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时洞庭湖为荆江分洪水流所影响，湖泊水情与泥沙状况发生深刻变化，汛期荆江洪水由水位顶托变为倒灌人湖，“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浊流汹涌，夏秋暴涨，则逆泛洞庭，潇湘清流为之改色，岳人谓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旬日乃复，亦谓之‘西水’；其水极冷，俗云岷峨雪消所致”（《岳阳风土记》这一段记载很有意思，语言也生动有趣，所谓“翻流水”，因“逆泛洞庭”；所谓“西水”，乃西来之水，而且极冷，岷峨化雪也；但最动人心魄的还是“潇湘清流为之改色”，浊流浩大，清流不敌。
洞庭湖的汛枯落差更大，洪水位时湖面四望无际，“凡阔数百里”（《北梦琐言》），这气象是十分浩然了；但洞庭湖又是如此好走极端，当“秋水归壑，此山后居于陆，惟一条湘川而已”。这里所说的“此山”即君山。君山之赞还有这样的诗句：“四顾疑无地，中流忽有山。”（许棠）这是山在烟波浩渺中了；但到了冬日，却能涉水而过，“冬深水落’渡江肩舆以行”。洪枯对照，大异其趣。其时汛枯两季的划分，大致以农历四月初及十丹初为界，北宋张舜民《郴行录》记道，洞庭湖“每岁十月以后，四月以前，水落洲生，四江可辨；余时弥漫，云涯相决，日月出没皆在其中”。
荆江大堤使洞庭湖口水位壅托向上，荆江泥沙趁机大量入湖纷纷淤积，湖上渔人在江冷湖寒时不是打鱼而是拾鱼，一次可拾数百斤。
洞庭湖的灾难还远远不止于此。
唐代洞庭湖西岸的围垦已有相当规模，但田垸经常被洪水所毁，其实是湖与人之间的拉锯战，“你抢我的湖，我毁你的田”。这是一种必然，当围垦蚕食使洞庭湖面急剧缩小后，洪水位除了逐年增高之外，便没有出路了。于是堤垸年年有险情，堤高水也高，水高堤更高。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公元689年，武陵县令崔嗣业修“槎陂”，又修“崔陂”，再修“津石陂”，代表了唐代对西洞庭湖垸区的大规模整修。后来大多毁于洪水而废弃。公元770年韦夏卿重修“槎陂”，1000多顷，8年后又毁。公元805年，沅江突发大水，洪流一泻千里，田垸复归于湖，“流万余家”。公元821年、822年，李翱等再造“崔陂”、“津石陂”及“右史堰”等。“据此估算，仅当时武陵县一一今常德市武陵、鼎城两区一在洞庭湖西岸的围垦面积就达40万亩以上、《洞庭湖的变迁》，卞鸿翔、王万川、龚循礼当时洞庭湖西岸，田垸相连，长堤相接，成为洞庭湖区的一种景观一一在洪水未曾毁堤淹没之前。刘禹锡贬官至朗州时，写的不少诗均与堤有关，如“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长堤绮绕水徘徊，酒旗相望次第开”。如此看来，当时堤垸已经是村市、码头、商埠、水陆要道了。
如此繁荣的围垦对洞庭湖来说只是意味着：湖面进一步缩小。傍水而居，以水为生乃至靠堤发财的大户们从未想到过洞庭湖一湖之水将往何处去？
《洞庭湖的变迁》说“当时整个洞庭湖区的天然湖泊面积不过3300平方公里左右，较之魏晋南北朝时缩小了近一半。”魏晋南朝时有诗云：“洞庭八百里，幕阜三千寻。”唐宋的诗文中屡有洞庭湖八百里之说，似应源出于此，而无实地测算的记载，是汛期水涨洪波涌起的形容，极言其大，不足为凭。
宋代在洞庭湖的围垦更甚于唐朝。北宋末年，北方战乱，中原人口纷纷南迁，官豪地主趁机强占湖田、招揽佃农，而筑垸围田，广袤百里。《宋会要辑稿》说，岳州府辖下滨湖各县围湖田亩无法统计，只好按所有种子粮的多少来纳税。圩内垸田“桑麻蔽野”、“比屋连檐”，有的一乡就有“丁口数十万”（《金佗蒋编》卷烈）。
