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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茶者神圣

大约十年前,我为中央电视台撰写大型电视专题片《话说茶文化》解说词时,其中专门有一集,是讲述当代茶圣吴觉农的,后来也以此稿为基础,写过一些介绍吴觉农先生生平的短文。

因为上虞离杭州不算远,汽车一小时就到,我也曾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专程去过一趟上虞,就住在吴觉农先生的学生老茶人刘祖香先生家中。

刘老陪我去了三界茶场,感受了吴觉农先生当年在这里留下的足迹。

在吴觉农先生居住过的地方的一口井旁留影纪念,又去了刘老当年在吴觉农先生支持下开辟的茶场--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领略过如此壮观的茶园。

吴觉农的出生地上虞丰惠镇我是早就去过的,那的确是一个古老的茶乡。

归途中,我模模糊糊地想过,如果有可能,我也许会对吴觉农先生事茶的一生做一个较为完整的叙述。

但此念头几乎只是一闪而过,因为我虽然在中国茶叶博物馆工作过,但多年来毕竟从事的还是文学事业。

当时正在写长篇小说《茶人三部曲》,里面即便多处涉及了吴觉农,但毕竟是从文学角度来解读其人其事的,这和真正的传记有极大的区别。

真正要想写一部这样的人物传记,要下的工夫很多。

孰料十年之后,这一选题竟然作为任务落到了我的身上。

而我也几乎未加思索就一口答应下来,仿佛这从来就是我的份内事,只待一声呼唤罢了。

最早知道吴觉农先生其人,是我1989年底调入中国茶叶博物馆参与布展时。

茶史厅后期的陈列部分,不但有吴觉农先生的题词、照片,更有吴觉农先生的一尊头像。

那题词,便是着名的“中国茶业如睡狮一般,一朝醒来,决不至于长落人后,愿大家努力吧”。

我常常在题词前走来走去,听馆里同志说他刚刚去世不久,是中国当代茶圣。

其时我对茶叶还未有更深入的了解,只是因为要拍摄茶文化专题的电视片,又因为要写有关茶人的小说,在资料室里恶补茶文化方面的知识,这才有了对吴觉农先生的进一步了解。

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机会去北京走访吴觉农先生家,见到了吴觉农先生的夫人陈宣昭和哲嗣吴甲选,对其生平、性格及对茶叶的贡献也就有了更深的印象。

我与当代茶圣一家,因为茶缘之故,从此建立了一份自然亲切的信任与友情。

在我的小说《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嘉木》中,已经有一段涉及了吴觉农,那是讲吴觉农求学东瀛之际,很短。

但是在第二部《不夜之侯》中,整个序言大部分内容是以吴觉农20世纪30年代的茶事活动展开的。

小说写到了抗战期间的以茶易武器,讲到战时的茶叶统购统销政策,讲到了复旦大学茶学专业的建立,甚至还直接引用了一段吴觉农在复旦大学的讲话。

记得与此同时,电视连续剧《南方有嘉木》筹备开拍,作为编剧,我还特意设计了一场在日本吴觉农因为茶事与日本人打起来的故事。

因为知道生活中的吴觉农是高个子,体育很棒,身手矫健,所以设计了他几拳把污辱中国人的日本人打得鼻青眼肿的情节。

惜乎导演未用,否则,我们的当代茶圣在荧屏上自有一番风采。

小说第二部清样出来后,我担心有不够准确之处,特意将序寄往北京吴甲选先生处,请他过目,得到他的肯定之后,才同意正式让出版社出版。

1995年,我开始陆续发表一组以“爱茶者说”为主题的随笔,写到吴觉农这一篇时,特意又重读一遍《吴觉农选集》。

那是一个深夜,读到《中国茶业改革方准》的结尾部分时,突然惊跳起来,恍然大悟,原来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吴觉农的题词,却是出自他二十余岁时的这篇重要的茶学论述之中。

