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先民出三峡而漫游，到现在的武汉地区，这既在情理之中，也并不困难。较之上游的丛山峻岭，这里水也宽阔地也广大，渔猎农耕皆宜。已有的考古发掘又告诉我们，古人类的地理发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环境与气候，他们有大体的方向却没有既定的目标。每到一地往往会先安顿下来生活一段时间，然后还可以猜想的是这些漫游者中，有的继续漫游，有的却不想再走得更远了，那时候人类极自由，分离是生活的一部分，早晨出去采集或捞鱼的人，晚上不见了，那就是说他们又走了，漫游而去，路上另有寻赤壁-琴台-神农架觅了。
此种猜想，至少可以部分地回答，长江某一个时期古文化的覆盖面为什么会如此之广。
历史在不经意间，挂上了石铸石刀之类器物的徽章；漫游者于无所谓希望和失望的游荡中，撒播了文化的种子。
因发掘于湖北京山屈家岭而得名的屈家岭文化，以江汉平原为中心，东起大别山，西至三峡，北到豫西南，南到洞庭湖，是大溪文化的延伸3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那么此种延伸不仅具有时间的意义，同时还包括了人事代谢。
大溪文化从川东、三峡、鄂西漫游而来，到达江汉平原，屈家岭文化作为直接继承，是因为古人类的相沿相传，应无疑义。写到这里，我们当可看见漫游者已经不是早先只是手执一根木棍了，他们手握石器，肩扛担挑大约还不可能。从木棍到简单石器，到有意打制的石器，人类的脚步已经涉过至少两个时代了。
屈家岭文化的早期遗存，以石斧、石镑和穿孔的石铲为主要代表，经过磨制，比较粗糖，可是在石铲上穿孔却是精心的，不仅仅意识是精心的，工序也是精心的，这也说明人类对器物的创造，是一点一滴从局部开始而不断改进的。旧石器之成为新石器，是从一孔一刃开始，而不是在一个早晨更新换代的。出土的陶器有灰色、灰白、橙黄和红色等几种，灰与灰白色最少。江汉平原上的先人对彩色似乎早有兴趣，这和阳光充沛、气候热烈有没有关系还很难说。器物中有小鼎、三足陶碟、圈足碗等。陶器表面经过打磨，但素面较多。朱绘黑陶是墨黑的器表以鲜亮朱色绘出双股绞索纹、菱形格纹、平行弦纹。彩陶则于器表施红白二色，再绘各种条纹，其中的网纹、圆点纹、弧线三角表明，其时人类对线条的把握或者想像，已经相当可观。
晚期屈家岭文化遗存中，磨光石器明显增多，锛、斧开始小型化，穿孔更为普遍，还有打制而成的双肩石锄，建筑遗迹的红烧土中有稻谷印痕。而在屈家岭遗址的500多平方米烧土中，拌进了密集成层的稻谷壳，为粳稻，与现在长江流域的稻种相近。
彩陶纺轮是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物，它表明了长江中游纺织业的开始。而纺轮大多为扁薄、中小型，还有个别体积较大、更重一些的陶纺轮与石纺轮的同时出现，又很可能与纺线的粗细有关。也就是说新石器时代，江汉平原的纺线已经不是单一而是有粗有细的了。古人类不仅劳动，而且把劳动当作艺术，纺轮的制作可以证明这一点：纺轮施橙黄色陶衣，在单面及周边绘红褐色彩纹，主要图案为三至五组等分圆面的平行短线纹、卵点纹、同心圆纹、连续螺旋纹。图案以圆孔为中心，布局匀称。
薄胎彩陶碗、杯和圈足壶是屈家岭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特征为细泥黄陶，有彩衣彩纹。彩陶上陶衣多重复，几色兼施，浓淡相间，着色和彩纹有渗透和印染的格调。
用今天的话说，屈家岭彩陶很有现代艺术感，不过是从地底下发掘出来的，时隔几千年。这是一种悖论，远古的是现代的，那么今曰之所谓现代呢？
屈家岭的房屋，一般为长方形地面建筑。住房的最大特色是里外套间两房共走一门而通往户外。这是古建筑技艺的进步，更有意思的还在于反映了家庭组成关系的变化，老人、夫妇与孩子或者别种类型的分室而居，都说明居住已经不仅仅是居住。
