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主席保证
时间：1970年5月3号地点：信阳莘庄劳改茶场讲述者：劳改犯肇庆耀（赵耀庆）听众：调查组记录者：余风高同志。
俺就知道又来人了。大早起来，一听见喜雀（鹊）唱枝头，俺就想，人又来了。向毛主席保证，没人给俺通风报信。同志们，俺有个长处，就是不耍花腔。俺真的是从喜雀（鹊）嘴里知道的。
上次来的那帮人，临走送俺一本老三篇。喏，就是这个。它给俺智慧给俺胆，每次学习，都能从中汲取无穷的力量。这次，你们给俺带了啥？问俺最需要啥？老鼠药！不，不是俺吃，是给老鼠吃。毛主席说了，老鼠是四害（之一）。这里老鼠猖獗，俺虽然犯了错误，可还是不想死。一想到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面英勇牺牲了，俺就不想死了。
俺还需要安眠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一想起那些睁嵘岁月，俺就吃不好，睡不香。那些革命先烈，老是在俺眼前晃悠，还跟俺打招呼呢。这个给俺端杯水，那个给俺递根烟，这个摸摸俺的头，那个拍拍俺的肩，亲切得很。不，俺可不是向你们要烟。好吧，既然你们非要让俺抽，俺就抽一支吧。这是啥牌子的？凤凰？曰他娘，俺已经好久没有烟抽了，更不用说凤凰了。在所有烟里头，俺对凤凰最有感情了。俺在大荒山凤凰谷呆过，睹物思情啊。
很对不起，俺这里没水泡茶。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你多喝一口水，庄稼就少浇一口水，所以俺通常不喝水。俺都快变成王八了。王八不喝水也能活。同志们见过山里的王八吗？嗜，只要呼吸一点空气，它就能活下来。不瞒你们说，俺见过一只王八，就压在一块石碑下头。不知道压了多少年，它还活得好好的，龟头一会儿伸出来，一会儿缩进去。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俺就从那王八身上，学会了节约用水。
好，俺不罗唆了。说吧，要俺讲啥。还是讲葛任？俺果然没猜错。上次来的那两个人，也是来打听葛任的，也带着笔记本。俺说一句，他记一句。俺咳嗽一声，他都要写上咳嗽。俺是怎么知道的？咳！因为搞记录的革命小将，忘了“咳嗽”怎么写。俺看他急得翻白眼，就对他说，不会写你就用拼音吧。他感到很奇怪，问俺还懂得拼音？笑话！俺怎么不懂。俺的拼音还是跟着葛任学的。不光会拼音，俺还会外语呢。当然，学习外语，是为了更好地批判资本主义，更好地看清资本主义的丑恶嘴脸。如果你们大方一点，说俺赵某人是又红又专，俺是不会反驳的。
还是从头讲起？瞎！那还用说，向毛主席保证，俺的每句话都是实话。葛任早就说过，阿庆同志是个老实人。啥时候说的，俺已经忘了，反正说过不止一次。有时候，葛任同志正和俺说着话，突然拍一下俺的肩膀，说，阿庆是个好同志，阿庆是个老实人。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所以，这话俺很少对别人讲。
啥，你们还是要喝水？好，俺这就去打水。派人和俺一起去？不用了吧，一壶水俺还是拎得动的。
公劳改队
1969年，阿庆因故被押解到河南信阳地区的莘庄劳改茶场，接受劳动改造。这场谈话，就是在茶场进行的。1997年4月5号，我在郑州见到了当时的调查组组长余风高同志。据余同志透露，阿庆在茶场时用的名字是肇庆耀：
我是奉旨去劳改农（茶）场的。走前，一个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去审一个叫肇庆耀的家伙。广东肇庆的肇庆。他说，农（茶）场的队长向上面报告，姓肇的历史很复杂，不像是一般的劳改犯。现在终于调查清楚了，肇庆耀原名赵耀庆，是浙江人，原来是个地下党，后来叛变了革命，多年来去向不明。可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隐姓埋名这么多年，最后他还是露出了马脚。现在弄清楚了，1943年春天，他逃到了驻马店，先冒充要饭的，后来倒插门做了上门女婿。狗改不了吃屎啊，这种人总是要和人民唱对台戏的。他是因为反对知青上山下乡被告发的。操，他竟然说下乡知青除了偷偷人家的鸡，玩玩人家的闺女，没干什么正经事。后来，他就被知青们告发了，就被扭送到农（茶）场劳改了。当时，领导对我说，要不是队长警惕性高，这个隐藏了多年的阶级敌人，可能劳改两年，就蒙混过关了。
