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组好像都不大留意白（圣韬都是我主动给他们讲。世上我最恨的除了刘少奇，就是白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巳经被毛主席炮打了。打得好，打得准。反正我最恨的，就剩下白了。毛主席说，大雨落幽雁（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是啊，我曾把希望寄托在白的身上，让他带葛任走，可他却比娘儿们还娘儿们，拖拖拉拉的。当然，我承认我也是个软蛋。我那会儿要是给范（继槐）发封电报，不承认那人就是葛任，范继槐就不会来了，葛任也就不会死无葬身之地了。但我还是冤啊。我是听从窦（思忠）的教导，原地待命的。我又没长火眼金睛，怎么能看出白会投降呢。白圣韬呀白圣韬，我日你祖宗十八代，你可把老子害苦了。
看到了吧，对白圣韬，阿庆的痛恨可以说无法再真诚了。顺便说一下，白凌小姐也看到过这段文字，不过她并不生气。她的理由很简单，阿庆要“日”的是白圣韬的“祖宗十八代”，而她是白圣韬的后代，所以不管阿庆“日”还是不“日”，都与她没有关系。
马缰绳
俺好说歹说，嘴皮都磨薄了，白圣韬才同意带葛任一起走。那时候，天已经亮了，葛任工作了一夜，又去睡觉了。白圣韬说，让他睡吧，天黑再走。嘻，反正他是能往后推就尽量往后推。过了晌午，我去看葛任，他巳经起来了。我把转移的事又给他说了说。葛任听完以后，说他想到凤凰谷散散步。俺想，他一准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和这里的山川告别。俺连忙对一个心腹说，你陪〇号去散步。这个心腹对俺很忠心，比狗还忠心。你说公鸡会下蛋，他就说亲眼见。你说沙锅能捣蒜，他就说搞不烂。俺又对白圣韬说，你也别闲着，赶紧把葛任的东西收拾一下，天一黑就走。
俺这样讲行吗？
安排停当，俺骑着马去了凤凰谷。春天眼看就要来了，杜鹃花开得到处都是，山谷里最多。葛任坐在一块石头上抽烟。见俺来了，葛任的兴致一下子高涨起来了，还吟诵了毛主席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真的，哄你是狗。过了一会儿，白圣韬也来了。他假惺惺地对葛任说，你就别抽烟了，抽烟对身体不好。葛任光和俺说话，就是不理那姓白的。他说他有一个要求，啥都可以缺，就是不能缺烟缺酒。俺拍着胸脯向他表示，请放心，向毛主席保证，烟酒绝对有保障。
天快黑的时候，俺把葛任劝回了枋口小学。桌上，酒呀菜呀巳经摆好了，那都是俺事先安排的。你说得对，当然少不了豆腐。葛任只喝酒，不吃菜，也不吃饭。俺劝他吃饭，他说，酒是粮食做成的，是粮食精，喝酒就是吃饭。他还请俺和他一起喝两盅，拉拉家常。很多年前，他去日本的时候，俺和他在上海喝过一回，当时喝的是女儿红。那会儿俺还不会喝，这会儿会喝了，却不能陪他多喝，因为他还要赶路啊。在天井里，俺把俺的坐骑交给了葛任，那是俺派人到附近西官庄邮局里抢来的，听话得很。然后，俺低声对白圣韬说，延安见！白圣韬说啥？你想他还能说啥，他也只能说延安见。
俺催着他们快点走。俺的心腹，已经把葛任的行李挑到了肩上。我把马缰绳塞给葛任。葛任拿着马缰绳瞧了瞧，说他不愿骑马，骑不动了。他把缰绳又还给了白圣韬。葛任那样做，其实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马给别人骑，自己步行的。可话从白圣韬嘴里说出来，鸡巴毛就全变味了。白圣韬对俺说，〇号确实骑不动了，能不能给〇号弄顶轿子。娘那个X，你怎么不早说，你是个医生，早就该想到这个问题，这会儿屎都到屁眼了，你才想起来挖茅坑，还来得及吗？俺的鼻子都要气歪了。白圣韬又说，天有不测风云，要是下起雨来，让〇号受了风寒，他可无法向田汗同志交差。有啥办法呢？俺只好又把葛任送回了院子。
那天晚上，俺一夜没合眼。干啥？催着人做轿子啊。俺派人找了两个木匠，连夜赶制轿子。没有现成的木头，只能去扒房；可扒房又容易打草惊蛇。俺都快急死了。后来，俺突然想起茶馆的后院有几株树，俺就立即派人去锯树。那个心腹问俺，那里有桐树，有槐树，还有菩提树，到底锯哪一棵。俺心里急，就说，日你妈，你想锯哪一棵就锯哪一棵吧。他说，要锯就锯菩提树。俺问为啥，他说因为它是神树，可以图个吉利，让神灵保佑〇号一路平安。啥，这叫唯心主义？唯心不唯心，跟俺屁关系没有，因为这话不是俺说的。好，俺接着说。天快亮的时候，轿子终于做好了。因为担心走漏风声，俺吩咐心腹将两个木匠悄悄砍杀了，扔进了后院的深井。俺的两个手下抬着轿子往枋口小学走。快走到小学门口的时候，突然看见那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惊天地，泣鬼神，俺的脑袋一下子大了一圈。俺立马想到，晚了，范继槐已经来了，葛任已经走不掉了。
