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确定性是梦所应有的性质
随着解梦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往往会深深地感受到虽然已经对梦的解析工作倾注了全部的心力，并且也一直在支持着一贯的解梦技术。然而即使是这样，在人们解梦的过程中仍会遇到无从选择的情况，甚至于难以决定何去何从。对于这种情况弗洛伊德也曾经表示过认同，他说就显梦被译成隐梦为例，至今也很难说得正确。有的人以为，一是对于梦中的某一成分，人们在解梦的时候究竟是取其表面的意义还是取其象征的意义，这是一个难以选择的问题。因为，即使在梦中一个事物被象征之后，它在本质上仍是其原来的事物。就这一点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断言，则关于在梦中的某一点的解析就会由解梦的人自由决定了；二是两个相反的事物常常在梦的工作中混而为一，因此在解梦的时候，对于梦的某一成分究竟是取用其正面的意义还是反面的意义便不容易决定，这又是解梦者可以任意选择的机会；三是在梦中有很多的事例是以前后颠倒的形式出现的，而在这时解梦者又可以任意选择或假定其可有可无；四是任何人也不能肯定对于一个梦已有的解析是惟一的，而且任何人也不免在这方面有所忽视，或许对一个梦来说还可能有其他被允许和接受的解析方式。在这些情况下，人们不免会对解梦者提出质疑，因为既然解梦者对梦中的成分可以自由地选择取舍，那么从客观上来说解梦者就不可能脱离存在于他们自身的主观意识，因此这样得出的分析结果就难以让人信服。有的人认为以上的这些不足、错误并不在于梦的本身，而是因为人们解梦的前提和概念有所错误，正是这些原因使人们对梦的解析有所偏差，而不能让人满意。
弗洛伊德对于上述的一些看法有着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上述的看法不足以给下面的两个结论提供充足的证明，而这两个结论正是由上面的四种说法引申出来的：一是在解梦工作中的诸多元素是由解梦者任意决定的；二是既然解梦的结果并不圆满，那么解梦的研究手段也就不免让人怀疑其正确性。弗洛伊德对此的看法是，如果人们并不责备解梦者的任意取决，而只是指责他们的技术不精，或是他们的经验和理解力有所欠缺，那么弗洛伊德说他自己的看法就有可能与人们取得一致。在他看来这种个人的因素在解梦的过程中自然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分析特别困难的问题时。即使是对于其他的科学研究，事实上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对于同一种技术，这个人应用起来就会很有成果，而另一个应用起来则一无所获，这完全是没有办法的事。起码就目前来说，对于梦的解析，这种来自于主观因素的影响人们仍就不能避免。就拿梦的象征意义来说，对象征意义的解释看来好像是武断的，但是人们只要想一想梦念彼此之间的关系，梦与梦者及梦者在做梦时的整个心境的关系，人们便不难对梦做出较为恰当地解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对梦只作一种解析，而关于其他的解析统归于无用，也许这样作能够纠正一些人对梦的解析的错误印象，而对于梦解析得不完全的地方又该怎么办呢？这些人把由此造成的梦的解析的不足都归咎于梦的假说的谬误。对于这些人的看法，弗洛伊德说如果人们能够对梦的两歧性或不确定性，即对梦所应有的性质有清醒的认识，那么上述的结论也就没有其存在的力量了。
2．梦与古老的象形文字有相似之处
弗洛伊德一向认为，梦的工作是将梦中隐念转换成与象形文字相类似的原始的表现方式。原始的语言一般都有其两歧性或不确定性，然而人们却不能因此而怀疑它们在实际研究中的应用价值。关于这种原始语言的知识来源于语言学家阿倍尔在1884年写就的一本书，在书中阿倍尔说古人虽用双关语作为互相交流的方式，然而他们却不会因此而在彼此之间产生误会。在他们交流过程中，一个词的意义究竟是正面的意思，还是反面的意思，端看说话者的声调、姿势，以及整个谈话前后的关系而定。一旦他们看不见对方的姿势时，他们便用小的图画代替，比如象形文字的ken，当它被附以一屈膝的人的图画时，则表示为“弱”；而被附以一个直立的人的图画，则表示为“强”。由此可见，即使字音、字符均为双关，但因为它们都被赋予了指示性的说明而不至于令人误解。
在最古老的语言中常常含有各种不确定的意义，而在现代文字中这种情况常是不被容纳的。例如，最古老的塞姆族的文字就多仅存子音，而省去的母音需由读者据其所知道的内容和上下文加以补充。另外，象形文字也是采用大同小异的原则，因此埃及文字的发音多半是无从揣测。还有在埃及的神圣文字中，也有其种种的不确定性，比如，一张象形图画究竟是应该从右向左读，还是从左向右读，全凭着作者的心情而定。如果想要把一张写满埃及象形文字的书信读懂，读信的人就必须仔细观察图上人物的脸、鸟的姿态，以及其他方位性的事物，读信的人需要根据这些具有方位性的事物来判断作者的写作顺序。另外，作者还可以任意把图画排成直行，如果作者把题词写在较小的物品上，作者更可以根据他自己的嗜好和物品的地位，随意改变符号排列的次序。埃及的文字还有一个最让后代的人们迷惑不解的地方，那就是文字与文字之间从不留分隔的位置。在每一张书信上每个代表特定意义的图画之间距离相等，这就给后世的解读者带来了许多的困难，因为这样的书写方式让人很难决定某一符号究竟是前一句的结尾，还是后一个新句的起头。不知道这种书写方式对当时的人们是否也曾造成过困扰，也许不会也许会。而波斯帝国的楔形文字，在两字之间便有一根斜线作为隔离符号。
