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一下，葛任与陈独秀后来的交往，主要是书信交往。由于他们都关心中国文字的拉丁化问题，所以1929年陈独秀在写完《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的初稿以后，曾给葛任寄过一份，并请葛任校核其中的部分发音。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之时，葛任正在赴宋庄（注：即今天的朝阳坡）途中，他自然无法得此消息。因此，对陈独秀的一生，葛任有着怎样的评价，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至于他与李大钊的关系，正如阿庆曾提到过的，他们曾在上海大学做过同事，来往密切。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死以后，在给我的姑祖母的一封信中，葛任曾这样写道守常（注：李大钊的字）竟已作古，令人备感伤悲。他是中国的耶稣，因他也是吊到木头架上死去的。手掌与脚踝没楔钉子，倒称得上国人的仁慈。当年，我是在高田村寻找父亲旧踪时，见到守常的，自此每以父兄待之。据说他死时舌头伸出很长，他要说甚么，看客们不关心，看客们要看的是上面落的灰。”葛任对李大钊感情之深，由此可见。
忘掉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续）
因为先学医，又学法律，所以我在日本的时间最长。回来以后，我呆在上海替人打官司。没多久，我听说川田也来中国了，在北京医专任教，还听说葛任也在那里。“五四”的时候，我去北京找他们，当然也是为了参加爱国运动。可我没见到葛任，他给抓进去了，关在步军统领衙门。川田倒是见到了。他喜欢吃北京的卤煮火烧，还迷上了中国的臭豆腐。我说，你都快变成苍蝇了，什么臭喜欢什么。我请他去咪西过几次，每咪西一次，他都抹着嘴巴，哟西哟西个不停。我当时还问起川井。他说川井正在东京商业学校上学，学校设有支那语课，川井的中国话说得呱呱叫，也是黏黏糊糊的，跟北京人没什么两样。
不久，我就听说川田辞职了。屁股尖，坐不住嘛。有好多年时间，我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抗战的时候，我突然得知他又来了，又来中国了。小姐，你不是说你知道一些我的历史吗？那你一定知道我当时的身份。对了小姐，我当时在情报部门工作。搞情报的，都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获悉，这次他除了搞大东亚文化共荣研究，还兼任少佐翻译官。再后来，就听说他在朝阳坡（宋庄）被八路军击毙了。两年前，我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姓朱的人（朱旭东）写的，借田汗的嘴，说川田是自己吞药死的。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当时就死了。喂，小姐，田汗你知道吗？他和葛任是同乡，都是青埂人。我在国外的时候，听说田汗在“文革”后期倒了霉。后来，好不容易熬到了平反，却又在床上躺了多年。命运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谁也不能保证一辈子都风光。川田也是这样，他早年过得逍遥自在，可临了，还是死到了异国他乡。
川田是死了，可他弟弟川井还活着呀。川井后来也参了军，来到了中国。他来中国的真正目的，是找他哥哥的。因为两国交战，我并没有去见他。到了1943年，一项特殊的使命摆在了我面前，但我苦于无法下手。这个时候，鬼使神差一般，我突然遇见了川井，于是，我就让他跟着我去了一趟大荒山白陂镇。对，那时候葛任就在大荒山白陂镇。他就是奔着葛任去的，想从葛任那里打听到他哥哥的下落。这一下你知道了，他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我们中国有白陂这么个地方的。可后来，我就没有他的音讯了。
瞎，一晃就是几十年。几年前，我率领一个法学代表团去日本访问。虽然日程紧，任务重，但我还是抽空去了一趟喜之郎。那个餐馆的小老板听说来的是中国代表团，跑前跑后热情极了，还翻出几张老照片让我们过目。看了那些照片，往事就涌上了心头。其中有一张，就是我、葛任、陈独秀，还有川田、川井，跟当年老板的合影。导游告诉我们，只要有中国人来，小老板就要把它拿出来炫耀炫耀，让人知道喜之郎历史悠久，在中日友好交往史上留过一笔。就是通过那个小老板，我得知井还没有死呢，并且还来这里吃过饭。可那一天，我没能和他联系上。回国以后，川井电话就打来了，说要在有生之年来一趟中国。我想，他大概也只是说说罢了，没有必要放在心上。哪料到这个老鬼子说来就来了，并且还要在大荒山白陂镇（市）投资呢。一到中国，他就赶紧和我联系。当时我正在广州疗养，他要去广州看我，我没同意，投了反对票。这回，他终于可以见到我了。小姐，这么给你说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他代表日本人向我表示忏悔，我就对他说：川井啊川井，一定要记住历史，因为忘掉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请小姐不要拦我，这话我非说不可。我想，川井如果明智的话，一定不会认为这有损于他的人格。说实在的，这和国格有关，与人格无关。人格马虎一点不要紧，国格却万万马虎不得。
希望小学
