等概念的内涵，从而为文艺把脉：有人认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不是一回事，而文艺不是上层建筑只是意识形态；有人认为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文艺既然是意识形态那就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具有上层建筑的特点；有人认为文艺既有意识形态性，又有非意识形态性；有人探究和比较作为“哲学”、“道德”、“宗教”等意识形态形式同作为“艺术”的意识形态形式各自不同的特点……；总之，大都力求讲出一定的学理来，而不是如过去那样根据“政治立场”作判断，甚至武断地下政治判决书。或者可以这样说，这次“为文艺正名”是由过去的政治批判向学术研讨过渡，是在“政治”旗号之下所进行的虽然包含着政治行为但主要是学术行为，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可以算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文艺理论界第一次认真的学术行为。有人指出，这次研讨的意义主要并不在于得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与政治互相影响，文艺不脱离政治”等结论；而在于它为文艺在后一阶段的变革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气氛和文化前提，从此，文艺开始脱离政治附庸的地位，逐渐确立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独立品格和自由品格，文艺学的研究也开始走上了自身意义的学术探索，而不再是带着政治镣铐跳舞。
但是，也应该看到关于“为文艺正名”的这次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也存在明显局限。
一是一些论者思想不够解放，很难摆脱“政治决定论”的束缚，自觉或不自觉、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政治”的盲目崇敬，常常流露出以往长期形成的几乎是某种无意识的“政治拜物教”。我们认为，“为文艺正名”并不是否认文艺与政治必然存在的关系，而是要纠正以往那种把文艺看作政治婢女的那种不恰当的关系。但是一些论者总是绕来绕去想方设法坚持文艺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的观点，认为文艺从根本上是服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们认为，是否承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是齿轮、螺丝钉同整个机器的关系，再度成为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一个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两可、任何折中调和的原则问题；他们总觉得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才是二者关系的准确表述。
二是就这次讨论的积极成果而言，也基本上是“回到马克思”，回到一百几十年以前马克思当年的理论基点上去。这当然对于纠正马克思之后的某些“走了样”的理论观点，非常必要。但是，理论家不能只是“向后看”，而应该“向前看”，至少应该看到现实（社会现实和文艺现实）的新变化、新发展，从而提出与新的现实相适应的新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