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提到的粪便学专家于成泽先生的寓所，我曾遇到过一位传染病医生，并向他打听有关巴士底病毒的知识。我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担心自己受母亲的遗传。在整理这部书的过程中，我也时常急躁不安，有时竞会出现短暂的意识丧失。我很担心自己还没有整理完书稿，就告别了人世。那位传染病医生告诉我，感染上巴士底病毒的人，最快的会在两周内死去，但很多时候，这种病毒会在身体内隐藏下来，将你的整个身体都当成它的病灶，在很多年之后，再慢慢地置你于死地。我问这种病会不会遗传，他答非所问，说他几乎每天都能遇到巴士底病毒携带者。我记得，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于成泽先生的一名博士生走了进来。他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告诉我们，上星期五，有一种新的电脑病毒出现了，这种病毒就叫巴士底病毒。它具有和医学上的巴士底病毒相近的特征：无法根除，不定期发作。据他说，对这种电脑病毒，连最新的杀毒软件都奈何它不得，并且杀毒软件本身还会感染上它的病毒，从而成为新的传染源。
他的这种说法使我不由得想起了戈登医生本人的命运：1954年，戈登本人也死于巴士底病毒的发作。他是因为我的母亲还是因为别的患者而受到的传染，我不得而知。戈登先生的死曾使他的学生，后来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弗纳多·伽尔贝塔唏嘘不已。在一本名叫《被击碎的浪潮》的书中，弗纳多先生提到了戈登为蚕豆治病一事：
我的老师戈登先生的命运因为一名华裔女孩而得到改变。她是一位名叫葛任的抗日英雄的后裔。戈登先生就是在她身上发现巴士底病毒）的。巴士底是一条狗的名字，它是葛任（注：原文如此）从著名的巴士底狱的门口捡回来的宠物。但奇怪的是，此种病毒迟至70年代末期才在巴黎出现。据《世界卫生年度报告》显示，近年在非洲、俄罗斯、中国中西部地区以及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存在着蔓延的趋势。每念及此，我的忧虑就和对戈登医生的怀念一样深切……
扁桃体发炎
两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葛任并没有死。我在报纸上看到葛任给鲁迅发的唁电。当时，我也发了一份唁电。那几天，我特别留意我的唁电是否登了出来。我的没有看到，葛任的倒看到了。前面说了，葛任与鲁迅有交往。都是文人，臭味相投，惺惺相惜，所以他尽量往大处说：人生知己，汤汤泪水；斯世同悲，浩浩怀山。
看了这唁电，我这才知道葛任没死，不但参加了长征，而且还顺利到了陕北。但随后好几年时间，我并不知道他确切的消息。那时候，我已在军统任职。派到陕北的密探告诉我，葛任在延安搞翻译，翻译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你知道吗？不，他不是服装设计师，而是一个作家。列宁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以后，不时有人到延安去。有一次，一批美国记者从上海来到重庆，要到延安采访。其中有个人名叫Y，古德曼广以前来过重庆，和我比较熟。我请他吃了顿饭，让他帮我打听一下葛任。他错误地认为我是要他收集情报，就说他只是个记者，不介人政治。我连忙向他表示，我和葛任是同窗好友，听说葛任在翻译托尔斯泰，想把他的书拿到重庆出版，没别的意思。Y说，他从上海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冰莹的话剧演员也委托他打听葛任，想知道葛任的肺病怎么样了。我这才想起来，可不是嘛，葛任还是个肺病患者呢。
Y从延安回来的时候，我刚好去了外地，不在重庆。所以，葛任（的情况）我还是不清楚。没过多久，我就得知他在和日本人的交战中死去了，死得很惨，全军覆没。这么大的事，派去延安的那个草包竟然一点也不知道。小姐，知道我为什么叫他草包吗？首先，他确实是个草包，其次他姓萧，草字头的“萧”。你信不信，当面我也敢叫他草包！当然，他已经死了，叫草包他也听不见了。草包没有把情报告诉我，我就只好等着看报纸了，可报纸上也没有报道。我急得上火，牙床都肿了，扁桃体也发了炎、化了脓。小姐，你过来看一下。看见了吧，我没有扁桃体，就是那时候割的。不割不行啊，因为它老是要化脓。总而言之一句话，当时我是干着急没办法，只好拿扁桃体开刀。我记得当时的《新华日报》就在重庆的虎口岩，是共产党办的报纸。我曾派人深入虎穴打探消息，可他们竟然也不知道。
