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我讲到哪了？对，讲到冰莹和阿庆了。别看阿庆平时趾高气扬的，可这会儿在冰莹面前，他却是毕恭毕敬。看到阿庆恭顺的样子，我的神经就像灯捻那样，一下子给挑亮了：何不将这小子派到大荒山呢？你大概还不知道，阿庆以前是冰莹家的仆人，后来又跟着葛任走南闯北。什么，我已经讲过了？你看，当代史又变成了古代史，转眼间就忘了。莫非我真的老了？范老，范老，我都是被你们叫老的。瞎，还有人叫我范翁的。以后你不要叫我范老了，就叫我范先生算了。小姐，你一定要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每个德高望重的人都愿意长寿，可是没有人愿意当老头，尤其是在漂亮的小姐面前。
当时，我考虑来考虑去，越想越感到阿庆就是这块料。正这么想着，我看见阿庆和冰莹分手了。阿庆先走，过了一会儿，站在池边的冰莹也走了。等她走远了，我的车才跟上去。什么，盯梢？不，我可不是要盯她的梢。让我亲自盯梢，不光是大材小用，而且还有失体统。当官就要有当官的样子嘛。我之所以跟踪她，是要重温我和冰莹、葛任的友谊。雾越来越大，在雾中冰莹显得那么孤单。她要到哪里去？我又一次想到了那个问题。她是不是为葛任的事情来的？莫非她已经知道葛任并没有死去？当时，我又想起了笑面虎（戴笠）的话，那就是劝葛任来到重庆，为党国效力。我想，如果葛任来到了重庆，冰莹和葛任不就相见了吗？作为朋友，我应该为他们久别重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嘛。
后来，我就跟着冰莹来到了一个餐馆。我还记得，那餐馆名叫怡和园。不是颐和园，是怡和园，心旷神怡的怡。冰莹进去了，我也不能老在外面呆着呀，就也跟着进去了。我直接上了二楼。隔着栏杆，我可以看清一楼的冰莹。我看见一个人捧着冰莹的手吻了起来。格登！我心里格登了一下。那小子是谁呢？可他背对着我，我看不清他的脸。你可以想像，那顿饭我怎么能吃得下！我看见他给冰莹夹菜，冰莹也给他夹菜。冰莹刚敬他一杯酒，他又倒过来给冰莹敬酒。刚碰杯，转眼间又碰上了。姥姥，他是谁呢？他怎么会有那么大面子，竟能得到冰莹的青睐？一直等到那人去付款的时候，我才看清他。姥姥！原来是孔繁泰。你大概不知道此人，“五四”的时候，他和葛任一起坐过牢。我以前在上海见过他，那时他从法国回来，想到上海大学教书。我记得葛任对我说，他是孔子的七十四代孙。当年我还请他吃过饭，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他们分手后，我派人盯着冰莹，我自己则跟上了孔繁泰。他乘着滑竿，慢悠悠地在市区闲逛。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我无法开车，只好把车扔给部下，也乘上了滑竿。走了一圈，他竟然又回到了夫子池。我的那个部下这时还在夫子池等我，他一见我就昨咋唬唬，说阿庆刚才又来了。就在这时候，孔繁泰突然看到了我。危急关头，方显英雄本色。我立即像刚看到他的样子，大大方方地朝他走了过去。小姐，把你的手递给我。我就这样握了握他的手，又和他拥抱了一下。他呢，完全被我的热情感动了，哼哼叽叽反倒说不出话来。我对他说，世界真小啊，我是偶然路过此地，看到你的背影比较熟悉，没想到真的是你。我叫他孔夫子，他叫我范律师。我请他去喝酒，然后又请他到寒舍小聚。当天晚上，他就住在我那里。我问他到重庆有何贵干。他说，他是来夫子池祭祖的。哈哈，蒙谁呢？这个家伙大老远跑来重庆，只是要在夫子池烧炷香吗？为了搞清楚他来重庆是否与葛任有关，我主动提起了多年前在上海见面的事。没想到，我一提起葛任，他便涕泗横流，如丧考妣。他告诉我，他在法国就听说了葛任战死的消息。他还说，好男儿血洒疆场，也算是最好的归宿。虽然他的眼泪是真的，鼻涕也是真的，由不得我不信，可为了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我不得不提起了冰莹。如果他承认见到了冰莹，我就会信他；如果他不承认，那就说明他是在耍花腔。