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问到了葛任的诗。他说，崔永元（注：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范老原话如此）不是在搞实话实说吗，这里又没有外人，你也就实话实说吧。我只好说，葛任的诗我看得很少，早年看过一些，后来就再没有看到过。他就说，看来，你真的是没有看过，因为我刚才让你看的，就是葛任的诗。我看逃不过他的法眼了，就一拍脑门，做出茅塞顿开的样子，说，老板一提醒，我就突然想起来了，那应该是葛任写的，是他在日本的时候写的。戴笠说，“五四”的时候，他也是个热血青年，喜欢读新诗，当时他就看到过这首诗，当时的题目叫《谁曾经是我》。这狗娘养的，既然什么都知道了，还来问我做什么？我虽然嘴上没说，但肚里已经是气鼓鼓的了。就在这时，他拍了拍手，让女秘书把他珍藏多年的那本《新世纪》拿了出来。那个女秘书长得可真漂亮，香喷喷的，简直是胡蝶第二。女秘书把杂志递给我，一扭一扭走了。戴笠的案头工作做得很细，上面已经画得一道道了，凡是跟现在的这首不一样的地方，都用朱笔勾了出来。我正想着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突然问我，范先生，萧邦齐可靠不可靠？我说，他受党教育多年，没听说他有什么思想问题啊。他又问，葛任死去的情报是不是他提供的。我说是啊，我不是给您汇报过了吗，怎么啦？笑面虎这才告诉我，葛任应该还活着。他会给我说些什么，各种可能性我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小姐，不瞒你说，当时我被他搞得一头雾水，还以为他犯病了呢。过了一会儿，我说，老板，你不是开玩笑吧？他说，军中无戏言，从这首诗中看，葛任不光还活着，而且很可能就在大荒山。
我的酒劲一下子过去了。大荒山？他去那里干什么？我问。他说，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说，从已经破获的情报来看，《蚕豆花》就是葛任在大荒山写的。他说，他已经托人打听了一下，现在大荒山白陂镇一带，确实有一个外地人。受托之人虽然不认识葛任，可他描述的相貌特征，与葛任确有几分相似。我再次向他申明，这不可能，因为所有情报都已证实，葛任已经死了。戴笠端起酒盅在桌上磕了两下，说，先不要妄下结论，要注意调查研究。还说，他已经向老头子（蒋介石）汇报过了，经老头子同意，他想派我去大荒山摸摸底细。如果葛任确实在大荒山，他希望我能搞清楚葛任在那里有何贵干，然后劝降葛任，让他为党国服务。他把我叫到漱庐，原来是为了这个！
看来，这问题他已考虑成熟了，不然他拿不出那个方案。方案分为好多条，但总的说来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讲原则性，也就是要以党国利益为重；二讲灵活性，也就是要讲究策略；三讲纪律性，也就是要注意保密。他对我说，只要以三项要求为纲，就可以纲举目张。最后，笑面虎还特意要求我，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让葛任先生懂得这样一个基本道理，那就是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蒂，干革命靠的还是三民主义。
小姐，戴笠这个人深谙外松内紧之理，笑里藏刀。在他手下混饭吃，有一点要切记，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惹恼他，否则绝没有你的好果子吃。交代完了工作，他又惺惺作态，对我说，如果你真的感到为难的话，我可以考虑别的人选。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我如果敢吐个不字，他就敢把我拉出去崩了。我可不想死到他手上。我眼都不眨一下，说，还是我来吧。我把戴笠哄得很高兴。他说，有什么要求尽量提，组织上一定设法满足。
徐玉升与《逸经》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葛存道先生遇剌之后，徐玉升先生曾受胡安之托，远赴青埂，将葛任接到了杭州。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徐玉升与葛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葛任去日本之后，徐玉升也离开杭州去了香港。据徐玉升在《钱塘梦录》一书中说，葛任到日本以后，曾多次给他写过信。得知他在香港创办了《逸经》报的时候，葛任还曾向他建议：
《逸经》应多刊仲甫（陈独秀八守常（李大钊）之宏文。且寄来了守常的《青春》，其中有“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冱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每更节序，辄动怀思”之语，感人肺腑。
