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庆的一点补充
范老看到的那份材料，就是朱旭东后来整理发表的《与田汗将军拉家常》中的一篇：
每当我提到赵耀庆，田将军就说他记不清。可是这一次，田大人自己说漏了。他说冰莹是我派人送走的。那人叫阿庆。”我故意逗他，是不是《沙家浜》里的阿庆。他说不是，是另一个阿庆。后来，他就说开了。他说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洗脚，那小子一溜小跑来向我请假，说葛任让他送冰莹离开苏区，他不能不去。这事葛任已经同我商量过了。当时左倾路线错误很严重，冰莹要是不走，不光她有危险，还会连累葛任。我让阿庆不要声张，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先照葛任说的办。他担心路上会被白狗子（白匪）俘虏。我就说，当了俘虏，照样可以为党工作嘛。他迷迷瞪瞪地看着我，我说，这就相当于换了个工作岗位。一定要向雷锋同志学习（注：朱旭东在此注明，田汗同志记糊涂了，当时还没有学雷锋这档子事呢！），干一行，爱一行，永做革命的螺丝钉。我交代他，要是被俘了，可以向敌人报告造币厂藏在哪条沟里。要实事求是，不要说假话。这样一来，敌人就会信任你，把你当成座上宾，你也就顺利打入了敌人内部。他扑通一声跪到地上，连说不敢。我摸着他的后脑勺，说，看你那副熊样，起来！造币厂巳经废了，闲着也是闲着，正好送给白狗子。如果白狗子也用它来制造假币，那正好可以扰乱国民党的金融秩序，这比尖刀插进他们的胸膛还要厉害。那小子一听，扑哧一声笑了。他比猴都精，把事情办得天衣无缝。当然，这也跟戴笠有关系。他跟戴笠是老乡。国民党反动派向来很庸俗，讲究什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不讲原则。后来的许多情报，都是阿庆捎过来的。后来，他突然失踪了。再后来，听说他到了河南，‘文革’期间还吃了不少苦头。这没什么，甘蔗没有两头甜嘛。当初，我们在前线打仗，你却在重庆享福。享够了福，现在受点苦，也算是扯平了。我还听说他有情绪。怎么，还想跟人民讲价钱不成？听说他最后跳了井，死就死了，还要弄脏一口井，真不像话。”
当我问到葛任是否知道阿庆的投降是有预谋的时候，田大人手一挥说你应该去问他本人，我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他说得轻巧。我去哪里问呢？众所周知，葛任早在几十年前，就战死在二里岗了。
留在大埔的冰莹，还在苦苦等待着范继槐和阿庆。她后来对安东尼·斯威特说，大埔外面有架山，名叫敬贤山。有人告诉她，从敬贤山的山谷，可以走到凤風谷。她常常站在山谷之中，望眼欲穿，等待着女儿的出现。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她的绝望也就一点点加深。她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女儿了。事实上，不光蚕豆见不到了，肚子里的孩子她也见不到了。安东尼斯威特在《绝色》中，引用冰莹自己的话写道：
转眼间，父亲巳死去三个礼拜了。中国人称之为“三七”，是祭奠亲人亡灵的一个日子，我便在敬贤山下焚香祭父。那时候，烟雾缭绕之中，我好像听到了女儿的啼哭，看到了葛任面对女儿手足无措的样子。那时，我就担心再也见不到葛任了。我哭了。这时，我突然看到那个老乡站在我身后。他说，有人找我。我以为是范继槐和阿庆，就问是否还有一个孩子。他说没有。来人是我们剧团的一名成员，他也曾在《无论如何要胜利》中演过白匪。他告诉我，范继槐和阿庆巳经被政府招安了。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范继槐和阿庆已经带人进苏区搜山，骑着高头大马，手上戴着白手套，腰间别着短枪。我问到蚕豆，他却一点也不知情。我往最美好的地方想像，想像葛任巳经带着蚕豆安全转移了。但从那一天起，悲伤和恐惧就攫住了我的心。大约两三天之后，我流产了。既然葛任喜欢女孩子，我想，那一定是个女婴。从此，我对葛任一直怀着无法偿清的歉疚。但世界对我的折磨到此还没有结束。一年以后，我从一个从陕北过来的朋友那里得知，他见到了葛任，却并没有见到蚕豆。我的眼前顿呈黑色……
