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0年6月28号-29号
地点：从京城到白陂市途中
讲述者：范继槐先生
听众：白凌小姐
录音：白凌小姐
我是来还愿的
小姐，是我提出不坐飞机的。我对白陂市的领导同志讲了，还是把钱省下来，留给希望小学吧。坐火车累是累，但一想到祖国的花朵们可以多买一支铅笔，我就高兴。小姐，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吧？回到京城，我会补偿你的。你都想要什么？我退居了二线，可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京城，我讲句话还是管用的。
包厢（车票）比机票还贵？鬼机灵，什么也瞒不住你。对，我害怕坐飞机。给你出道思考题：馅饼和飞机哪个值钱？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要讲辩证法。天上掉馅饼是好事，掉飞机就不是好事了。据权威部门统计，在全球化的今天，每36个小时就有一架飞机栽下来。但是，心里这么想，话却不能这么讲，只能讲是为了省钱。
当然啦，坐火车也是图个讲话方便。你不是说要给我写传吗？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最想知道的，拐弯抹角想打听的，就是我和葛任（在白陂）的那段历史。还有白圣韬？〇尺，我会讲到他的。我也经常想起他，每当我大便干结，我就会想起他。他后来去了香港，据说死得很惨。年轻人知道点历史没有坏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学了历史，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你要是生过孩子就好了，那样你就知道马克思的话是真理，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
以前有人来采访我，国内国外都有，男女老少都有。都被我轰走了。有一个人对我说，范老，你不说我们也知道，是你杀了葛任。
还有一个人，自称是葛任研究会的，在我的四合院门前磨蹭了一个半月，狗咬尾巴似的团团转，最后我还是没见她。她狗急跳墙，给我来了个最后通牒，说什么纸是包不住火的，你最好还是讲出来。哼，人是吃奶长大的，不是吓唬大的。我让秘书告诉她，我当然会讲的，但不是给你讲。没错，我承认纸包不住火，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我敢说别人知道的都是一鳞半爪。白圣韬死了，赵耀庆死了，冰莖死了，田汗也死了，有关的人都死了，就留下了我老范。我若咬紧牙关不吭声，这段历史就随我进八宝山了。
但我现在想讲了。你都看到了，虽说我的身子骨还算硬朗，可指不定哪一天，马克思的请帖就从门缝塞进来了。出发前，我对你说过，我（此行〕的工作是参加庆典，还要为希望小学（落成）剪彩。其实，我是奔着葛任去的。我是来还愿的。许多年前，我对着葛任的坟墓说过，再见了朋友，我以后会来凤凰谷看你的，一定会的。现在，我终于可以还愿了。这次，我要到凤凰谷看一看，走一走，烧烧香，磕磕头。唉，白驹过隙啊，转眼间半个多世纪就过去了。你运气好，错过了这个时机，想听我也没心情讲了。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实话。出于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想把这段历史留给后人。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我现在给你讲的，最好不要让外人知道。胡适你知道吧，他有一句至理名言：我们若不爱惜自己的羽毛，今天还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吗？所以，你（写）的传记，一定要等我死后再出版，我死后，你怎么糟蹋我，我都管不着了。天塌下来，也不关我的事喽。这是不是很矛盾？这没什么，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
一点说明
多年来，为了让范老接受我的采访，我真是费尽了心机，但最后我还是未能如愿。他的秘书说，作为中国法学界的泰斗式人物，他的活动已经安排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了，你就等着吧。我曾多次上门，每次都被赶了出来。现在你知道了，范老所说的那个在四合院门前“像狗咬尾巴似的团团转”的人，就是我。
2000年5月初，我在白陂采访时，意外得知范老近期要到白陂。这些年白陂的规格升得很快，1983年它由镇改县，1997年又由县改成了市。现在，当地政府准备邀请范继槐先生前来参加建市三周年的庆典活动，并为一所希望小学剪彩。因为他有怕坐飞机的毛病，所以我断定，他不来则已，要来一定是坐火车。于是，我连夜赶到京城，约見了白凌小姐。后来，正是她陪着范老去了白陂，并录下了范老的声音。我曾经提到过，白凌就是白圣韬的孙女，当时她正在京城进修。在此之前，我曾让她看过白圣韬的自述，对祖父当年的活动，她很有兴趣。她通过范的孙女范晔，结识了范老，并和范老成了“忘年交”一至于白凌那少女的美色是否起了作用，我就不得而知了。白凌所说的要给范老写传的事，也是我们事先商量好的。谢天谢地，范老总算是信了。
