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我为中央电视台撰写大型电视专题片《话说茶文化》解说词时，其中专门有一集，是讲述当代茶圣吴觉农的，后来也以此稿为基础，写过一些介绍吴觉农先生生平的短文。
因为上虞离杭州不算远，汽车一小时就到，我也曾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专程去过一趟上虞，就住在吴觉农先生的学生老茶人刘祖香先生家中。
刘老陪我去了三界茶场，感受了吴觉农先生当年在这里留下的足迹。
在吴觉农先生居住过的地方的一口井旁留影纪念，又去了刘老当年在吴觉农先生支持下开辟的茶场--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领略过如此壮观的茶园。
吴觉农的出生地上虞丰惠镇我是早就去过的，那的确是一个古老的茶乡。
归途中，我模模糊糊地想过，如果有可能，我也许会对吴觉农先生事茶的一生做一个较为完整的叙述。
但此念头几乎只是一闪而过，因为我虽然在中国茶叶博物馆工作过，但多年来毕竟从事的还是文学事业。
当时正在写长篇小说《茶人三部曲》，里面即便多处涉及了吴觉农，但毕竟是从文学角度来解读其人其事的，这和真正的传记有极大的区别。
真正要想写一部这样的人物传记，要下的工夫很多。
孰料十年之后，这一选题竟然作为任务落到了我的身上。
而我也几乎未加思索就一口答应下来，仿佛这从来就是我的份内事，只待一声呼唤罢了。
最早知道吴觉农先生其人，是我1989年底调入中国茶叶博物馆参与布展时。
茶史厅后期的陈列部分，不但有吴觉农先生的题词、照片，更有吴觉农先生的一尊头像。
那题词，便是着名的“中国茶业如睡狮一般，一朝醒来，决不至于长落人后，愿大家努力吧”。
我常常在题词前走来走去，听馆里同志说他刚刚去世不久，是中国当代茶圣。
其时我对茶叶还未有更深入的了解，只是因为要拍摄茶文化专题的电视片，又因为要写有关茶人的小说，在资料室里恶补茶文化方面的知识，这才有了对吴觉农先生的进一步了解。
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机会去北京走访吴觉农先生家，见到了吴觉农先生的夫人陈宣昭和哲嗣吴甲选，对其生平、性格及对茶叶的贡献也就有了更深的印象。
我与当代茶圣一家，因为茶缘之故，从此建立了一份自然亲切的信任与友情。
在我的小说《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嘉木》中，已经有一段涉及了吴觉农，那是讲吴觉农求学东瀛之际，很短。
但是在第二部《不夜之侯》中，整个序言大部分内容是以吴觉农20世纪30年代的茶事活动展开的。
小说写到了抗战期间的以茶易武器，讲到战时的茶叶统购统销政策，讲到了复旦大学茶学专业的建立，甚至还直接引用了一段吴觉农在复旦大学的讲话。
记得与此同时，电视连续剧《南方有嘉木》筹备开拍，作为编剧，我还特意设计了一场在日本吴觉农因为茶事与日本人打起来的故事。
因为知道生活中的吴觉农是高个子，体育很棒，身手矫健，所以设计了他几拳把污辱中国人的日本人打得鼻青眼肿的情节。
惜乎导演未用，否则，我们的当代茶圣在荧屏上自有一番风采。
小说第二部清样出来后，我担心有不够准确之处，特意将序寄往北京吴甲选先生处，请他过目，得到他的肯定之后，才同意正式让出版社出版。
1995年，我开始陆续发表一组以“爱茶者说”为主题的随笔，写到吴觉农这一篇时，特意又重读一遍《吴觉农选集》。
那是一个深夜，读到《中国茶业改革方准》的结尾部分时，突然惊跳起来，恍然大悟，原来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吴觉农的题词，却是出自他二十余岁时的这篇重要的茶学论述之中。
在将近半个多世纪之后，为什么吴觉农还会想到要用这一段文字来作为对后人的激励呢？那个夜晚，我的确想得很多，茶史厅最后的陈设板块就是四个字：薪尽火传。
就我和吴觉农先生之间而言，不正是这样一种源远流长的关系吗？中国茶叶博物馆正是在吴觉农90华诞时倡议建立的，而我也是因为筹建茶叶博物馆才调入其中的，调入茶博馆，与茶叶的关系密切了，才选择茶人作为题材进行创作的。
我隐约地感觉到，和吴觉农这位当代茶圣的关系，并不会因为我调离中国茶叶博物馆归队文学而结束，我的茶人生涯还会有下文。
就这样，终于到了写吴觉农传的时候。
撰写这部传记的过程，是我再一次认识吴觉农，再一次接受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