狗的哲学
我估算葛任他们已经转移了，才带着小分队到后沟去。印钞机完好无损，我连忙带人将它们全都拉走了，然后交给了驻扎在附近的一支保安团。大概是为了让我死心塌地为党国效劳，上峰得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即派人送来了嘉奖令，并且把阿庆划归我领导。遂后，上峰又安排我做了几次讲座，重点讲述安定团结对抗日的必要性。忙完这个，我才抽出身来，带着人马重返苏区。
衣锦还乡？拉倒吧。我还担心遇见熟人呢，那样面子上多不好看。为了不让人认出来，我戴了一副眼镜。起先戴的是金边眼镜，可部下说我像上海滩的小流氓，我就又换了一副。这一下他们不说我像流氓了，说我像个账房先生。在那个年代，做有钱人是要提心吊胆的。我就一狠心，把一只镜片敲碎了。这样一来，我就像个蒙面人了。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一直到瑞金，我都没有遇见熟人。红军与国军经过了几次激战，这里的人都已经走光了，剩下的都是死人。看到那些（死）人一个个都没脸没皮的，我感到很奇怪，后来才知道那都是狗给啃的。不，小姐，我不是存心要吓你。别害怕，这世上没有鬼。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从不信鬼。不过，你要真是害怕，可以躺到我身边嘛，那样鬼就不敢把你怎么样了。挤不下？挤不下可以想想办法嘛。我们既要善于发现问题，还要善于解决问题。你看你，你这样一打岔，我就想不起来说到哪儿了。
对，说到死人了。他们都没脸没皮的，只剩下了骨头、骷髅。骷髅们的嘴巴咧得很大，看上去像是在大笑；眼窝里黑洞洞的，乍一看好像戴着墨镜似的。好好好，不吓你了，说点别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几个牧师，他们默不作声地在田间地头掩埋尸体。我上去和他们说话，他们也不理我，一个个面无表情，有如孤魂野鬼。因为他们当中有几个是外国人，不能随便惹的，我就放过了他们，继续向白陂镇开进。到了那里，我看见白云河的桥洞里也是死人。有一具尸体，头发长长的，上面也有一只银质发夹。上帝呀，我的心立即提到了嗓子眼儿。对，我想她可能就是我的那个相好，赶紧命令随从下水打捞。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了一群狗。它们瞪着一双双狗眼，一步步向我走过来。真的，当时我并不知道它们有何贵干。我的一个部下捡了一块石块，想轰它们走，可它们根本不吃这一套。它们绕过我，通过白云桥，向阿庆走了过去。当时阿庆正背着手，在河的那一边散步。后来我发现了，每当阿庆的手背起来，狗就会朝他走上去，每当阿庆的手放下来，狗就会立定站住。
就跟动画片里的场面似的。
后来我明白了，它们正等着吃掉阿庆呢。狗通人性啊，狗的哲学也就是人的哲学。经过了多次战争的洗礼，狗已经学会了一分为二看世界。在它们眼里，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被缴了枪，手背在身后，他们通常都是人犯或俘虏，马上就要毙掉了，这类人可以吃；另一类人手中有枪，枪平端在胸前，他们是要枪毙前一类人的，这类人不可以吃。还是那句话，狗通人性啊。人喜欢吃狗肉，狗也喜欢吃人肉啊。彼此彼此。我这才想起来，为什么我很少看到女尸，因为她们都已经被啃去了脸和双乳，成了无性别的人。多年之后，我在劝降葛任的时候，还向他提起过那些狗。听了我的话，葛任的泪就流了下来。我曾想，泪都流了，事情肯定好办了，可事实却并非如此。
