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区内控制最厚的全新世沉积，现在赣江尾闾，自上而下，由砾石层而砂砾而烁砂而砂土夹细砂，砂砾粗碎屑成分逐渐减少，粘粒等细碎屑逐渐增多，其韵律表现为下粗上细的二元结构。而且每一韵律均自粗及细，地质学上称为“间断正韵律”。这些特征清晰地展示了河流相沉积的垂向变化规律。具体言之，第一韵律中粗厚的砂砾层及砂石，说明全新世早、中期这里的河流有很强的冲刷切割能力，善于搬运堆积。随着地形渐趋平缓，开始主要发育河漫堆积，使第一韵律下部与第二韵律主要由细碎屑组成。赣江河口平原地表2米以下的细碎屑层的采样分析也证实，河流为主要成因。但，在接近现代湖泊水域的局部地段，也有表现为湖相特点的滞水沉积。
鄱阳湖曾经是河。
今都昌县周溪街大屋场村南面城头山，伸入鄱阳湖接近水域中心，据考证，这里是西汉初年（公元前201年）至南朝初年（公元421年）的邹阳县城遗址（《邹阳城址初步考察》，周振华城头山西南坡脚有一地质剖面，文化层伏于灰色粘土层之下，覆于白垩纪基岩风化壳之上，其筒瓦、陶罐、花纹砖上有各种复杂纹饰，还有人捡拾到青铜箭镞与黄金碎块。城头山遗址表明：南朝初年时，这里曾经是繁荣的城镇，有山岩裸露。南朝初年之后一个说不清具体时间的岁月里，发生了大规模水侵，然后被废弃。
那时是湖还是河？或者河湖近似？有专家说，距今3800年以来，湖口地区才出现滞水回流的湖相环境。
湖口地区的古地理状况，是一条急流冲刷谷道，很可能是外泄跌水，距今3800年以来，湖口地区才有滞水回流的环境。湖口谷道在开始沉积时，其跌水形态很快消失，内泄水流为长江的大流量、高水位阻滞，致使大量悬浮细碎物质在湖口沉积，接下来的推论便是合情合理的了：湖口地区开始全新世流水沉积时，差不多才有了初始的北鄱阳湖。
《禹贡》所载的古长江河道上的彭蠡泽，大约相当于今天湖北的黄梅、武穴以东，安徽的望江、宿松以西，包括了长江北岸的龙感湖、大官湖等水域在内的长江河谷地区。《禹贡》又载“九江孔殷”，“东为彭蠡”，“彭蠡既潴，阳鸟攸居”等文字；而《周礼》等先秦时代的典籍，记载了当时中国的许多湖泊，包括长江中下游的云梦泽、震泽，惟独不见“彭蠡”。这应该不是作者的疏忽，而只能说明当“禹贡彭蠡”时，其地理环境相当独特，陆水相间，河湖仿佛，水流纵横，野草丛生，为河流洪泛盆地。古长江穿泽而过，实际上是一处拓宽河谷，但又不尽然。
汉代，长江主泓逐渐形成，九江也“皆东合为大江”《汉书，地理志》），江道南北两侧的洪泛盆地开始发育成为河漫湖，北侧的在三国时代被称为雷池，南侧的即是湖口附近的彭蠡，汉代彭泽县遗址在今湖口县柳德昭村周边。
郦道元撰写《水经注》时，彭蠡湖水域可能已过婴子口扩大至松门山南北一带。鄆道元说，“水总纳十川，同凑一渎，俱注于彭蠡也，北人于江”，并称彭蠡“东西四十里，清泽远涨，绿波凝净”，可见是一片相当开阔的水域了。隋代，彭蠡湖面正向南扩展，“以鄱阳山所接，兼有鄱阳之称”，即今天的波阳县城附近，波阳县在1957年之前称鄱阳。唐、宋、元时期（公元618年至公元1368年鄱阳湖水域扩张情势，可从《鄱阳县志》圩堤、灾情的记载中得到旁证。唐时有二堤，即东湖堤、马公堤，分别为刺史李公复、马直所筑。至宋、元，堤防培增，以陂相称，陂不胜陂，如：黄花陂、彭公陂、长风陂、亦岸陂、龙舌嘴陂、高家涛陂、旧陂、新陂、松岭陂、梅塘陂……大水灾情也开始猛烈，如“庆元元年（1195年）夏五月中旬，饶州大雨七昼夜，江湖皆溢，水入城者过六尺”，等等。
元末明初，鄱阳湖已经是一个真正浩瀚的大湖了。
《明史》有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上水战厮杀的记载，人物如云烟一般过去了，作为水战舞台的鄱阳湖其时之浩大，却可见一斑。不妨一记：“友谅兵号六十万，联巨舟为阵，楼橹高十余丈，绵亘数十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明、清以降，鄱阳湖的扩张趋势并未终止，清光绪年编制的《江西全省舆图》所标明的鄱阳湖岸线，与现代湖泊岸线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人为破坏严重，今天的鄱阳湖水域仍比140年前要大。尤为明显的是，今鄱阳湖中的南矶岛，当时与赣江冲积平原相连接；今饶河口外的长山列岛，那时还是一大片陆地。而昔日进贤西北的罗溪湖、洞阳湖、武阳湖、日月湖、南阳湖等，原本是串连在山溪边缘的河漫水泊，而今已成为颇具规模的青岚湖、军山湖。除此之外，如今湖岸沿线伸人陆地的枝蔓港汊、康山南部的一些水面，也是明、清以来湖域扩展的成果。
