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失北方，靖康之耻也。汉人大规模南迁，流离失所者成群结队汹涌不绝。这大群的战争难民便沿江而居，筑堤围垸，大力围垦。这是获得新的土地和家园的机会，因为政府不会给、富豪也不会让一分半厘田亩，舍此别无生路。荆江两岸的穴口汊流，几近全部堵塞，剥夺了荆江在洪水期间漫滩流溢的所有出口、所有地盘，把水流紧束在荆江河床之中。
此种剥夺与紧束肯定使荆江感到不快，甚至愤怒。再加上泥沙大量沉积，河床不断抬高，其流不畅，泛而滥之，洪水决堤从无虚岁。
人为影响荆江流出的苦果，早巳种下了。同时还应该看到社会的清明稳定，对一条河流的至关重要。大地安宁才有真正的大地完整，地安民安河亦安。
元大德七年，即公元1303年，面对荆江水患实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重开小岳穴、宋穴、调弦穴、赤剥（尺八）穴。四穴一开，灾情顿时减缓。到明朝，这些穴口又复被堙。隆庆年间，不得已而疏浚了其中的调弦口穴。整个下荆江仅靠一口分洪泄流，是无济于事的，荆江灾难依旧。水流经过弯道时，凹岸处水流湍急泥沙俱下而节节后退，凸岸处水流较缓便层层游积，于是河湾逐渐延长。
我们应该看见了：下荆江情急之下，只能以增加河曲的长度适应猛增的江水流量，“九曲回肠”的苦衷人们体谅过吗？古今所说的荆江灾难，一律都是指洪水泛滥之下的人的苦难。现在是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了：人应该看到荆江本身的苦难，而这一切的相当一部分又是人类活动造成的。
荆江苦难似乎永无尽期，因为凸岸处不断有新的沙洲出现，零星的、大块的围垦从未停止，影响着河床及流向，到清代齐召南写《水道提纲》时，下荆江“自监利至巴陵凡八曲折始合洞庭而东北”。已经“八曲折”矣！自由河曲已经相当发育，流水是自由的，但长江是有方向的，自然弯曲是天时地理的安排，甚至是长江自身积蓄能量的需要，但在垦殖之下的河流形态的改变，却永远是灾难的象征与隐患。
清同治以后，由于下荆江只有一个虎渡口未被嫩塞，随着人口增加，两岸围垦活动髙潮迭起，就连江中沙洲也并岸成垸，河曲带长度再一次剧增，弯曲半径则愈来愈小，葫芦形“河环”继而形成。“河环”之后是“串钩”，是由漫滩水流长期作用下，改造狭颈滩面所形成的。遇上天洪水，洪流滚滚之下“串钩”与“河环”有可能被冲开成为新河，这是荆江在惊涛骇浪中的自我调整，造成“裁弯”，或称“自然裁弯”。100多年来，不完全的统计说“自然裁弯”曾发生10多次，较大的有4次。即1887年古长堤、1910年尺八口、1949年碾子湾、1972年沙滩子洪流“自然裁弯”。
因为“自然裁弯”，下荆江河曲的弯曲度大为减少，这是一个天然的榜样，它告诉人们对于荆江，你应该做些什么，你不应该做些什么。
荆江无罪，罪在人类。
在湖南城陵矶，荆江河段宣告结束，曲折回环的荆江流水，终于能够舒缓而自由的长叹一声：洞庭湖到了！到洞庭湖了！八百里洞庭已经风光不再，但，仅剩的洞庭湖仍然是风波激荡、烟云浩渺的呀！它现在的面积为2700平方公里，蓄水量178乙立方米，为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湖上风帆来去，水连湘鄂两省，水面底下沉积着的，波涛之间滚动着的，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都是历史。是江湖影响互为关联海陆巨变的大历史，是人类择水而居繁衍生息创建家园的小历史，这小历史中还有不少篇章是围垦毁湖的破坏史。
洞庭湖啊洞庭湖，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