我就说，这一下把冰莹害苦了，一对金童玉女就这样拜拜了，只有来世才能相见了。还说，如果见到了冰莹，我们一定得好好安慰安慰她，让她继承葛任同志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为国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孔繁泰先是应了一声，接着说道，冰莹好好的呀，没看出她受什么苦啊。我问他，孔夫子，你怎么知道人家受苦没受苦。他咦了一下，说他刚见过冰莹，还在一起聊了一会儿法国的戏剧，她压根儿就没有提到过葛任。
冰莹？冰莹就在重庆？我故作惊讶，一下站了起来，还故意碰翻了茶杯。孔夫子说，是啊，在重庆，不过她谁都不愿见。我这才相信，冰莹来重庆其实与葛任并无关系。我问孔繁泰在重庆还见到了哪些朋友，他提到了阿庆，说，他一见到阿庆，就想起了鲁迅写到的阿Q，只不过阿Q先生戴的是破毡帽，坐的是乌篷船，阿庆先生戴的是平顶帽，坐的是吉普车。我说是啊是啊，阿Q同志阔了。他说，你也阔了嘛。我连忙摆手，向他讲明，当再大的官，我也是人民公仆。
费朗的记述
在本书第一部分，我曾提到葛任的狱友孔繁泰，在法国记者费朗的帮助下去了法国，并成了卢梭的信徒。他和费朗保持了终生的友谊。1943年春天，他返回法国不久就因病去世了。他死后，费朗写了一篇名为《无尽的谈话》）的回忆文章（他后来的文集用的也是这个题目八其中提到了孔繁泰的这次故乡之行。我从文章中得知，孔繁泰到重庆来，并不是为了焚香祭祖，而是为了与鲁迅等人创办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取得联系。下面是文章中与葛任、冰莹、范继槐有关的内容：
……迟至1942年，孔（繁泰）才在一份关于萧伯纳访问中国（注：萧访问中国的时间为1933年2月）的报道中得知，鲁迅、蔡元培、杨铨等人在中国创办了民权保障同盟，同盟的宗旨是争取释放政治犯，向他们提供法律保护，并获得出版、结社、言论、集会等公民自由。这与他信奉的天赋人权观念是相同的，于是他立即着手回国，欲与同盟取得联系。一想到他要见到许多老朋友，他就彻夜难眠……他也提到了葛任，他的狱友，诗人，一朵个体存在的秘密之花。我记得那天晚上，孔向我背诵了葛任的诗句：“谁曾经是我，谁曾经是我的一生，是微风中的蓝色火苗，还是黑暗中开放的野玫瑰？”而孔先生本人便是诗中所说的“蓝色火苗”，黑夜中散发奇异芳香的野玫瑰。我想起许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向我背诵过这首诗。当时他刚从步军统领衙门的马厩释放出来，身上还散发着马粪的味道。
当他飞越驼峰（注：指喜马拉雅山脉）回到祖国以后，他才知道同盟早于1933年6月就解体了。他白跑了一趟。他也没能见到当年负责接待萧伯纳的民权同盟的秘书长杨铨。他回到法国后对我说，早在1933年的6月，杨铨就在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被国民党特务刺杀了。我记得孔提到此事时，不无讽刺地说，上海人总喜欢把上海与巴黎、纽约、伦敦相比，其实更应该把它与吉隆坡、西贡（注：现名胡志明市八马尼拉相比。至少，巴黎和纽约从没有当过别人的殖民地。在上海，特务可以在光天化曰之下杀人。他说，杨铨就是在一个礼拜曰的早晨被枪杀的，同时死去的还有杨铨的儿子。我清晰地记得，他把那些行凶的特务称为“歹徒”。
在重庆，他见到了葛任的遗孀冰莹，葛任和冰莹早年的一个姓赵的仆人（注：指阿庆八以及多年前回上海时认识的一位律师朋友范继槐。他劝冰莹与他一起到法国去，但冰莹说，她身体多病，无法远行。有趣的是，那个姓赵的仆人和姓范的律师正是特务组织的负责人。当范问他为何回国的时候，他说他是回乡祭祖的。他的说法似乎骗取了律师的信任。正如我们巳经知道的，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孔子，就是孔繁泰的祖先。在孔子故居山东曲阜沦入日军之手以后，重庆夫子池边的文庙就成了祭孔圣地。孔说，在谈话的第二天早晨，范还曾亲自陪同他到文庙祭祖。