人啊人，水来了，堤决了，田淹了，怎么办？
1153年，即南宋绍兴二十三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发生在上游，城浸庙毁，“毁坏庐舍数千”，金堂、合川、三台、遂宁顿时哭声遍野，流民无数。水至中游，荆江汹涌，洞庭湖私垦、官垦、军垦之下，仅沿荆江便“垦田十八万八千余顷”，渐狭而溢，除却没顶，夫复何言？
沅江水涨，“平地丈有五尺”。
是次洪水是全长江的大洪水，到底冲毁多少家园，死了多少人，已无可查证。推算万县最高水位为149.46米，宜昌为58.06米，相应洪峰流量为928000立方米7秒，估计重现期为210年一遇（资料摘自《中国大洪水》，中国书店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三江总会堤防考略》说：“宋为荆南留屯之计，多将湖渚开垦田亩，复沿江筑堤以防水，故七泽受水之地渐湮，三江流水之渐狭而溢。”顾之所谓三江，以汉江为北江，荆江为西江，洞庭湖水系为南江。
信哉！斯言。流水之道因何“渐狭而溢”？七泽受水之地为什么“渐湮”？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十分简单的问题，答曰：因为围垦。可是这样的简单重复还将继续下去，便再湮再溢。
如同真理总是简单的一样，错误也是简单的。不同之处在于：简单的真理不容易发现，简单的错误很容易重复。
元代时对洞庭湖有了一些深刻的反思，对宋时“保民田以入官，筑江堤以防水”的“荆南留屯之计”不乏批判。认为是“射小利、害大谋、急近功、遗远患”（《重开古穴记》，林远元时的洞庭湖围垦一片萧条，对屡筑屡决的荆江南岸大堤已经束手无策。1308年，即元武宗至大元年下诏在江陵路三县合开六穴，即江陵郝穴、监利赤剥、石首杨林、调弦、守穴和小岳6个穴口，到明初，除南岸调弦口，余皆堙塞。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长江上游又发特大洪水，荆江溃堤决口几十处，最为险要的是枝江百里洲、松滋朝英口、江陵虎渡口、公安摇头铺、石首藕池口等。古籍所记，语必惊人：“诸堤尽决”，“积尸逐波”。清道光重修的《洞庭湖志大事记》称1560年的洪水，“山水内冲，江水外涨，洞庭泛滥如海，伤坏田庐无数。水发迅速，老稚多溺死者，尸满湖中，漂流畜产，有连人连房浮沉水上犹户未开者。盖是岁之潦为古今仅见云”。
人有各种死法，有时死于梦中。
明代的洞庭湖堤防是格外脆弱的，而荆江泥沙、湖中淤积却日甚一日。朱元璋夺取天下权力后，因洞庭湖曾是陈友谅的粮草补给基地而耿耿于怀，加税重征，以示惩戒。地主农人纷纷逃跑，人去圩空，堤岸失修，田为湖荒。万历年间及以后虽有修补，竟“愈修愈塌，随筑随倒”（《岳州府志》牧耕之区，委之洪流，“地有半年不见天，人有半年不见地”。有明一代，洞庭湖的水灾记录散见于滨湖各县的地方志，或官员报告、诗文中，可谓比比皆是，触目惊心。杨褫在《复邓巡察书》中说，常德府四县之田“外高内卑，只仗尺寸之堤为之藩隔，频年雨淫，遂以涝告”。武陵堤垸溃裂，“水之为灾，遂日甚其决也”（《新堤诗序》，胡焯龙阳（今汉寿）“泛滥相仍，坍塌日甚，沧田之变，多为平湖”（《青公祠记》，薛俊安乡县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以前，官方政府从未出资毫厘修固堤防。袁宏道在《安乡重建县堂记》中说，安乡“自唐以来始狭”，“割湖水之余以为都，闾进荒荒然”，田淹地没，农人只好捕鱼捞虾为生，催交税粮时因无粮可交而被抓进县衙门的，全是捉小鱼小虾的劳苦百姓。