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花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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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OK,彼此彼此(7)

在前面提到的粪便学专家于成泽先生的寓所,我曾遇到过一位传染病医生,并向他打听有关巴士底病毒的知识。我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担心自己受母亲的遗传。在整理这部书的过程中,我也时常急躁不安,有时竞会出现短暂的意识丧失。我很担心自己还没有整理完书稿,就告别了人世。那位传染病医生告诉我,感染上巴士底病毒的人,最快的会在两周内死去,但很多时候,这种病毒会在身体内隐藏下来,将你的整个身体都当成它的病灶,在很多年之后,再慢慢地置你于死地。我问这种病会不会遗传,他答非所问,说他几乎每天都能遇到巴士底病毒携带者。我记得,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于成泽先生的一名博士生走了进来。他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告诉我们,上星期五,有一种新的电脑病毒出现了,这种病毒就叫巴士底病毒。它具有和医学上的巴士底病毒相近的特征:无法根除,不定期发作。据他说,对这种电脑病毒,连最新的杀毒软件都奈何它不得,并且杀毒软件本身还会感染上它的病毒,从而成为新的传染源。

他的这种说法使我不由得想起了戈登医生本人的命运:1954年,戈登本人也死于巴士底病毒的发作。他是因为我的母亲还是因为别的患者而受到的传染,我不得而知。戈登先生的死曾使他的学生,后来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弗纳多·伽尔贝塔唏嘘不已。在一本名叫《被击碎的浪潮》的书中,弗纳多先生提到了戈登为蚕豆治病一事:

我的老师戈登先生的命运因为一名华裔女孩而得到改变。她是一位名叫葛任的抗日英雄的后裔。戈登先生就是在她身上发现巴士底病毒)的。巴士底是一条狗的名字,它是葛任(注:原文如此)从著名的巴士底狱的门口捡回来的宠物。但奇怪的是,此种病毒迟至70年代末期才在巴黎出现。据《世界卫生年度报告》显示,近年在非洲、俄罗斯、中国中西部地区以及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存在着蔓延的趋势。每念及此,我的忧虑就和对戈登医生的怀念一样深切……

扁桃体发炎

两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葛任并没有死。我在报纸上看到葛任给鲁迅发的唁电。当时,我也发了一份唁电。那几天,我特别留意我的唁电是否登了出来。我的没有看到,葛任的倒看到了。前面说了,葛任与鲁迅有交往。都是文人,臭味相投,惺惺相惜,所以他尽量往大处说:人生知己,汤汤泪水;斯世同悲,浩浩怀山。

看了这唁电,我这才知道葛任没死,不但参加了长征,而且还顺利到了陕北。但随后好几年时间,我并不知道他确切的消息。那时候,我已在军统任职。派到陕北的密探告诉我,葛任在延安搞翻译,翻译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你知道吗?不,他不是服装设计师,而是一个作家。列宁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以后,不时有人到延安去。有一次,一批美国记者从上海来到重庆,要到延安采访。其中有个人名叫Y,古德曼广以前来过重庆,和我比较熟。我请他吃了顿饭,让他帮我打听一下葛任。他错误地认为我是要他收集情报,就说他只是个记者,不介人政治。我连忙向他表示,我和葛任是同窗好友,听说葛任在翻译托尔斯泰,想把他的书拿到重庆出版,没别的意思。Y说,他从上海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冰莹的话剧演员也委托他打听葛任,想知道葛任的肺病怎么样了。我这才想起来,可不是嘛,葛任还是个肺病患者呢。

Y从延安回来的时候,我刚好去了外地,不在重庆。所以,葛任(的情况)我还是不清楚。没过多久,我就得知他在和日本人的交战中死去了,死得很惨,全军覆没。这么大的事,派去延安的那个草包竟然一点也不知道。小姐,知道我为什么叫他草包吗?首先,他确实是个草包,其次他姓萧,草字头的“萧”。你信不信,当面我也敢叫他草包!当然,他已经死了,叫草包他也听不见了。草包没有把情报告诉我,我就只好等着看报纸了,可报纸上也没有报道。我急得上火,牙床都肿了,扁桃体也发了炎、化了脓。小姐,你过来看一下。看见了吧,我没有扁桃体,就是那时候割的。不割不行啊,因为它老是要化脓。总而言之一句话,当时我是干着急没办法,只好拿扁桃体开刀。我记得当时的《新华日报》就在重庆的虎口岩,是共产党办的报纸。我曾派人深入虎穴打探消息,可他们竟然也不知道。

啊?流泪?不,我没有流泪。小姐,你年龄还小,或许还难以理解其中的奥妙。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可以说是悲喜交加。《诗经》上说得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能死于抗战,成为一个民族英雄,那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啊。我很想搞清楚葛任是怎么死的,替他宣传一下,这样我面子上也有光啊。为此,我还特意调阅了一份日本报纸《报知新闻》。里面果然有关于葛任死去的报道,大吹大擂,称二里岗战斗是他们贏得的又一次重大战役。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姓萧的草包把密电发过来了,也说葛任是在二里岗殉国的,还说追悼会已经开过了。我想以老朋友的身份往延安发一封唁电。统一战线嘛。可事情已经过去了,再发唁电,那不是马后炮嘛!搞不好人家还会认为你是故意往伤口上撒盐。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免了。