那个女人（被）捞了上来。发夹倒是同样的发夹，但人却不是同一个人。唉，我看走眼了。那人的颧骨上有一个洞。那还用问，当然是枪眼。水一泡，枪眼就变大了，像是用铁棍捣出来的。突然，从那个洞里爬出一只螃蟹。什么？你说什么？超现实主义绘画？我不懂什么超现实主义，没有发言权，但我知道这就是现实。我记得我也跟葛任提到过那只螃蟹。葛任当时就呕吐了，吐了一阵，就像杜鹃啼血似的，一摊血突然咯了出来。
我还给葛任说，我曾在白陂镇搜寻他的遗体。我说的是实话。当时，我以为他也被肃反掉了，见到尸体就下马察看。葛任开玩笑说，我那样做是为了邀功请赏。我不否认这一点。不过，当时我确实担心他的下落。说来也巧，在离白陂镇不远的西官庄村，我竟然见到了蚕豆。她正在门前烧火，脏得像个泥猴，手里玩着一根骨头。一个老人坐在她身边，眯缝着眼看着她。看见我们过来，那个老人连忙把蚕豆领到了一堵墙后边。我当时犹豫了一下，想，要不要把她带走呢？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最终说服自己，还是不要轻举妄动。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葛任还活着，等他回来领女儿的时候，发现女儿不见了，他还不给活活急死？
当天晚上，我就住在白陂小学。那时候，我可没想到，多年之后葛任还会再次来到这里，我和他还会再次在这里狭路相逢。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我就到凤凰谷散步。四周都是黑的，只有马灯照到的地方是亮的。我突然听见有人在长满枸杞和荆棘的草丛中呻吟。战士们也听到了，如临大敌，全都趴了下来。一群怕死鬼。我命令他们去搜。他们猫着腰，循声而去，渐渐缩小了包围圈，然后将那人扒了出来。那人已经身负重伤，无法站立了。我看不见他的脸，因为他的脑袋勾在胳肢窝里，就像鸡头藏在翅膀下面一样。我让卫兵把他的脑袋拽出来，那人哇哇乱叫，鬼哭狼嚎。看他那么难受，我就想，要不要发扬一下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补上一枪，把他送上天堂呢？我正犹豫呢，看见黑暗中有很多小亮点，像鬼火一样闪着光。哈哈，看你吓的。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是个唯物主义者，历来不信鬼。那不是鬼，而是狗。那些野狗都围了上来，等着吃他呢。
听到狗叫，他的脑袋从翅膀（胳肢窝）下面伸了出来。马灯照着他的脸，脸上都是血。他说范老范老（注：应是老范？）救救我。听他叫我范老，我才听出他是谁。他娘的，原来是杨凤良。他后来对我说，他把他的鲜花调送到外地的一个镇子上，等回来的时候，才发现这里到处都是死人，还说葛任可能也死了。听他这么一说，我赶紧去西官庄寻找蚕豆，但没能找到。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偷偷地打听葛任的下落，并留意报纸上的报道，但我一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我以为他真的死了。我又想起了那个孩子。在离开大荒山的前夜，我又梦见了她：瘦瘦的瓜子脸，眼很大，睫毛很长，眼白发青，就像夜的晴天。在梦里，孩子瞪眼看着我。我又想起了葛任和我的友谊，觉得对不住他。于是有一天，我就带着几个亲信，去了一次西官庄。费了很大劲，我终于找到了那个领养蚕豆的老人。