屈家岭丧葬习俗，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较少，有的墓葬中随葬一具猪头骨。未成年人用瓮棺葬或两罐相扣，或在罐口上盖一碗、盆之类的陶器作为葬具。
农业是屈家岭人的主要生产活动，水稻种植已经很普遍，另有捕鱼业、制陶业，纺织也已开始进人屈家岭人的生活。屈家岭文化遗存中，还发现了象征男性生殖器的陶祖。
石家河文化，分布在江汉地区，除发现地湖北天门县石家河镇外，还有房县七里河，郧县青龙泉，当阳及松滋等地，年代与中原的龙山文化大体相当。
石家河文化中的稻作农业发达，从工具器物判断，渔猎和畜牧也占相当比重，砂质与泥质灰陶为主的陶器朴素大方，有少量黑陶和棕灰陶。石家河的住房建筑颇有特色，有方形和圆形两种。
武昌放鹰台是屈家岭文化重要遗址之一，它的石斧、彩陶，仿佛能使我们想到，在遥远的史前3000年的风雨晨昏中，长江之滨的先民就已经叩响未来的江城之门，描画三镇风貌了。
春秋战国时，这里为楚地，武昌一带名“鄂渚”，汉阳一带名“夏浦”，今日武汉尚留有古琴台等多处楚文化遗存。屈原在今日武汉附近被流放过，其踪迹可考。《涉江》写道：“乘鄂渚而反顾兮，欽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哀郢》：“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等等诗句中，均能听见长江涛声，古镇旧韵。
秦灭楚，今武汉之地属南郡。汉代，属江夏。至汉末三国，魏、蜀、吴拥兵鼎立，这里既得长江水利之便，又能锁扼水陆交通，便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一部真实的历史剧的大舞台之所在。曹魏力克江北，孙吴据守江南，西蜀则既联吴抗魏，又与东吴明争暗斗，百余年间计谋用尽风波起伏，是为三国之争，然后又成为《三国演义》。武汉一带，遍布三国遗迹，蛇山有黄鹤楼，龟山有鲁肃墓和关羽洗马口，江中有因祢衡《鹦鹉赋》而得名的鹦鹉洲……
武汉三镇的逐渐兴盛，已在唐宋了，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到南宋，三镇繁华，如陆游在《入蜀记》所说，“市邑雄富，列肆繁错”，“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
明代成化（公元1465至1487年）初年，汉水下游改道，将原为一体的汉口、汉阳分为两处，汉口从一片芦洲上崛起，成为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齐名的四大名镇之一：湖北汉口镇。
汉水最后造就了武汉三镇。
汉水，长江中游左岸支流，源出陕西省宁强县秦岭南麓，东南流，经陕西省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中部，不远千里从武汉市注人长江，长1577公里，是万里长江最长的支流。流域面积15.9万平方公里，居各支流之冠，跨甘、陕、川、豫、鄂5省。北以秦岭、外方山和伏牛山与黄河流域分界；东北以伏牛山、桐柏山与淮河流域分界；西南以大巴山、荆山和嘉陵江、沮漳河相邻。河源至丹江口为上游，长925公里，为盆地峡谷相间河段，汉水被束缚在陡峻河谷之中，其间有汉中盆地，峡谷段水流湍急。丹江口至钟祥县为中游，长270公里，丘陵河谷盆地。钟祥以下为下游，摆动于江汉平原，河床坡降很小，大堤束水，河道窄狭，汛期又为长江洪水顶托，泄洪不畅，极易决堤泛滥（资料数据引自《长江大辞典》，武汉出版社汉江流域受东南季风影响，每年5月至10月的降雨占全年总量的7570，7月至9月为暴雨多发期，有的年份10月份也会突降倾盆大雨，形成大洪水。流域径流充沛，丹江口多年平均流量380亿立方米，碾盘山（皇庄站）为517亿立方米。1964年，碾盘山实测最大洪峰流量为每秒29100立方米，1935年高达每秒45000立方米。
