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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向毛主席保证(1)

向毛主席保证

时间:1970年5月3号地点:信阳莘庄劳改茶场讲述者:劳改犯肇庆耀(赵耀庆)听众:调查组记录者:余风高同志。

俺就知道又来人了。大早起来,一听见喜雀(鹊)唱枝头,俺就想,人又来了。向毛主席保证,没人给俺通风报信。同志们,俺有个长处,就是不耍花腔。俺真的是从喜雀(鹊)嘴里知道的。

上次来的那帮人,临走送俺一本老三篇。喏,就是这个。它给俺智慧给俺胆,每次学习,都能从中汲取无穷的力量。这次,你们给俺带了啥?问俺最需要啥?老鼠药!不,不是俺吃,是给老鼠吃。毛主席说了,老鼠是四害(之一)。这里老鼠猖獗,俺虽然犯了错误,可还是不想死。一想到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面英勇牺牲了,俺就不想死了。

俺还需要安眠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一想起那些睁嵘岁月,俺就吃不好,睡不香。那些革命先烈,老是在俺眼前晃悠,还跟俺打招呼呢。这个给俺端杯水,那个给俺递根烟,这个摸摸俺的头,那个拍拍俺的肩,亲切得很。不,俺可不是向你们要烟。好吧,既然你们非要让俺抽,俺就抽一支吧。这是啥牌子的?凤凰?曰他娘,俺已经好久没有烟抽了,更不用说凤凰了。在所有烟里头,俺对凤凰最有感情了。俺在大荒山凤凰谷呆过,睹物思情啊。

很对不起,俺这里没水泡茶。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你多喝一口水,庄稼就少浇一口水,所以俺通常不喝水。俺都快变成王八了。王八不喝水也能活。同志们见过山里的王八吗?嗜,只要呼吸一点空气,它就能活下来。不瞒你们说,俺见过一只王八,就压在一块石碑下头。不知道压了多少年,它还活得好好的,龟头一会儿伸出来,一会儿缩进去。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俺就从那王八身上,学会了节约用水。

好,俺不罗唆了。说吧,要俺讲啥。还是讲葛任?俺果然没猜错。上次来的那两个人,也是来打听葛任的,也带着笔记本。俺说一句,他记一句。俺咳嗽一声,他都要写上咳嗽。俺是怎么知道的?咳!因为搞记录的革命小将,忘了“咳嗽”怎么写。俺看他急得翻白眼,就对他说,不会写你就用拼音吧。他感到很奇怪,问俺还懂得拼音?笑话!俺怎么不懂。俺的拼音还是跟着葛任学的。不光会拼音,俺还会外语呢。当然,学习外语,是为了更好地批判资本主义,更好地看清资本主义的丑恶嘴脸。如果你们大方一点,说俺赵某人是又红又专,俺是不会反驳的。

还是从头讲起?瞎!那还用说,向毛主席保证,俺的每句话都是实话。葛任早就说过,阿庆同志是个老实人。啥时候说的,俺已经忘了,反正说过不止一次。有时候,葛任同志正和俺说着话,突然拍一下俺的肩膀,说,阿庆是个好同志,阿庆是个老实人。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所以,这话俺很少对别人讲。

啥,你们还是要喝水?好,俺这就去打水。派人和俺一起去?不用了吧,一壶水俺还是拎得动的。

公劳改队

1969年,阿庆因故被押解到河南信阳地区的莘庄劳改茶场,接受劳动改造。这场谈话,就是在茶场进行的。1997年4月5号,我在郑州见到了当时的调查组组长余风高同志。据余同志透露,阿庆在茶场时用的名字是肇庆耀:

我是奉旨去劳改农(茶)场的。走前,一个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去审一个叫肇庆耀的家伙。广东肇庆的肇庆。他说,农(茶)场的队长向上面报告,姓肇的历史很复杂,不像是一般的劳改犯。现在终于调查清楚了,肇庆耀原名赵耀庆,是浙江人,原来是个地下党,后来叛变了革命,多年来去向不明。可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隐姓埋名这么多年,最后他还是露出了马脚。现在弄清楚了,1943年春天,他逃到了驻马店,先冒充要饭的,后来倒插门做了上门女婿。狗改不了吃屎啊,这种人总是要和人民唱对台戏的。他是因为反对知青上山下乡被告发的。操,他竟然说下乡知青除了偷偷人家的鸡,玩玩人家的闺女,没干什么正经事。后来,他就被知青们告发了,就被扭送到农(茶)场劳改了。当时,领导对我说,要不是队长警惕性高,这个隐藏了多年的阶级敌人,可能劳改两年,就蒙混过关了。

