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楚国，政治宽松，思想活跃，文化发达。王室多次发生政变，贵族的争权夺利也成为拔刀相见的火并。但，楚国没有言论罪和思想罪。楚文化的根底是土著文化和巫学，楚地之初巫学风行且发达。我们当然不能排除楚之巫学也有求神问鬼的巫术成分，但它已经包含有早期的科学与文化艺术了。所谓人类早期的科学，一般是指天文、历算、医药；而早期的文化艺术主要包括诗歌、乐舞、美术。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家中，甘德与石申夫齐名，石申夫是魏人，甘德一说齐人一说鲁人一说楚人，莫衷一是。甘、石二人均有二十八宿星名图。甘德称彗星为“天掊”，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战国楚帛书也称彗星为“天掊”，甘德之学很可能就是楚人的天文学。席泽宗在《光明日报》1981年4月7日的文章中认为：甘德在公元前400年至前360年之间，发现了木星的第3号卫星，比西方的发现早2000年。又据《汉书-天文志》载，甘德与石申夫都发现火星（荧惑）与金星（太白）有逆行现象。
唐昧比甘德稍晚，楚国天文学家，且身为大将。此公多才，可惜后来死于战阵。
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记载各国云气，且不避刘邦名讳，又将“楚云”列诸国云气之首，由此推想当是战国楚人遗物。帛书上还画有29颗形状各异的彗星。
星光照耀下的长江，仰望星空的楚人，那是一幅美丽的历史画图。
还有“楚云”，“楚云”肯定是云，那么它与“鲁云”、“越云”又差别在何处呢？也许这要问雷和雨。
天文幻变，气象万千！“楚云”当然是古云了，它是否飘散或者成为雨滴？倘若历史不是湿润的，我们的血脉也早巳枯干。
先秦诸子中，其著作成书年代最早的是《老子》。但，道家与儒家却是同时兴起的。前者代表长江文化，奠基者为楚国的老子；后者代表黄河文化，奠基者是鲁国的孔子。
老子的《道德经》只五千言，却体大精深，胜义迭呈。其中以“道”为中心并派生天下万物的宇宙生成之论，已成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古今中外，莫不如是，直到20世纪末叶，人们还在说“道”、论“道”，但极有可能人类已经离开真正的“道”愈来愈远了。
寻找本原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想到老子，但不知所终的老子肯定不会再发一语。他巳经说过了，他已经说完了。“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庄子，名周，生于宋，迁于楚。他是仅次于老子的道家宗师，故曰“老庄”。倘说楚人有绝妙之思，则非老子莫属；倘说楚人有极美文采，那么庄子之文、屈原之诗，一样是千古绝唱了。
庄子善用寓言和比喻，集博大、精深、狂怪于一身，在潮推浪涌一般妙语哲理中，编织故事，创造语言，信手拈来，挥之即去，呼之又出，说是“仪态万方”（鲁迅语）实不为过。其惊人的想像力，如山之沉重云之飘逸水之绵长，纵横于浪漫和荒诞之间。
《秋本》写道：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
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秭米之在大仓乎？……
诚如庄周所言，“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论说庄周是困难的，迄今为止的所有论家均属不自量力，惟体验与感悟可以达致无穷，对天地时空与生命的追问，于奇谈怪论中真知灼见的闪现若天马行空，如此这般赶紧打住，还能说什么呢？
真正的文化只能以一个“大”字冠之，非一家而众家，非一种文体而多种文体，这也就是楚地楚国楚文化之所以不朽的道理所在。战国年代，当北方诗坛寂寥几近荒芜时，惟独楚国诗星璀燦于长江中游，众星中最大最亮者为屈原。楚有楚辞，而屈原为万古宗师。
屈原与庄周应是同时代人，屈原的生卒年代约为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278年；庄周约为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两人虽一诗一文，幽深玄妙绚丽却有异曲同工之感。《天问》道：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闻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阇阇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菅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曰月安属？列星安陈？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画何历？
