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李渔美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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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读《闲情偶寄》札记(14)

《柳》

柳是很能,也很易使人动情的一种树。一提柳,很容易使人想起古人灞桥折杨柳枝送别的场景,在交通很不发达的时代,灞桥揖别往往是生离死别。说到柳,还能使人想到《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字字珠玑的诗句。我想,诗人自己一定是在无限感慨之中吟诵这些句子的。还有王维的这首家喻户晓的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清新的柳色,更撩起离别的愁情。还有柳永词中所写“晓风残月”的“杨柳岸”,也颇能触发士大夫、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情思。当然,柳树也不完全是离别和伤感的代码,它还能使人联想妙龄女子的如垂柳依依的婀娜身姿和似水柔情。今日北海岸边垂柳拂面,对对情侣携手漫步,也是令人陶醉的风景。

李渔写柳,则别辟蹊径。他特别拈出柳树“非止娱目,兼为悦耳”的特点。“娱目”很好理解,那“悦耳”怎么讲呢?原来,柳树是蝉、鸟聚集之处;有柳树就会有鸟鸣悦耳。李渔还特别强调“鸟声之最可爱者,不在人之坐时,而偏在睡时”;而且鸟音只宜“晓(凌晨)听”。为什么?因为白天人多,鸟处于惴惴不安的状态,必无好音。“晓则是人未起,即有起者,数亦寥寥,鸟无防患之心,自能毕其能事,且扪舌一夜,技痒于心,至此皆思调弄,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者是也。”

知柳又知鸟者,笠翁也。柳与鸟若有知,当为得笠翁这样的知音而高兴。

《颐养部·行乐第一·饮》

我不会吸烟,也不赞成吸烟,在我家里从不预备香烟招待客人;我不会喝酒,但绝不反对喝酒,我的酒柜里常常备有少量美酒,供客人饮用,我也陪上几杯。酒是个好东西。几杯酒下肚,陌生人也会成为朋友。酒是宴会的灵魂,若无“魂”,宴也无趣。酒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也是感情的粘合器。我所供职的研究室里有几位善饮的青年学者,常常在星期二上班的中午,拉朋呼友到附近小饭馆畅饮,久而久之,形成几位相对固定的酒友,他们自己戏称“九届二中全会”(九届者,酒界也;二中者,星期二中午也),有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每逢聚会,气氛热烈,杯盏交错,叮咚作响,谈古论今,妙语横生。而且,因为是学者喝酒,所以酒会往往变成了学术讨论会。人仗酒力,十分投入,头冒热气,眉飞色舞,论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头头是道;有时还有交锋,争得不可开交,好在最后有酒作结论:当喝到说话不利落的时候,此次讨论自然也就告一段落。但喝酒须适可而止,不宜过量。当喝到出言不逊、甚至需要别人往家抬的时候,那就变雅事为不雅,实在无趣了。虽然古代风流名士“死便埋我”博得许多人赞赏,似乎喝酒喝到这个份儿上才够劲儿、够味儿;但我更赞成李渔关于饮酒的“五贵”和“五好、五不好”的主张。“饮量无论宽窄,贵在能好;饮伴无论多寡,贵在善谈;饮具无论丰啬,贵在可继;饮政无论宽猛,贵在可行;饮候无论短长,贵在能止。”“不好酒而好客,不好食而好谈,不好长夜之欢而好与明月相随而不忍别,不好为苛刻之令而好受罚者欲辩无辞,不好使酒骂座之人而好其于酒后尽露肝膈。”只有这样,才能喝得文明,富有雅趣。像时下酒桌上那样强人喝酒,斗智斗勇,非要把对方灌醉的酒风,实在不可取。

