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如果不是“鲜花调”，杨凤良是不会留下来的。文艺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其作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唉，那小媳妇唱得真是好，唱得人心里痒痒的，骨头麻麻的。后来我到了陪都重庆，发现那里的妓女们都会唱《鲜花调》。杨凤良曾对我吹牛，说那是他带到重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连街上卖抄手的都会唱。军统里面，唱得最好的是戴笠。戴笠的嗓门很大，高八度。有一年的圣诞节，为了密切干群关系，戴笠给我们表演了一次。他捏着嗓子，模仿女声，唱到“玫瑰花儿开碗呀碗口大，奴有心采一朵戴，又怕刺儿把手扎”，他还跷起了兰花指。别笑，他的兰花指跷得比我还漂亮，不知道是不是跟胡蝶小姐学来的。前面说了，胡蝶是个雍容华贵的女人，万人迷。她是我们戴老板的情妇。和我的梦中情人阮玲玉一样，她也是上海月份牌广告上的常客。
刚才讲到哪了？对，讲到杨凤良了。当时葛任把杨凤良介绍给我以后，说，他可以安排我和杨凤良一起离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我就追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撵我走，是不是担心我连累他，可他就是不说。住了几天之后我才知道，葛任撵我走，其实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当时政府方面正加紧围剿苏区，而红军方面正在搞肃反运动，像我这种外来人，完全是两面不讨好。也就是说，他其实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才说出那番话的。但问题是，外面围得跟铁桶阵似的，我怎么走得脱呢？说不定还没有走出大荒山，我就去见马克思了。事已至此，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说一步吧。就这样，我暂时留了下来。
好一朵莱莉花
整理这份自述稿期间，我的耳边经常响起《鲜花调》那熟悉的旋律。我常常忍不住想，如果杨凤良没有遇到那个“小媳妇”，如果那个“小媳妇”唱的不是《鲜花调》，而是别的什么曲子，这本书可能就得另写一遍了。
在谈论这首歌之前，先介绍一下葛任与杨凤良的一些交往。据冰莹回忆，葛任最早知道杨凤良其人，是在1932年初。众所周知，那一年的1月28号，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在上海闸北与日军交火，史称“一，二八”抗战。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双方边打边谈。杨凤良当时是中方谈判代表之一。为了一些日语的翻译问题，杨凤良曾派人到慕尔鸣路拜访过葛任。但当时，他们并没有见过面。战争结束以后，杨凤良跟随蔡廷锴回到了福建。
1933年，蔡廷锴在福建反蒋抗日，宣布建立“中华共和国”，定福州为首都，废除青天白日旗，另立上红下蓝、镶嵌有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元年”。中国地盘上再次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中华民国，中华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即苏区如同当年孙刘结盟抗曹一样，后两者也结成了战略同盟，共同抗击民国政府。双方建交之后艮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军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第六条之规定，互派了大使：瑞金派驻福州的大使名叫潘汉年，福州派驻瑞金的大使名叫尹时中。杨凤良先生，当时就是尹时中的助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使馆参赞。
杨参赞就是在瑞金认识那个“会茶艺，会唱戏”的“小媳妇”的。孙国璋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向我提到过此事：
我们闽人就喜欢抿那一口。杨先生早年当外交官时，也喜欢到茶馆去。杨先生曾与我说起过，当时，瑞金人常去的一家茶馆，是一家姓陶的人家开的，卖的是我们福建人爱喝的乌龙茶。葛任到瑞金开会时，他也曾约他到茶馆小聚。他与陶氏夫妇甚是熟稔。但事隔不久，它便被80V1（苏维埃政府）缴了公，陶氏夫妇也回了大荒山白陂镇。得便，杨先生便追到了白陂镇。姓陶的巳经跑了，也可能是死了，反正家里只剩下了女人。那女人本是江浙一带的人，伶牙倒齿，唱得一口好戏。杨先生着迷了，以为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并在多年后借奔丧之名，再度来到了白陂。
据《民歌简史》（莽原出版社，1979年版）介绍，《鲜花调》最初流行于六合、仪征、扬州等苏北地区，及安徽天长南部一带。联系到孙国瑋先生提到那个女人的“江浙口音”，我们几乎可以认为，是她将这首歌带到大荒山的。也就是说，她对这首歌后来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下面就是《民歌简史》所收录的《鲜花调》的歌词。从字面上看，它确实像是在打情骂俏，适合在妓院里传唱。难怪范老当年会听得“心里痒痒的，骨头麻麻的”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奴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来年不发芽。