啊？流泪？不，我没有流泪。小姐，你年龄还小，或许还难以理解其中的奥妙。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可以说是悲喜交加。《诗经》上说得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能死于抗战，成为一个民族英雄，那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啊。我很想搞清楚葛任是怎么死的，替他宣传一下，这样我面子上也有光啊。为此，我还特意调阅了一份日本报纸《报知新闻》。里面果然有关于葛任死去的报道，大吹大擂，称二里岗战斗是他们贏得的又一次重大战役。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姓萧的草包把密电发过来了，也说葛任是在二里岗殉国的，还说追悼会已经开过了。我想以老朋友的身份往延安发一封唁电。统一战线嘛。可事情已经过去了，再发唁电，那不是马后炮嘛！搞不好人家还会认为你是故意往伤口上撒盐。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免了。
万物为刍狗
范老所说的“草包”名叫萧邦齐。其实，萧邦齐先生并非草包。据《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美国白鸦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介绍，萧邦齐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医学院，是个内科医生，曾与本书第一部分提到的张占坤同窗共读。1948年去香港，后到了美国旧金山的一所大学任教。萧邦齐先生晚年所著的《重现个人身份》一书，曾写到过自己当年在延安与葛任的接触。其中，他还提到了张占坤的被杀。下面的一节文字，原題为《万物为刍狗》，最初曾单独发表于香港《东方海》杂志，后被收入《葛任研究会刊》第三辑。
庄子之语实乃至理名言：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我便是因懂得医术，被派到陕北去，当了表演。经过长征，红军将士患肺病者多如牛毛。周恩来夫妇便有肺病（注：原文如此葛任亦患肺病，下层士兵患肺病者更多。因缺衣少药，将士怨恨猬集。就我所知，有两种病习为常见：一曰便秘，二曰肺结核。军统或以为，我可以此探得赤匪内幕。古语云：宁愿向南走一千，不愿向北走一天。实不相瞒，当时我不愿应承此事。范继槐找我谈话，云他曾听胡适之先生云，管理江宁织造的曹寅（曹雪芹祖父）当年名为内务府的采购官，实为康熙爷的特务，在江南打统战的，可他照样受后人爱戴……我最初去的是保安，那是长征的终点。我曾听昔日同窗张占坤云，1869年5月28日（清历四月十七日，天历己巳十九年四月十一日〕，太平军残佘部队捻军抵达保安伊始，即被清军攻破。那是历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长征的结局。以史为鉴，我思量红军不日亦当为政府军击败，届时我便可逃离这不毛之地，归隐田园。老聃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兵燹四起，我辈自然只是一束刍（注：禾草），一只狗而巳。天下太平与否，岂我辈所虑之事欤？
我首次见到葛任，是在那年的初雪之日。当时，我与白圣韬、张占坤在河边散步。河水尚未结冰，有一小船于飘雪的河面上行驶，别具风味。船上所坐之人，即为田汗与葛任。因范继槐曾托我探听葛任病情，故我向白圣韬言道，风闻葛任巳病入膏肓，药石罔效，今见此人，方知谣传也。白圣韬云，葛任确有肺病，并业巳加重，得便请我前去一诊，以寻疗治之策。盖一周之后，白圣韬引我去见葛任，云葛任咳嗽结胸，病势甚危，问我可有良策？我于一间窑洞之内见到了葛任。洞中阴沉黑暗，点燃蜡烛方能看清洞中景象：倚墙有一木桌，上置一铜制笔筒，内插两支毛笔，一支红蓝铅笔，一支水（钢）笔。还有一本托尔斯泰小说选，商务版的，译者为瞿秋白。我曾翻了那本小说，上用红蓝铅笔画了诸多杠杠，眉批与校正亦繁如辐辏。他言道，欲重译托氏此著，并写一弁言。又云，他于白圣韬处闻知，我是到过俄乡的。他嗓音低沉，似弹琴之时踩着踏板。我好言劝他细心养生。他言道自感时间紧迫，总完不成分内之事，且又是愈聚愈多。譬如，他欲筹资在延安出版鲁迅文集，然至今仍不得其果。他似乎并非要我诊病的，而是要与我闲谈。他曾问及俄语地名“阿斯塔波瓦”，原意为何。我坦言不知其详。他说他到过“都腊”，晓得“都腊”之意为“堵截”，却不知“阿斯塔波瓦”的俄语原意，只知它是一个小火车站的名字。后，经张占坤提醒，我方知“阿斯塔波瓦”乃托尔斯泰死亡之所一于葛任而言，他的“阿斯塔波瓦”当为二里岗。
二里岗之事，闻自葛任好友黄炎。当是时也，黄炎曾来医院就诊。云自闻葛任战死以来，他常常竟夕难眠，以致头晕目眩，呼吸不畅。并云，他欲撰写葛任英雄事迹，欲提升其精神，以励后人。不知何故，其后我并未看到黄氏之鸿篇……不久，拾粪运动开始。同窗张占坤被收审。有人前来调查我与张占坤之往来，暗示我可揭发张占坤，以求自保。我思谋良久，设若我闭口不言，便是死路一条，与内人团聚无望矣。思前想后，我道出他曾说起捻军长征，意指红军长征并非史无前例。调查者忿然言道，仅此一条，便可令他去见阎王。因毛曾训示，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从未有过此等长征。运动尚未终结，张占坤就给砍了头。传闻他屈打成招，承认自己为政府派至延安的特务。占坤先生是被我这个真特务送上断头台的。自此以后，我时时自责，愧疚不巳，难以自拔。1947年3月12日，政府军空袭延安。我被弹片击中，隐身于一窑洞之中，如一只狗舔着自己的伤口。是时虽为春天，却是大雪纷飞。3月18日黄昏，政府军进入延安，我被当做红军俘获。幸亏我伤的是腿。设若我的口腔被击穿，不能言语，我便会被政府军击毙，他们获悉我之真实身份，反而兴致大减。他们巴不得我是红军，好报功请赏……