长江与汉水的不期而遇，本身便可看作是高山流水觅知音。而在龟山西麓、月湖之滨的古琴台上，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及其《高山流水》曲，却诉说着知音不知何在之苦。
相传，楚国郢都有好琴者名伯牙，跟成连学琴，三年，揉、拨、弹均能自如，却不知如何体会乐曲的深意精神，而使弦上有情。伯牙跟成连驾舟出海寻师，被抛在蓬莱山脚下，成连不知何往，周围一片汪洋。涛声之中，伯牙却有所悟，天地本色精神所在，心灵倘能在大自然中得到净化，琴声便舍去浮华嘈杂，心颤而弦颤，心动而弦动，如是，伯牙技艺日精。
伯牙在晋国做了大夫，曾出使楚国。归程时顺水而东，八月十五中秋之夜驶到汉阳江口，突然风浪大作，停舟暂避。稍顷，风浪平息，月上中天。伯牙于江上望月，再焚香抚琴，以抒大江明月之怀。心驰神往间，忽然琴弦崩断，伯牙大惊。此时却有樵夫钟子期从草莽中跳出来，声称自己并非盗贼，因打柴遇雨，暂避片刻，为琴声所吸引。伯牙礼请钟子期上船，对钟子期说：“你既能听琴，可知这张琴的来历？”钟子期笑而答道：“大人奏瑶池之乐，故名瑶琴。乃伏羲氏以树中佳木梧桐所制，其树也，高三丈三尺，截为三段。取上段叩之，其声太轻，取下段叩之，其声太浊，惟中段之声清浊相济。浸水中七十二天，选良辰凿之为琴，初有琴弦五根，外按五行金木水火土，内应音律宫商角徵羽。壳舜时操五弦琴，歌《南风》诗，天下太平。后周文王被囚，为伤吊伯邑考，添弦一根为文弦；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又添一根为武弦。此琴因而又名文武七弦琴。”伯牙再以琴音考问。先弹志在髙山曲，钟子期谓：“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再弹一曲志在流水，钟子期说：“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江河！”知音也，伯牙与钟子期结为异姓兄弟，天明而别，约定明年此日再见于此。一年后，伯牙如期来到汉阳，钟子期巳亡过百日。子期的父亲告诉伯牙，子期死前嘱咐，坟筑江边，生不能见，虽九泉之下一诺而不忘，以听伯牙之琴。伯牙悲从中来，于钟子期坟前奏《高山流水》曲，奏毕，断琴弦，碎瑶琴一再无知音，何必拥琴！这是一个教人心碎的故事，在《吕氏春秋》与《列子》中均有记载，楚国是长江流域华夏诸邦中的音乐之邦，而史书可查的三位司乐之官均为钟姓。《荀子》记“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也许更让历史惊叹的，是伯牙把一个永远的慨叹托付给了浩荡长江一知音何在？
古琴台的位置，典籍所记各不相同，有说在泰山的，有说在嘉兴海盐的，《琴台记略》说：“大凡古人游咏之处，后人往往附会为湖山增色，非独子期事然也。”伯牙、钟子期均为楚人，楚国当时音律惊世，古琴台应在楚地无疑。《汉阳县志》称：“古琴台亦名伯牙台，一名碎琴山，在龟山尾，相传钟子期听琴于此。又县西五十里马鞍山集贤村，相传是钟子期故居。”有学者认为，今汉水之滨一名叫琴断口的小镇，应是当年伯牙、子期相见之地。大约古琴台在马鞍山江边钟子期坟台的山地上。“后来琴台又从马鞍山一带迁到龟山脚下，月湖之滨，是因为原来的小镇常发洪水，道路不便”（《中国山水文化大观》，段宝林、江溶主编现在的琴台是1957年修葺过的，门前辟有琴台路，连接长江大桥和江汉桥。
古琴台碑刻中时间最早的是岭南宋湘题壁诗。
宋湘，曾任湖北督粮道，道光六年游琴台，欲题诗，却无笔，于是束竹叶代笔饱蘸浓墨奔放挥毫：
噫嘻乎！伯牙之琴何以忽在高山之高，忽在流水之深？不传此曲愁人心！噫嘻乎！子期知音何以知在高山之高，知在流水之深？古无文字至于今，是耶非耶？相逢在此，万古高山，千秋流水，壁上题诗，吾去矣！崔颢笔下“芳草萋萋鹦鹉洲”，如今安在哉？
真正的鹦鹉洲因汉末才子祢衡作《鹦鹉赋》而得名，位于武昌前面江中，《水经注》称：“江之右岸，当鹦鹉洲南，有江水右迤，谓之释渚……下通樊口水。”《太平寰宇记》说：“鹦鹉洲在大江中，与汉阳县分界。后汉，黄祖为汉阳太守，祖长子射大会宾客，有献鹦鹉于此洲，故得名。”从《后汉书》得知，当时鹦鹉洲便略具规模，已是人们踏青看春、迎宾送别之地。到唐宋沙洲涨成宽约400米长约5里的狭长小岛，有芦滩野鸟渔人及浣衣之女。
