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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OK,彼此彼此(11)

抗战时期,张奚若曾以文化团体代表的身份,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范老说的没错,他确实常在老蒋面前“顶牛”。1941年,他曾在蒋介石面前痛骂政府的腐敗和蒋的独裁,搞得老蒋很没面子。蒋不得不提醒他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竟然一拍屁股甩袖而去了。1946年旧政协会议前夕,张奚若应西南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宣称假如我有机会见到蒋(介石)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一点,便是请他滚蛋。”看来,范老说的没错,张奚若确实是个“刺头”。

据《张奚若文集》一书介绍,1949年9月,张奚若先生以无党派爱国人士的身份,遴选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讨论国名时,针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民主国”等提案,张奚若认为这些名称都太罗唆了,都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理由是,“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字“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这一次,他的运气很好,因为“大会采纳了他的意见”。姥姥套用范老的口头禅”如果范继槐当年在重庆码头干掉张奚若的话,我们的国名就可能是另一种叫法了。

1957年5月,政府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毛向他征求意见,他顺口说出了16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其实,他能活到1957年,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了。据《张奚若文集》第498页所记,在此前一年,他就宣称:“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

1973年,当整个神州大地都在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候,张奚若先生死了。

川并寻兄

在船上,我给稻本润一做了许多思想工作。我告诉他,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应该是友好邻邦。你呢,好歹也算个有识之士,应该起到带头作用,反对这场非正义战争。他竖着耳朵,光听不说。后来,当他知道我在日本留过学的时候,立即变得热情起来。我告诉他,我在日本有许多好朋友。他问,都有哪些好朋友,我就讲起了我和川田一家的交往,川田,川井,代子。我告诉他,等战争结束了,我还会到日本去,见见老朋友,为中日友好做点贡献。姥姥!他还不信。我说,别不信,中国人说话向来算数。小姐,你已经知道了,我后来真的又到日本访问去了。对了,我们这次去大荒山和川井见面,不也是在为中日友好做贡献吗?

我在汉口停了两天,有地下组织(注:这里当指军统)暗中相助,我很快将那个飞行员兑换了回来,然后派人送回了重庆。那两天,整个江汉平原都在打仗。炮弹可没长眼睛,说不定就落到你头上了。所以,送走美国佬,我恨不得立即插翅飞离这个鬼地方。就在我准备启程的那天晚上,有一个日本人鬼使神差一般,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当时没有认出他。他靠在门框上,手里捧着一束花。那是一束山櫻,花已经干了。小姐,我敢打赌,你一定猜不到他是谁。哈哈哈,他就是我这次要会见的川井。嗜!真是说曹操,曹操到。我刚与稻本润一提到他,他就来了,他娘的也真够神速的。他是来向我询问他哥哥的下落的。他告诉我,那束花是他母亲从父亲的墓地采摘的,让他带给他的哥哥川田。还说,他哥哥一看到那束花,就会明白母亲大人的用意。我问什么用意,他说就是让哥哥回去继承家业。小姐,你大概不知道,日本人的家业是由长子继承的,长子挑剩下的,才能轮到次子。当时,我边周旋边想,川井一定是从稻本润一那里知道我的住处的。八格牙鲁!在这节骨眼上,怎么跑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川井对我说,他母亲把山櫻递给他的时候说,只要找到了葛任、黄炎和范继槐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知道他哥哥的下落。现在,葛任死了,黄炎虽然没死,但远在延安,他想见也见不到,所以他只能找我打听。说得好听,与其说他在打听,还不如说他在向我要人。这算是哪门子事啊,他哥哥早就死了,我拿什么送给他?可是看他那个架式,要是我交不出人,我就别想囫囵着离开汉口。姥姥!老外什么都好,就是这一点让人讨厌,遇事太认真。人已经死了,还找他干什么?再说了,你哥哥死在中国,好歹也算你们日本的民族英雄,你应该自豪才是呀;这样愁眉苦脸的,你就不觉得给你哥哥丢人?当然,心里可以这么想,话却不能这么讲。小姐,我正这样想着,突然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受。民族英雄!民族英雄!你提醒得对,在得知葛任在二里岗战死的消息时,我已经说过类似的话。不过,这一次,当着这个日本人的面,我的这种感受更加强烈了。我长驱直入,想,这一次,如果我迫不得已,不得不处死葛任,那我何不借川井的手,让葛任再当一次民族英雄呢?