中国是古代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并且也是现如今仅存的最完整的文明古国。当任何人在谈到古代文化遗产时，他都理所当然地不能遗忘中国的辉煌文化。中国的语言文字最早也起源于象形文。因此，在弗洛伊德谈到梦与象形文字的关系时，他自然不会遗忘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是最古老的。其实，弗洛伊德对于中文并没有过多的了解，只因为希望在中文内找到与梦相类似的种种不确定性，因此他涉猎了一点儿关于中文的知识。他说，他并没有失望，因为在中文确实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并且多到足以使人感吃惊的地步。在中国的文字中有许多表示音节的音，或为单音，或为复音。并且在中国的语言中存在着诸多的方言。其中有一种主要的方言共有约四百个音，因为这个方言共有约四千个字，由此可见每一个音平均约有十种不同的意义的音，有些较少些，有些则较多些。因此，人们日常交流过程为了避免误会，就想出了种种方法，如果仅根据上下文，还不足以判定说话者要传达给听者的究竟是这十种可能意义中的哪一种。于是，聪明的中国人寻求到了两种方法，用这两种方法来共同限制那许多种不确定的读音。这两种方法就是，一是把两个音合成而表示一个字，一是用四“声”的方法来区别出同样读音的不同声调。当用中文交流遇有不确定之处时，听者往往也根据上下文就自己的理解加以裁决。比如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少见多怪”，或日“大惊小怪”，这两个熟语是很容易让人了解的。它们意义可被理解成：“一个人所见的愈少，则其所奇怪的就愈多。”这句话也可被译为：“见识少的人便不免多有所惊怪。”这两种翻译仅在文法构造上略有不同，人们自然不必对此二者加以选择。中文虽有这些的不确定性，但它却仍不失为传达思想的一个很便利的工具，因此，弗洛伊德得出一个结论：不确定性未必就是误会的起因。弗洛伊德仅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而不是一个语言学家，并且他对于语言也未曾作过任何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仅是为了使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得到更有力的证据而对有关语言的构成有所涉猎而已，因此我们并没有必要去深究他在语言方面的严谨性，只要因此他较为妥当地论证了他的结论，人们大可不必对他的语言知识有过多地要求。
尽管弗洛伊德把梦与古代的语言和文字进行了比较，但是同时他也承认梦的地位是很难比得上这些古代的语言和文字的。原因就在于，后者是传达思想的工具，无论它采用何种方式，其目的都是为了使人人都能了解。至于梦，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梦的目的就在于隐瞒，它决不是传达思想的工具，相反它的重要性就在于不要为人所了解。由此弗洛伊德认为，即使梦中有诸多的疑点让人们无法确定，人们也不必感到吃惊或是惶惑。
弗洛伊德认为，人们对梦的了解，到目前为止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只有实践和经验才能决定，但这个限度看来似乎是有着不可估量的张力。人们在科学上遇到疑难之点时，往往总是持怀疑的态度，借以表现自己的优越，甚至科学家也不例外，弗洛伊德认为这绝对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他举例说，在巴比伦和亚述的碑文最初被人译成今文的时候，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些人认为这些楔形文字的翻译者都是仅凭着幻想对碑文做出判断，他们对于整个碑文的研究都是欺人之谈。但是在1857年“皇家亚细亚学会”曾对此作过一个判定是非的测验。这个学会请来四个最著名的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罗林森、欣克斯、塔尔波特和奥佩特，学会的组织者让这四位学者分别将碑文译成今文后，用封寄的方式邮寄到会。当这四篇译文终于汇齐到“皇家亚细亚学会”时，学会中的人员将这四篇译文互相比较后，公布了其比较后的结果，认为这四个译文大致相同，所以证明了早先对碑文的翻译是可相信的。从此以后，那些不懂此道的学者就渐渐不再妄下断言了，而那些楔形文件的翻译也从此更加明确起来。
3．梦中暗喻的代替物
自从精神分析理论诞生以来，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就不曾断绝于耳。有些“学问高深”的学者认为对梦的解析所得到的结果，多半带有牵强附会的意味，甚至认为它简直就是滑稽可笑的，因此这些人对精神分析大加驳斥。有些人看来是真正地“绝顶聪明”的，他们仅凭着对一个较为深奥的心理学问题的第一次印象，就能立即发表“正确”的意见，这的确使人们感到精神振奋。梦的研究者的分析结论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强词夺理的，不值一提的，甚至于整个精神理论的研究也都是毫无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