《看花听鸟》《蓄养禽鱼》

花鸟虫鱼,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成为人们的玩赏之物。有的爱鸟成癖,北京有些养鸟的老人,宁肯自己不吃鸡蛋,也要省给鸟吃;有的嗜花如命,前述李渔即是一例;有的视狗为卫士,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五七干校时就曾和狗形影不离(另有一趣事:据吴晓铃先生告诉我,有位着名京剧演员养了一只小狼狗,后来它常常咬他的脚后跟以至出血,于是把狗送去检验,发现是只狼--此事真假,姑且不论,吴先生已经仙逝,但这位风趣可爱的老人,时时令人想起);有的把猫当家人。现代作家梁实秋特别爱猫,据我所知,他至少有五篇文章写猫,而且充满感情,特别对他的白猫王子,更是一往情深,以至专门记述“白猫王子五岁”、“白猫王子六岁”、“白猫王子七岁”……但是也有人特别讨厌猫,例如鲁迅,他尤其对猫叫春时的表现不能忍受。

三百年前的李渔也非常不待见猫,而赞赏狗和鸡。在此文中,他把猫、鸡、狗作了对比,认为“鸡之司晨,犬之守夜,忍饥寒而尽瘁,无所利而为之,纯公无私者也;猫之捕鼠,因去害而得食,有所利而为之,公私相半者也”。这样一对比,品格之高下,显而易见。李渔另有《逐猫文》和《瘗狗文》。前者历数家养黑猫疏于职守、懒惰跋扈、欺凌同类等罪状而逐之;后者则是在他的爱犬“神獒”为护家而以身殉职之后,表彰它鞠躬尽瘁、“其于世也寡求、其于人也多益”的“七德”、“四功”而葬之。

李渔《一家言》中有关花木鸟兽的文章,写得如此有灵气、有风趣、有品味、有格调,实在难得。

《闲情偶寄》和它的作者李渔

关于《闲情偶寄》的特点。作者在该书卷首《凡例七则--四期三戒》中自述道:“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有心劝世者正告则不足,旁引曲譬则有馀。是集也,纯以劝惩为心,而又不标劝惩之目,名曰《闲情偶寄》者,虑人目为庄论而避之也。”又说:“劝惩之意,绝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者,即所谓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则有馀也。”我看,李渔的这段表白,半是矫情、半是真言。

所谓矫情者,是指李渔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故意说给当政者和正人君子者流听。因为李渔的着作文章在当时已经受到某些人的指责。李渔的友人余澹心(怀)在为《闲情偶寄》作序时就说:“而世之腐儒,犹谓李子不为经国之大业,而为破道之小言者。”所以,李渔预先就表白:我这本书虽名为“闲情”,可并不是胡扯淡,也无半点“犯规”行为;表面看我说的虽是些戏曲、园林、饮食、男女,可里面所包含的却是微言大义,有益“世道人心”。李渔这么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和满口“仁义道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腐儒”们,不无讨好之意。当然,《闲情偶寄》中所言,也并非没有出于真心维护封建思想道德者;但是,书中大量关于观剧听曲、赏花弄月、园林山石、品茗饮酒、服饰修容、选姬买妾、饮食男女、活命养生等等的论述描绘,难道其中真有那么多微言大义吗?明眼人一看便知,李渔所说的,大半是些“聪明人”的“聪明话”而已。正如李渔的另一友人尤展成(侗)在为《闲情偶寄》所作的序中说的:“所着《闲情偶寄》若干卷,用狡狯伎俩,作游戏神通。”不管作序者这几句话的原意如何,但用“狡狯伎俩”来形容我们在《闲情偶寄》中所看到的李渔,还是贴切的。在统治者对舆论钳制得比较紧、时有文字狱发生的清代,李渔以及像李渔那样的文人耍点小聪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谓真言者,除了上面所说李渔确有自觉维护封建思想道德的一面之外,从艺术形式和文章的审美作用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李渔也真想避免“庄论”、“正告”而采用轻松愉快的“闲情”笔调来增加文章的吸引力。也就是说,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大谈“草木昆虫”、“活命养生”的“闲情”是他的真心话。他深知那些正襟危坐、板着面孔讲大道理的文章,令人望而生畏,令人厌倦,不会有多少打动人的力量。现代的情况也是如此。“文革”时报纸上那些冷似铁、硬似钢、字字绝对真理的大块文章,有几个人真心要读?所以,李渔有意识地寓“庄论”于“闲情”,使这本书变得有趣、有味,可读性强。单就这个方面而言,李渔的确获得了成功。从总体上说,他的文章,他的书,绝不枯燥、乏味,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只是有的地方世俗气太重,有的地方略显油滑,有的地方有点媚俗,这是不足。然而,优点是,绝不板着面孔教训人、讲大道理。即使本来十分枯燥的理论问题,这是《闲情偶寄》的一个突出特点。

