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
柳是很能，也很易使人动情的一种树。一提柳，很容易使人想起古人灞桥折杨柳枝送别的场景，在交通很不发达的时代，灞桥揖别往往是生离死别。说到柳，还能使人想到《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字字珠玑的诗句。我想，诗人自己一定是在无限感慨之中吟诵这些句子的。还有王维的这首家喻户晓的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清新的柳色，更撩起离别的愁情。还有柳永词中所写“晓风残月”的“杨柳岸”，也颇能触发士大夫、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情思。当然，柳树也不完全是离别和伤感的代码，它还能使人联想妙龄女子的如垂柳依依的婀娜身姿和似水柔情。今日北海岸边垂柳拂面，对对情侣携手漫步，也是令人陶醉的风景。
李渔写柳，则别辟蹊径。他特别拈出柳树“非止娱目，兼为悦耳”的特点。“娱目”很好理解，那“悦耳”怎么讲呢？原来，柳树是蝉、鸟聚集之处；有柳树就会有鸟鸣悦耳。李渔还特别强调“鸟声之最可爱者，不在人之坐时，而偏在睡时”；而且鸟音只宜“晓（凌晨）听”。为什么？因为白天人多，鸟处于惴惴不安的状态，必无好音。“晓则是人未起，即有起者，数亦寥寥，鸟无防患之心，自能毕其能事，且扪舌一夜，技痒于心，至此皆思调弄，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者是也。”
知柳又知鸟者，笠翁也。柳与鸟若有知，当为得笠翁这样的知音而高兴。
《颐养部·行乐第一·饮》
我不会吸烟，也不赞成吸烟，在我家里从不预备香烟招待客人；我不会喝酒，但绝不反对喝酒，我的酒柜里常常备有少量美酒，供客人饮用，我也陪上几杯。酒是个好东西。几杯酒下肚，陌生人也会成为朋友。酒是宴会的灵魂，若无“魂”，宴也无趣。酒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也是感情的粘合器。我所供职的研究室里有几位善饮的青年学者，常常在星期二上班的中午，拉朋呼友到附近小饭馆畅饮，久而久之，形成几位相对固定的酒友，他们自己戏称“九届二中全会”（九届者，酒界也；二中者，星期二中午也），有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每逢聚会，气氛热烈，杯盏交错，叮咚作响，谈古论今，妙语横生。而且，因为是学者喝酒，所以酒会往往变成了学术讨论会。人仗酒力，十分投入，头冒热气，眉飞色舞，论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头头是道；有时还有交锋，争得不可开交，好在最后有酒作结论：当喝到说话不利落的时候，此次讨论自然也就告一段落。但喝酒须适可而止，不宜过量。当喝到出言不逊、甚至需要别人往家抬的时候，那就变雅事为不雅，实在无趣了。虽然古代风流名士“死便埋我”博得许多人赞赏，似乎喝酒喝到这个份儿上才够劲儿、够味儿；但我更赞成李渔关于饮酒的“五贵”和“五好、五不好”的主张。“饮量无论宽窄，贵在能好；饮伴无论多寡，贵在善谈；饮具无论丰啬，贵在可继；饮政无论宽猛，贵在可行；饮候无论短长，贵在能止。”“不好酒而好客，不好食而好谈，不好长夜之欢而好与明月相随而不忍别，不好为苛刻之令而好受罚者欲辩无辞，不好使酒骂座之人而好其于酒后尽露肝膈。”只有这样，才能喝得文明，富有雅趣。像时下酒桌上那样强人喝酒，斗智斗勇，非要把对方灌醉的酒风，实在不可取。
《看花听鸟》《蓄养禽鱼》
花鸟虫鱼，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成为人们的玩赏之物。有的爱鸟成癖，北京有些养鸟的老人，宁肯自己不吃鸡蛋，也要省给鸟吃；有的嗜花如命，前述李渔即是一例；有的视狗为卫士，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五七干校时就曾和狗形影不离（另有一趣事：据吴晓铃先生告诉我，有位着名京剧演员养了一只小狼狗，后来它常常咬他的脚后跟以至出血，于是把狗送去检验，发现是只狼－－此事真假，姑且不论，吴先生已经仙逝，但这位风趣可爱的老人，时时令人想起）；有的把猫当家人。现代作家梁实秋特别爱猫，据我所知，他至少有五篇文章写猫，而且充满感情，特别对他的白猫王子，更是一往情深，以至专门记述“白猫王子五岁”、“白猫王子六岁”、“白猫王子七岁”……但是也有人特别讨厌猫，例如鲁迅，他尤其对猫叫春时的表现不能忍受。