什么,这是借刀杀人?小丫头片子,没遮没拦的,胡说什么呀!我实在是处处替葛任着想啊。这事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我还懒得费这么多心思呢。如果你非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但作为一名长辈,我得告诉你,世上的事从来都是如此。只要目标好看,你就不要怕手段难看。这就像律师在法庭上替人辩护。小姐,请你记住,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律师能毫无罪恶感的替人辩护。即便是为一个无辜的人辩护,他的唾沫星子里也有毒素。小姐,别吐舌头。你还是个丫头,还不懂得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一个人,在他小的时候,他看见什么就是什么,他是为自己的眼睛活着的;一旦你长大成人了,成了一名合格的公民,那么别人看你是什么,那你就是什么,你是为别人的眼睛活着的。懂了?懂了就好。这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像二一添作五。你想,葛任多聪明呀,他一定能认识到,我这都是为了他好。听起来好像有点荒唐,但为了让他在荒唐的人世中永垂不朽,我有必要做出这样勇敢的选择。我心一横,走,带他走,带他到大荒山,让他亲自向葛任要人。当然,话不能说得这么直,应该有个漂亮的弧度。我对他说,我正要到南方看望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或许知道你哥哥的下落,等我问清楚了,我会告诉你的。不,我没有告诉他那人就是葛任。如果我说了,他肯定以为我在糊弄他,因为他已经听说葛任死了。我刚说完,他抽出一枝花献给了我,说,范老,你真是我们日本人说的七福神。都是自己人,这么说就太客气了,我对他说,什么七福神八福神的,别戴高帽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当年你们一家对我不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嘛,等我回来,我会想办法通知你的。他连忙扯住我,说,你这一走,我怕再见不到你了。我说,你还不相信我吗?如果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你不妨跟我一起去。

小日本都是急脾气,办事向来讲究效率,当天晚上就要动身。你大概还不知道,日本人把火车说成汽车,把汽车说成自动车。他说他要坐自动车离开武汉,再转汽车。我的助手听不懂。八格牙鲁,因为离开日本太久了,我也被他搞迷糊了。我的助手以为自动车就是三轮车,就上街找了两辆。我又让他把三轮车打发走了。不,我可不是瞧不起三轮车。前面不是说了吗,当时整个江汉平原都在打仗。武汉就像个狗X衙门,进得来,却出不去。对不起,我本来不愿说粗话,可为了实事求是,我不得不这么说。姥姥!为了能逃出去,我们在脸上涂了锅底灰,头发上染了草木灰,看上去就像金庸笔下的丐帮。你说说,乞丐又怎么坐得起三轮车呢?

马不停蹄,一直逃到一个叫做乌龙泉的地方,我们才停下来喘了口气,洗了把脸。脸映在水中,比鬼都难看。这哪里是人过的日子嘛。我的痛苦没人能够理解,川井呢,还在旁边催我快走,催得我一头火。杨凤良啊杨凤良,阿庆啊阿庆,这都是你们造的孽啊。我想,如果阿庆这时候来电,告诉我那人不是葛任,我扭头就走,绝不再受这份罪。可问题是,一直到大荒山,我都没有接到阿庆来电。

七福神与喜鹊宴

希望小学剪彩的前一天,范继槐和川井举行了历史性会晤,地点就在我前面提到的翠花园宾馆顺便提一下,“翠花园”三个字是郭秘书的手笔。范老住在三楼,川井住在二楼。据白凌小姐透露,就在范老“端着臭架子”等待着川井拜访的时候,郭秘书问范老是否休息好了。范老说,他刚进房间,就接到一位小姐的电话,要求上门服务。他以为是整理房间的,就让她进来了。可她一进门,就要解他的皮带。郭秘书立即表示,请范老尽管放心,他们一定加大扫黄力度。范老说:“唁!抹大拉的马丽亚也干过这事,用肉体换取金币。”郭秘书不知道抹大拉的马丽亚是谁,听着像个洋名,就以为范老是在向他暗示,最好能换个洋妞。于是,他就凑近范老,说这里有几个俄罗斯小姐,据说来自莫斯科的阿尔巴特街,色艺双全,要不要选一个出来侍候侍候您?”范老摆了摆手,说:“你的心意我领了,还是工作要紧。”

白凌说,就在这个时候川井来了。等他鞠完了躬,范老就和他搂到了一起,“哇噻,就像两只大狗熊似的”。接着,双方就进行了一次“友好的交谈”。就在这次交谈中,川井又再次提到,范老是他的“七福神”。后来,我查阅了很多资料,才搞明白“七福神”是哪七神,它们的具体含义我不得而知,不过从字面上看,它们大概代表着吉祥和祝福。下面是郭平秘书保存的谈话录音的节选:

川:范先生是我的七福神。七福神,你们(注:指当时在场的白凌和郭平)的明白?你们的神是福禄寿,我们的神是七福神。欣闻支那的神又多了一个,福禄寿喜。我不明白是哪个喜,后来才明白是喜鹊的喜。范先生,祝你幸福平安,福禄寿喜。

范:哈哈哈,彼此彼此。小郭,你安排一下,找个会弹词的,给川井先生弹个《鹊桥仙》。《鹊桥仙》与日本徘句有几分相似,你听了,定然有宾至如归之感。

川:我与范老确有缘分。昭和十八年(即1943年),我若不是与范先生来到白陂,我就被调回长崎了。我的几个朋友都被调了回去,加入了神风突击队。昭和十九年,他们从长崎飞往吕宋(即菲律宾)然后都化做了齑粉。

范:是神风突击队中的大和队吗?