大约在距今1.4亿年前发生的燕山运动之前，现在的洞庭湖一带，是长期隆起、剥蚀的“江南古陆”的一部分，在大地构造单元上属于扬子江准地台的江南地轴。
那时的“江南古陆”是沉寂的。自从发生在约2亿年前的印支运动，使湖南结束了“海侵”历史，位于古陆西北的湘西北浅海、东南的湘中浅海相继撤退之后，除开局部还留有一些海湾与泻湖外，湖南均已隆起成陆并与“江南古陆”连成一片。开始出现一系列东北一西南向延伸的山地、山间盆地。
沉寂着，并且剥蚀，怀想海潮呢，还是另有所想？“江南古陆”期待什么？
燕山运动是洞庭湖区地质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强烈的一次地质运动，它奠定、创造了湖南地貌的基本格局，毫不犹豫地让江南地轴从中折断，“江南古陆”的历史使命从此结束，“洞庭断陷盆地”形成。
地质学家通常把这一洞庭湖区惊天动地的运动，分为两幕来叙述。
发生在距今1.4亿年前侏罗纪末的早期燕山运动，使湖区边缘地带的沉积盖层全部褶皱，湖区以东的幕阜山等地因岩浆活动形成大片花岗岩体，雪峰山在挤压作用下继续褶皱隆起。出现了沅陵一带的“沅麻拗陷盆地”、“常桃盆地”，东止河袱，北达石门，南抵雪峰山麓，沉降中心在桃源洼莲山和向家桥，是最大的拗陷区也是开始形成的洞庭盆地的雏形。与之相呼应，湖区东南汨罗桃林、楚塘一带，也有一个拗陷深度不大的早白垩纪盆地。这是极为简略的燕山运动之于洞庭湖的第一幕。
距今约1亿年至7000万年的晚期燕山运动，是第二幕，是高潮，也临近结束。表现为强烈的差异升降和块断运动，雪峰山一带进一步隆起上升，其北侧的“常桃盆地”加速沉降，拗陷范围迅速向东扩大，与“汨罗盆地”相连接，形成了西起石门、澧县，东至岳阳、湘阴，北抵安乡、南县，南达益阳、宁乡的洞庭内陆湖盆。
晚期燕山运动在形成洞庭盆地陷落的同时，也促使盆地周边原有断裂的加深，当湖区外围幕阜山隆起、武陵隆起及雪峰山隆起的差异性抬升显现时，与洞庭拗陷盆地形成明显的地形反差。这一系列隆起的外围山地，因为剥蚀、侵蚀而产生大量碎屑物质，经过风和雨水的短距离搬运聚集到盆地内，以粗碎屑堆积为特色。
洞庭湖是个天意中注定要广阔而深邃的湖。
根据砾石层与粘土层形成的多种组合沉积特征推测，中更新世初期，随着湖盆的沉陷，众多的山溪性河流涌向湖中，粗砂碎屑随之人湖，砂砾沉积为南厚北薄，说明当时的人湖三角洲也是由南向北伸入湖中的。中更新世中期，水面逐渐扩展，湖泊相互串联沟通，构成十分宽阔的浅水湖盆，是天然水面的全盛时期，当时湖面北部之水可达今日长江沿岸，包括了湖区边缘广大的网纹状红土丘陵地带。中更新世晚期，湖面萎缩，南部大多抬升成陆，北部低陷地带继续成为湖泊。
中更新世时，湖区的植被景观又是怎样的呢？
在被子植物中以栎属、栗属、栲属、枫属等落叶阔叶乔木为主。由此推断，中更新世时，洞庭湖区及外围气候温暖湿润雨量丰盈，有充沛的地面径流，源源流入湖中，大湖之相是以毕现。
我们的远古祖先快要找到洞庭湖了。
1977年，文物考古队在常德市北20公里的南坪岗棕黄色粘土层中，发掘出石器三件，打制得较为精细，刃口有微弱的磨剥痕迹，很可能是旧石器晚期的遗物。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当更新世末期或者更早一些，华夏大地上的古人类便已经在湖畔徘徊了。这里显然是理想的渔猎之地，湖周有山，山上草木茂盛、动物出没，而大湖之水带给古人类的惊喜更胜其他，人类了解洞庭湖的历史应是由此开始。
近1万年以来的全新世时期，洞庭湖盆仍具有下沉趋势。据现代重复水准测量资料，至今湖盆还以每年64毫米至11毫米的速度下沉。可是，在人类历史时期，因着人类活动的加剧，人为因素对湖盆沉积环境的破坏，已使此种缓慢下沉变得完全微不足道。也就是说在有文献记载的2500年间，荆江分洪人湖所带的泥沙，湘、资、沅、澧四水上游的水土流失，人类在湖区寸土必争的围湖垦殖，使洞庭湖中越来越多的沉积物，无不重重地打上了环境恶化的烙印。