好一朵金银花，好一朵金银花，金银花开好比勾儿芽。奴有心釆一朵戴，看花的人儿要将奴骂。
好一朵玫瑰花，好一朵玫瑰花，玫瑰花开碗呀碗口大。奴有心釆一朵戴，又怕刺儿把手扎。
后来的《茉莉花》就脱胎于《鲜花调》。改动的地方主要有两个：一是将原来的“金银花”和“玫瑰花”都改成了“茉莉花”；二是将原来的“奴”改成了“我”。1957年，经过修改后的《茉莉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在中国唱片公司出版了第一张唱片。1965年，这首歌首次走出国门，与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起出席了万隆会议。随后，这首歌的旋律又多次在莫斯科、布达佩斯、地拉那、华沙、平壤、哈瓦那、河内、巴格达响起。我本人也曾多次在电视上看到过根据它改编的器乐作品和由它配乐的舞蹈。
1997年6月30号午夜，我在电视机前收看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时候，又听到了中国军乐团在现场演奏的《茉莉花》。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它。当时，我对它的历史还一无所知。
胡安之死
呆是呆下来了，可英雄无用武之地呀。我就对葛任讲，你得让我重新上岗啊，这样人才浪费，未免太可惜了吧。葛任说，白陂刚好缺一名《国语》课教师，你就先顶替两天吧。我从来没想过当娃娃头。可一想，这跟科教兴国战略有关，我也就不再推辞了。我说，好吧，只要能上岗就行。就这样，在葛任的关怀下，我这个学法律的半路出家，拿起了教鞭。对，就在现在的希望小学。它原来是个土地庙，胡安第一次来的时候，捐了一笔钱，把它扩建了一下，变成了一所学校。当时的学生真是五花八门，有的已经当爷了，有的还穿着开裆裤。谁不好好学习，我就以革命的名义随便训他们。因为我的课讲得好，人又爱干净，还有一个女学生爱上了我。和你一样，她头上也有个银质发夹。那是我送给她的，我在路过大埔时买的，本来是想回去以后送给夫人的，现在看来用不着了。小姐，你不要笑。革命和爱情是一对双胞胎，自古以来，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也难过英雄关，彼此彼此。有革命的地方，就有爱情。葛任看我乐不思蜀，就问我是不是爱上了这个地方。我就说，是啊是啊，这里比上海还舒服。在上海，每天得看老婆脸色，在这里，别人得看我的脸色。巧土！我本来以为就这样舒服下去了，可没想到，战争说来就来了。
那年夏天，蒋介石命令汤恩伯进攻苏区。老蒋可真够幽默的。他是个光头，可制定的战术却叫梳头发。梳毛泽东的头发？小姐，我还没想到这一点。没错，毛泽东当时确实长发披肩。不过，在当时的苏区，大权还不在毛泽东的手心。当时苏区执行的是左倾路线，军权在李德手里，老毛是受排挤的。我当然见过毛。有时他会和瞿秋白同志一起到白陂来，找葛任聊天。因为他受了排挤，所以郁郁不得志。瞿秋白跟葛任很能聊得来，可以说无话不谈。有一天，葛任对我说，你知道我和秋白同志为何谈得来吗？我说不知道。他说，秋白的经历与他很相似，别的不说，连乳名都一样，都叫阿双。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葛任正和秋白谈着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老毛又来了。葛任和秋白向老毛宣传他们的主张，说，中国的方块字太难学了，国民素质太低，就跟方块字难学有关。还说，新的文化人都应该学用拼音文字，给民众带个头。人们自觉使用拼音文字之时，就是国民素质大幅度提髙之日。他们两个都是书生，一说起拉丁化，就西瓜皮擦屁股没完没了。老毛说，书生们，别谈什么拉丁化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咱们还是摆摆龙门阵吧。什么叫（摆）龙门阵？就是聊天嘛。他要聊的是“三国”和“水浒”。小姐，不是吹的，现在像我这样和第一代领导人的核心有过接触的，已经凤毛麟角了。我还记得，老毛当时瘦得像棵柳树。因为长发披肩，所以可以说是棵垂柳。怎么说呢，除了下巴上的那个瘊子，他与后来百元大钞上的水印头像简直判若两人。
对，长发披肩。你别以为只有现在的年轻人才长发披肩，那时候老毛就开始留长发了。《圣经》上说得好，月光之下，并无新事。这种事早就有了。我曾跟范晔有过一次辩论。她说唱摇滚的都是新人类。我说新个屁。男人留长发，女人留板刷，再到三里屯泡泡吧，就是新人类了？要说女扮男装就是新人类，那你们的姑奶奶花木兰、祝英台该怎么称呼？要说泡吧，我在酒吧里尿出去的酒精就比你们喝下去的多，那我也算新人类了？范晔气得噢噢叫，拍桌子打板凳，恨不得杀了我。杀了我，她也不是新人类，只能是新人犯。她说她的哲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听着就乐了。胡诌什么呀，这不是毛主席语录嘛，什么时候成了她的哲学？小姐，你不要笑。我知道你和范晔是好朋友，站在一个战壕里。不同意（我的看法）不要紧，咱们可以辩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嘛。我从来不怕辩论。真理就像灯捻，向来都是越挑越明。