我立即表示，小事一桩，不用领导费心，我跑一趟把他提溜来就是了。领导同志笑了，说目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阿庆调查葛任。姓葛的当年并没有死到二里岗。他欺骗人民欺骗党，制造了死的假象，随后逃到了大荒山。领导同志还高瞻远瞩，特意指示，不要让赵耀庆知道姓葛的巳经被定为叛徒，让他放开说，想放什么屁，就让他放个够。如果他问了起来，你就说姓葛的还是民族英雄。我说不敢。他说，没啥，是我让你说的，没人敢追究你。到了莘庄，一见到赵耀庆，我就来气。臭气熏天啊，我从未见过那么脏的人，有一百年没洗澡了。一百年太少，起码有一万年了。说话顛三倒四，东拉西扯。你问他一句，他有八句等着你，净瞎鸡巴吹。还装疯卖傻呢。有时正听他说着，他会冷不丁地擤一下鼻子，鼻涕胡涂乱抹。有一回，他装做拍我的肩膀，差点把鼻涕抹到我的领口。他烟抽得很凶，三口两口就是一根。那是啥日子？一包烟比几斤豆腐都贵。他这样胡来，不是故意浪费国家财产吗？我们效率挺高。从早上忙到次日凌晨，记了一大摞。他是浙江人，河南话是后来学的，怪腔怪调的，好在我还能听懂。听说我们走后，他很快就死球了。有人说是得肝病死的，有人说是跳井死的，反正是死了。我一听就来气。你想他有多恶毒，得了肝病也不向我们老实交代。巳经快死球了，还让我们用他的茶缸喝水，甚至！让我怎么说才好呢，甚至！还端着我们的茶缸咕嘟咕嘟乱喝一气。不是故意要传染（我们）又是什么？听说他也是学过几天医的。既然学过医，怎么会不慊得这样一个道理呢？你倒是说说，那姓赵的安的啥心？整个一个狼心狗肺！
余风高同志真生气了，说狗肺的“肺”字时，因为用力过度，假牙都跑了出来。到吃饭的时候，他热情地请我到街对面的饭馆里面接着谈。当然是他点菜我买单。后来，我又请了他几次。不过，每一次，我都是坐在一边看着他吃。有意思的是，和当年的阿庆一样，他也患着乙肝。这是他的儿子告诉我的，他本人没有吐露过。他只是说自己缺钙，需要多吃一些“壳类动物”，也就是海鲜。我想，如果我告诉他，我知道他患着乙肝，他一定会说那是阿庆传染给他的，虽然其间横亘着将近三十年的时光。
歌乐山
好吧，你们指向哪里，俺就打向哪里。事情还得从冰莹说起，那是在1943年2月。有一天晚上，俺带着几个弟兄去舞厅里玩耍，在那里见到了冰莹，胡冰莹。胡冰莹是俺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哦，说错了，不是漂亮，是俊俏。漂亮叫人腐化堕落，俊俏却叫人勇往直前。她长得有点像样板戏《杜鹃山》里的柯湘，真的，哄你是狗。同志们千万别想歪了，对俺这样的地下工作者来说，玩耍就是革命。那是重庆歌乐山的舞厅，排场得很，一般人进不去的。我进去的时候，舞会已经开始了，人们都在跳伦巴。伦巴知道吧？不是车轮滚滚的“轮”，是封建伦理道德的“伦”。
伦巴是两个人搂着跳。啥？不跳忠字舞就不叫跳舞，这是不是最新指示？队长怎么没有组织我们学习？好，俺继续说。那种舞跳起来是这样的。把那个茶缸递给俺，俺给你们比划一下。哦，不行，茶缸太粗了，得用筷子。哦，筷子也不行，太硬了。谁来和俺配合一下。没人愿跳？其实俺也不愿跳。和你们一样。俺最爱跳忠字舞。好吧，那就打个比方吧，跳伦巴就像两条长虫竖起来打架，你往左边扭俺往右边扭。然后，腾的一下，猛然调个头。俺就是在她调头的时候看见她的。那还用说，她也看见了俺。可她并没有停下来，还是又蹦又跳。歪戴帽子斜插花，她歪戴着一顶软帽，俊俏得很，说她是舞会上最俊俏的女人，也不过分。当时俺就想，真鸡巴怪了，她到重庆来干啥？
