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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OK,彼此彼此(5)

演出地点是尚庄。前面说了,冰莹原来也在里面演一个角色,可那天,她偏偏没去,是另外一个女演员演的。我这才从葛任那里知道,冰莹怀孕了,不能再淋雨了。对,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她没去,葛任也没去。瞿秋白那天来找葛任,讨论拉丁化方案,想去也去不成。我?当然去了。虽然下着雨,但还是去了,不能不给胡安面子啊。胡安化了装,帽檐朝后,装模作样地抽出皮带,严刑拷打台上的那个女人,非要让人家交代红军的下落,还不时在人家的脸蛋上左摸一下,右摸一下。我一看他那个样子就乐了。我旁边的一个人也梧着嘴笑个不停。我一看,那人正是杨凤良。杨凤良得意地告诉我,他认识那个女演员,因为她常去找他的相好,要跟她学唱歌,跟她学茶艺。我们影响旁边的人看戏了,他们让我们闭嘴。我看见他们都握着拳头,不停地喊着打死白匪。你说得对,这说明胡安演技髙超。我和杨凤良也跟着喊打死白匪,打死白匪。什么叫白匪?国军称红军为赤匪,红军称国军为白匪。为了让胡安知道我们在为他捧场,我和杨凤良把嗓子都喊哑了。胡安别提有多得意了,又是叉腰,又是吐痰,在台上横着走过来,横着走过去,就像一只大螃蟹,吐白沫的大螃蟹。把那个女演员“打昏过去”以后,他恋恋不舍地回到了幕后。我记得最后一幕是这样的,那个女演员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发表了一通演讲,然后高呼苏维埃共和国万岁,斯大林万岁,红军万岁,打死白匪,打死蒋介石,打死汤恩伯。就在她振臂高呼的时候,舞台前面突然乱成了一锅粥,接着是一声枪响。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还以为白匪杀过来了。等我迷过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是观众在放枪。而应声倒下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革命引路人胡安。他刚从台上下来,还没卸装呢。他太性急了,急着向观众打听对他的演技有何反映,可还没有问出个所以然,就吃了一枪。他躺在一摊雨水里面,嘴张得很大,眼窝里都是泥,有一只耳朵也被打豁了,看上去就像拉丁字母V。

这么多年来,胡安的身影常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自从川井向我提起希望小学的事以后,胡安在我眼前晃得更勤了。去年有一天,我抚今追昔,夜不能寐,一时心血来潮,就賦诗一首。夫人还以为我在给哪个小姐写情诗呢,追着要看。我认为我写得不错,看过的人谁不说好。好几家报纸都争着发表,后来《诗学》(《中国诗学》)捷足先登,把它发了出来。不过,诗里面没有提到胡安的大名。不是不想写,而是不能写啊。道理很简单,他生活在历史之外。至今,我还没有看到哪本书上提到他。有谁知道他呢?谁也不知道,所以写了也是白写。再进一步讲,中国诗词讲究平仄,把胡安(两个字)放到里面,也不好押韵啊。

历史诗学

在《中国诗学》杂志2000年第3期上,我看到了范继槐先生的那首诗。从诗中看,范老确实早就想过重游白陂了:

千里跋涉寻梦来,半世灯火照戏台。

军民同欢军歌亮,白云河映白陂月。

东边喊罢西边和,前幕拉上后幕开。

想方设法要胜利,你称赤匪我称白。

外教东进短兵接,本帅西向长征烈。

荒山依旧枋口绿,老泪犹滴苏维埃。

诗中果然没有出现胡安的名字,更没有提到胡安的英雄事迹:为扰乱国民政府的金融秩序而造假。范老说的并没有错,从诗学角度讲,把“胡安”、“造假”这些字眼放到里面,还真是“不好押韵”。由此看来,曾外公胡安的死,既在历史之外,又在诗学之外。

曾外公胡安当年的“造假窝点”,位于白陂镇十五里以外的一个山谷。有趣的是它也叫后沟如前所述,白圣韬曾被关押在延安的后沟。我曾经到过这个后沟。时过境迁,现在那里只剩下了一间行将坍塌的石屋。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野花,从石屋前裂开的石条中长了出来,犹如梦幻之物。石屋的周围杂花生树,树枝上落满了鸟粪。这一切都说明,它早已被人遗忘在了时光的尽头。

最先透露胡安死讯的,是上海的《民权报》和天津的《津门报》,两篇文章内容基本相同。下文选自民国二十三年(即1934年00月10曰出版的《津门报》,里面提到“赤匪造假高手胡某”是被政府某保安团击毙的,这显然与范老的自述大相径庭:

记者近日从XX保安第XX团获悉,赤匪造假高手胡某巳被击毙,给国庆献上了一份厚礼。自二十年(注:即1931年)九月国民党中央党部致函国民政府,提议悬赏缉拿赤匪要犯以来,赤匪要人已屡受重创。胡某虽非赤匪要人,然其制造假钞,图谋危害民国,破坏安定团结之大好局面,逆迹显著,亦不可小覷。据悉,胡某此次是在参加一个恶毒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党与军队形象的活动中,被我乔装打扮的保安团成员击毙的,可谓死有余如果这段话属实,那么事情就太蹊跷了:因为如果曾外公是被保安团击毙的,那么依照惯例,苏区定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可事实上,曾外公与烈士这个称号毫不沾边。毕尔牧师在《东方的盛典》中的一段话,或许有助于这个谜团的解开。他首先写道,是我的姑祖母首先看到《津门报》上的这篇报道的。我的姑祖母立即怀疑,文中所说的胡某,就是葛任的岳父胡安,并担心葛任也遭遇了不测。毕尔牧师接下来写道:

因为《津门报》曾宣称,“凡天下所可刊新闻,无不刊登。”所以上面时有虚假报道。我想以此说明,这很有可能是妖言惑众之辞。但我无法安慰她,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忧虑也与日倶增。这之后,我通过红十字会中的朋友查询此事,得知死者确系胡安先生。不久,红十字会中又传闻,胡安其实是被红军击毙的。因为红军已经败北,正图谋转移,而胡安对红军巳毫无用处。至于政府所宣称的是保安团乔装打扮深入苏区内部所为一说,其实只是政府的离间之计。政府的用意很明显,即以此诱使红军内部肃反扩大化及自相残杀,从而走入那万劫不复的深渊。

其实,这几种说法里面,我倾向于相信范老的说法,即曾外公的死,是由于观众混同了艺术和现实的界线而误致的。我想,如果热爱戏剧表演的曾外公胡安泉下有知,对《津门报》和《东方的盛典》上的说法,他也不会认同。他或许还会认为,能够死于观众之手,对他来说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顺便补充一下,我最近一次见到曾外公的名字,是在《南方金融时报》年10月12日)上面。众所周知,这已经是金钱至上的消费主义时代了。我看到“胡安”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以为那是一个与曾外公重名重姓的人。文章的题目是《伪币犯赖治国引渡伏法》。讲的是在香港和美国警方的合作下,公安部门最近捕获了一个制造假币的犯罪团伙,并将其头目赖治国从美国引渡归案。据赖治国坦白,他是在祖父影响下走向犯罪道路的。他的祖父生前曾向他透露,他的那手“绝活”是跟着一个名叫胡安的人在大荒山学会的。有趣的是下面一段文字:

警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鉴于此前一些伪币犯也曾提到过“胡安”其人,并称胡为“大宗师”,警方认为,在我国南方某些地区,一定还隐藏着另外一些与胡安有关的犯罪团伙。在庆功会上,有关领导号召同志们在鲜花和荣誉面前,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争取为人民再立新功。庆功会上,同志们也都纷纷表示,一定认真总结经验,戒骄戒躁,尽早将所谓的“大宗师”胡安捉拿归案,以不辜负组织上对自己的殷切期望。

有什么办法呢?正是因为胡安被排除在了历史诗学之外,他们才会犯这种知识性错误,并注定要辜负组织上的期望。

每天都有人头发变白

胡安死去当晚,冰莹哭昏了几次,眼珠(泡)肿得像两个水蜜桃。葛任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带着冰莹母女马上离开苏区。他说,左倾路线越来越占上风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许多人都知道我和他在日本时与陈独秀有过交往,对我们不大放心。小姐,我前面说了,在日本时,陈独秀曾多次到过川田家里,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怎么能想到,现在这竟成了我们的历史问题。我非常感谢葛任的提醒。多年之后,我之所以想方设法要放走葛任,就是考虑到他那时对我的救命之恩。你说对了小姐,当时我若是不走,指不定会成为左倾路线的刀下鬼。所以,现在提起此事,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左倾路线害死人,我们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但主要是反左。

谈话地点是枋口小学后面的凤凰谷,四周很静,偶尔能听到一声狗叫。我问,有没有查出那个开枪者。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催我快走,越快越好。他让我看在昔日的情分,能够把冰莖母女送到天津。说里有两个牧师,一个叫毕尔,一个叫埃利斯,他们会帮助照料冰莖母女的。我问他怎么办,他说他虽然名叫葛任,听上去和“个人”谐音,但他的命运不能由个人做主。然后,他告诉我,他会派阿庆护送我们走出苏区。

