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恶意“拍马屁”的人之所以如此厚颜无耻，既不是为了温情，也不是出于义务，只是为了一点点私利，就装出一副笑脸，放弃自己的尊严，的确为世人所不耻。《马雅可夫斯基选集》，有一段对“拍马屁的东西”的描绘，堪称一绝：“舐你的脚，舐你的手，舐你的下部，舐你的腰——如同狗崽子／舐／母狗。舌头!六尺长，拖出去／赶上僧长。真是／精力无穷／难以想像……于是他扶摇直上。”形象地揭露了这类马屁精的丑恶嘴脸的罪恶目的。对于这种人，我们最好敬而远之。
7.应得利益该“争”必须“争”
有些人抹不开面子，无论做什么事，都不愿去“争”，即使对自己分内应得的利益，也觉得主动去“争”太掉身价。这是一种典型的穷人心理，要知道，一个人要想成为有钱人，首先就得有“争”的勇气。
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有些人认为做人就要本本分分、规规矩矩，他们在工作上任劳任怨，在生活上严谨自好，各个方面都达到了社会规范的基本要求，在单位的领导眼里是很听话的人，在群众中形象也是公认的好。然而，就是这样的人却总是吃亏。也就是说，遵守规则的人并没有得到奖励，而违背规则者却获利甚丰。这种现象看似不正常，但却很普遍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久而久之，反倒成为正常现象。为什么这种人总是吃亏?这与其羞于争取自己分内利益的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
有些人极端重视道德和规则，认为自己去争取利益这件事本身就不符合道德标准。而对道德标准的遵从，使他误以为有好的用心，好的行为就必然会有好的结果。也就是说，只要自己做了工作，有了成绩，社会自然就会安排自己的利益，因此没有必要去“争”。
而且，有些人还总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争”便是不道德，因为道德的行为是讲究无私奉献、只讲付出、不求索取的。但事实上，争取自己的分内利益是一个与道德无关的问题，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乃是天经地义的公理。但老实人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以道德感来评判一切事物，并以此来决定自己的一切行为取向。因此，在他们眼里，争取利益就变成了一件不具道德优势的事。
还有些人，也认识到了应该去争取一下自己的正当利益，但是却苦于无计可施。因为在争利的过程当中，势必要运用一些超出群体规范的技巧和手段，而这一点乃是他们最不能接受的。这些人把争利的过程与小人行为等同起来，于是争取自己的分内利益，就不仅是不必要、不具道德优势的举动了，而且甚至成为可耻、可恨的事。
然而，这种“不争”的道德之举，却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这些后果从一个客观的立场上来评价的话，甚至还很有不道德的因素在内，这大概是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始料不及的。
首先，使自己的生存能力显得不足。我们都是生活在世俗社会中的平凡人，我们要活下去，就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保障，没有这些东西或者获取不足，生活就会出现困难。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而道德正义感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肚皮咕咕叫的问题。如果你羞于争利，使应涨的工资未涨，应分的房子未分，应升的级别未升，势必会使自己的生活质量严重受损，并且，这种损失往往并不单单涉及到一个人，其小集体的其他成员，特别是家庭成员也必将跟着受害。
其次，对自己事业的长期发展不利。一个人有理想、有抱负，有公正心和正义感，这很值得提倡，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丈高楼平地起，通往理想的路就像是爬山的石径，必须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攀登，必须要有一定的实力作积淀。如果你羞于争利，就等于是少登了一个台阶，而有些时候，少登一个台阶，就会错过一系列的机遇，这样少登一个台阶事实上很可能就相当于少登了十个、甚至是上百个台阶。无疑，这对我们事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第三，会影响情绪和心情。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自然要感到恼火、窝心、生气、烦闷，这当然要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对身体健康也颇为不利。可见，羞于争利，失去的不仅仅是一种利益，它会有一系列的负面后果，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
另外，从对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不争”之举其实是助纣为虐，有道德之心，而生非道德之果，正所谓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不争应得之利，会使不公平的行为逐渐演化为不公平的规则。世界上并无绝对的、天生的规则，一切有关人类行为的规则都是从人们的相互交往中演化出来的。也就是说，当同一种行为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以后，它就会变成一种具有约束力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再经过长期地大范围地实行，就会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规则，对人产生外在的强制力。老实人不去争取自己的应得之利，而不应得者却大得其便，获利甚丰，这就构成一种行为模式。在以后的类似行为中，老实人可能仍旧不能获得自己那部分正当利益，而不应得者再次从中获益，久而久之，不正常就成了正常，不公平的东西则固化为社会规则的一部分。这样，老实人的忍让和退缩，就不仅仅是一种不利于己的行为，而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行为。