不说这个了，还是来说老蒋梳头发吧。头发从西南往东北梳，一开始梳得并不流利，可是梳着梳着，就流利起来了。当时苏区的指挥权在李德手里。你喜不喜欢看球？我？我当然喜欢。在海外的时候，我经常去看球。这两年，我也关心起了中国的职业联赛。千万别小看那个皮球，它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缩影。你也爱看？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讲清楚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革开放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米卢蒂诺维奇。对，米卢是国家队的（教练〕，不说他了，还是来说倶乐部。李德就是外籍教练。外籍教练不懂中国国情啊。老毛私下也说过，虽然李德是军事学院的髙材生，可他的水平还比不上我们的土八路（注：当时还没有“八路”的称号）宋江。宋江三打祝家庄，一步一个脚印，可圈可点呀。可李德呢，因为不懂中国国情，所以尽管是主场作战，还是免不了要给对方送分。左倾路线害死人啊。他说国军不过是蚂蚁罢了，用樟脑画条线，蚂蚁就爬不进来了。所以他不打防守反击，要打就打全攻全守，比分一落后，就贸然地打起了长传冲吊。结果呢，攻，攻不进；守，守不住。好多时候，前线就压在我方的小禁区。这样一来，不光对方连连得手，我方还时不时地来两个乌龙球，自己扇自己嘴巴。当时，同志们都私下议论，应该把李德的樟脑给没收了，送给他一点薄荷油，让他清醒清醒。
我听田汗说过，好端端的一个碉堡，一炮就给轰掉了。当时国军用的是普伏式山炮，德国造。还有102口径的重迫击炮。那玩意儿厉害得很，打碉堡就跟敲核桃似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那时候，红军已经准备撤退了，只是我们还蒙在鼓里。有一天，我和葛任正在散步，突然看见一队红军沿着白云河往西走。有一个背着军锅的坎事员，是个老实人，他来向葛任行礼的时候，冰莹问他，你们要去哪里？那人没有说话。那人走了以后，冰莹说那人没有礼貌。你听听，都什么时候了，冰莹还礼貌长礼貌短计较着呢。葛任对她说，上面不让他们乱讲，他们自然只能当哑巴，这是铁的纪律。就在同一天，我看见我那个相好手上起了血泡，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她们都在编草鞋，每个人要编五双。她呢，觉得应该追求进步，不能给我丢面子，就额外多编了两双。哟嗬，不对劲啊。大敌当前，放着工事不挖，打那么多草鞋干什么？晚上睡觉，我从她的头发里闻到了一股香气，炒面的香气。我就问她，白天是不是炒炒面了。她说是啊。这一下我心里有数了。我连忙去问葛任，葛任刚从瑞金开会回来，应该知道。他说他已经问过李德了。李德讲了，那支红军是刚组建的，拉到前线锻炼锻炼，这是鹰最初的飞翔。多年以后，我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看到了这句话。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飞翔？问题是，明明是撤退，为什么要说飞翔呢？我不放心，就又去问了田汗。可田汗说他也不知道。我对他们说，我们还是趁早准备，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他们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就讲了讲草鞋和炒面。他们立即交代我不要乱说。葛任还对我说，杨修的故事你总该知道吧？小姐，你知道杨修吗？，杨修是三国人，聪明绝顶。曹丞相出兵汉中讨伐刘备，有一日定口令为“鸡肋”。杨修同志眉头一皱，立即猜出曹操要撤兵了，于是他就到处乱嚷嚷。他不知道，他猜出曹操用意之日，就是他命丧黄泉之时。听葛任这么一说，我的脊梁骨都麻了。
我记得，就在我怀疑将要撤退的第三天，我遇到了胡安。自从到了苏区，我再没有见过他。他在一个山沟里建了一个造假窝点，领着一帮人制造伪币。那些伪币是要在白区用的，曾给国民党的金融体系造成很多麻烦。胡安卖家业卖来的钱，全都用来购买造假设备了。他还造了许多假美钞，上面印着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头像。跟真的一模一样，上面也印着一行字，我们信仰上帝这次见到他，我以为他掌握了什么情报，来和女婿商议良策的。我旁敲侧击，问他听到了什么风声，可他却是个大糊涂蛋，什么都不知道。他说，他是来看巴士底的。后来，他憋不住了，终于说出他是来演戏的。演戏？演什么戏？他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正要走开，他又忍不住了，说他在山沟里都快憋死了，他一生视钱如粪土，现在让他每天和钱打交道，烦都烦死了。他早就不想干了，想出来演戏，可领导不放。现在，领导终于开恩了，让他出来过一把戏瘾，参加《想方设法要胜利》（《无论如何要胜利》）的演出。还说，在法国时他就演过戏，当时演的是莎士比亚的《麦克白》。说着，他就眉毛一挑，有板有眼地给我背了一段莎士比亚的台词怎么样？他问我。实事求是讲，他还真是一块演戏的料。他真应该留在上海，和阮玲玉演对手戏。他对我说，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机会登台，现在总算逮着机会露一手了。我问他演什么，他说演英雄人物没意思，因为你得板着脸说话，他要演就演白匪。他还顺风扯旗，说导演对他很欣赏。我后来得知远不是这么回事。原来，演白匪的那个同志闹情绪不演了，才轮到了他。胡安当时很激动，脸色通红。我盯着那张脸看了半天，想，莫非我多心了？倘若行将撤退，组织上哪还有闲情逸致，让大家看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