我立即表示,小事一桩,不用领导费心,我跑一趟把他提溜来就是了。领导同志笑了,说目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阿庆调查葛任。姓葛的当年并没有死到二里岗。他欺骗人民欺骗党,制造了死的假象,随后逃到了大荒山。领导同志还高瞻远瞩,特意指示,不要让赵耀庆知道姓葛的巳经被定为叛徒,让他放开说,想放什么屁,就让他放个够。如果他问了起来,你就说姓葛的还是民族英雄。我说不敢。他说,没啥,是我让你说的,没人敢追究你。到了莘庄,一见到赵耀庆,我就来气。臭气熏天啊,我从未见过那么脏的人,有一百年没洗澡了。一百年太少,起码有一万年了。说话顛三倒四,东拉西扯。你问他一句,他有八句等着你,净瞎鸡巴吹。还装疯卖傻呢。有时正听他说着,他会冷不丁地擤一下鼻子,鼻涕胡涂乱抹。有一回,他装做拍我的肩膀,差点把鼻涕抹到我的领口。他烟抽得很凶,三口两口就是一根。那是啥日子?一包烟比几斤豆腐都贵。他这样胡来,不是故意浪费国家财产吗?我们效率挺高。从早上忙到次日凌晨,记了一大摞。他是浙江人,河南话是后来学的,怪腔怪调的,好在我还能听懂。听说我们走后,他很快就死球了。有人说是得肝病死的,有人说是跳井死的,反正是死了。我一听就来气。你想他有多恶毒,得了肝病也不向我们老实交代。巳经快死球了,还让我们用他的茶缸喝水,甚至!让我怎么说才好呢,甚至!还端着我们的茶缸咕嘟咕嘟乱喝一气。不是故意要传染(我们)又是什么?听说他也是学过几天医的。既然学过医,怎么会不慊得这样一个道理呢?你倒是说说,那姓赵的安的啥心?整个一个狼心狗肺!

余风高同志真生气了,说狗肺的“肺”字时,因为用力过度,假牙都跑了出来。到吃饭的时候,他热情地请我到街对面的饭馆里面接着谈。当然是他点菜我买单。后来,我又请了他几次。不过,每一次,我都是坐在一边看着他吃。有意思的是,和当年的阿庆一样,他也患着乙肝。这是他的儿子告诉我的,他本人没有吐露过。他只是说自己缺钙,需要多吃一些“壳类动物”,也就是海鲜。我想,如果我告诉他,我知道他患着乙肝,他一定会说那是阿庆传染给他的,虽然其间横亘着将近三十年的时光。

歌乐山

好吧,你们指向哪里,俺就打向哪里。事情还得从冰莹说起,那是在1943年2月。有一天晚上,俺带着几个弟兄去舞厅里玩耍,在那里见到了冰莹,胡冰莹。胡冰莹是俺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哦,说错了,不是漂亮,是俊俏。漂亮叫人腐化堕落,俊俏却叫人勇往直前。她长得有点像样板戏《杜鹃山》里的柯湘,真的,哄你是狗。同志们千万别想歪了,对俺这样的地下工作者来说,玩耍就是革命。那是重庆歌乐山的舞厅,排场得很,一般人进不去的。我进去的时候,舞会已经开始了,人们都在跳伦巴。伦巴知道吧?不是车轮滚滚的“轮”,是封建伦理道德的“伦”。

伦巴是两个人搂着跳。啥?不跳忠字舞就不叫跳舞,这是不是最新指示?队长怎么没有组织我们学习?好,俺继续说。那种舞跳起来是这样的。把那个茶缸递给俺,俺给你们比划一下。哦,不行,茶缸太粗了,得用筷子。哦,筷子也不行,太硬了。谁来和俺配合一下。没人愿跳?其实俺也不愿跳。和你们一样。俺最爱跳忠字舞。好吧,那就打个比方吧,跳伦巴就像两条长虫竖起来打架,你往左边扭俺往右边扭。然后,腾的一下,猛然调个头。俺就是在她调头的时候看见她的。那还用说,她也看见了俺。可她并没有停下来,还是又蹦又跳。歪戴帽子斜插花,她歪戴着一顶软帽,俊俏得很,说她是舞会上最俊俏的女人,也不过分。当时俺就想,真鸡巴怪了,她到重庆来干啥?