俺急中生智，连忙让部下往回走。在路上，俺把那两个人全都干掉了，丢到河里喂鱼了。向毛主席保证，那会儿，俺一点也不手软。把狗杂种扔进白云河以后，俺再次来到了枋口小学。那时候，跟现在一样，天已经大亮了。在学校门口，俺看见白圣韬正在范继槐面前点头哈腰。那会儿俺已经杀红了眼，正要顺势击毙白圣韬，可是葛任走出来制止了俺。俺理解他的意思：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宁可牺牲他个人的生命，也不愿俺暴露身份，使地下组织遭到破坏。
同志们，俺要讲的就这些。剩下的事，俺不想讲了，也没啥好讲了。为了革命事业，葛任在大荒山光荣牺牲了。许多年来，一想起这事，俺就心如刀绞（注：余风高同志在此特意注明“阿庆哭，如丧考妣”）。不过，有些事情俺不能不说。这就是，在葛任牺牲之前，俺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俺记得很清楚，范继槐来了以后，曾找俺和杨凤良去汇报工作。要知道，在狡猾的敌人面前耍花腔，稍有不慎就可能给组织带来灾难。当时俺临危不惧，面不改色心不跳，几句话下来，就把范继槐哄得心服口服。俺对他说，将军，杨凤良在这里一手遮天，胡作非为，十恶不赦，打死了俺的报务员，打死了俺的亲信，还打死了他自己的部下邱爱华，俺忍无可忍，只好替党国除掉了这个害人虫。瞎，除了相信俺的话，范继槐还真是没有别的办法。同志们别笑，俺说的都是真的。俺最后要说的是，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虽说俺没能救出葛任，可俺尽力了，已经死而无憾了……
阿庆之死
这便是我看到的阿庆自述的全文。据余风高同志说，1970年5月4号的早晨，当茶场的队长来叫他们去吃饭的时候，阿庆还想跟着他们到茶场的小食堂，“再混上一顿饭，可是没有人再搭理他”。余同志还说，当中隔了两天，他奉旨再次来到莘庄劳改茶场，向队长交代了两项任务：一是严密掌握阿庆的动向；二是动员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劳改犯，写揭发材料。可是，材料还没有收齐，阿庆就死了。又据阿庆当时的劳改同事，现在的退休教授张永胜先生讲，在阿庆跳井自杀前，阿庆仍不停地念叨“自己对不起葛任，也对不起田汗的殷切期望”
有一天，我去看他，他没头没脑的，突然给我讲起了葛任、田汗，我吃惊不小。听他的口气，他好像与他们并肩战斗过。这时候，我才知道这家伙历史很复杂。当时他巳经病得很厉害了，肚子胀得很大，可我们都咬定他是装的。人们都写揭发材料，说阿庆不光偷吃别人的东西，还偷吃劳改队的猪食。其实，偷吃猪食的是队里的饲养员。那个饲养员如今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有头有脸的，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
死前，他（阿庆）的肚子更大了，跟怀了双胞胎似的。听人说，那叫肝腹水。按说那病是很痛苦的，可他不。他好像很快乐。用中央台白岩松的话来说，就是“痛并且快乐着”。他死前一天，我在厕所里遇到他。他还对我说，自己对不起葛任，也对不起田汗的殷切期望。他还提起了一个叫范继槐的人。说他什么，我现在都忘了。我现在还能记起这名字，是因为我后来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它。第二天，他就死了，跳井死的。把他捞上来时，他的肚子更大了。天热，还没有顾上埋，他的肚子就爆了，就跟洋车内胎爆了一样，咚的一声响。不说了，再说这饭就吃不下去了。当时在莘庄的劳改队，我的毛笔字算是好的，标语什么的都归我写。他死后，树上贴满了标语，主要意思是说肇庆耀畏罪自杀，死有余辜。什么？你说他的原名叫赵耀庆？不是“肇庆”的“肇’’？他妈的，那可就太滑稽了。他失去了自己的姓氏，自己的名字，又因为爆炸，连具囫囵尸首也没有留下。
死去前一天，关于范继槐，阿庆都给张永胜说了些什么，我自然无法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阿庆一直到死，都没能理解范继槐的真正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