重新回到他的住处时,冰莹巳经醒过来了。她要去一个叫西官庄的村子接女儿。因为她一直在演戏,也因为葛任有肺病,容易传染,她把女儿放在西官庄的一个老乡家里。葛任讲,他已经派阿庆去接了,一会儿就接来了,还是先准备行李吧。我们等啊等,怎么也等不到阿庆。士!到了后半夜,他终于回来了,满脸是血,腿也瘸了。他说,他在西官庄见到了蚕豆,可是带不回来。葛任问为什么?阿庆说,老乡担心他是骗子,专门骗小孩的,死活不愿交给他,还放狗咬了他一下。葛任问他何故脸上也挂了彩,他说路上遇到一群饥民,挨了一顿揍,马也受了伤。后来得知他是一名红军,才放了他一马。冰莹又要昏过去了。葛任一直在安慰她,说保证将蚕豆送到天津。冰莹对葛任说,能不能找翟秋白商量一下。葛任说,秋白也是自身难保,我们别给他添乱了。就在我们正说话的时候,田汗把通行证送来了。从这件事上看,他跟葛任的友谊确实不一般。通行证就是救命稻草,要是没有它,想走出苏区那简直是白日做梦。田汗这时才说了实话,告诉我们红军真的要转移了,转移之前,会进行清洗。你不懂什么叫清洗?清洗就是肃反,肃清反革命,所有的人都要过过筛子,有疑点的都要清理出革命队伍。

我们终于出发了,因为走得急,我连自己的相好都没有带。走的还是和胡安来时的路线,只是已经物是人非了。我不断地想着胡安的死。脑子里枪声一直在响,就像点着一挂鞭炮。命运真是难以捉摸,不久前,是胡安把我带到了苏区,现在我却要带着他的女儿逃离苏区。他若是泉下有知,不知该做何感想。当时,我们跑啊跑,昼伏夜出,终于到了大埔。前面说了,大埔是个重要的交通站。可到了大埔,原来的交通员却一个都不见了。没办法,我只好把冰莹交给了当地的一个老乡。当然,我给了他不少钱。假钱?哈哈哈,你真是个机灵鬼。没错,确实是假钱。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阿庆问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说,我得再回去一趟。他说为什么?我说,我的相好还留在苏区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就这样一拍屁股走了,也太对不起人家了。我要他们在这里等我,等我把那个相好接出来,再一起绕道香港去天津。他说他愿意和我一起去。我去征求冰莹的意见,告诉她,我返回去之后可以把蚕豆带出来。冰莹说。她真是个好女人,反复交代我,一定要小心再小心,还说,她时刻为我祈祷。可是,我没有想到,我和阿庆刚离开大埔,就被敌人逮住了。

小姐,刚被俘的时候,我并没有投降。我还是撑了几天的。他们说,你们的政权马上就要吹灯拔蜡了,你们不是鼓吹暴力革命吗?这就是暴力革命,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马上就要进攻苏区了。我当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就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与他们争辩。我说,人民,列宁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而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他们知道马克思,但不知道恩格斯。我给他们解释了好半天,临了,他们突然给了我一个耳光。说,说来说去,恩格斯还不是工厂主的儿子,属于资产阶级。那一耳光打得我七窍生烟。后来,又撑了几天,我就撑不住了。不投降不行啊。有人说,我这个人一辈子都在不停地投降,还说我见了女人就磕头。小姐,我给你磕头了吗?没有嘛。还有人说我是天生的叛徒。笑话!用叛徒这个套子就能把我套起来了?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诛儒又怎能为巨人做好铠甲呢?听他们那么一讲,我好像毫无信仰似的。谬也!我是有信仰的,我的信仰就是希望国家强盛,早日实现现代化。可是,要强盛,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得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你知道,我是学法律出身,讲求秩序和以法治国。没有安定团结,什么事都干不成。你说奇怪不奇怪,当初那帮人也是这么给我耍花腔的。别说,还真把我说动了,后来我就投降了。这是大气候和小气候决定的,也怨不得我本人。其实,人们每天都在投降,就像每天都有人头发变白。后来,每当有人在我面前叽叽喳喳,说东道西,我就会想起鲁迅的那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既然投了降,还被任命为国军一支小分队的副队长,那就不光要有语言,还要有实际行动。为表现自己拥护安定团结,我就把造市厂供了出来。反正红军要转移了,造币厂也没有用处了,胡安也死了,都说出来也不要紧。不光我投降了,阿庆也投降了,他也供出了造币厂。直到1943年,我在大荒山见到了白圣韬,我才知道阿庆一直是田汗的人。前些日子,秘书让我看了一份材料,是个姓朱的人(注:指朱旭东)写的,上面说,阿庆当年投降是田汗安排的。我再想起当年的情形,就忍不住有个疑问:莫非我当年被俘,就是阿庆泄的密?当然,我只是猜测,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什么?供出冰莹?不不不,我没有,阿庆也没有,这一点我还是可以打保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