在将近半个多世纪之后,为什么吴觉农还会想到要用这一段文字来作为对后人的激励呢?那个夜晚,我的确想得很多,茶史厅最后的陈设板块就是四个字:薪尽火传。

就我和吴觉农先生之间而言,不正是这样一种源远流长的关系吗?中国茶叶博物馆正是在吴觉农90华诞时倡议建立的,而我也是因为筹建茶叶博物馆才调入其中的,调入茶博馆,与茶叶的关系密切了,才选择茶人作为题材进行创作的。

我隐约地感觉到,和吴觉农这位当代茶圣的关系,并不会因为我调离中国茶叶博物馆归队文学而结束,我的茶人生涯还会有下文。

就这样,终于到了写吴觉农传的时候。

撰写这部传记的过程,是我再一次认识吴觉农,再一次接受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

诚如刘修明先生在《茶人、茶品和人品》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学者与茶人高尚的人格力量成就了他的学术,他的学术又同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合辙。

至少有那么几点认识是我在撰写此书过程中日益深化的。

一是吴觉农让中国当代茶人产生高山仰止般的崇敬的原因。

吴觉农与许多自然科学家的最大不同,在于他早年从茶学起步的同时,也开始走进社会学家的行列。

他一生都过着一种双管齐下的生活,他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并天才般地形成实践思路,完全地投身于中华民族的茶业之中,他那以艰苦卓绝的努力而达到的成就,是单纯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研究的学者绝不能达到的。

这一体会是在我多年来研读《茶经述评》时越来越深地感受到的。

《茶经述评》多层次多角度地体现了吴觉农茶学精神的博大。

这部书重叠了那么多信息,文化的、文学的、民俗的、政治的、经济的、国际的、国内的、植物学的、生理学的、药物学的、茶学的,那是一个单纯研究茶叶的人绝对到不了的深度和广度。

这部书,是当得起“博大精深”这个评价的。

我还有一个体会,吴觉农的文字叙述之好,让我这个以文学为生的人深深感慨,说实话,如果他当年放下茶学,专心以卖文为生,出版为业,他今天也必定是这一行中的大家。

我们知道,一般学者的事业途径,往往是先确立一门学科作为其主攻方向,待取得一定成就、有社会知名度时,往往又开始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以知识分子的立场对社会发言。

也有相反的,青年时代投身于社会政治的实践,然后返身于学术,成就一代大家。

而如吴觉农那样,从事业起步时就左右开弓,两套武器同时开打,而相互之间不但不是互相干扰,而是互相支持、互相促进,同时到达高峰,这是很罕见的现象,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人来认真思考的。

我以为,当今中国茶人中之所以还未有一人能够到达吴觉农先生的高度,正是在于他的那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融会贯通的境界,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到达的。

在撰写此书过程中日益感受到的,还有吴觉农先生与茶相通的那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事相。

吴觉农先生无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他的精神品格中的对儒家文化,以及浙东学派中义利并重、农商皆本的价值观的传承。

中国思想史上的浙东学派是有着其深刻的实践意义的,明末黄宗羲就是上虞、余姚一带人,浙江的文化传统中因此而有着即知即行、创利为荣的要素。

这一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吴觉农,所以吴觉农的爱国主义并非书本上的爱国主义,口号上的爱国主义,实验室里的爱国主义,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在了每一片茶叶身上,深入到每一个茶人心里。

吴觉农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因为有大爱而有大抱负,真是天降奇才于中华茶业。

若无此爱,你根本无法想象,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最艰苦的岁月里,华茶的生产和销售不但没有随着战争而凋零,反而达到了新的高度。

若无对祖国的大爱,你根本不能想象,他开拓了那么多的新领域:茶学教育,茶学科技,茶叶销售,茶业产地检验,茶文化研究……中国历史上和现代社会里绝不乏爱茶之人,但把爱茶与爱国、爱我中华民族完完全全地重叠起来,为之奋斗、呼号,呕心沥血、惨淡经营,屡战屡失,屡失屡战,直至看到光明的到来,我以为,当今中国茶人,觉农先生为第一人矣!越是深入地了解吴觉农先生,就越敬仰他的品格。