白凌从大荒山回来，就给我打电话广哇噻！货到手了，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曾答应她，只要她完成“采访”，我就替她支付一年学费，书出版以后，再付给她一笔稿酬。因为整理录音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所以我只好拉着白凌和我一起整理。整理完以后，还差一个标题，白凌灵机一动，说：“就用‘彼此彼此’好了，那是他的口头禅。”所以，我要特意说明，从标題到文字，这部分内容都包含着白凌的功劳。我真的非常感谢她，若不是她的帮忙，这段历史可能真的会如范老所说，跟着他走进八宝山。
忘掉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是奔葛任去的。要剪彩的希望小学，跟葛任有关嘛。现在的小学，是日本人建的，他叫川井。他是日美龟式会社的老板，在日本，龟式会社仅次于株式会社，是跟美国人合作的大财团。这次，他也要去。日本人死脑筋，当初非要强调建的是“葛任小学”。我提醒他，不要带“葛任”二字，不然我就不去剪彩了。他打破沙锅问到底，非要问为什么。给老外讲中国国情，等于对牛弹琴。那就只好跟他玩虚的了。我就给他说，葛任给我托了梦，在梦中告诉我的。我这么一说，鬼子只好败退了。
川井的心事我懂，无非是想纪念葛任嘛。许多年前，我和葛任在日本留学时，在他家里住过。那会儿我们刚到东京，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语，由于学校床铺不够，就在他们家里借宿。当时，同住的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名叫黄炎。这个人后来在延安办，过报纸，现在以探亲的名义去了美国。也真有他的，革命了一辈子，老了老了，却投入了资本主义怀抱。他跟我相反。我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呆了半辈子，老了老了，又回到了社会主义怀抱。嗨，我们永远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那个没出息的家伙，咱就不说他了，还来说川井。小日本小日本，川井一家人的个子却不低。川井的哥哥叫川田，比我和葛任大五六岁。川井呢，又比我和葛任小五六岁。他们家有幢小阁楼，前面是个小院子，我们住在二楼，拉开窗子就可以看到院子里的蚕豆花。川田、川井的母亲，年轻时是个美人，老了老了还很有风韵。她穿着木屐在院子里走，就像敲木鱼。她喜欢支那文化，让儿女跟我们学汉字。川井的妹妹叫代子，那年只有六七岁，白白净净的，就像个小瓷人。当时我们和平共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中曰友好写下了一笔。好多中国人都来过那个院子，最有名的就是陈独秀。他曾经问过川田，在院子里种蚕豆，收成可好？川田说，种蚕豆不是为了吃，是为了治病，蚕豆花泡水可治高血压。他母亲就有高血压，喝了蚕豆花水，很灵验。来日本前，我只知道蚕豆利胃、和脏腑，不知道它的花还能治病。处处留心皆学问啊。
真要说起来，我后来改学法律，还是受了川井的哥哥川田的影响。刚去的时候，我也是学医。到日本去的人，十有八九想学医。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中医，按说我学医是顺理成章。可川田对我说，当医生最没劲了，每天见的人都残缺不全。若是牙科医生，那就每天都有人对你龇牙咧嘴。若是骨科医生，那你每天见到的都是缺胳膊断腿。若是妇科医生，那你这辈子就算完了，整天在女人的大腿根忙来忙去。小姐别笑，实事求是，他真是这么说的。他问我，你说说这种职业还有什么干头？当头一瓢凉水，泼得我分不清东西南北。我就去征求葛任的意见，可葛任的意见与川田基本相同。他说，门里出身，自会三分，你已经掌握了不少医学知识，何不再学一门新知识呢，中国需要法律人才，你干吗不学法律呢。我想，要以法治国嘛，以后搞改革开放，也需要法律人才嘛。就这样，我改学了法律。葛任呢，还是搞他的医学，业余时间写东西。什么东西？诗歌。他喜欢写诗。当时，他写了一首诗，叫《蚕豆花》，写的就是院子里的那些花。“五四”的时候，葛任又重写了这首诗，还换了个名字，叫什么《谁曾经是我》。你就是你嘛，偏要说什么谁曾经是你。可正因为它有点别扭，我才记得这么牢靠。
川田曾是藤野先生的弟子，他工作的医院在京都，但这个人屁股尖，坐不稳，常常跑回来跟我们一起玩。他是个美食家，经常带我们下馆子。我们常去的那家餐馆叫喜之郎，在东京鞠町区的平河町。陈独秀也常去。川井就更不用说了，小孩子都是人来疯，你去哪他就跟去哪。那里的豆腐做得不错，葛任最喜欢吃那里的豆腐。有一次，我，葛任，陈独秀，川田兄弟，还在那里留了个影。再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好多留学生都到那里吃过饭。