读《闲情偶寄》还有一个突出感受,即它的平易近人的人情味和浓重的“市井”气、“江湖”气。如果说不是全部文章都这样,那么至少相当多的文章是如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李渔是一个“江湖”文人、“市井”文人。

李渔的文章与明代“性灵”小品的传统一脉相承。大家知道,明代晚期以袁氏三兄弟(袁宏道和他的哥哥袁宗道、弟弟袁中道)为代表的文学家,无视道学文统,不是像以往那样大讲“文以载道”,而是倡导“独抒性灵”,把“情”放在一个突出位置上来。袁氏稍前的李贽、汤显祖,袁氏稍后的“竟陵”诸人(钟惺、谭元春等),都是如此。受他们的影响,李渔的包括《闲情偶寄》在内的许多散文,多与“性灵”小品的格调相近,不着意于“载道”,而努力于言事、抒情。不过,比起他的前辈,李渔多了一些“市井”气、“江湖”气,少了一些“雅”气、“文”气;多了一些圆滑、媚俗,少了一些狂狷、尖锐。之所以如此者,不是或主要不是个人性情所致,乃时代、社会使然。

李渔生活的时代是明末清初,一生跨明清两代,饱受时代动荡和战乱之苦。中年家道败落,穷愁坎坷半世,靠卖诗文和带领家庭剧团到处演戏维持生计。他一生着述甚丰,诗词、文赋、戏曲、小说,上百万言,而他自己则把《闲情偶寄》视为得意之作。这部书包括《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等八个部分,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其中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戏曲、歌舞、服饰、修容、园林、建筑、花卉、器玩、颐养、饮食等艺术和生活中的美学现象和美学规律。他写此书确实下了很大功夫,运用了大半生的生活积累和学识库存。他在《与龚芝麓大宗伯》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纶,则绰有余裕。惜乎不得自展,而人又不能用之。他年赍志以没,俾造物虚生此人,亦古今一大恨事。故不得已而着为《闲情偶寄》一书,托之空言,稍舒蓄积。”《闲情偶寄》不但是一部内容厚实的书,而且是一部力戒陈言、追求独创的书。在《闲情偶寄》的卷首《凡例》中,李渔说:“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二字。空疏自愧者有之,诞妄贻讥者有之。至于剿窠袭臼,嚼前人唾余,而谬谓舌花新发者,则不特自信其无,而海内名贤,亦尽知其不屑有也。”对于李渔这部顷半生心血的力作,他的朋友们评价甚高,并且预计此书的出版,必将受到人们的欢迎。余澹心(怀)在为《闲情偶寄》所作的序中说:“今李子《偶寄》一书,事在耳目之内,思出风云之表,前人所欲发而未竟发者,李子尽发之;今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李子尽言之;其言近,其旨远,其取情多而用物闳。寥寥乎,俪俪乎,汶者读之旷,塞者读之通,悲者读之愉,拙者读之巧,愁者读之忭且舞,病者读之霍然兴。此非李子偶寄之书,而天下雅人韵士家弦户诵之书也。吾知此书出将不胫而走,百济之使维舟而求,鸡林之贾辇金而购矣。”此书出版后的情况,恰如余澹心所料,世人争相阅读,广为流传。不但求购者大有人在,而且盗版翻刻也时有发生。可以说,这部书的出版,在当时逗起了一个小小的热潮,各个阶层的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发生阅读兴趣,有的人甚至到李渔府上来借阅。此书自康熙十年(1671)出版三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注目。在有清一代,凡是谈到李渔的,一般都会提到他的《闲情偶寄》,并加以称道。直到现代,《闲情偶寄》也不断被人提起。例如,大家很熟悉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和《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中谈到李渔及帮闲文学的一些话,在那里,鲁迅称李渔等人为“帮闲”文人。但鲁迅对李渔批评中有肯定。鲁迅说,历史上的“帮闲文学”和“帮闲文人”并不都是“一个恶毒的贬词”;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家如宋玉、司马相如等,就属帮闲文人之列,而文学史上“不帮忙也不帮闲的文学真也太不多”,如果“不看这些,就没有东西看”;而且,“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因为李渔等人确有真才实学。