安乡县自正德十一年大水之后，嘉靖三十九年、四十四年，隆庆五年，万历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屡遭大水，“民弗堪命《安乡县堤垸记》，杨继韶华容县苛税粮每亩三斗五升，全县积欠税粮10多万石。苛政之下“民皆逃窜”，永乐十年大水，淹48垸。其后1年间又发大水，“七十二垸皆溃”，“凡农圃场囿尽为冯夷所侵占，而茅茨土垒且化为鼋鼍之窟”（《荆南荒政序》，王在晋。华容在明初全县共设行政区76“里”，永乐时19“里”，明末只剩12“里”。华容一县在明亡时，5/6的垸田均巳毁废还湖了。
废田还湖的根子在历年的无度围垦，洞庭湖不堪忍受之下，只能决溢夺回失去之地。另一方面，由于长江上游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到荆江时洪水位的抬升也势在必然，造成对洞庭湖的壅托。万历年间袁中道在《游岳阳楼记》的描述甚为精彩：“洞庭为沅、湘九水之委，当其涸时，如匹练耳。及春夏间，九水发而后有湖。然九水发，巴蜀之水亦发……九水愈退，巴江愈进，向来之坎窦，隘不能受，始漫衍为青草、为赤沙、为云梦。”《新堤诗序》也说“岷江之涨，横拒不相受，下流不行，而水之为灾，遂日甚其决也”。洞庭湖的泥沙淤积，也导致了湖泊汛期水位的攀高。泥沙主要源于荆江及四水流域，明代湖南境内的森林资源，不止一次地为掠夺性砍伐所毁，或可说湖南若干地域的草木荒敝、水土流失急剧加重，明代罪无可逭。《明史’师逵传》记：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为建北京宫殿，大兴土木，派师逵到湖南负责督察，且专采大木、名贵之木。大木、名贵之木养在深山，山高无路，“逵往湖南，以十万人入山辟道路”’然后大肆砍伐。1426年，即明宣宗宣德元年，又在湖广采木，一次采伐的“松杉大材”就是7万余根。四水上游森林植被的减少所造成的恶果，只能是加重水土流失。湖南历代文士均以湘江水的清澈自豪，人诗入文皆可生情，到明代，“比会众流，下洞庭，始浊”。人们也已经发现，“洞庭水浅，止是面阔”《广志绎》。
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冯仁轩曾绘有洞庭湖区的“巡哨图”，图已不存，当时阅过“巡哨图”的人记载，湖中巡哨范围上哨自岳州府南津港至长沙湘阴县，中间经荆埠港、河公庙、万石湖、鹿角、琢钩嘴、磊石、青草港、颜公埠、横岭、芦林潭等，各哨间注明水程，计215里；中哨自君山后湖至常德傅家圻，中经菖蒲台、石门山等，水路计245里。再自菖蒲台以西经团山、吉山、古楼山至明山，水路共145里。上述地名，明代均在湖中，可见当时湖泊规模。洞庭湖水面约5600平方公里左右，相当于现在湖泊面积的2倍〔《洞庭湖的变迁》清代，是江湘洞庭几乎无岁不泛滥的1时代，“四方认垦”之下，又是围垦再起高潮的时代。
清代之初，荆江堤防形势严峻之极，分洪水口只有调弦、虎渡二处。元、明时，调弦口屡游屡疏再游再疏，到大清国时又淤塞得差不多了。虎渡为两岸堤防约束，又争相建筑护岸石矶，口门仅一丈多，束狭如此，何能分泄？何来顺通？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起兵反清攻宜昌，为运粮及运送火炮船只通过，拆毁石矶重挖虎渡口，拓宽至数十丈。当时荆江两岸一片混乱，眼看战火将起，人们只顾逃命，堤岸废弃垸田还湖，“一望芦获飘飘，概曰洞庭积水之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