他告诉我，有人把蚕豆领走了。我问那人是谁，他说是个女的。他比比划划地给我讲那个女人长什么样。怪了，因为我听出他说的好像是冰莹。这不是胡扯吗？据我所知，冰莹走后再没有回来过。我给他上了一堂政治课，告诉他这件事很重要，一定要实事求是，如果我知道你骗了我，我是会秋后算账的。可他翻来覆去还是那句话，把我气得半死。我正要给他点厉害瞧瞧，我的手下突然给了他一枪。请记住，不是我开的枪，开枪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我向你发誓，这辈子我从未开枪打死过一个人。我的手是干净的。老人临死时，手指苍天，似乎在说，蚕豆在哪里，只有天知道。考虑到他曾照顾过葛任的女儿，我就替他收了尸。不，我没有把他丢到河里喂鱼，而是挖个坑把他埋了。够意思吧？不管怎么说，狗是啃不着他了。
巴士底病毒
那个保护过我的母亲蚕豆的老人，其姓名已经无可稽考。如前所述，蚕豆确实是被我的姑祖母接走的。那个老人手指苍天，大概是要告诉范继槐，他并没有说谎，老天爷可以为他作证。
姑祖母是在1934年10月启程前往大荒山的。因为“伪币犯胡某”已被枪毙，所以她一路上都在担心葛任和冰莹也遇到了不测，使蚕豆成为孤儿。她是坐船去的，在福建泉州上了岸，然后再赴白陂。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与她同去的是埃利斯牧师。到了白陕镇以后，她看到的景象与范继槐看到的相同：荒无人烟，只有野狗在四处游荡。当然，和范继槐一样，她也看到了那些默不作声的神职人员。据埃利斯牧师在《东方的盛典》一书中所记，那些神职人员是奉国际红十字会之命，从江西九江赶来收尸的。正是从他们那里，姑祖母和埃利斯打听到有一个操外地口音的女孩，和一个老人呆在西官庄村。那些神职人员曾要求老人带着孩子离开，但那个老人却执意要留下。他们还告诉她，有一只小狗一直跟着那老人和小女孩。姑祖母想，那只小狗，很可能就是胡安从法国带回来的那只名叫巴士底的狗的后代。正是凭借这一线索，她和埃利斯在西官庄村找到了老人和蚕豆。
那只从巴士底狱门口捡回来的狗，其后代也叫巴士底。姑祖母并没有见到它。就在她和埃利斯牧师到达大荒山的前几天，巴士底被别的狗咬死了。当时老人饥俄难耐，舍不得把它扔掉，就把它煮着吃了。而蚕豆手中的玩具，就是巴士底的腿骨，细小、光溜，就像一杆烟枪。姑祖母第二天就带着蚕豆启程回天津了，而埃利斯牧师却留了下来。他先是收尸，遂后又在此防治瘟疫，并在多年之后再次见到了葛任。
我的姑祖母说，从大荒山回到天津以后，蚕豆就病倒了，“持续低烧”，“夜夜惊叫”，还“不许吹灯”。她的病越来越重，最后竞发展到卧床不起。姑祖母想，她定是活不久了。经天津教会医院的一位名叫戈登·湯普森的医生诊断，奋豆感染的是一种奇怪的新型病毒。他的目光后来落到了她手中的那个像烟枪一样的玩具上面。得知那是狗的腿骨，他大吃一惊。而当他知道这个小姑娘曾经吃过狗肉的时候姑祖母说，当时他差点呕吐他便断定她身上的病毒与那只名叫巴士底的狗有关。遂后，他便把这种奇怪的病毒命名为巴士底病毒，戈登医生一定没有料到，他的这一说法后来不胫而走，并最终走进了《大英百科全书医学分册》，成为他对现代医学的一大贡献。
经过戈登医生的悉心医治，我的母亲蚕豆最终幸免一死。但是，在以后的岁月里，由于巴士底病毒的作用，她渐渐变得性情急躁，喜怒无常，使我的姑祖母备受折磨。多年以后，我的父亲，一个没有给我留下任何记忆的人，就是因为无法忍受她的折磨而离家出走的。母亲蚕豆死于1965年春天，那一年，我才两岁。我是被姑祖母养大的。她说，我们就像隔代的母牛和幼犊。据姑祖母说，母亲是全身麻痹而死的。死前的几天，她目光斜视，喉咙痉挛，口水流个不停从枕巾上拧出来的水，每天足有半个疚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