洞庭湖的出现，为了长江的吞吐容纳，也许正是精心地为人类设造的。伟大如洞庭湖的创造者，却也大大低估了人类发展到后来的贪婪与自私，竟能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
洞庭湖为此而加速退隐。
但洞庭湖以精心保存的已发现和未发现的古人类遗址，证明着湖与人曾经相亲相爱过，人的历史因为水的历史而曾经鲜活。
洞庭湖区迄今发现的新石器遗址巳近50处，全新世初期后，古人类对这个湖已经情有独钟了。北岸起始较早，那里的文化遗址与大溪文化（距今5300年至70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4500年至5300年）相当。南岸稍晚，大多数为龙山文化期（距今4000年至4500年考古与环境学家据此推断认为，在新石器早期与中期，洞庭湖面偏南；新石器晚期，南岸陆地淤涨，湖面又向北摆动迁移。
深人的考古研究作了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洞庭湖区的文化遗存绝大多数仅延至龙山期呢？湖区腹地又因何普遍缺失商周文化层？人们可以接受的解释是：全新世中期的暖湿气候环境，使洞庭湖来水增多，湖面扩大，先已成陆的滨湖地带连同早期人类文化遗址，便一起沉埋于湖中的碧波之下了。
4000年前尧舜时代的大洪水，震荡着洞庭湖，湖盆之内汪洋浩渺，水天一色。
先秦两汉时期的洞庭湖究竟有多大，其说不一。古人有“云梦为大泽，洞庭为小渚”之说。也有史书记载，当时江水能达到澧水下游并分流通过洞庭湖，而荆江南岸至澧水下游的地形为北高南低。今松滋、公安县境内的古油水一一上游为诡水一也是南流人湖的。《汉书‘地理志》称：诡水“东人油，油水南至华容人江”。许慎《说文》：“油水出武陵孱陵西，东南入于江。”“入江、入于江”均指汇入“华容县东南之巴丘湖”。巴丘湖即洞庭湖。安徽寿县出土的一件文物，为战国楚怀王六年制作，其铭文中记载的鄂君船队西南航线为：“上江，人湘……人资、沅、澧、油，上江，庚木关，庚郢。”表明楚怀王时，水土船只可沿洞庭湖水道上溯，经资水等入湖水口，通今沙市附近的木关及楚都郢。这表明当时湖区西北与荆江连通，而荆江汛期有洪水入湖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当时荆江尚未筑堤，两岸分泄洪水的天然汊道众多。还可以想见，其时荆江上游长江流域及四水流域植被完好，有众多的原始森林，水土流失既轻且微，人湖泥沙较少，湖也深水也清。张衡在《四愁诗》中说：“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又据《水经注》称，湘水就是因为“水清深”而被称为“潇湘”的。而屈原的《九歌‘湘夫人》还使后人看到了洞庭秋水的景色：“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东汉末年，洞庭湖似乎遇到了一次危机，西洞庭因长期淤积加上围垦使湖面缩小，湖泊水位因之被壅而高出荆江，因此原先在湖区西北向南流的油水及荆江分洪口穴均被游塞。成书于三国时代的《水经》首次记载：油水下游改从属陵以北“东北人于江”。公元5世纪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也说，当时油水“北流注于江”。油水由“南流”变为“北流入江”，说明汉末到三国初，荆江与洞庭湖发生过一次根本性的江湖关系的转变，即：荆江南岸地势巳变为南高北低，荆江汛期不再泄洪入湖。