大约在100年前，鄱阳湖区的地质构造，由下沉而过渡为急剧上升，其速率在每年6毫米至10毫米之间。有一些沉降陷落的村镇建筑，又重新露出水面，岁月的废墟也想知道现在是什么岁月吗？
曾经埋没的废墟的显露，不过是自然把握大千世界于掌股的小小例证。近年的监测表明：“鄱阳湖南部仍处于缓慢的上升之中，湖心有逐渐北移的趋向。”《银色巨龙》，卫家雄、华林甫）加之以赣江为首的入湖众水挟带泥沙不断增加、淤积，是鄱阳湖现实和潜在的最紧要的危机。
鄱阳湖研究专家认为，如果不是历史与现实的筑堤围垸、争相围垦，鄱阳湖现代天然岸线将更为广阔，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可以拥有一个更加辽阔的鄱阳湖。按照1983年的最高水位21.69米圈界，鄱阳湖域可西至永修、南昌一线，东达波阳、田畈街、油墩街一带，南至进贤、余干广大区域。
鄱阳湖萎缩的趋势要比洞庭湖缓慢，湖底泥沙淤积量也远比洞庭湖少，与1950年相比，两湖面积都在缩小，奈何洞庭湖消失更多更快，当八百里洞庭风光不再时，鄱阳湖只好把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的桂冠摘取，多少有点胜之不武的感慨。
鄱阳湖的地质史使鄱阳湖的风光在“四季如画”的通常描述中又添了几分遥远的厚重感，以及纯属笔者个人的猜相纖众水奔流的彭蠡之地，所经历的由河而湖的变化，是天意和使命使然，一切只为了大江东去。
天意和使命，其实就是环境鄱阳湖盆地的形态与格局一一巳经包含着开始及未来了。
总而言之，鄱阳湖是自汉代以来，由“禹贡彭蠡泽”的南部水域，也就是现在的湖口地区自北而南、由小及大，在鄱阳湖盆地中日积月累扩展而成的。湖泊水面越过松门山使南部水体形成的时间，约在南朝至隋代、公元6世纪中叶以后。而汉代以前，今鄱阳湖南部湖区及松门山南北区域，是一片河网交织的冲积平原，历史上有名的膏腴之地：邹阳平原。这可以怀古之地，我们只能借托载浮载沉的鄱阳之水了。由此还可得出的一种联想是：鄱阳湖既成之后，它必须足够大，因为它要容纳五河洪峰而任其滔滔滚滚，所谓调蓄也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才有决堤，才有淹没，才有可以使洪水平息的泄洪区。
于水而言，这一切都很正常而且普遍，所以有惆怅之人而无惆怅之水，有怀古之人而无怀古之水，或者说人有新人故人，水无故水新水。
今日之鄱阳湖的形状，就像是系在万里长江腰带上的一只神仙葫芦。李白在湖上泛舟，大约也喝了不少酒，写过“开帆人天镜，直向彭湖东。落影转疏雨，晴云散远空”《下浔阳城泛彭蠡寄黄判官》鄱阳胜景以“葫节颈”处为最美。于大湖最狭处突起一山，远看似鞋浮碧波，称鞋山，又名大孤山、大姑山，与附近长江中的小孤山（小姑山）遥遥相对，人称姊妹山。鄱阳湖渔民的传说是这样的，天上名大姑的仙女，看见鄱阳湖湖光帆影，便从云头落下，看看人间景色，四顾无人便脱下绣花鞋在湖边洗脚，其脚也白嫩，其水也碧清，游鱼纷纷，帆影重重，大姑心醉神迷间，一只绣花鞋被水冲走带至湖心，仙女竟未发觉，待要收足穿鞋时才发现两缺其一，而湖心处却多出一座似鞋的孤山。民谣谓：大姑丢只鞋，鄱阳多座山。
大孤山周长仅百余米，海拔90米，北角有石穴可以泊船，凭山藉湖。这里曾是茫茫古战场，留下了多少战争的史料残页。相传三国东吴周瑜曾在这里操练水师；唐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兵败之后，在岛上隐居为僧；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33天，这里曾是主战场；明王守仁在此督兵击败宁王朱宸濠；太平天国大破湘军水师后曾国藩惶急跳水自沉未遂处，也在这里。碧波荡漾，看似温柔，却原来经历过多少血雨腥风，依旧处之泰然。妙哉，水也！落星石在星子城南三里的鄱阳湖中。《水经注》谓：“落星石，周四百余步，高五丈，上生竹木，传曰有星坠此以名焉。”宋人有诗道：“今日湖中石，当年天上星。”五代时，此石因传说绚丽而被封为宝石山，宋代之初建有德星寺、清辉阁、玉京轩等，并有不少文人题咏碑刻，惜已不存。从别的典籍中搜索才可略知一二，如黄庭坚的题落星寺诗中有佳句流传：“诗人昼吟山人座，醉客夜愕江撼床。”朱熹的《落星寺》：“浩浩长江水，东逝无停波。及此一回薄，湖平浪烟多。孤屿迄中川，层楼起周阿。晨望爱明灭，夕游惊荡磨。极目青冥茫，回瞻碧嵯峨。不复车马迹，惟闻樵人歌。我愿辞世纷，兹焉老渔蓑。会有沧浪子，鸣舷夜相过。”严时泰写落星石：“在天非纬亦非经，略有微光比露萤。落向中流称砥柱，须知为石胜为星。”落星石也称落星墩。这块巨石的身世至今未有定论，有说是天上陨石，有说是庐山冰期遗存。鄱阳湖西岸的星子县亦因此而得名，城距落星石只三里许。星子府衙故址东侧，是周敦颐赏莲处，写有《爱莲说》。1179年，朱熹重修莲池并刻《爱莲说》碑于池畔。《爱莲说》共130余字：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责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鄱阳湖由湖口人长江，石钟山在湖口人江处。北为下石钟山，南为上石钟山，相距不足1公里。下石钟山正当江湖汇合处，江流湖波，江浊湖清，清浊有界，继而合流，一览无余。下钟山上胜景，历来为人称道，尤其是苏东坡的《石钟山记》，争诵一时而流传后世，其中深意非一般游记可比。