诚如刘修明先生在《茶人、茶品和人品》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学者与茶人高尚的人格力量成就了他的学术，他的学术又同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合辙。
至少有那么几点认识是我在撰写此书过程中日益深化的。
一是吴觉农让中国当代茶人产生高山仰止般的崇敬的原因。
吴觉农与许多自然科学家的最大不同，在于他早年从茶学起步的同时，也开始走进社会学家的行列。
他一生都过着一种双管齐下的生活，他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并天才般地形成实践思路，完全地投身于中华民族的茶业之中，他那以艰苦卓绝的努力而达到的成就，是单纯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研究的学者绝不能达到的。
这一体会是在我多年来研读《茶经述评》时越来越深地感受到的。
《茶经述评》多层次多角度地体现了吴觉农茶学精神的博大。
这部书重叠了那么多信息，文化的、文学的、民俗的、政治的、经济的、国际的、国内的、植物学的、生理学的、药物学的、茶学的，那是一个单纯研究茶叶的人绝对到不了的深度和广度。
这部书，是当得起“博大精深”这个评价的。
我还有一个体会，吴觉农的文字叙述之好，让我这个以文学为生的人深深感慨，说实话，如果他当年放下茶学，专心以卖文为生，出版为业，他今天也必定是这一行中的大家。
我们知道，一般学者的事业途径，往往是先确立一门学科作为其主攻方向，待取得一定成就、有社会知名度时，往往又开始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以知识分子的立场对社会发言。
也有相反的，青年时代投身于社会政治的实践，然后返身于学术，成就一代大家。
而如吴觉农那样，从事业起步时就左右开弓，两套武器同时开打，而相互之间不但不是互相干扰，而是互相支持、互相促进，同时到达高峰，这是很罕见的现象，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人来认真思考的。
我以为，当今中国茶人中之所以还未有一人能够到达吴觉农先生的高度，正是在于他的那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融会贯通的境界，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到达的。
在撰写此书过程中日益感受到的，还有吴觉农先生与茶相通的那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事相。
吴觉农先生无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他的精神品格中的对儒家文化，以及浙东学派中义利并重、农商皆本的价值观的传承。
中国思想史上的浙东学派是有着其深刻的实践意义的，明末黄宗羲就是上虞、余姚一带人，浙江的文化传统中因此而有着即知即行、创利为荣的要素。
这一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吴觉农，所以吴觉农的爱国主义并非书本上的爱国主义，口号上的爱国主义，实验室里的爱国主义，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在了每一片茶叶身上，深入到每一个茶人心里。
吴觉农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因为有大爱而有大抱负，真是天降奇才于中华茶业。
若无此爱，你根本无法想象，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最艰苦的岁月里，华茶的生产和销售不但没有随着战争而凋零，反而达到了新的高度。
若无对祖国的大爱，你根本不能想象，他开拓了那么多的新领域：茶学教育，茶学科技，茶叶销售，茶业产地检验，茶文化研究……中国历史上和现代社会里绝不乏爱茶之人，但把爱茶与爱国、爱我中华民族完完全全地重叠起来，为之奋斗、呼号，呕心沥血、惨淡经营，屡战屡失，屡失屡战，直至看到光明的到来，我以为，当今中国茶人，觉农先生为第一人矣！越是深入地了解吴觉农先生，就越敬仰他的品格。