一曲终了,俺端着酒杯上前和她打招呼,她坐在那里,跷着二郎腿,盯了俺一会儿,说,长官,俺累了,不想跳了。俺说,长官是给别人叫的,可不是给你叫的。她说,长官一准喝多了,咱们好像并不认当着那帮弟兄的面,她闪了俺一个大红脸,让俺下不来台。怎么说呢?她要不是冰莹,俺一准想办法收拾她,出出这口恶气。可她是冰莹啊。看着死去的葛任的面子,俺也不能把她咋样。更何况,俺小时候在她家里住过很长时间。对,说到这里,俺得顺便强调一下,俺也是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俺既然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那俺生下来就是革命群众。

好,俺接着说。她闪了俺一个大红脸,俺想,不能再在这里丢人了,还是赶紧开溜吧。可那几个弟兄却赖着不想走,他们都已经找到了舞伴,想跳个痛快。俺一个人喝了一会儿闷酒,然后去解手,解小手,也就是撒尿。啥?你们知道解小手就是撒尿?俺也没说你们不知道啊。撒完尿出来,刚叼上一根烟,就有人要替俺点火。还能是谁?冰莹啊。俺刚凑上去,噗,她把火吹灭了。她说,还生气呢?说着,她用报纸在俺头上扫了一下。也不知道咋搞的,她这么一说,俺的气就全消了。俺正要问她为啥来重庆,她借着给俺点烟的工夫,悄悄地对俺说,她找俺有事,要俺到她的住处去一趟。

她就住在歌乐山下,和那个舞场只有百步之遥。为啥叫歌乐山,跟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有啥关系?嗜,其实俺也是一知半解。听说古代治水的大禹,就是在这里结的婚。因为大禹大摆筵席,跟弟兄们歌乐于此,后来就叫歌乐山了。不,冰莹没在房间里设宴款待俺,而是带俺来到了嘉陵江边。江风劲吹,背后是悬崖峭壁,冷飕飕的。不过,俺并不觉得冷。歌中唱得好,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她冷不冷,俺不清楚。她不吭声,只是抱着胳膊来回走,好像心事重重。江风把她身上的香气,吹进了俺的鼻孔。一闻到那香气,俺就像又回到了杭州。冰莹在杭州的家中,栽有很多花,不过不是红梅,而是能把人熏醉的梔子花。后来,我们就是从花谈起的。啥花?蚕豆花。冰莹问俺近来有没有看到一首诗,叫《蚕豆花》。俺说没有。她就说那是葛任写的,写得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应该找来看看。随后,她又问俺,关于葛任,俺都听说了些啥。俺立即哭出了声,说他死得太惨了,这国恨家仇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她说,好了好了,别哭鼻子了。随后她就小声告诉俺,阿庆啊阿庆,要有葛任的消息,不管啥消息,都要告诉她。瞎,葛任死都死了,还会有啥消息呢?俺想,她一准说的是葛任遗体安葬的事。据说葛任在二里岗就义后,因为遗体无法分辨,只好和普通士兵一起草草掩埋了。俺想,她大概是念及旧情,想另外安葬葛任。俺就对她说,你尽管放心吧,葛任的英雄事迹惊天地泣鬼神,他的事俺会时刻放在心上,一旦有啥消息,俺就马上通知你。