到了西安，范继槐曾来电催我返渝。我告之，腿伤未愈，不能如电遄赴，希谅……此后多年，我是既不反共，亦不阿蒋，躲进小楼成一统，苟全性命于乱世，若桃花源中人……
读者可能还记得，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白圣韬曾提到，张占坤之死是因为他的揭发。现在看来，张占坤的被政头，功劳还应该有萧邦齐先生一份。我把这事告诉了白凌，说她的祖父白圣韬对张占坤的死并不能负全部责任。我的本意是要替她的祖父开脱些责任，可她却一点也不领情，还说，那反正都是“狗咬狗”。
谈诗论道我们还接着说。大概过了个把月，有一天，戴笠将我叫到了重庆中山路，军统总部漱庐就在那里。什么，不知道漱庐？这样吧，哪天我带你去住两天，保管比住五星级宾馆还舒服。瞎！只要想想戴笠曾在那里办公，你就知道那里该有多舒坦了。当然，历史在进步，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有很大发展，所以比以前还要舒坦。
戴笠啊，这个人长得有点像猫科动物，笑面虎一个。这个人还是很有学问的，这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他的名字来自《诗经》：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当然，他的名字本身就提醒了你，见了他一定要作揖。所以每次见他，我除了敬礼，还要拱手作揖。我这辈子可没少作揖。不过，真要说起来，作揖可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啊。在全球化的今天，由于艾滋病的流行，我曾在大会和小会上反复讲过，要用作揖代替握手、接吻，因为可以减少传染嘛。
还说我们的。戴笠当时笑了，说免了免了。小姐，我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妨给你说说。那就是，只要你有学识，是个人才，那你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尊重和爱戴。戴笠就对我很尊重，他主动给我让了座，沏了茶，递了烟。然后，他说要向我请教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说说看。为了逗他高兴，我还给他戴了高帽，说他这是密切联系群众。他说他看到一首诗，喜欢是喜欢，可就是看不懂。我心里窃喜！这正好是我的强项啊，正好可以给他露一手。他递给我一份报纸，是香港一个叫徐玉升的人编的《逸经》。我一看，这首诗叫《蚕豆花》。我当时并没有反应过来，只是觉得它有点熟悉，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过。我对他说，不就是蚕豆花吗？风花雪月，无聊文人的游戏罢了。戴笠说，听说陈独秀喜欢蚕豆花，这是不是陈独秀写的。我说肯定不是，陈独秀的诗我都看过，他写的是古体诗。他就又问，那么是献给陈独秀的？当时我想，这个笑面虎，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陈仲甫。我就对他说，陈独秀不是已经死了吗？管他娘的。姥姥！就在我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想起来了，这好像是葛任写的，在日本时写的。前面，我好像给你讲过，“五四”以后，它又登在叫什么《新世纪》的杂志上，还曾喧闹一时。眼下，这首诗的作者，署的名字是一串拉丁字母，我拼了一会儿，终于将它拼出来了，犹豫，忧郁。没错，一定是葛任写的，因为葛任的俄文名字就叫忧郁斯基。
我就想，这个笑面虎，让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怀疑我与共军有染不成？不过，我并不十分担心，因为葛任已经死到了二里岗，戴笠总不至于怀疑我有通灵术，能跟死人打交道吧？我就对他说，有什么指示，你就明说吧。戴笠说，他浮生偷得半日闲，想找个朋友谈诗论道，调剂一下生活，就想到了我。接着他就问我平时还读不读诗歌。我说，读啊，诗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嘛，不读不行啊。他又问当今的诗人当中，我比较看中谁的诗歌。我想，他问这个什么意思？千万不能因为我的一句话，给诗人们带来麻烦。于是，我就说，徐志摩写得不错，可他已经死了。泰戈尔写得也不错，不过远在印度。虽说诗人又叫骚人，可这两个人都不发牢骚，写的都是云彩啊，飞鸟啊，只管抒情，应该是诗人们学习的好榜样。我话一出口，他就说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我的真本事还没有露出来呢，他就开始给我戴高帽了，并且还要给我敬酒。小姐，你大概还不知道，在喝酒问题上，我向来奉行九盘全会精神，只喝三盘，多一盅也不行。可那天是个例外，因为是领导敬酒，我只好多喝了几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