《逸经》上果然转载了这篇文章。据徐玉升先生说，《逸经》后来给人留下“亲布尔塞（什）维克”印象，就缘自《青春》一文。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葛任和徐玉升很少再有联系。大概是在1929年，他收到过葛任的一封信，葛任告诉他，自己在上海大学教书，并计划写一部自传体小说，叫《行走的影子》。他立即给葛任回信，希望能在《逸经》上连栽此书，并说令父亡命瀛岛之情形，老夫略知一二。若得闲来港，我可讲与你听，于你或有裨益。”此后，他们又是多年没有联系，但对葛任的行踪，对葛任与冰莹的苏区之行，及葛任参加长征之事，他“皆有耳闻”。后来，他曾向国民政府申请，望能获准到延安采访。他的目的除了采访，还为了能见到葛任。由于他给人留下的“亲布尔塞（什）维克”印象，所以他的申请未获批准。到了1941年，他从一个去过延安的香港记者那里得知葛任正从事翻译工作，便想葛任的书或许已经写完了，就给葛任去了一封信，旧话重提，望能在他的报纸上连栽它。到了1942年冬天，他突然从一位逃到香港的友人处获悉，葛任已在二里岗死于日寇之手。但其后不久，还处于惋惜和悲痛中的徐玉升，却意外地收到了一首诗，《蚕豆花》：
此函因辗转日久，封皮巳污烂不堪，邮戳亦难以辨识。内文虽无落款，然字迹之清秀，表明此诗乃葛任所寄无疑。署名为拉丁字母，或可译为犹豫，忧郁。我想，其定然乃葛任遇难前投寄，可视为葛任之遗言。
至于这首诗究竞是什么时候寄出的，因为葛任与范继槐的面谈对此有所涉及，这里暂且不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徐玉升很快就把这首诗刊登在了《逸经》上，“以示对葛任之深切怀念，暨对中共将士誓死抗战之敬佩”。《逸经》（1943年1月6日）所刊栽的《蚕豆花》全文如下：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一天，
是青埂峰下流淌的小溪，
还是白云河边盛开的蚕豆花？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春天，
是阿尔巴特街的蜂儿，
还是在蚕豆花中歌唱的恋人？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一生，
是窑洞中的红色火苗，
还是蚕豆花瓣那飘飞的影子？
谁于暗中叮嘱我，
谁从人群中走向我，
谁让镜子碎成了一片片，
让一个我变成了那无数个我？
与《新世纪》上的《谁曾经是我》相比较，那种探究自我真相的急迫和勇气，依然存在；变化的只是个别词语，出现了“青埂峰”、“白云河”、“阿尔巴特街”、“窑洞”等等。这些词语像一串珠子似的贯穿了葛任的一生。而嗅觉比狗鼻子都尖的戴笠，当然不会放过这些词语。
徐玉升先生事先怎能料到，《蚕豆花》一诗的发表，不光导致了葛任之死，而且改变了与葛任有关的许多人的命运。这当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命运：1944年6月9号，他被军统特务剌杀在通往香港浅水湾饭店的沙石小径。
组阁
我向领导提出的要求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助手由我挑，先派助手去摸摸底，然后再亲自出马。戴笠同意了，还说不管点到谁，他都会为我开绿灯。拿到这尚方宝剑，我就开始组阁了。
怎么组阁的？瞎，我一说，你就理解我的良苦用心了。我挑的第一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杨凤良。挑他，有这么几种考虑。这一呢，葛任以前没有亏待过他。他虽然加人了军统，可私下提起葛任，他仍是尊敬有加。我想，如果那人真是葛任，那杨凤良是不会让他为难的。这二呢，杨凤良是外交官出身，长着三寸不烂之舌，能把一根稻草说成金条，也能把一根金条说成稻草。劝降葛任，没有他这样的高手不行。这三呢，他和我关系不错，在苏区时，我们都是异类。什么叫异类？异类就是你们说的另类。我们是惺惺相惜呀。到了重庆，仍然来往频繁。你肯定看出来了，我这个人，任何时候，都喜欢和群众打成一片，虽然身居髙位，却从不摆什么架子。他每次来串门，我都是好酒好肉招待，就差给他找女人了。当然，他也不要女人。他是个死心眼，一心只想着“鲜花调”。他给我说过，那个娘们儿还呆在大荒山，已经生下了他的小宝宝。他早就盼着能和那对母子团圆了。君子成人之美，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我何乐而不为呢？
讲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一件小事。前些年，我应邀到北岳恒山参加一个旅游节。那一次，我遇到了一个和尚，头上的戒疤像枣核那么大。他说他是从菩提寺云游至此的。他一讲菩提寺，我心中一惊，因为白陂镇也有个菩提寺。活动结束之后，那个小和尚跑到宾馆的房间来找我。我看他模样乖巧，就让他坐了一会儿。小姐，你一定想不到，眼前的这个小和尚，竟然是杨凤良的孙子。