三百年前的李渔也非常不待见猫，而赞赏狗和鸡。在此文中，他把猫、鸡、狗作了对比，认为“鸡之司晨，犬之守夜，忍饥寒而尽瘁，无所利而为之，纯公无私者也；猫之捕鼠，因去害而得食，有所利而为之，公私相半者也”。这样一对比，品格之高下，显而易见。李渔另有《逐猫文》和《瘗狗文》。前者历数家养黑猫疏于职守、懒惰跋扈、欺凌同类等罪状而逐之；后者则是在他的爱犬“神獒”为护家而以身殉职之后，表彰它鞠躬尽瘁、“其于世也寡求、其于人也多益”的“七德”、“四功”而葬之。
李渔《一家言》中有关花木鸟兽的文章，写得如此有灵气、有风趣、有品味、有格调，实在难得。
《闲情偶寄》和它的作者李渔
关于《闲情偶寄》的特点。作者在该书卷首《凡例七则－－四期三戒》中自述道：“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有心劝世者正告则不足，旁引曲譬则有馀。是集也，纯以劝惩为心，而又不标劝惩之目，名曰《闲情偶寄》者，虑人目为庄论而避之也。”又说：“劝惩之意，绝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者，即所谓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则有馀也。”我看，李渔的这段表白，半是矫情、半是真言。
所谓矫情者，是指李渔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故意说给当政者和正人君子者流听。因为李渔的着作文章在当时已经受到某些人的指责。李渔的友人余澹心（怀）在为《闲情偶寄》作序时就说：“而世之腐儒，犹谓李子不为经国之大业，而为破道之小言者。”所以，李渔预先就表白：我这本书虽名为“闲情”，可并不是胡扯淡，也无半点“犯规”行为；表面看我说的虽是些戏曲、园林、饮食、男女，可里面所包含的却是微言大义，有益“世道人心”。李渔这么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和满口“仁义道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腐儒”们，不无讨好之意。当然，《闲情偶寄》中所言，也并非没有出于真心维护封建思想道德者；但是，书中大量关于观剧听曲、赏花弄月、园林山石、品茗饮酒、服饰修容、选姬买妾、饮食男女、活命养生等等的论述描绘，难道其中真有那么多微言大义吗？明眼人一看便知，李渔所说的，大半是些“聪明人”的“聪明话”而已。正如李渔的另一友人尤展成（侗）在为《闲情偶寄》所作的序中说的：“所着《闲情偶寄》若干卷，用狡狯伎俩，作游戏神通。”不管作序者这几句话的原意如何，但用“狡狯伎俩”来形容我们在《闲情偶寄》中所看到的李渔，还是贴切的。在统治者对舆论钳制得比较紧、时有文字狱发生的清代，李渔以及像李渔那样的文人耍点小聪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谓真言者，除了上面所说李渔确有自觉维护封建思想道德的一面之外，从艺术形式和文章的审美作用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李渔也真想避免“庄论”、“正告”而采用轻松愉快的“闲情”笔调来增加文章的吸引力。也就是说，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大谈“草木昆虫”、“活命养生”的“闲情”是他的真心话。他深知那些正襟危坐、板着面孔讲大道理的文章，令人望而生畏，令人厌倦，不会有多少打动人的力量。现代的情况也是如此。“文革”时报纸上那些冷似铁、硬似钢、字字绝对真理的大块文章，有几个人真心要读？所以，李渔有意识地寓“庄论”于“闲情”，使这本书变得有趣、有味，可读性强。单就这个方面而言，李渔的确获得了成功。从总体上说，他的文章，他的书，绝不枯燥、乏味，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只是有的地方世俗气太重，有的地方略显油滑，有的地方有点媚俗，这是不足。然而，优点是，绝不板着面孔教训人、讲大道理。即使本来十分枯燥的理论问题，这是《闲情偶寄》的一个突出特点。