祢衡正向着鹦鹉洲走来。
祢衡，字正平，今山东临邑人。“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22岁怀藏一刺（名片）欲择而投之，“至于刺字漫灭”也未找到值得拜访的人。惟孔融、杨修还算可以一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孔融爱其才，上书荐举，说祢衡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瞥闻，不忘于心，“忠果正直，心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如仇”。孔融在曹操面前时有称赞之后，曹操想见见祢衡到底是何等样人。祢衡托病不应，还出言不逊。曹操听说祢衡能击鼓，要他在宴会上表演，作鼓卒而当众羞辱之。按规定，在这盛宴礼仪之所挝鼓要换新衣，祢衡却穿旧衣而入，不卑有亢旁若无人击《渔阳三鼓》，其声慷慨，悲壮催人，宾客为之动容。曹操部下仍命祁衡更衣，祢衡当着曹操的面脱了个精光赤条，席上哗然。曹操不能羞辱祢衡而反被祢衡羞辱，恨不能绑出去斩首，却又怕落个“不能容人”的恶名，于是就把祢衡转而荐送刘表。曹操不能容，何况刘表，借刀杀人也。
祢衡不改其性，“侮慢于表”，刘表又把他打发到江夏太守黄祖处。黄祖性烈暴躁，却还赏识祢衡。黄祖之子黄射为章陵太守，与祢衡也友善。一日黄射在鹦鹉洲大宴宾客，有献鹦鹉者，黄射请祢衡作赋。
祢衡文不加点一挥而就《鹦鹉赋》。
祢衡写鹦鹉“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体金精之妙质兮，合火德之明辉。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虽同族于羽毛”，“焉比德于众禽”！后来落入罗网，人之所加也，“虽纲维之备设，终一目之所加”。纵然“闭以雕笼，翦其翅羽”，仍眷恋故地，向往自由，“眷西路而长怀，望故乡而延伫。忖陋体之腥臊，亦何劳于鼎俎”，秋尽而冬至，寒风起萧瑟，鹦鹉以残躯发残音，“闻之者悲伤，见之者陨泪”。鹦鹉之末是回想想昆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并且于怨痛之余表示愿尽力侍奉君子。
祢衡淋漓写鹦鹉浇心中块垒也。
祢衡不是因写《鹦鹉赋》而被杀的，而是后来在一个公开场合与黄祖顶撞，被黄祖怒而杀之。杀人后据说黄祖又后悔，厚葬于祢衡作《鹦鹉赋》的江洲之上，时年26岁。从此无论这江洲曾经是否有过名字，人们都称之为鹦鹉洲了。
因为《鹦鹉赋》的流传和祢衡的被害，来江汉三镇的于黄鹤楼看“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之后，必去鹦鹉洲。祢衡墓前，芳草丛生，祢衡无言，下自成蹊。为祢衡鸣不平的诗文代有佳作，如李白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或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春，到江夏怀祢衡，鹦鹉洲上百感交集，有诗句道：“一忝青云客，三登黄鹤楼。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鵡洲。”另有一首《望鹦鹉洲悲祢衡》：“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祢衡写《鹦鹉赋》，结果便包含其中了：祢衡要成为鹦鹉洲。
长江流，汉水流，多少沙岛陷而复生，生而复陷，消消长长生生灭灭，世人独说鹦鹉洲。
鹦鹉洲在明末淹没。
鹦鹉洲又岂能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