1997年7月，趁香港回归，日美龟式会社老板川井先生前往香港寻找商机，随后又来到了深圳。一星期之后，他以旅游者和商人的身份，来到了阔别多年的白陂，并得知白陂正计划在白云河上游建一座30万千瓦的水电站。这一趟他没有白来，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川井其实并非范老所说的不懂“中国的国情”。他瞄准了一位副市长，设宴和他交朋友。随后，要员就派自己的秘书，即当年炸毁铁路的客家英雄郭宝圈的儿子郭平，到宾馆拜访了他。郭秘书坦言相告，按照惯例，此项目的承包商需要竞标选出。后来，郭秘书若无其事地和他聊起了一件小事：枋口小学因为年久失修，在一个雨天掉下来几根構，有两个女学生给砸死了。“死得早，不如死得巧这话很耳熟，我突然想起来田汗在讲述二里岗战斗时，也说过这话夂当时希望工程正要在老区建上一批希望小学，本来枋口小学是不在候选名单上的，可这样一来，枋口小学就榜上有名了。希望工程办事效率挺高，钱很快就划到了白陂。但就在此时，白陂由县改市的竞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该花的（钱）不花，错过了良机，老百姓当不成市民，会指着鼻子骂娘的”。于是，那笔钱就临时充当了公关费用。说到这里，郭秘书话锋一转，说：“本想改市以后，就把那个窟窿补上的，可由于随后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庆祝活动，市里银根吃紧，那个窟窿也就一直没能补上。”
川井一点也不傻，立即表示愿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不花市府一分钱，承建这所小学。郭秘书说要真能这样，那就太好了，我们可以对市民说，小学没能按时建成，是因为要建的是最好的学校。在原有基础上，市府又引进了外资。工程大了，工期自然就长了。”郭秘书代表副市长对川井说，小学建成之后，可以在学校门前竖起一块石碑，纪念川井先生的功德。但川井先生对勒石留念不感兴趣。他说，许多年前，因为一个老朋友，他曾来过这里。为了纪念自己的老朋友，不妨叫它葛任希望小学。出乎他的意料，郭秘书竞然不知道葛任是谁。尽管如此，郭秘书还是表示，一定把他的意见转达给领导。郭秘书的原话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要对经济建设有利，领导一定会开绿灯的。”但川井没有想到，范老会率先反对使用那个名称。
顺便说一下，现在的希望小学，全名就叫“枋口希望小学”，那几个字就是范老的手笔，是范老写好后，从京城寄来的。
晕船
，实话给你说，不算这一次，我去过两次白陂，两次都跟葛任有关。有好多年，只要一闭眼，我就看到了大荒山白陂镇。对，现在叫白陂市了。那里的一树一石我都很熟悉。这些年来，我经常对家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实践证明效果很好。这么说吧，连小保姆都知道了大荒山白陂镇。条筒万，中发白，有客人到家来打麻将，小保姆只要一说大荒山，我就知道她揭住了白皮。她是在给我传递暗号呢。多懂事的丫头啊。上次去日本访问，我还特意带上了她。不管是代表团成员还是日本友人，谁见了不说她乖巧。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啊，前不久，夫人用鸡毛掸把人家赶走了，还说人家是个妖精。气死我了！
好了，我们还说正事。第一次去大荒山白陂镇，是癸酉年，也就是1934年。前面说了，我在日本学的是法律，学成归来，就想着怎样才能报效祖国。回国后，我在上海替洋人打官司。那时候中国人不打官司。衙门口朝南开，没权没势别进来。洋人有权有势，我自然要替洋人打官司，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当然，这跟我的初衷不一样，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心中苦闷，常往青云路跑，找葛任聊天。那时候葛任在上海大学教书。他还常请我去慕尔鸣路的家里喝酒。有一天我去找他，见他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出远门。他不说我也知道，他要去的是大荒山苏区，因为他已经念叨多时了。他那时候已经染上了肺病，按说需要静心调养，可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啊。当时鲁迅也劝过他，劝他安心养病，可他听不进去。鲁迅你总该知道吧？和女学生谈恋爱的作家？对，那个女学生名叫许广平。张曼玉？，她和张曼玉还真是有点像，都是单眼皮，肿眼泡。
为葛任饯行的时候，他就想拉我下水。他说，苏区正处于用人之际，到那里正好可以大干一场。晚上，我请他去看电影，电影好像叫《动物世界》。不，不是赵忠祥的《动物世界》，而是一部好莱坞影片。在电影院，我们刚好碰见了鲁迅。他也是个电影迷（注：查《鲁迅日记》可知，那天是1934年1月7日，是个星期天，白天多风，“夜雨雪……往上海大戏院观电影《兽国奇观》。当时同去的还有冰莹，冰莹一见鲁迅，就问许广平为何没来，两口子是不是吵架了。我又想起来了，你长得很像冰莹，眼睛像，眉毛像，鼻子像，笑的时候最像。冰莹是个大美人啊。贾宝玉把女人分为姑娘和婆子两种，在我看来，冰莹永远是个姑娘。从电影院出来，他回请了我，请我去喝咖啡。他说，上海就是动物世界，我们还是到新世界去闯一闯吧。笑话！在上海，我是红袖添香夜读书，有钱赚，有电影看，还有咖啡喝，可以说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双丰收，去那穷山恶水干什么？