读《闲情偶寄》还有一个突出感受，即它的平易近人的人情味和浓重的“市井”气、“江湖”气。如果说不是全部文章都这样，那么至少相当多的文章是如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李渔是一个“江湖”文人、“市井”文人。
李渔的文章与明代“性灵”小品的传统一脉相承。大家知道，明代晚期以袁氏三兄弟（袁宏道和他的哥哥袁宗道、弟弟袁中道）为代表的文学家，无视道学文统，不是像以往那样大讲“文以载道”，而是倡导“独抒性灵”，把“情”放在一个突出位置上来。袁氏稍前的李贽、汤显祖，袁氏稍后的“竟陵”诸人（钟惺、谭元春等），都是如此。受他们的影响，李渔的包括《闲情偶寄》在内的许多散文，多与“性灵”小品的格调相近，不着意于“载道”，而努力于言事、抒情。不过，比起他的前辈，李渔多了一些“市井”气、“江湖”气，少了一些“雅”气、“文”气；多了一些圆滑、媚俗，少了一些狂狷、尖锐。之所以如此者，不是或主要不是个人性情所致，乃时代、社会使然。
李渔生活的时代是明末清初，一生跨明清两代，饱受时代动荡和战乱之苦。中年家道败落，穷愁坎坷半世，靠卖诗文和带领家庭剧团到处演戏维持生计。他一生着述甚丰，诗词、文赋、戏曲、小说，上百万言，而他自己则把《闲情偶寄》视为得意之作。这部书包括《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等八个部分，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其中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戏曲、歌舞、服饰、修容、园林、建筑、花卉、器玩、颐养、饮食等艺术和生活中的美学现象和美学规律。他写此书确实下了很大功夫，运用了大半生的生活积累和学识库存。他在《与龚芝麓大宗伯》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纶，则绰有余裕。惜乎不得自展，而人又不能用之。他年赍志以没，俾造物虚生此人，亦古今一大恨事。故不得已而着为《闲情偶寄》一书，托之空言，稍舒蓄积。”《闲情偶寄》不但是一部内容厚实的书，而且是一部力戒陈言、追求独创的书。在《闲情偶寄》的卷首《凡例》中，李渔说：“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二字。空疏自愧者有之，诞妄贻讥者有之。至于剿窠袭臼，嚼前人唾余，而谬谓舌花新发者，则不特自信其无，而海内名贤，亦尽知其不屑有也。”对于李渔这部顷半生心血的力作，他的朋友们评价甚高，并且预计此书的出版，必将受到人们的欢迎。余澹心（怀）在为《闲情偶寄》所作的序中说：“今李子《偶寄》一书，事在耳目之内，思出风云之表，前人所欲发而未竟发者，李子尽发之；今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李子尽言之；其言近，其旨远，其取情多而用物闳。寥寥乎，俪俪乎，汶者读之旷，塞者读之通，悲者读之愉，拙者读之巧，愁者读之忭且舞，病者读之霍然兴。此非李子偶寄之书，而天下雅人韵士家弦户诵之书也。吾知此书出将不胫而走，百济之使维舟而求，鸡林之贾辇金而购矣。”此书出版后的情况，恰如余澹心所料，世人争相阅读，广为流传。不但求购者大有人在，而且盗版翻刻也时有发生。可以说，这部书的出版，在当时逗起了一个小小的热潮，各个阶层的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发生阅读兴趣，有的人甚至到李渔府上来借阅。此书自康熙十年（1671）出版三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注目。在有清一代，凡是谈到李渔的，一般都会提到他的《闲情偶寄》，并加以称道。直到现代，《闲情偶寄》也不断被人提起。例如，大家很熟悉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和《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中谈到李渔及帮闲文学的一些话，在那里，鲁迅称李渔等人为“帮闲”文人。但鲁迅对李渔批评中有肯定。鲁迅说，历史上的“帮闲文学”和“帮闲文人”并不都是“一个恶毒的贬词”；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家如宋玉、司马相如等，就属帮闲文人之列，而文学史上“不帮忙也不帮闲的文学真也太不多”，如果“不看这些，就没有东西看”；而且，“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因为李渔等人确有真才实学。