九州安错？川谷何；夸？东流不溢，孰知其故？屈原是一个有太多惊讶和疑问的人，他是在触摸太初、开始，天地之初，生命之始，每一问在当时、现在和将来，都是震聋发聩之声。
再如《九歌，少司命》：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
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荷花兮蕙带，倏而来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
这是怎样的思接鸿蒙、身登九天、心怀八极的咏叹调啊！屈原之所以成为屈原，除了他个人天生的才情、人格之外，还应当指出大江奔流的楚地风光、楚人风气的外部环境，同样至关重要。而风光与风气中的楚人的巫学和道学，更是楚辞精彩绝艳的源头活水。
楚文化的奥妙之一便是：楚人使楚地的巫学广大而美丽了。
楚艺术一样令人叫绝，它的创造性集中在变形与抽象上，而现代艺术达到这个境界至今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87年荆门市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漆画一幅，宽5.4厘米，长87.4厘米，画贵族迎宾，人物26个，还有车、马、犬、猪、雁、柳，单线勾勒重彩涂抹，是写实的内容，而技法却为抽象与变形。湖北江陵出土的虎座凤架鼓造型奇特、构思诡怪，双凤背向而立于两只小虎背上，凤颈如长颈鹿，两冠系鼓，双尾相接。凤也虎也只是为了悬一小鼓，却费尽心思独创悬鼓工具的同时，这工具本身便成了楚艺术的一部分。楚人好乐，器乐是最抽象的艺术，楚人得心应手，多种乐器为今人见所未见，乐器种类之多可以联想的，一是乐队之浩大，二是配器之繁杂。楚曾侯乙墓出土的成套编钟有铜木结构的曲尺形钟架，全长10米，上下3层，髙2.73米，由6个青铜铸的佩剑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65个编钟，其中包括楚惠王送的大铸1件，悬挂总重量3500千克。铜质磬架长2.15米，高1.09米。由两只鹤状变形怪禽支撑，分上下两层，悬挂编磬四组32件。编钟、编磬、钟架上均有字数不等的铭文，共4000字，测音结果表明，绝大多数钟所发出的音与钟上铭文所标的相等。用于演奏的全套甬钟5组，基调属现代0大调，总音域跨至5个8度音程，只比钢琴的音域两端平均各少1个8度音程，中心音域部位约在3个8度音程的范围内，12个半音齐备。全部音域的基本结构，则是5声、6声以至7声音阶。曾侯乙墓的编钟，无论是冶炼水平、铸造工艺还是音域、音质，均为当时世界所罕见。
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发现了大批丝织品，再一次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远古先民就开始纺纱织布，到春秋战国，楚地的丝织与刺绣已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是次发掘出土的丝织品中，凤龙虎纹罗禅衣为稀世珍品。很难想像当时楚人的艺术构想是怎样得到启发的，而织、绣工匠的绝技也一样令人感叹叫绝。在一件绣罗禅衣上，有二龙一虎斗一凤的刺绣纹样，凤居中，凤冠长且大，一足后蹬作腾跃状，另一足强力前伸，搜一龙之颈，龙逃窜，侧首似回望。与此同时，凤以展翅之威击中另一条龙的腰部，龙遁，仰首无奈。凤的另一翅膀迎战老虎，虎不敌，张大口而哀鸣。这是龙虎凤会战图，龙虎结盟，龙且双龙，一凤敌之竟所向披靡，不知楚人深意何在。可以猜想的是，当时楚地并不以龙为图腾，而凤，很可能被视为吉祥、美丽的天使之鸟。抑或这是老子以柔克刚的思想之艺术化？总之，楚人的思维方式独特而复杂，楚人的审美情趣实在是大不一般。
此件绣罗禅衣的整体格局，是以4个正反倒顺相合的纹样图案作“田”字形配置，再利用凤翅、凤尾组成一个菱形，使4个图案的纹样更具一体和完整性。更不可思议的是凤的长冠与虎的长尾交错，使纵向排列的纹样单元有所归依而相连成串。整个画面看似都是“3”形和“2”形曲线，空闲处作弧形修饰，而这样的每一笔修饰又都是凤与虎的肢体，无一闲笔，无一虚饰。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楚人的这一丝织品中，龙虎凤之战其实并不重要，凤的降龙伏虎也缺乏细节，不足以构成故事。匠人的匠心也许在于：借助龙虎凤的姿态、气势，成为此一绣罗禅衣的艺术架构，然后一针一线精心刻划，在我们看来便成了艺术，胜败并不重要、胜败都很美丽的艺术。
自然，这一切都是笔者之见。楚人织绣这一禅衣时把它当作艺术品了吗？答案是肯定的：没有！包括前文已经写到的虎座凤架鼓、编钟青铜武士圆座架等等，那只是架鼓的、支撑编钟的，绣罗禅衣则也就是衣物而已。那是不以艺术为艺术的年代，随便留下一样器物皆能称作艺术；而遍地都是号称的艺术家与艺术的岁月，留下的很可能是一堆又一堆的垃圾。