可以说，现实并不理想，因为人本身就充满了缺陷。无论在什么时代，在什么地点，社会上总存在着大量超出正常状况的争取私利的情况，并且他们往往又能取得成功。这些现象，从短期来看是不道德的、反进步的，而从长远来看又为我们社会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动力，因此是难以杜绝的。
面对自身利益有可能被无理地剥夺的现实，世俗者该怎么办?是忍气吞声呢，还是奋起一搏呢?答案当然是要扼腕而起，坚决捍卫，绝不无原则地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我们应该冲破自己的那种僵化的道德观，真正认识到，确保自己的分内利益，是每个人都应承担的责任，它不但有利于我们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对社会公正法则也是一种切实有力的支持和维护。只是盯在一事一行的道德上，那只是小道德，而使自己行为的后果做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那才是大道德、真道德。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做弱者，不做牺牲品，敢于去争取自己应得的利益，那么坏人就会无利可争、无食可夺、无机可乘、无利可图，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假公济私了。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天下才会更加太平，社会才会更有序，老百姓才会活得更加心情舒畅。
8.在犹太人眼中，“钱”是上帝
很多时候，能不能赚到钱，取决于你对钱的态度。这就好像交朋友一样，如果对一个态度很不好，甚至可以说是恶劣，那么他怎么可能亲近你呢？在这一点上，犹太人是我们的楷模。
犹太人对金钱的重视几乎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2000多年的浪流过程中，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只能在异国他乡寄居生存。他们边际性地活动在各个集团，各个行业，甚至不同的国家之间。他们唯一能掌握的便是通过商业经营赚来的钱。
金钱在这个世界上无疑成了万能的上帝，它不但给人们生存的机会，而且能为人们争得权利和地位。犹人人在2000多年的流浪过程中，历经迫害、压迫、放逐乃至杀戮，却始终未被同化，且最终建立了自己的主权国家以色列，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奇迹。人们会问，犹太人何以生命如此顽强，历数难而不灭，答案或许就是一个字：钱!
犹太民族是一个乐观豁达长于幽默的民族。从他们的幽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钱的重要性。有则笑话是这样讲的：
范因斯坦一家都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可萨洛蒙仍想同他结为儿女亲家。范因斯坦不高兴了，他对萨洛蒙说：
“老弟，我们可不能结为亲家啊!第一，你是犹太教徒，我是基督教徒；第二，你穷得和叫花子差不多，一个钱都没有，你知道，对咱们犹太人来说，金钱可比一切都重要”。
这则笑话表面是在嘲讽范因斯坦的前言不搭后语。刚谈自己是基督教徒，接着又自称是犹太人，岂不自相矛盾?但认真琢磨，实际上范因基坦在基督教的压力下，不得不改宗，但永远改不掉的是对钱的态度。他的血管里流淌的是犹太人的血，而犹太人则是以钱为重要的民族标记的!
我们知道，犹太民族是一个以文化立族的民族。在正统的意义上，犹太人同犹太教徒是一回事，信仰犹太教的人就是犹太人。然而，我们在上面讲的故事当中，不难看出其中折射出来的这样一个文化事实：既然对待上帝的态度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的疆域，为什么对待钱的态度就不能构成这个民族的疆域呢?上帝也罢，钱也罢，都是人类的造物，犹太人的上帝是仅此一个而且看不见的，钱实际上也是仅此一个而且看不见的：钱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种符号形式，我们看见、触摸到的只是钱的暂存形式，并不是钱本身。
这样的解说或许令人大感意外。其实，这种意外只能证明意外者尚未达到犹太人看待钱的那种高度。任何在潜意识层次还无法接受钱的“准神圣”性质的人，都不是这里所说的“犹太人”。
事实上，犹太人尤其是犹太商人中为了取得在“钱”上的成功而放弃犹太人的信仰仍被人视为犹太人的，从来不乏其人。在著名的犹太银行家中，伦敦的哈姆勒，纽约的贝尔蒙特，柏林的布莱希罗德都皈依了基督教；美国赢利最大的出版商、纽豪斯报馆的所有者塞谬尔·纽豪斯只雇用非犹太人的编辑或发行人，甚至那些已经在美国名牌大学中获得学术地位的教授，也有许多已不再把自己看作犹太人了。然而，世人仍把他们都看作犹太人，而根本不理睬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否发生过变化。相反，或许正是从这种为争取成功而不惜牺牲其他价值的事情上，人们找到了界定犹太人的最本质特征。
这意味着，在生物学基因不足以界定犹太人的民族身份而必须辅之以宗教的同时，我们发现，单单宗教信仰也不足以界定犹太人的文化身份，而必须辅之以，对待金钱的态度。