事情本来就这样过去了，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我的想法改变了。我的命运，也从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那年夏天，我和成千上万的上海人一起，迷上了电影明星阮玲玉。她和胡蝶不一样，胡蝶是雍容华贵，她是清高忧郁。当时，她是上海联华公司的当家花旦，万人迷啊。小姐这是在恭维我，当时我没权没势，她怎么能看上我呢？算是单相思吧。我曾去现场看她拍戏，拍的是《新女性》，可是每次下场，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不看我不要紧，因为她不搭理的人多了。没过多久，我遇到了一个女人，把阮玲玉像完了，都是尖下巴、丹凤眼、柳叶眉，都是髮发，都穿碎花旗袍，用的都是英国的力士香皂，皮肤嫩得一掐就流水。没错，就像是克隆出来的。她被后爹欺负了，来找我打官司。一来二去，她就把我勾引上了。别笑，我是实事求是，一点不耍花腔，真的是她先勾引我。当然，就算是我勾引了她，那又有什么错呢？胡适说得好，哪个先生不说话，哪个猫儿不叫春？不巧的是，我的夫人很快就知道了。姥姥！狗鼻子就是尖。接下来，家里就鸡飞狗跳墙了。经验告诉我，关键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但办法都想尽了，也稳定不下来。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我就想出去躲躲，等她的邪火灭了再回来。
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叫胡安的人到上海来找我了。胡安是个资本家，靠茶叶发了财，后来在杭州、上海搞房地产，富得流油啊。来的时候，他怀抱着一只狗。他说，那是一条狮子狗，是他从法国带回来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他的狗还有一个洋名，叫巴士底。他说，那是一条法国狗的后代。这个人就是冰莹的父亲，葛任的岳父。哈哈哈，这一下你满意了，刚才说你长得像冰莹，你还一肚子不高兴，现在明白了吧，我是说你和她一样，都是大家闺秀。夸你呢。胡安是从苏区回来的。葛任走后，冰莹因为思念葛任，也要去苏区，他就把女儿和外孙女都送去了。胡安一去就迷上了那个地方，还要再去。我问他，老胡，那里到底有什么好，值得你一趟趟跑。他说，那里有斗争，天天有斗争，不像上海、杭州，跟一潭死水似的，没意思，没意思。他告诉我，他这次回来，就是要卖掉上海和杭州的房产，然后再去大荒山。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去，还说我要不去，他就只好和狗一起去了。我动了心，问来回一趟要多长时间。他说也就是个把月吧，旅费他全包了。对，他就是想拉我做个伴！他说，你跟夫人打个招呼，不要说去大荒山，就说到南京打个官司。他要是不提我老婆还好，一提，反而坚定了我的决心，去去去，我去！因为知道葛任有肺病，临走我还特意捎了点药品。我想，别的先不说，就算是为了见见朋友吧。
当时去大荒山白陂镇，有一条秘密交通线。先从上海坐船，出吴淞口向南，一直到香港。我从不晕船，可那次却晕船了，吐得到处都是。到了香港，中共的地下交通员领着我们换船到汕头。然后，改乘火车到潮安，再乘船沿着白云河往白陂镇走。路上的艰辛真是一言难尽。常常是夜里赶路，白天藏在山顶上睡大觉。在一个叫大埔的地方，交通员看见胡安抱着一只狗，就把我们当成了坏人，差点把我们干掉。幸亏那人没开枪。为了节省子弹，他只是用左轮手枪的枪把，敲了一下我的后脑勺。胡安？幸亏他挺住了。他要是也昏过去的话，我们就会被剁成肉丁。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对我来说是苦不堪言；对胡安来说，却是难得的快乐。他说，他最喜欢过这种日子了，愿意天天在这条线上跑。范晔说，你跟她一样，都喜欢蹦极，说那叫高峰体验。哈哈哈，胡安其实就是在追求高峰体验。当时，我特别后悔，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硬着头皮跟他走。就这样，一直走了近一个月，我们才到达白陂镇。当时，我脸都肿了，鞋底也磨掉了，脚上都是泡，就像个赤脚大仙。
公交通线
华伟消费联盟的创始人宛权树的父亲宛关熙，当时只是个地下交通员，他的代号叫“掌勺”，意思是做饭的。宛关熙就在范继槐提到的大埔交通站工作。它是整条交通线上最重要的一个交通站。周恩来、叶剑英、刘少奇、项英、任弼时、博古、张闻天、李德，等等，都是经由这个交通站出入苏区的。1949年以后，宛关熙同志回到老家福建当了一名县长，“文革”期间调到了江西，成为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宛关熙死于1970年，当时宛权树只有16岁，正在离大埔几十公里的黄塘公社插队。宛权树后来承认，他的传销公司所采用的网络销售模式，就是对当年的地下交通员的组织形式的模仿：以单线联系为主，除了上下卡友，别的人彼此并不认识。传销公司有经理30人，当年大埔的地下交通员刚好也是30人。当然，两者也有不同：宛关熙们是为了建立红色政权并且建立起来了；宛权树们却是为了发上一笔横财，然后逃到国外做个寓公，但寓公还没做成就被收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