当时听他那么一说，我立即从他的眉眼中看出了杨凤良。像，真像，像极了，特别是那对招风耳，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他的眼睛很像“鲜花调”，虽然当了和尚，可还是顾盼生辉，就跟会说话似的。他说，他在典礼上听人家念到我的名字，就想问我打听个事。他说，他听一个叫孙国璋的人讲起过我。孙国璋是何许人也？我想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他是杨凤良在重庆时的随从。我问他，喂，小和尚，姓孙的都给你讲了什么？他说，孙国璋告诉他，范继槐知道他祖父是怎么死的。我对他说，和尚都当了，还是祛除执迷，潜心拜佛吧。他双手合十，施主长施主短的，就是不走。我问他还有什么事。他说，他还想顺便打听一下，我跟刘法清熟不熟悉。小姐，刘法清你不知道吧？瞎，他就是刘少奇的孙子，就在恒山当道长。我给小和尚说，我是来参加旅游活动的，别的事我插不上手。费了很大劲，才把他打发走。临走的时候，他对我说，施主先休息吧，等你和刘道长联系上了，我再来找你。要是被这家伙缠上，那还了得？我就连夜下了山。小姐不要替我担心，这次去白陂，事先我已经给有关方面打了招呼，就是千万不要让和尚们来参加庆典，免得我看着心烦。
杨凤良的后人
范老所提到的杨凤良的那个孙子，原名叫杨闽，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他是福建人。他的祖母并不是“鲜花调”如前所述鲜花调”母子早已死于阿庆之手而是杨凤良的结发妻子。杨闽是1996年来白陂祭祖时，留下来到菩提寺当了和尚的，取法号为明海。
现在的菩提寺，位于白陂市管城区中山北路63号。与它斜对面的60号，就是当年“鲜花调”开茶馆的地方，现在是一座三星级宾馆，名叫翠花园，它是一个珠宝商人投资修建的。我前后几次到白陂，都住在这个宾馆。翠花园设施齐全，内部环境也幽雅。惟一的不方便是妓女太多，要求提供性服务的电话总是响个不停，睡眠会受到一些影响。我常常从翠花园溜出来，到菩提寺内转悠。菩提寺现在的面积约有五十亩，是一个凹形院子，墙角放着陶罐。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里正在举办书法比赛。冠军获得者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郭平先生。按郭秘书的说法，他习墨多年，获此殊荣也是理所应当。在那个凹形院子里，我与郭秘书有过几次交谈，但他从未向我提起过明海。
在整理完范老的自述以后，我又去过一次白陂。这一次，我特意向郭秘书打听明海其人。郭秘书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业障，明海已经圆寂了。”死了？年纪轻轻的，怎么说死就死了？可除此之外，他不肯再多说一句。在离菩提寺不远的一个茶馆里，我和另一个和尚有过一次交谈。他叫明慧，准确地说应该是前和尚明慧，因为他现在已经还俗了，圆滚滚的脸上胡子拉碴，就像越冬后发芽的土豆。他以前是瑞金人，还俗之后在此经营荼馆。他说，因为消费者比较信任和尚，他就给这茶馆起名明慧茶馆。茶馆里面悬挂着一幅中堂，上面描绘的是青灯黄卷。它是茶馆品牌的象征。中堂前面的收银台上，供奉着红脸关公。不过这里的关公并非象征忠义，而是财神的化身。
明慧与明海关系很铁，当初去北岳恒山，就是他们结伴去的。据明慧说，刘（法清）道长的故事，还是他告诉明海的。这么说着，他一边招呼小姐往我的茶杯里续水，一边起身向收银台走去。转眼间他就拿来了一份报纸，是1995年8月6日的《华东信息报》。他说是他云游上海时在地铁站买的。那上面有一篇报道，说的就是刘法清道长：
刘少奇的孙子刘法清在北岳恒山当了道长。刘三十来岁。他刚出生，父母就被送进“牛棚”。不久，父亲刘允斌被造反派整死。后来，妈妈把他带回青海草原自己的家里。牧民们施舍给他吃的，喇嘛庙里的活佛教他识字念经。后来参军，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战。退伍后又回到青海草原当乡长。6年前，在宝鸡龙门洞出家入道。龙门洞是他幼时与奶妈路过的地方。刘法清修道习经，云游四海名山古刹。去年春天落脚北岳恒宗殿。共和国主席的孙子头戴两片纯阳巾，穿着布衲子，腰系丝绦，身佩七星剑。
前和尚明慧说，他们在北岳恒山并没有见到刘道长。回来之后，明海拿着这份报纸翻来覆去地看。明海感到，除了名字、宗教以及个别细节的不同，报纸上说的简直就是他自己：他的祖父虽然不是国家主席，但当过外交官；他的父亲也是被整死的；母亲曾带着他在武夷山丛林中以野果和植物根茎果腹；他自己呢，不光参加过对越还击战，而且还被炸掉了一截腓骨，外加几根脚趾，至今走路还像鸭子；虽然他没有当过乡长，但这并不说明他与乡长没有瓜葛。他声泪俱下（这实在有失佛门尊严）回忆起，因为祖传的宅基地问题，他和当地的乡长有过一次争执。争执的结果是，他被五花大绑地扭进了派出所。如果他不认罪，那么手电筒就会一直照着他的瞳仁。前和尚明慧说，他也不知道明海讲的是否确实，因为《楞严经》上说由心生故，种种法生；由法生故，种种心生。”《大乘稻芊经》上也说若见因缘即能见法。”我不懂其意，明海就解释说，这意思是说，意识产生物质，物质又产生意识。他担心我还没有听懂，就对我循循善诱：“比如，我想挣钱娶媳妇，就开了这家茶馆。挣了钱，女人一多，我就不想娶媳妇了。既然隔着篱笆就可以挤到鲜奶，我为什么要养一头奶牛呢？这就叫‘由心生故’，这就叫‘若见因缘即能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