先秦漆器中出土最多的属楚国。楚人的漆器用途已经广泛，除生活用具外，尚有兵器、乐器、舟车和葬具。楚人以竹、木、纺、革、藤为漆器的胎，以不同颜色用以不同器物，金银二色为最难制造。楚国的能工巧匠还在漆器上以材施纹，凸现纹路的线条美，常见的是凤纹、龙纹及几何纹。还有的漆器已近乎漆画，以神、兽、狩猎、乐舞为主角和场景，再加上纹饰作陪衬。
同漆器密切相关的是木器制作，以斫削、镞凿和雕刻为主，使楚地木器用途广泛、丰富多彩。镞凿木器多数是容器，如耳杯与圆盒，耳杯又分圆耳、方耳两种，方耳为楚地特有。耳杯古称羽觞，是酒器。圆盒多数为弧壁，也有直壁的，其精品除漆绘外，腹壁两侧还有一对衔环。
楚国辉煌，真是一言难尽。
楚风吹动了，楚乐奏响了。
屈原《九歌》谓：“五音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羌声色兮娱人，观者詹兮忘归。”楚乐奏响了，楚风吹动了。
楚国曾经是辉煌的。辉煌是一种炫目的景象，辉煌是光与火的炫耀。炫耀到极致，便是衰落的开始，而急着辉煌者身处辉煌中时，往往不会想到这一点。战国晚期，秦并吞六国的企图已路人皆知，而楚国是六国中惟一可以与秦抗衡的强国。当时楚国的版图相当于今陕、豫、鲁的南部，江、浙、皖、赣、鄂、湘的全部，巴蜀大部，其势力并且巨远及滇、黔、桂、粤、闽。不仅幅员辽阔，而且尽占长江中下游楚风余响富庶之地。因而张仪说，能统一天下者，“非秦即楚，非楚长即秦”。
史书有载，楚国之败败于楚国后来的君王，一个贪婪、好色、目光短浅的国君，可以把一个大国、一个强国断送掉，而不再纳谏、不容异己、官吏腐败便一时成为风气。历―一命史可证：
腐败了便要挨打，腐败了便有可能亡国！江陵城头，那个秋风月夜，我们多少带点惋惜地谈到秦灭楚的往事时，长江不为所动地滔滔流去，既无所可惜，也无所流连。这就是日月之行、江河之流，这就是历史！长空雁叫，编钟声在何处？
想起了屈原死后楚国另一大才子宋玉所言：“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可是，在长江中游广大的原野上，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如同真理总是简单的一样，错误也是简单的。不同之处在于：简单的真理不容易发现，简单的错误很容易重复。
洞庭湖啊，我当怎样为你忧？
从荆江到洞庭湖水又东……
长江流到湖北枝城，“九曲回肠”的荆江河段由此开始。自枝江至藕池口长约180公里为上荆江，从藕池口以下到洞庭湖出口处城陵矶，为下荆江。下荆江河段如以直线距离计，仅80公里，江水在这里绕了16个大弯，其流程为240公里。这样的河段必定是险段，从古到今人都说：长江万里长，最险在荆江。决堤、崩岸、泛滥，一次又一次洪水之灾后，人们心有余择而莫可奈何。自汉（公元前185年）至清（1911年）的2096年中，发生大小洪灾214次，平均10年1次；自1921年至1987年，发生较大水灾11次，约6年1次。进人本世纪90年代后更是险象环生，灾害频率显著加快。
河流学家认为，荆江是长江河床演变最为典型的河段，了解荆江便是了解长江的特殊性上荆江因为河床的地质构造运动与江水流向大体一致，从而增强了江流的纵向流速，河岸沉积物的胶结度相对紧密，还算比较稳当。同是荆江，下荆江却是太特别了：水的流向与河床构造运动垂直相交，横向环流的冲刷作用显著而有力，再加上极易冲垮、掏空的河岸沉积物的松散，便发育成极为散漫的“自由河曲”。河道扭曲蜿蜒，曲折系数高达2.01至3.57，曲折率居中国蜿蜒性河道的首位。下荆江孙良洲弯道河道的长度为20公里，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曲折率高达25，人称这样的河曲为“河环”。
荆江河道的如此曲折，仿佛也在提醒我们：荆江是长江及其流域一系列演变的过程之一，荆江是历史时期的荆江。
先秦年代，流出江陵之后的长江便进入范围广大的云梦泽，其时荆江河槽还不明显，由古云梦泽的湖泊沼泽所淹没，河床形态不甚明显，当时的荆江以泛滥漫流的形式涌向东南。到秦汉时，长江泥沙在云梦泽一带的沉积，使荆江三角洲开始形成。江水作扇状分流，下荆江始有分流水道，如古籍有载的夏水、涌水，荆江主泓道略偏荆江三角洲西南。魏晋南北朝时期，荆江两岸出现许多穴口和汊流，可以分流泄洪，促使沙洲发育。荆江三角洲继续向东南扩展，云梦泽主体不得不向下推移。据《水经注》所载，今石首境内的下荆江河床开始形成，江中沙洲众多。
至唐宋，当监利县境内云梦泽消失，上荆江河段穴口淤塞，荆江河床塑造完成。但，当时荆江两岸仍有20多个穴口，并有江北的夏水、扬水、鹤水一起调节流量，分流泄洪，因此“宋以前，诸穴畅通，故江患差少”。可以推想其时荆江河床比较稳定，荆江之水也基本安澜。
显然，荆江需要“穴”，而且不是一个“穴”，是“诸穴”。荆江的此种需要并不过分，是在自然流动中自然形成的。
南宋以后，荆江河道进人最混乱、变化最大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