但在敬仰之余，不免还感到悲凉：尽管在有关吴觉农先生的资料里面，我并没有找到他内心的片刻的沮丧和那英雄无报国之门的悲凉，但我还是从他漫长一生的经历中读出了“无奈”两字。
吴觉农的青年时代，是在最水深火热的年代中度过的。
当他立下茶业救国的志向时，他和那个时代的青年的命运一样，不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
他一生中最集中最可留恋的事茶岁月，就要算是在上海商检局的那六七年之中了，他晚年回忆起这段岁月，也以为那是他事茶生涯中较为愉快的时光。
即便如此，像吴觉农这样无党无派、没有家庭背景、从农村出来的知识分子，并不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反而常常处在受排挤和冷落之中。
不说别的，就是在他的倡导和操持之下才成立起来的中国茶叶公司，真正掌权的也不是他，而是并不真正懂得茶叶的人。
为了抗日，他在香港筹建了富华公司，但富华公司最终还是被有背景的人所把持。
他筹建了复旦大学农学院茶学系，虽然当了系主任，但依旧受到学校右翼势力的排挤。
他最终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怀疑，好不容易去了武夷山中专心研究茶叶，在取得很大成就之后，抗战胜利，一纸公文，不但研究所被解散，连自己的职业也失去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几年，吴觉农感觉到华茶复兴的时代到来了，他在那几年所做的工作，可以说奠定了新中国茶事业的基础。
但正当他年富力强、茶叶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他违心地辞去了他的茶叶公司总经理的职务。
我曾就此采访过许多人，大家都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便统归于大环境。
把茶视为生命的人，却一刀把自己与茶切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1956年农业部副部长的任期也结束了，从此连间接地关注一下茶，也要顾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你要迈步向前，偏偏就有许多不可逾越的障碍。
有多少中国知识分子在当年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一生夙愿未偿啊。
好在吴觉农长寿，他等到了改革开放时期。
80岁以后的10年中，老茶树吐露出芳香。
他一生中的两大重要的茶事就诞生在他生命中的最后10年，一是他倡导的中国茶叶博物馆建立，二是他主编的《茶经述评》出版。
晚霞如此灿烂，晚年硕果如此丰盛，这恐怕也是一般人所难以达到的后劲吧。
若他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那段岁月能够始终与茶在一起，依他那充沛的精力，真不知能为茶界绘制出多少美好的蓝图呢。
我在撰写这部传记时，最感不足的是我对传主的茶叶天地了解得还不够，我指的是身体力行的那种感受。
像吴觉农先生那样生活在制茶人的生命当中，这在我是缺乏的。
生产与经营茶叶的茶人，应该是茶人中的核心人群。
我虽自以为也算个茶人，但对核心人群而言，我只能算是边缘，这影响了我对传主生平的了解与理解，自然也会给撰写本书带来不足。
我深感不足的另一原因，就是吴觉农自1952年底离开中茶公司之后，他多年与茶叶无法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而他的政协工作，也因为他的年事和当时的特殊情况而显得平淡，这种局面直到“四人帮”粉碎之后才出现转机。
在这平淡的二十多年中，我几乎很难找到资料来进行叙述，以至于这一段经历显得空泛，这是我虽然明白但又一时无法改变的，只能假以时日来弥补了。
在写作过程中，我参考了茶人撰写的许多关于吴觉农的文章，无论就史料、就观点，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天下茶人一家，我在这里一并感谢了。
我曾多次走访吴觉农先生家，拜会过他的夫人和儿女，特别是吴甲选先生，给我提供了有关吴觉农先生的不少资料，在此也一并感谢。
希望喝茶的中国人都能记住吴觉农这个名字，当我们捧起茶杯时，不要忘记，那里面有着他散发的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