川:是呀。不去吕宋也会死的。昭和二十一年,美国人的原子弹炸了广岛和长崎。战争结束后,我去了长崎,它是那样丑陋。有一首和歌,唱的就是长崎和那些死者。“祖国变得这样丑陋,献身者的徒劳让人惋惜”。平成二年(即1990年)我到长崎时,看到港口的櫻花,还不由得想起了范先生的功德。

范:这没什么。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记得,你在汉口找到我时,手里就拿着一束櫻花。

川:我就是拿着那束櫻花来到大荒山的。不过,当时我尚不明白,范先生是要我来杀人的,要杀的就是葛任。

范:中国还有一句话,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提它了。你身体怎样?

川:一切安泰,只是因上了年纪,肠胃不好,有些……有些干结罢了。

范:许多年前,有一个医生(注:当指白圣韬)曾告诉我,吃喜鹊肉可利肠胃,记住,用的须是雄鹊。

范老显然想打住川井的话头,但“川井的不明白”,仍然一口气讲了下去,说他当初其实是从日本海军航空队逃出来的。一来是怕死,二来是要寻找哥哥。他的叛逃,使他成了日军追捕的对象。他没有再回武汉,而是逃到了香港。在香港,他仍然四处躲避着日本特务的追杀。后来,他与英国人取得了联系,极力向他们说明自己是一名“反战者”。在英国人的帮助下,他乘坐“皇后号”邮轮去了美国。“反战者”的身份虽然使他得以在美国落脚,但随着光阴的流逝,生活的继续,他对留在故土的母亲和妹妹的思念也与日俱增。说到这里,他引用了谢芜村(注:日本著名诗人,1716-1783年)的一首徘句秋夜,思念的,只有双亲。”昭和四十八年(即197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得知日本靖国神社正筹备修建一个新的“鸟居即牌坊)之后,他立即做出了一个与他精心保持了多年的“反战者”身份相悖的决定:先捐资修建这个“鸟居”,然后将哥哥川田的牌位移到靖国神社看来,从“反战者”到民族主义者,仅一步之遥。他说,这也是妹妹的愿望。妹妹告诉他,母亲死后,她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了大哥的一封信。在那封信中,大哥向母亲讲明自己为何要来中国。现在,妹妹将这封信寄给了川井。

看了那封信,我理解了哥哥。哥哥在信中告诉我,得以经历这个时代,他感到自豪、荣耀。他说,战前,他的生活是懒惰的,暧昧的,庸俗的,无意义的。他终于过上了一种积极的有价值的生活,摆脱了时刻缠绕他的虚无。他还说服母亲,允许我也到支那来,与他共享这种生活。至此,我才明白母亲为何会放我来到支那。

他就想,把哥哥的牌位放在靖国神社,哥哥的亡灵一定会得到七福神的保佑。于是他携带巨款回到了日本。

川:我与妹妹约定,在九段下(注:东京地铁站名,与靖国神社相邻)见面。妹妹一只手拿着兄长的相片,一只手举着一面小军旗,海军军旗。照片上还有你,你的明白?是我们在喜之郎(餐馆)的留影。我们谈到了支那,葛任,还有黄炎。

范:还有我?那(照片)可太宝贵了。它是中日友好的象征。你妹妹还好吗?当年,她可是一朵蚕豆花。

川:妹妹也老了。她带着一个小包。我想,里面定然是母亲的遗物。打开了,是一身整洁的军服,与我当年的军服一模一样,肩章、纽扣都闪闪发亮。

范:小郭(郭秘书),想办法把那张照片翻拍一下,挂到希望小学的资料室。中日友好应该代代相传。历史不应该忘记。要记住,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

这时候,服务小姐来了,带他们到楼下参加晚宴。在摆放着鲜花的过道里,郭秘书小声央求白凌转告范老,再由范老提醒川井,公开场合不要把“中国”说成“支那”,“太难听了,我们的市长已经有意见了,只是碍于中日友好,不好当面提醒他。”白凌说,她把郭秘书的话告诉范老以后,范老抓着她的手使劲捏了捏,表示知道了。

晚宴上有一道菜不能不提,那是一盘红烧喜鹊。由此可见,范老与川井会谈时针对大便干结问题发表的一个看法,很快就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这个宴会,也由此被称做喜鹊宴。顺便说一下,自此以后,红烧喜鹊成了翠花园的特色菜。因为当地的喜鹊日渐稀少,所以只有远方来的尊责的客人,才能吃上这道特色菜。当市长来到范老身边敬酒的时候,范老说广为了白陂市早日翻两番,实现小康,我们共同举杯。”市长要敬三杯,但范老说,为了纪念三中全会,他每次只喝三盅。接下来,乘着酒兴,范老发表了一通演讲。我第二次到白陂采访时,曾看到了当时的录像资料。从录像看,范老的即席演讲虽然语无伦次,并出现了个别语误比如经常把川井说成川田但是感情充沛,具有很强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