此外,作家林语堂、周作人、孙楷第、胡梦华、顾敦柔、朱东润等,园林学家和建筑学家童嶲、陈植、陈从周等也对《闲情偶寄》十分推崇。《闲情偶寄》之历来受欢迎、受关注,还可以从它一版再版、不断印行的情况加以印证。不但有清一代有许多版本行世--最着名的是康熙十年翼圣堂本,以及雍正八年(1730)芥子园刊《笠翁一家言全集》本,翻刻、伪刻者无法统计;而且直到20世纪,还不断有新版本以及各种各样的选本和注释本发行。我所知道的,二、三十年代有普益书局、会文堂书局、宝文堂书局石印本,1936年有贝叶山房发行、张静庐校点、施蛰存主编、郁达夫题签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单锦珩校点本,1996年作家出版社立人校订《明清性灵文学珍品》本(此本把李渔误为明人,我想应该是偶尔笔误或印刷错误),以上是全本;选本有:《李笠翁曲话》(录《闲情偶寄》之《词曲部》、《演习部》)1925年曹聚仁校订、上海梁溪图书馆《文艺丛书》本,《李笠翁曲话》上海启智书局排印本,《笠翁剧论》1940年上海中华书局《新曲苑》本,《李笠翁曲话》195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戏剧研究》编辑部编选本,《李笠翁曲话》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陈多注释本,《李笠翁曲话注释》1981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徐寿凯注释本,《笠翁秘书》(选《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1990年重庆出版社赵文卿等笺注本;此外,还有1993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李瑞山等编《白话闲情偶寄》等。李渔早就走出国门,发生世界性的影响。有关材料表明,最早译介李渔的还是日本。在李渔去世后91年,即日本明和八年、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日本有一本书《新刻役者纲目》问世(“役者”,日语“优伶”之意),里边译载了李渔的《蜃中楼》的《结蜃》、《双订》。日本明治三十年、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出版的《支那文学大纲》,分十六卷介绍中国文学家,李渔独成一卷,该书将李渔同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等并称为二十一大“文星”。李渔的《三与楼》英译本和法译本也分别于1815和1819年出版。此后,英、法两种文字翻译的李渔其他作品也相继问世。A.佐托利翻译的拉丁文本《慎鸾交》、《风筝误》、《奈何天》收入他编着的《中国文化教程》出版。20世纪初,李渔的《合影楼》、《夺锦楼》等德文译本也载入191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此外,由莫斯科大学副教授沃斯克列先斯基(汉名华克生)翻译的俄文本《十二楼》也介绍给俄国读者。近年来,李渔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文艺研究对象。

《闲情偶寄》作为一部用生动活泼的小品形式、以轻松愉快的笔调写的艺术美学和生活美学着作,其精华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谈戏曲创作和舞台表演、导演,谈园林美的创造和欣赏,谈仪容美的创造和欣赏(服饰和修容等)的文字。把李渔看作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戏剧美学家、园林美学家和仪容美学家之一,是符合实际的。他当之无愧。《闲情偶寄》的绝大部分文字,既可以作为理论文章来读,也可以作为情趣盎然的小品文来读。当然,李渔和他的《闲情偶寄》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历史局限。其中个别地方发着封建腐朽的气味,有些东西不科学,有些东西已经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