昔日的友情像花蕾一样，突然绽放了，但友情并不能弥补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当孔试图向范律师表示他对国内政治现状的不满时，那位律师先生引用旅居英国的中国小说家老舍在《猫城记》中创造的一个独特词汇“洗肛士如！”（大家夫司基主义八委婉地说明，这是战争的需要。经孔提醒，我才知道老舍创造的那个词，指的就是“人人工作，人人快乐，人人共享”。范提到老舍是意味深长的：一方面说明他对流亡在外的中国人的政治活动并不陌生，另一方面又说明，他反对孔繁泰尊奉的天赋人权观念，认定那是不负责任的猫人的语言。孔对我说，范最后用戏谑的口吻对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直是孔子的信徒，而你，孔子的后裔，却成了孔子道德观念的背叛者。”范说的没错，在中国，具有永恒价值的孔子的道德观念，是不需要人权观念支持的。孔子的世界是二元论的世界：劳心者与劳力者，小人与君子，奴隶与贵族。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与卢梭就像冰与炭难以相融。而孔繁泰先生，这位东方的君子和卢梭的信徒，就在那冰与炭之上踏步前行，直至现在进入天。
这段文字表明，连费朗这样精通中国时局的记者，也认为葛任早已经战死了。事实上，在当时及以后的许多年里，这都是西方通讯社的共识。
屁股擦干净
孔夫子一走，我就把阿庆叫来了。当初给杨凤良讲的，我又给他讲了一下。当然，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也不能不考虑。我就向他暗示，到了那里，可以把杨凤良除掉。
怎么暗示的？这太容易了。我对他说，阿庆，你到了那里，和杨凤良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呢，那就夺掉杨凤良的兵权。阿庆一听，高兴得就跟娶了媳妇似的，表示一定要光荣地完成党国交给他的任务。按说，这么大的事，我应该写个条子让阿庆带上，这样杨凤良就会乖乖地交出兵权。但我没写。我是故意没写。阿庆很机灵，还专门提出了这一点。我说了谎，告诉他，我已经给杨凤良讲了，如果我再派人去，那就是代表我去的，你应该服从他的指挥。二桃杀三士，这样一来，杨凤良和阿庆就免不了一场明争暗斗了。我比谁都清楚，杨凤良是斗不过阿庆的，因为杨凤良是外交官出身，遇事喜欢讲道理，但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阿庆虽然也算个文化人，可与杨凤良相比，那就小巫见大巫了。很可能还没等杨凤良罗唆完，他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当然，辩证法告诉我们，要从正反两个方面看问题。所以，我也考虑到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杨凤良把阿庆干掉了。果真如此，天也塌不下来。因为杨凤良一旦发现我对他失去了信任，就会带着葛任逃离大荒山。对我来说，这个结局未尝不能接受。
阿庆也是从九龙坡机场起身的。送他走的时候，他问我还有什么指示。我只说了一句，屁股要擦干净。直到他上了飞机舷梯，我还语重心长地喊了一声，嘿，屁股！他当然懂得我的意思。我想，他每次擦屁股的时候，都会想到我的叮嘱。
阿庆走后，我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他娘的，真是怪事，和上次一样，我也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阿庆回话。这期间，领导（戴笠）来过一次电话，我只好对他说，再等等吧，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就是一切，没有准确的信息就贸然行动，是会犯冒进错误的。我劝老板耐心一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怕他起疑心，就又喂了他一颗定心丸。