万物为刍狗

范老所说的“草包”名叫萧邦齐。其实,萧邦齐先生并非草包。据《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美国白鸦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介绍,萧邦齐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医学院,是个内科医生,曾与本书第一部分提到的张占坤同窗共读。1948年去香港,后到了美国旧金山的一所大学任教。萧邦齐先生晚年所著的《重现个人身份》一书,曾写到过自己当年在延安与葛任的接触。其中,他还提到了张占坤的被杀。下面的一节文字,原題为《万物为刍狗》,最初曾单独发表于香港《东方海》杂志,后被收入《葛任研究会刊》第三辑。

庄子之语实乃至理名言: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我便是因懂得医术,被派到陕北去,当了表演。经过长征,红军将士患肺病者多如牛毛。周恩来夫妇便有肺病(注:原文如此葛任亦患肺病,下层士兵患肺病者更多。因缺衣少药,将士怨恨猬集。就我所知,有两种病习为常见:一曰便秘,二曰肺结核。军统或以为,我可以此探得赤匪内幕。古语云:宁愿向南走一千,不愿向北走一天。实不相瞒,当时我不愿应承此事。范继槐找我谈话,云他曾听胡适之先生云,管理江宁织造的曹寅(曹雪芹祖父)当年名为内务府的采购官,实为康熙爷的特务,在江南打统战的,可他照样受后人爱戴……我最初去的是保安,那是长征的终点。我曾听昔日同窗张占坤云,1869年5月28日(清历四月十七日,天历己巳十九年四月十一日〕,太平军残佘部队捻军抵达保安伊始,即被清军攻破。那是历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长征的结局。以史为鉴,我思量红军不日亦当为政府军击败,届时我便可逃离这不毛之地,归隐田园。老聃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兵燹四起,我辈自然只是一束刍(注:禾草),一只狗而巳。天下太平与否,岂我辈所虑之事欤?

我首次见到葛任,是在那年的初雪之日。当时,我与白圣韬、张占坤在河边散步。河水尚未结冰,有一小船于飘雪的河面上行驶,别具风味。船上所坐之人,即为田汗与葛任。因范继槐曾托我探听葛任病情,故我向白圣韬言道,风闻葛任巳病入膏肓,药石罔效,今见此人,方知谣传也。白圣韬云,葛任确有肺病,并业巳加重,得便请我前去一诊,以寻疗治之策。盖一周之后,白圣韬引我去见葛任,云葛任咳嗽结胸,病势甚危,问我可有良策?我于一间窑洞之内见到了葛任。洞中阴沉黑暗,点燃蜡烛方能看清洞中景象:倚墙有一木桌,上置一铜制笔筒,内插两支毛笔,一支红蓝铅笔,一支水(钢)笔。还有一本托尔斯泰小说选,商务版的,译者为瞿秋白。我曾翻了那本小说,上用红蓝铅笔画了诸多杠杠,眉批与校正亦繁如辐辏。他言道,欲重译托氏此著,并写一弁言。又云,他于白圣韬处闻知,我是到过俄乡的。他嗓音低沉,似弹琴之时踩着踏板。我好言劝他细心养生。他言道自感时间紧迫,总完不成分内之事,且又是愈聚愈多。譬如,他欲筹资在延安出版鲁迅文集,然至今仍不得其果。他似乎并非要我诊病的,而是要与我闲谈。他曾问及俄语地名“阿斯塔波瓦”,原意为何。我坦言不知其详。他说他到过“都腊”,晓得“都腊”之意为“堵截”,却不知“阿斯塔波瓦”的俄语原意,只知它是一个小火车站的名字。后,经张占坤提醒,我方知“阿斯塔波瓦”乃托尔斯泰死亡之所一于葛任而言,他的“阿斯塔波瓦”当为二里岗。

二里岗之事,闻自葛任好友黄炎。当是时也,黄炎曾来医院就诊。云自闻葛任战死以来,他常常竟夕难眠,以致头晕目眩,呼吸不畅。并云,他欲撰写葛任英雄事迹,欲提升其精神,以励后人。不知何故,其后我并未看到黄氏之鸿篇……不久,拾粪运动开始。同窗张占坤被收审。有人前来调查我与张占坤之往来,暗示我可揭发张占坤,以求自保。我思谋良久,设若我闭口不言,便是死路一条,与内人团聚无望矣。思前想后,我道出他曾说起捻军长征,意指红军长征并非史无前例。调查者忿然言道,仅此一条,便可令他去见阎王。因毛曾训示,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从未有过此等长征。运动尚未终结,张占坤就给砍了头。传闻他屈打成招,承认自己为政府派至延安的特务。占坤先生是被我这个真特务送上断头台的。自此以后,我时时自责,愧疚不巳,难以自拔。1947年3月12日,政府军空袭延安。我被弹片击中,隐身于一窑洞之中,如一只狗舔着自己的伤口。是时虽为春天,却是大雪纷飞。3月18日黄昏,政府军进入延安,我被当做红军俘获。幸亏我伤的是腿。设若我的口腔被击穿,不能言语,我便会被政府军击毙,他们获悉我之真实身份,反而兴致大减。他们巴不得我是红军,好报功请赏……