南陈北李
借范老的话头，顺便对葛任在日本的生活做些补充。据《东亚预备学校校史》（1957版）记栽：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有4000人之多，仅东亚学校就有360人。因此，中国留学生在校外借宿的现象非常普遍。黄炎先生所著的《百年梦回》一书，对他们当时的借宿生活也有描述。对范老提到的照相一事，书中也有涉及：
对川田一家，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妹妹和弟弟。他的妹妹当时还小，喜欢赤脚在屋里走来走去，一副浑然不觉的样子。我们都看惯了缠脚的女人，即便是放了脚的，也很少看到赤脚行走。葛任说，女孩的天足让他想起了糯米年糕，细，嫩，散发着香甜。我记得葛任当时还给我们念了一首《江南好》：“衫布裙绸腰帕翠，环银钗玉鬓花偏。一溜走如烟。”走如烟的还有川田的母亲。当她穿着木屐在院内的石径上走过，那嗒嗒嗒的声音就像是钟表的指针在匀速跳动。听着那声音，我有时竟会感到自己回到了中国遥远的过去。从缠绕着蚕豆花的栅栏的缝隙看出去，在某幢建筑物的一翼上出现的汉字，更加深了这种印象。我还记得她常穿一件浅蓝色的和服，上面的图案据说是神户的景致。
有一段时间，我们都迷上了照相。川田的一个病人的家属，有一个照相机。那人是个瘸子，他对川田极为恭敬，川田正是从他那里学会摄影的。我记得好多照片上都有陈独秀。他喜欢照相。我们是在东京郊外的高田村认识陈独秀的，一起认识的还有李大钊。可惜的是，那些照片都被我悄悄烧掉了。在延安的时候，每当有人问我在日本时是否与陈独秀有过接触，我都一概摇头否认，不敢接腔。
黄炎提到的高田村，是东京郊外的一个小村庄。葛任曾从父亲的朋友徐玉升先生那里知道，父亲逃亡日本时，曾到过这个村子。所以到了日本以后，葛任抽空来了一次，算是对父亲的一种怀念。后来他曾向我的姑祖母讲过他所看到的高田村：村里的民房非常简陋，村边有一小山，小山后边有一座频敗的古刹，但从古刹朽坏的飞檐上，仍不时传来鸣禽的啼啭。那些鸟是从池塘边的柳树和刺槐上飞过来的，池塘就在古刹坍塌的院墙后面。柳树已经泛绿，而刺槐的枝桠却还是黑的，就像当年跟着母亲作画时用过的炭条。一个当地人告诉他，以前曾有一个支那人和一个女人住在这里。他便想像那个“支那人”就是自己的父亲，而那个女人就是林心仪。他在村外走来走去，想像着父亲的逃亡生活，寻找着父亲当年的影子。就在这一天，他在位于小山旁边一间低矮破敗的民房门楣上，看到了几个中国字：月印精舍。他很快想到，这莫非是父亲留下的？但随后，他就看到了一个留着仁丹胡的男人。此人就是李大钊，而在房间里与李大钊高谈阔论的人，就是后来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陈独秀。葛任，这个寻找父亲旧踪的人，在同一时间见到了后来新文化运动中的“南陈北李”。
随后，同游的黄炎、川田和范继槐等人也来到了月印精舍。黄炎在书中写到了此事，并提到了他们随后同游京都鸭川的一些片断：
李大钊留着小平头，额头很大，时常紧抿着嘴。而陈独秀却像个诗人，嗓门很亮，手势很多。当他的手在空中舞动时，你会觉得他手中正舞动着一把隐形的倭刀。那一天，当陈独秀向我们打听尹吉甫的时候，我们立即想到了在大贞丸号邮轮上落水而死的那个人。葛任说，他还保留着尹吉甫死前留下的一片糖纸，上面有几句诗。他的记性很好，当场把那几句诗背给了陈仲甫（独秀）听。陈当时就哭了起来。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们正是从陈独秀那里知道，尹吉甫是上海东亚图书馆的一名编辑，是来曰本商量办杂志一事的。我又想起了尹吉甫化脓的伤口，以及他抚痂而歌的样子，不由得一阵心酸。
我记得葛任当时谈到了他的父亲。南陈北李都是两岁时死了父亲的，李在三岁时还死了母亲。葛任与此相仿，他幼时没见过父亲，后来又死了母亲。他们都是无父无母之人，所以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我记得在第二个周末，陈独秀按照葛任留下的地址，找到了川田家中。葛任拿出他的《蚕豆花》一诗，恭请陈独秀雅正。时代久远，我已经难以回忆起陈独秀对那首诗的评价。但我知道，陈独秀从此将葛任当成了一个文友，常在一起谈诗论文。
因葛任与他们交好，多天以后，葛任、川田与我，曾随南陈北李同游京都的鸭川，在贺茂川和高野川（注：鸭川在城北分为贺、高二川）的分岔处，倒是性情温柔的葛任先下了水。葛任以前曾将曰本比做另一个时代与风土的希腊，认为两者皆不避裸体，是个性灵的国度，值得效仿。我想，他也只是说说而巳，没想到他真的会在众人面前赤身裸体，就像一只白鲟鱼。当白鲟鱼从水中直立起来时，我甚至看见了他生殖器上悬挂的水滴。葛任招呼川田下水，可川田却懒得下去。他在采摘岸边的石蒜花，说要带回医院，献给一名护士。陈独秀冷不丁的将川田推下了水，但他却很快又爬了上来。陈仲甫自己扑向水面时，宛如一只鹰。这或许掺入了我后来的印象，而历史就是由各种印象叠加而成的。是的，由于日后的诸多变故，我不单将他看成一只鹰，也将他看成被鹰啄食的普罗米修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