苏东坡游石钟山，其中有探险及地理探查，意在辨明石钟山之名因何而得，钟鸣之声因何而出。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此所作解释，后人多有疑问。唐李渤任江州刺史时也亲临石钟山，写了《辨石钟山记》，说他发现潭上奇石两块，扣之有声，停击之后仍有余响，以为石钟山因此而得名。苏东坡在《石钟山记》中说：“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对李渤之说，苏东坡也心存疑问。便带着儿子苏迈乘舟夜游绝壁之下，贴近观察，非目见耳闻究其详尽不可。但见山石侧立，大声发于水上，“噌晾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深浅，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原来是山中穴窟，浪拍其间，发声如鸣。再探，“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竅坎镗鞯之声，与向之噌晾者相应，如乐作矣。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竑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窺坎镗鞯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石钟山的如鼓如钟之声非发自一处，两山之间中空而多洞的大石于吞吐风水间，另有歌吟鸣响，实在是山水天然之乐章。原来于石穴石孔中，风鼓之，水击之，石钟山由是而鸣。
这是苏东坡的另一面，才情洋溢之外，对生活有着广泛的兴趣，河工、水利、农事均有见地并尽可能身体力行，石钟山之考从此和《石钟山记》一起，为后世敬仰，也因而有了苏东坡由感而发的精彩议论：
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苏东坡之后还有论石钟山的，小巫随大巫耳，不记。
鄱阳湖中的鱼类以名贵著称，如嫌鱼、银鱼、埘鱼、鲟鱼。鳜鱼是淡水鱼中有海鲜味的鱼类。鲟鱼是古老的活化石，长江一带渔民也称其为江猪，学名即中华鲟，为稀世之珍，已经鲜见，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彭泽县桃江岭有数量稀少的梅花鹿群，偶尔露面，闻声疾驰。
鄱阳湖南部广阔湖面的边缘地带，有大片湖滩芦洲芳草湿地，总面积超过30万亩。如果人们不再去围垦，让它保持荒野的宁静和天性，这里起起落落的天使的翅膀，将会给人与鄱阳湖带来天堂的祝福。
每年冬日，千千万万的候鸟便会远从西伯利亚等地飞来越冬，在艰辛的不知怎样导航如何辨别方向的长途飞行之后，候鸟们一落地便梳理羽毛，各种各群相邻而居鸣唱互答从无战事。其中有白天鹅、大鸿雁、白额雁、灰雁，以及白鹳、黑鹳等大鸟，此外便是嘈杂众多的野鸭一一黄鸭、绿头鸭、花脸鸭、白眉鸭等等。
鄱阳湖之冬，水浅草长，螺蚌与各种水生昆虫丰富多样，临湖傍岸芦荻丛丛，再加上遍地美味，便成了候鸟们在冬日里潇洒浪漫的胜地。鄱阳湖的候鸟近几年一直在增加中，自从把永修县吴城镇为中心的一大片草滩湖洲划归候鸟保护区之后，鄱阳湖便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天鹅湖。
这是鄱阳湖的荣耀，也是长江的荣耀。人类终将会从这里得到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启迪，比如：生存的本质是什么？怎样的居住才是诗意的居住？倘若没有蓝天翅膀能够自由吗？等等。在所谓信息爆炸的世纪之交，也许真正有关生命的信息，恰恰已被人类忽略很久了。
很难说，是人在保护野生生物，还是野生生物在保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