到了西安,范继槐曾来电催我返渝。我告之,腿伤未愈,不能如电遄赴,希谅……此后多年,我是既不反共,亦不阿蒋,躲进小楼成一统,苟全性命于乱世,若桃花源中人……

读者可能还记得,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白圣韬曾提到,张占坤之死是因为他的揭发。现在看来,张占坤的被政头,功劳还应该有萧邦齐先生一份。我把这事告诉了白凌,说她的祖父白圣韬对张占坤的死并不能负全部责任。我的本意是要替她的祖父开脱些责任,可她却一点也不领情,还说,那反正都是“狗咬狗”。

谈诗论道我们还接着说。大概过了个把月,有一天,戴笠将我叫到了重庆中山路,军统总部漱庐就在那里。什么,不知道漱庐?这样吧,哪天我带你去住两天,保管比住五星级宾馆还舒服。瞎!只要想想戴笠曾在那里办公,你就知道那里该有多舒坦了。当然,历史在进步,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有很大发展,所以比以前还要舒坦。

戴笠啊,这个人长得有点像猫科动物,笑面虎一个。这个人还是很有学问的,这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他的名字来自《诗经》: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当然,他的名字本身就提醒了你,见了他一定要作揖。所以每次见他,我除了敬礼,还要拱手作揖。我这辈子可没少作揖。不过,真要说起来,作揖可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啊。在全球化的今天,由于艾滋病的流行,我曾在大会和小会上反复讲过,要用作揖代替握手、接吻,因为可以减少传染嘛。

还说我们的。戴笠当时笑了,说免了免了。小姐,我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妨给你说说。那就是,只要你有学识,是个人才,那你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尊重和爱戴。戴笠就对我很尊重,他主动给我让了座,沏了茶,递了烟。然后,他说要向我请教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说说看。为了逗他高兴,我还给他戴了高帽,说他这是密切联系群众。他说他看到一首诗,喜欢是喜欢,可就是看不懂。我心里窃喜!这正好是我的强项啊,正好可以给他露一手。他递给我一份报纸,是香港一个叫徐玉升的人编的《逸经》。我一看,这首诗叫《蚕豆花》。我当时并没有反应过来,只是觉得它有点熟悉,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过。我对他说,不就是蚕豆花吗?风花雪月,无聊文人的游戏罢了。戴笠说,听说陈独秀喜欢蚕豆花,这是不是陈独秀写的。我说肯定不是,陈独秀的诗我都看过,他写的是古体诗。他就又问,那么是献给陈独秀的?当时我想,这个笑面虎,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陈仲甫。我就对他说,陈独秀不是已经死了吗?管他娘的。姥姥!就在我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想起来了,这好像是葛任写的,在日本时写的。前面,我好像给你讲过,“五四”以后,它又登在叫什么《新世纪》的杂志上,还曾喧闹一时。眼下,这首诗的作者,署的名字是一串拉丁字母,我拼了一会儿,终于将它拼出来了,犹豫,忧郁。没错,一定是葛任写的,因为葛任的俄文名字就叫忧郁斯基。

我就想,这个笑面虎,让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怀疑我与共军有染不成?不过,我并不十分担心,因为葛任已经死到了二里岗,戴笠总不至于怀疑我有通灵术,能跟死人打交道吧?我就对他说,有什么指示,你就明说吧。戴笠说,他浮生偷得半日闲,想找个朋友谈诗论道,调剂一下生活,就想到了我。接着他就问我平时还读不读诗歌。我说,读啊,诗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嘛,不读不行啊。他又问当今的诗人当中,我比较看中谁的诗歌。我想,他问这个什么意思?千万不能因为我的一句话,给诗人们带来麻烦。于是,我就说,徐志摩写得不错,可他已经死了。泰戈尔写得也不错,不过远在印度。虽说诗人又叫骚人,可这两个人都不发牢骚,写的都是云彩啊,飞鸟啊,只管抒情,应该是诗人们学习的好榜样。我话一出口,他就说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我的真本事还没有露出来呢,他就开始给我戴高帽了,并且还要给我敬酒。小姐,你大概还不知道,在喝酒问题上,我向来奉行九盘全会精神,只喝三盘,多一盅也不行。可那天是个例外,因为是领导敬酒,我只好多喝了几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