一曲终了，俺端着酒杯上前和她打招呼，她坐在那里，跷着二郎腿，盯了俺一会儿，说，长官，俺累了，不想跳了。俺说，长官是给别人叫的，可不是给你叫的。她说，长官一准喝多了，咱们好像并不认当着那帮弟兄的面，她闪了俺一个大红脸，让俺下不来台。怎么说呢？她要不是冰莹，俺一准想办法收拾她，出出这口恶气。可她是冰莹啊。看着死去的葛任的面子，俺也不能把她咋样。更何况，俺小时候在她家里住过很长时间。对，说到这里，俺得顺便强调一下，俺也是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俺既然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那俺生下来就是革命群众。
好，俺接着说。她闪了俺一个大红脸，俺想，不能再在这里丢人了，还是赶紧开溜吧。可那几个弟兄却赖着不想走，他们都已经找到了舞伴，想跳个痛快。俺一个人喝了一会儿闷酒，然后去解手，解小手，也就是撒尿。啥？你们知道解小手就是撒尿？俺也没说你们不知道啊。撒完尿出来，刚叼上一根烟，就有人要替俺点火。还能是谁？冰莹啊。俺刚凑上去，噗，她把火吹灭了。她说，还生气呢？说着，她用报纸在俺头上扫了一下。也不知道咋搞的，她这么一说，俺的气就全消了。俺正要问她为啥来重庆，她借着给俺点烟的工夫，悄悄地对俺说，她找俺有事，要俺到她的住处去一趟。
她就住在歌乐山下，和那个舞场只有百步之遥。为啥叫歌乐山，跟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有啥关系？嗜，其实俺也是一知半解。听说古代治水的大禹，就是在这里结的婚。因为大禹大摆筵席，跟弟兄们歌乐于此，后来就叫歌乐山了。不，冰莹没在房间里设宴款待俺，而是带俺来到了嘉陵江边。江风劲吹，背后是悬崖峭壁，冷飕飕的。不过，俺并不觉得冷。歌中唱得好，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她冷不冷，俺不清楚。她不吭声，只是抱着胳膊来回走，好像心事重重。江风把她身上的香气，吹进了俺的鼻孔。一闻到那香气，俺就像又回到了杭州。冰莹在杭州的家中，栽有很多花，不过不是红梅，而是能把人熏醉的梔子花。后来，我们就是从花谈起的。啥花？蚕豆花。冰莹问俺近来有没有看到一首诗，叫《蚕豆花》。俺说没有。她就说那是葛任写的，写得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应该找来看看。随后，她又问俺，关于葛任，俺都听说了些啥。俺立即哭出了声，说他死得太惨了，这国恨家仇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她说，好了好了，别哭鼻子了。随后她就小声告诉俺，阿庆啊阿庆，要有葛任的消息，不管啥消息，都要告诉她。瞎，葛任死都死了，还会有啥消息呢？俺想，她一准说的是葛任遗体安葬的事。据说葛任在二里岗就义后，因为遗体无法分辨，只好和普通士兵一起草草掩埋了。俺想，她大概是念及旧情，想另外安葬葛任。俺就对她说，你尽管放心吧，葛任的英雄事迹惊天地泣鬼神，他的事俺会时刻放在心上，一旦有啥消息，俺就马上通知你。
哪料到，她和俺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她说，她最近老是梦见葛任没死，还活着。她话一出口，俺就觉得葛任（的死）对她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方寸都乱了，不然不会这样胡言乱语。我正同情她呢，她突然说，葛任死没死都逃不过军统的眼睛，如果葛任真的没死，军统肯定要对葛任下手。她希望我能主动请缨，前去捉拿葛任。一听这话，俺就委屈得泪如雨下。别说葛任巳经死了，就是没死，俺能去干这事吗？这不是扇俺的脸吗？俺说，冰莹，你听着，俺可也是吃人奶长大的，不是那种狼心狗肺的人。她笑了，说，俺只是希望你能帮助一下葛任，想办法将葛任转移到安全地方。尽管她的话叫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可俺还是顺着她的话巷说，俺经常梦见过葛任还活着，正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