哪料到,她和俺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她说,她最近老是梦见葛任没死,还活着。她话一出口,俺就觉得葛任(的死)对她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方寸都乱了,不然不会这样胡言乱语。我正同情她呢,她突然说,葛任死没死都逃不过军统的眼睛,如果葛任真的没死,军统肯定要对葛任下手。她希望我能主动请缨,前去捉拿葛任。一听这话,俺就委屈得泪如雨下。别说葛任巳经死了,就是没死,俺能去干这事吗?这不是扇俺的脸吗?俺说,冰莹,你听着,俺可也是吃人奶长大的,不是那种狼心狗肺的人。她笑了,说,俺只是希望你能帮助一下葛任,想办法将葛任转移到安全地方。尽管她的话叫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可俺还是顺着她的话巷说,俺经常梦见过葛任还活着,正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

同志们,这么说的时候,俺其实已经起疑心了。冰莹好像话里有话啊,不像是胡说八道啊。难道葛任之死只是个谣传?那他到哪里去了呢?莫非被日本人俘虏了,正关在哪个秘密的地方?要真是那样,俺可救不了他。因为俺当时的身份是国军少将,一切行动都得听指挥。你们都知道,贪生怕死的国军是不会和鬼子对着干的。鸡巴毛,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把这个消息告诉窦思忠,让他派人去救葛任。但是,在消息没有证实之前,光凭她做的一个梦,就冒着暴露身份的危险给窦思忠同志发电报,那是会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

蚕豆花

正如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提到的,《蚕豆花》和《谁曾经是我》,其实是同一首诗。两者相比,只是个别字句的差异。

冰莹是看到《蚕豆花》以后来到重庆的。此前,她呆在上海从事戏剧演出。史料记栽,她参演的最后一部话剧,是剧作家于伶编剧的《长夜行》,反映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三户人家在日军进驻租界后的悲惨境通。这部戏被迫停演以后,她和当时的许多演员一样,夜夜笙歌,借酒浇愁。在《绝色》一书中,安东尼,斯威特写道:

在上海,冰莹虽然夜夜笙歌,但内心却举目无乡。先前,她曾数次设想到延安与葛任团聚。但葛任战死的消息,使她再次迷失了方向。她在曰记中写道日子一天天过去,窗棂上结满了冰霜,我看不到一丁点的希望。”就在这时,宗布又出现了。战争期间,他将《申埠报》搬到了香港。这一次,他就是从香港回来的。对于他此行的目的,她一无所知。他胡子灰白,神情颓唐,明显地老了。他进来的时候,睫毛上挂着雪花,她还以为他的睫毛也变白了呢。他解释说自己是偶然路过此地,她当然不愿相信他的说辞。

他带来了一份报纸,那是香港出版的《逸经》。当她吩咐佣人为他准备饮食的时候,他拿着报纸看了起来,仿佛那是他刚刚从街上买来的一样。喝汤的时候,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有意思。”她问他什么有意思?他装做愣了一下,然后又埋头喝汤。她本来想把报纸丟到一边的,可是,仿佛是出于命运的安排,她的手指不由自主地伸向了那份报纸。众所周知,在希腊语中,“命运”一词的意思并非“沉重,必然,价值”,而是“偶然,幸福,不幸”。当她“偶然”地拿起那份报纸的时候,短暂的幸福和持久的不幸,就再一次栖落到了她的肩头。

她看到了一首诗,以她的女儿蚕豆命名的一首诗,叫《蚕豆花》,诗的作者署名尤郁。现在她知道了,就是为了让她看到这首诗,宗布才从香港来到上海的。在她的追问之下,宗布才告诉她,许多年前,他曾在《新世纪》杂志上看到过这首诗,当时题为《谁曾经是我》,作者署名葛任。“葛任的俄文名字叫尤郁斯基,如果不出意外,这应是献给你和女儿的。”宗布说。他还告诉冰莹,自己本想在《申埠报》上转载这首诗,可是想来想去,他还是把它撤了下来。“从诗的内容看,这首诗好像是刚改动过的,莫非是他就义之前写的?倘若不是,那可能是别人的伪作。当然,还有最后一种可能,那就是葛任还活于人世。”宗布对冰萤说,“倘若他真的还活着,那你们很快就会相聚的。”冰莹回忆说,宗布的神色表明,他真的在为她与葛任可能的相聚而感到欣慰。在那一刻,她对宗布的怨恨就像窗棂上的霜花一样,慢慢融化安东尼,斯威特接下来又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