但在敬仰之余,不免还感到悲凉:尽管在有关吴觉农先生的资料里面,我并没有找到他内心的片刻的沮丧和那英雄无报国之门的悲凉,但我还是从他漫长一生的经历中读出了“无奈”两字。

吴觉农的青年时代,是在最水深火热的年代中度过的。

当他立下茶业救国的志向时,他和那个时代的青年的命运一样,不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

他一生中最集中最可留恋的事茶岁月,就要算是在上海商检局的那六七年之中了,他晚年回忆起这段岁月,也以为那是他事茶生涯中较为愉快的时光。

即便如此,像吴觉农这样无党无派、没有家庭背景、从农村出来的知识分子,并不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反而常常处在受排挤和冷落之中。

不说别的,就是在他的倡导和操持之下才成立起来的中国茶叶公司,真正掌权的也不是他,而是并不真正懂得茶叶的人。

为了抗日,他在香港筹建了富华公司,但富华公司最终还是被有背景的人所把持。

他筹建了复旦大学农学院茶学系,虽然当了系主任,但依旧受到学校右翼势力的排挤。

他最终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怀疑,好不容易去了武夷山中专心研究茶叶,在取得很大成就之后,抗战胜利,一纸公文,不但研究所被解散,连自己的职业也失去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几年,吴觉农感觉到华茶复兴的时代到来了,他在那几年所做的工作,可以说奠定了新中国茶事业的基础。

但正当他年富力强、茶叶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他违心地辞去了他的茶叶公司总经理的职务。

我曾就此采访过许多人,大家都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便统归于大环境。

把茶视为生命的人,却一刀把自己与茶切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1956年农业部副部长的任期也结束了,从此连间接地关注一下茶,也要顾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你要迈步向前,偏偏就有许多不可逾越的障碍。

有多少中国知识分子在当年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一生夙愿未偿啊。

好在吴觉农长寿,他等到了改革开放时期。

80岁以后的10年中,老茶树吐露出芳香。

他一生中的两大重要的茶事就诞生在他生命中的最后10年,一是他倡导的中国茶叶博物馆建立,二是他主编的《茶经述评》出版。

晚霞如此灿烂,晚年硕果如此丰盛,这恐怕也是一般人所难以达到的后劲吧。

若他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那段岁月能够始终与茶在一起,依他那充沛的精力,真不知能为茶界绘制出多少美好的蓝图呢。

我在撰写这部传记时,最感不足的是我对传主的茶叶天地了解得还不够,我指的是身体力行的那种感受。

像吴觉农先生那样生活在制茶人的生命当中,这在我是缺乏的。

生产与经营茶叶的茶人,应该是茶人中的核心人群。

我虽自以为也算个茶人,但对核心人群而言,我只能算是边缘,这影响了我对传主生平的了解与理解,自然也会给撰写本书带来不足。

我深感不足的另一原因,就是吴觉农自1952年底离开中茶公司之后,他多年与茶叶无法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而他的政协工作,也因为他的年事和当时的特殊情况而显得平淡,这种局面直到“四人帮”粉碎之后才出现转机。

在这平淡的二十多年中,我几乎很难找到资料来进行叙述,以至于这一段经历显得空泛,这是我虽然明白但又一时无法改变的,只能假以时日来弥补了。

在写作过程中,我参考了茶人撰写的许多关于吴觉农的文章,无论就史料、就观点,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天下茶人一家,我在这里一并感谢了。

我曾多次走访吴觉农先生家,拜会过他的夫人和儿女,特别是吴甲选先生,给我提供了有关吴觉农先生的不少资料,在此也一并感谢。

希望喝茶的中国人都能记住吴觉农这个名字,当我们捧起茶杯时,不要忘记,那里面有着他散发的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