同志们，这么说的时候，俺其实已经起疑心了。冰莹好像话里有话啊，不像是胡说八道啊。难道葛任之死只是个谣传？那他到哪里去了呢？莫非被日本人俘虏了，正关在哪个秘密的地方？要真是那样，俺可救不了他。因为俺当时的身份是国军少将，一切行动都得听指挥。你们都知道，贪生怕死的国军是不会和鬼子对着干的。鸡巴毛，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把这个消息告诉窦思忠，让他派人去救葛任。但是，在消息没有证实之前，光凭她做的一个梦，就冒着暴露身份的危险给窦思忠同志发电报，那是会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
蚕豆花
正如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提到的，《蚕豆花》和《谁曾经是我》，其实是同一首诗。两者相比，只是个别字句的差异。
冰莹是看到《蚕豆花》以后来到重庆的。此前，她呆在上海从事戏剧演出。史料记栽，她参演的最后一部话剧，是剧作家于伶编剧的《长夜行》，反映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三户人家在日军进驻租界后的悲惨境通。这部戏被迫停演以后，她和当时的许多演员一样，夜夜笙歌，借酒浇愁。在《绝色》一书中，安东尼，斯威特写道：
在上海，冰莹虽然夜夜笙歌，但内心却举目无乡。先前，她曾数次设想到延安与葛任团聚。但葛任战死的消息，使她再次迷失了方向。她在曰记中写道日子一天天过去，窗棂上结满了冰霜，我看不到一丁点的希望。”就在这时，宗布又出现了。战争期间，他将《申埠报》搬到了香港。这一次，他就是从香港回来的。对于他此行的目的，她一无所知。他胡子灰白，神情颓唐，明显地老了。他进来的时候，睫毛上挂着雪花，她还以为他的睫毛也变白了呢。他解释说自己是偶然路过此地，她当然不愿相信他的说辞。
他带来了一份报纸，那是香港出版的《逸经》。当她吩咐佣人为他准备饮食的时候，他拿着报纸看了起来，仿佛那是他刚刚从街上买来的一样。喝汤的时候，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有意思。”她问他什么有意思？他装做愣了一下，然后又埋头喝汤。她本来想把报纸丟到一边的，可是，仿佛是出于命运的安排，她的手指不由自主地伸向了那份报纸。众所周知，在希腊语中，“命运”一词的意思并非“沉重，必然，价值”，而是“偶然，幸福，不幸”。当她“偶然”地拿起那份报纸的时候，短暂的幸福和持久的不幸，就再一次栖落到了她的肩头。
她看到了一首诗，以她的女儿蚕豆命名的一首诗，叫《蚕豆花》，诗的作者署名尤郁。现在她知道了，就是为了让她看到这首诗，宗布才从香港来到上海的。在她的追问之下，宗布才告诉她，许多年前，他曾在《新世纪》杂志上看到过这首诗，当时题为《谁曾经是我》，作者署名葛任。“葛任的俄文名字叫尤郁斯基，如果不出意外，这应是献给你和女儿的。”宗布说。他还告诉冰莹，自己本想在《申埠报》上转载这首诗，可是想来想去，他还是把它撤了下来。“从诗的内容看，这首诗好像是刚改动过的，莫非是他就义之前写的？倘若不是，那可能是别人的伪作。当然，还有最后一种可能，那就是葛任还活于人世。”宗布对冰萤说，“倘若他真的还活着，那你们很快就会相聚的。”冰莹回忆说，宗布的神色表明，他真的在为她与葛任可能的相聚而感到欣慰。在那一刻，她对宗布的怨恨就像窗棂上的霜花一样，慢慢融化安东尼，斯威特接下来又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