我说，阿庆对你、对我、对党国，都是忠心耿耿，他不会背叛我们的，一旦那边有什么信息，我立即启程。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把他糊弄过去了。可当中只隔了一天，戴笠又把电话打来了，让我到漱庐见他。到了之后，我才知道他让我去一趟武汉，说那里的日本人俘获了一名美国飞行员，他要我找日本人交涉一下，然后再从武汉去大荒山。看来，我不亲自去一趟是不行了。我说，我这就回去收拾一下，马上动身。他说，他已经向老蒋请示过了，等我到了大荒山，如果发现那人确实是葛任，那么不管葛任提出什么要求，都可以先答应他。还说，如果他归降政府，那么政府就网开一面，允许他成立一个新党，在国防参议会里占据六个议席。我问戴笠，蒋委员长说话算数吗？戴笠说，算不算数再说嘛，没有六个，五个还是可以的嘛；没有五个，四个也行嘛。我立即想，真的能弄到四个，那也不错啊。
接下来，我们又谈了一会儿美国人被俘一事。我当即表示，小日本胆也太大了，竟敢和美国人过不去。那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当然看问题要一分为二。美国佬太牛了，处处推行霸权主义，干涉别国内政，让小日本搞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一个讨好美国人的机会。戴笠对我的看法非常欣赏。他说，中美关系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们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这步棋要办（走）好。我不敢怠慢，立即接受了这个命令。我是带着一名日本人上路的。他是一个日本间谍，名叫稻本润一。我记得很清楚，那家伙不光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还会说广东话，能把你说成“累”，把小姐说成“小改”，把同志说成“通缉”。哈哈哈，我们就准备拿这个日本“通缉同志）换回那名美国佬。
俗话说，风水轮流转。从重庆到汉口的船上，我一直在想，历史总是喜欢重复，只是有些细微的差异。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第一次去大荒山，受的是葛任的邀请，结果被俘的是我；这次呢，却轮到葛任被俘了。再往前想想，当初去日本留学，我们坐的是同一艘邮轮，现在呢，我又坐着邮轮去劝降葛任。我记得很清楚，上船的时候，我还碰到了一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姓张，叫张奚若。你不知道此人？他可是大名人，有名的刺头，天生的反对派，敢跟老蒋顶牛。他一见到我，就拉住我问到，冰莹是不是来重庆了？我说不知道。他说，你们这些人，说话从来就不能信。张奚若也是从法国回来的。姥姥！要是让他知道我此次远行与葛任有关，那事情可就糟了。他肯定搞得天下皆知。小姐，我给你说句实话。要不是他名声太大，我就派人把他干掉了。当时，我吩咐我的一个手下，盯住他！想办法搞清楚他听到了什么风声，然后立即向我汇报。
和白凌小姐一样，我以前对张奚若先生也是一无所知。我是读了范老的自述以后，才开始留意他的相关资料的。
张奚若先生，出生于1889年，比葛任年长10岁，陕西朝邑人。和这部书中的大部分人物一样，他早年也是学医的，但他后来从事的却是政治学的研究。他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曾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1925年10月5号的《晨报副刊》上面，有徐志摩对张奚若的一段描述：张奚若是个“硬人”，“直挺挺的”，有一种天然不可侵犯的威严，而“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