尽管从绝对数量来说，犹太人较多地从事农工畜牧的生产活动，但作为寄居城市的独特生存状态，犹太民族始终上保持着一个商人民族的身份。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着特定历史背景的，并且在相似的社会条件下，如亡国或受迫害等，生存下来的民族，决不仅止于犹太民族一个，但唯有这个民族走上了“专职”商人的道路。尽管他们屡遭驱逐甚至杀戮，被一再剥夺得两手空空，但只要有那么一段平和时期，犹太人就可以由商业活动、由同钱打交道而迅速崛起，在繁荣当地商业的同时，自己也富裕起来。这犹如沙漠中一颗晒干的种籽，只要一场小雨，马上就会萌芽而茁壮起来。
用一个日本商人的话来说：“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做生意确实有一套本领。生意人如果都去做犹太教的信徒，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而都可以赚钱，世间就变成了乐园。也许几百年后，地球上所有的人都会成为犹太教的信徒。”这个日本人就是自封为“银座的犹太人”的藤田，实际上他也是一名成功的生意人。
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对钱的迷恋或许还算不上独特，那么在2000多年前就不大一样了，在《塔木德》中有这样的犹太谚语：
“钱不是罪恶，也不是诅咒，钱会祝福人的”。
“钱会给予我们向神购买礼物的机会”。
“身体的所有部分都依靠心而生存，心则依赖钱包而生”。
这种对钱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资本主义合理性”水平。在这一点上，犹太人的民族起源与历史遭遇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犹太人的长期流散，使他们不可能鄙视钱，因为每当形势紧张，他们重新踏上出走之路时，钱是最便于他们携带的东西，也是他们保证自己旅途中生存下来的最重要手段。
犹太人的寄居地位，也使他们不可能鄙视钱，因为他们原来就是用钱才买下了在一个国家生存的权利。要知道，犹太人缴纳人头税和其他特别税，名堂之多、税额之重，是绝无仅有的，“犹太人若非自己在财政方面的效用，早就被消灭殆尽了。”这是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不多的共识之一。
犹太人的四散分布，也使他们不可能鄙视钱，因为钱是他们相互之间彼此救济的最快捷方式。
犹太人的长期经商传统，也使他们不可能鄙视钱，因为尽管钱在别人那里只是媒介和手段，但在商人那里，钱永远是每次商业活动的最终争取目标，也是其成败的最终显示。
所以，钱对犹太人来说，绝不仅止于财富的意义。钱居于他们生活的中心地位，是他们事业成功的标志。钱本来就为应付那些最好不要发生的事件而准备的，钱的存在意味着这些事可以避免发生，钱越多，也就意味着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赚钱，攒钱并不是为了满足直接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对安全的需要!
所有这一切表明，在其他民族对钱还还抱有一种莫名的憎恶甚或恐惧之时，犹太人在钱这一方面已经完成了从单纯经济学意义上向文化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划时代跨越。钱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尺度，一种不以其他尺度为基准，相反可以凌驾于其他尺度之上的尺度。
这样，钱对于犹太民族来说，具有了神圣的性质，而这一性质对于资本的发生、形成、积累和增值，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赚钱行为或日后的资本主义经营行为，现在成了一种自在的行为。能否赚钱成为决定一切行为之正当性的终极尺度，一切价值、观念、规范和活动都必须通过钱来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正统性，就像自然经济下它们由神的旨意而获得合法性一样。这样一种人类状况的确立，为商业化的大潮席卷一切领域开启了闸门，从而几乎使世间一切纷纷坠落到商品的大海。它们原先的神圣性，不管是宗教的、伦理的、美学的、情感的还是其他什么的，都不复存在，或者至少都清一色地被抹上了一层金黄色、铜绿色或者水印痕迹。
另一方面，钱的自在地位的确立，使得钱的历史发展逻辑自然转变为人的思维逻辑，钱的自发发展的动因转化成人类制度性建设的动机。在钱的无声且无上的指令下，一切有利于资本发生、形成、发展、增殖的设施、机制和构件，自动建立了起来。世界市场的开拓、经济秩序的确立、金融作用的实现、政治权力的驾驭以及种种观念规范等等，都有条不紊一个个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确有不同民族的商人出现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关键地段，而犹太商人在确立钱的“准神圣”地位上先行了一步，因此成了向资本主义进军的排头兵，成了名副其实的“资本家的原型”。
钱的“准神圣”地位的确立，为犹太人追求物质利益的活动，清除了在其他民族中常见的种种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使犹太人得以最为自由地施展自己的赚钱才干。
犹太人对钱的同构、逻辑、机制的认识，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生存机制中的一种内在动力，这一内在动力使犹太民族能够随着人类社会商业发展和资本合理性的增长而不断调整和成长，并表现出了高度的同步甚至超前。这正是他们成为真正的商人民族，成为“世界第一商人”的内在原因，因此我们向犹太人致敬，学习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