江湖关系影响着江湖形态，当江湖隔断，湖便委顿江便泛滥；江湖相连，吞吐容纳自如流畅时，江湖之上便会生出和谐的风情来。
洞庭湖的是次危机到东晋、南朝时，更有增无减。大量流民涌进洞庭湖西岸，出现了洞庭湖史上第一次以政府行为为主导的大规模围湖垦殖高潮，其范围遍及整个湖区，一当时洞庭湖的景观巳经不是桃花春水、洞庭秋涨了，而是陂障纵横、堤坝满目。为此之故，郭璞注《山海经》及郦道元《水经注》中，都曾把洞庭湖称作洞庭陂。陂，堰障之类，古人对堤垸之称。《国语周语》有言：“泽不陂障，川不舟梁，是废先王之教也。”《史记河渠书》：“陂九泽。”颜师古注道：“陂言障遏其泽也。”历史有大教训：洞庭湖曾作洞庭陂。
浩渺大湖开始被切割、分离，为一陂之地，失万顷之波。
湖高江低、江不人湖的江湖格局，到唐朝时依然如此。洞庭湖盆继续淤浅，湖水的汛枯景观巳经十分明显。张说在《湛湖说诗》中称岳阳城南的湛湖为“沅、湘、澧、汨之余波”，当夏日雨季四水汇注洞庭，洞庭有水漫溢湛湖亦有水，到冬季时“涸为平陆”，洞庭湖中大概也无水可流了。贾至做岳州司马时有诗写深秋之后的洞庭湖“月明湘水白，霜落洞庭干”。还有同时代的别的著作也曾写到洞庭湖干涸时，湖底洲滩出露，危及鱼虾生存。
唐初又有不少赞美湘水、洞庭水清湖碧的诗句，森林植被可能得到了恢复，人湖之水不是特别丰盈，含沙量似也较少。刘禹锡《送李策还湖南》云：“湘水含碧虚，衡岭浮翠晶。岂伊山水异，适与人事并。”刘禹锡还说过：“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李谅赞湘江“清可鉴毛发”，刘长卿形容湘水清澈“纤鳞百尺深可窥”，韩愈说洞庭湖之澄透“泓澄堪凝绿，物影巧相况”。不过，唐中叶以后情况变化之快令人惊讶，由感而发的诗人笔下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了。这告诉我们：
如果不是人力的大举参与，湘水与洞庭湖的环境，不会由此直线而下由好到坏的。
刀耕火种，樵采薪伐，使湖南森林植被的情况迅速恶化，柳宗元在《移桂诗》中写到湘南之地“火耕困烟烬，薪采久剥摧”，那是疮痍满目遍地狼烟了。而刘禹锡在《武陵观火》中，已经用明确的语言，写山林破坏之后严重的水土流失了：“山林行剪伐，江泥宜瑾涂。”湘水曾经清澈了多少诗篇词章，可是在僧齐己的关于潇湘的诗中，说湘江下游“阔去都凝白，旁来尽带浑”。
湘江的浑浊，是湖南四水及洞庭湖环境恶化的代表，时在唐代末。
唐末五代时，荆江两岸堤防渐趋完善，洪水位也随之抬升，江湖关系也开始变化。
荆江筑堤始自东晋，是为江陵以上荆江北岸的“金堤”。五代，高季兴割据荆南，将荆江南北岸大堤整修成整体，北岸自当阳至拖弟埠，南岸自松滋至城陵肌，各长600里。南岸仍是险情屡出，宋初，石首便以水患出名，江涛凶险，堤不可御。宋神宗时谢麟为石首县令，遂砌石护堤，“自是人得安堵”（《宋史‘谢麟传》公安县因为常常堤决水淹，百姓逃亡，据陆游《人蜀记》说，南宋初一县竟“不及二千户”，“地旷民寡”。
荆江南岸的决堤溃口，说明江湖关系巳经逆转，荆江又开始在汛期向洞庭湖分水分沙，而过去有的分湖入江的河道，这时也转而成为泄江入湖之途。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中说，藕池口即《水经注》中写到的清水口，原为泄湖水北入长江的，到宋代却由“北通于江”而变成“南通于湖”。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荆江大水，湖北安抚使方滋派人扒开河堤向南岸扩大分洪，为削减荆江洪峰的应急措施，开荆江防洪中“舍南保北，以邻为壑”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