此外，作家林语堂、周作人、孙楷第、胡梦华、顾敦柔、朱东润等，园林学家和建筑学家童嶲、陈植、陈从周等也对《闲情偶寄》十分推崇。《闲情偶寄》之历来受欢迎、受关注，还可以从它一版再版、不断印行的情况加以印证。不但有清一代有许多版本行世－－最着名的是康熙十年翼圣堂本，以及雍正八年（1730）芥子园刊《笠翁一家言全集》本，翻刻、伪刻者无法统计；而且直到20世纪，还不断有新版本以及各种各样的选本和注释本发行。我所知道的，二、三十年代有普益书局、会文堂书局、宝文堂书局石印本，1936年有贝叶山房发行、张静庐校点、施蛰存主编、郁达夫题签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单锦珩校点本，1996年作家出版社立人校订《明清性灵文学珍品》本（此本把李渔误为明人，我想应该是偶尔笔误或印刷错误），以上是全本；选本有：《李笠翁曲话》（录《闲情偶寄》之《词曲部》、《演习部》）1925年曹聚仁校订、上海梁溪图书馆《文艺丛书》本，《李笠翁曲话》上海启智书局排印本，《笠翁剧论》1940年上海中华书局《新曲苑》本，《李笠翁曲话》195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戏剧研究》编辑部编选本，《李笠翁曲话》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陈多注释本，《李笠翁曲话注释》1981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徐寿凯注释本，《笠翁秘书》（选《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1990年重庆出版社赵文卿等笺注本；此外，还有1993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李瑞山等编《白话闲情偶寄》等。李渔早就走出国门，发生世界性的影响。有关材料表明，最早译介李渔的还是日本。在李渔去世后91年，即日本明和八年、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日本有一本书《新刻役者纲目》问世（“役者”，日语“优伶”之意），里边译载了李渔的《蜃中楼》的《结蜃》、《双订》。日本明治三十年、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出版的《支那文学大纲》，分十六卷介绍中国文学家，李渔独成一卷，该书将李渔同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等并称为二十一大“文星”。李渔的《三与楼》英译本和法译本也分别于1815和1819年出版。此后，英、法两种文字翻译的李渔其他作品也相继问世。A.佐托利翻译的拉丁文本《慎鸾交》、《风筝误》、《奈何天》收入他编着的《中国文化教程》出版。20世纪初，李渔的《合影楼》、《夺锦楼》等德文译本也载入191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此外，由莫斯科大学副教授沃斯克列先斯基（汉名华克生）翻译的俄文本《十二楼》也介绍给俄国读者。近年来，李渔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文艺研究对象。
《闲情偶寄》作为一部用生动活泼的小品形式、以轻松愉快的笔调写的艺术美学和生活美学着作，其精华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谈戏曲创作和舞台表演、导演，谈园林美的创造和欣赏，谈仪容美的创造和欣赏（服饰和修容等）的文字。把李渔看作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戏剧美学家、园林美学家和仪容美学家之一，是符合实际的。他当之无愧。《闲情偶寄》的绝大部分文字，既可以作为理论文章来读，也可以作为情趣盎然的小品文来读。当然，李渔和他的《闲情偶寄》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历史局限。其中个别地方发着封建腐朽的气味，有些东西不科学，有些东西已经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