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农妇多丽娜?马左拉是事件的目击者。时隔50多年后，她已是70多岁的老人，但仍能清楚地回忆当年看到、听到的一切。当时，多丽娜?马左拉躲在自家院子里的废料堆后面，她先是听见从邻居德?马里亚的屋里传来七声枪响，后来又看见两个男子挽着一个人的臂膀，拖着他慢慢地沿街走来。当这几个人从多丽娜附近走过去的时候，她发现中间的那个人已经死了。此后关于墨索里尼尸体的解剖报告也提到，其颈部和上身共有七处枪伤；可见多丽娜看见的那个被处决者，就是墨索里尼。
一般认为，执行枪决墨索里尼任务的是化名为“瓦雷里奥上校”的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联络官、游击队员瓦尔特?奥迪西奥。但有人认为，实际上奥迪西奥是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派来押解墨索里尼前往米兰的。同时被派来的还有加里波第旅副旅长兰普雷迪。在距离梅采格拉尚有60里的科莫，奥迪西奥曾经跟当地的游击队员发生了争吵，似乎意见分歧。据说他因此耽搁了6个小时，在28日中午才到达羁押墨索里尼的地方，而兰普雷迪则先他到达。当他见到墨索里尼时，大概墨索里尼已经被处决。因为据多丽娜回忆，墨索里尼在上午就被处决。这样，奥迪西奥也许只是负责将墨索里尼的尸体于4月29日送到米兰的落雷托广场。
奥迪西奥似乎没有参与处死墨索里尼的行动，这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证明。首先，他本人对事件经过的陈述与事实相矛盾。他将德?马里亚一家的房屋描述成是“紧靠着山的小农舍”，而那实际上是一座三层楼的楼房。其次，奥迪西奥的表妹弗兰西斯卡似乎也能证明他并不是行刑者。弗兰西斯卡时任米兰市加里波第旅总部的女秘书，1945年4月29日，她奉命打印一份有关处决墨索里尼经过的正式报告。她回忆说，表哥似乎并不确切地了解事件经过，因为他在陈述过程中一再向加里波第旅副旅长兰普雷迪询问一些细节问题；当他陈述完毕时，副旅长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好了，你同意了？从此以后你就要扮演英雄的角色了！”最后，副旅长还叮嘱他说：“这是将要永远载入史册的说法，明白吗？”弗兰西斯卡心里明白，由于某种需要，正式报告中有许多地方与事实有出入。
由此看来，可能是兰普雷迪直接下令处决墨索里尼。他先是巧妙地摆脱了奥迪西奥，将事情处理完毕，后来又说服奥迪西奥接受既定事实，并承担“责任”。因为奥迪西奥当时是整个意大利抵抗运动作战部队的联络官，在某种意义上他能够代表整个抵抗运动。将他推出来作为“执行人”，说明游击队并非擅自行事，这样同盟国方面也无话可说了。当然，报告里提及的行刑时间，被从上午“延迟”到下午。
西班牙为什么中立
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长枪党首领弗兰西斯?佛朗哥（1892－1975）发动武装叛乱。经过一场内战，他于1938年3月28日占领首都马德里，建立了独裁统治。在这一过程中，佛朗哥得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给予的大力支持。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班牙却出人意料地保持了中立。由于未上“贼船”，佛朗哥独裁统治在战后又延续了整整30年，直到他最后病死。
西班牙的中立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是这位独裁者“爱好和平”，还是他“能掐会算”，早知轴心国必败？
对此，学术界出现了这样几种观点。一种认为，佛朗哥不参战是西班牙国内政治、经济危机所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西班牙内战刚刚结束，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极端缺乏必要的工业原料和设备，黄金、外汇乃至日常食品严重不足，且灾荒频繁。在这种形势下，西班牙人民特别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以发展经济。在政治上，西班牙国内的共和派、君主派和其他左翼集团，还保存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量，这对佛朗哥的独裁统治有着一定的威胁。因此，佛朗哥不敢轻举妄动，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稳定政治局势上，小心翼翼地确保其独裁统治。
另一种观点认为，佛朗哥不参战主要是由于英法同盟国和德意法西斯国家争相拉拢的结果。西班牙地扼直布罗陀海峡，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无论是盟国还是德意国家，都试图拉拢其入伙。
1940年3月，英国同意向西班牙提供200万英镑的贷款，并允许它从盟国进口某些禁运的工业原料。为解西班牙的燃眉之急，英国还特地从阿根廷运送了一批食品赈济那里的人们。1941年初，美国也以红十字会的名义援助西班牙价值150万美元的食品和药物。随后，美国国会还在罗斯福的授意下通过法案，同意放松对美国商人向西班牙输出石油的控制。但相比之下，德意的支持更大一些。早在佛朗哥建立独裁政权时，德意两国就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1940年5月，意大利宣布将西班牙所欠债务从70亿里拉减免到50亿里拉。德国则源源不断地向西班牙输入军火、机械和精密武器，希特勒还答应战后将佛朗哥渴望已久的直布罗陀海峡割让给他。
正是交战双方的利益引诱，使得佛朗哥无法下定决心参加哪一方的作战；而同盟国和德意双方也不敢轻易向西班牙宣战，唯恐佛朗哥倒向另一方。这样，佛朗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他也认识到，如果西班牙参战，就会成为欧洲战场的前沿阵地，其损失无法估量。
还有一种说法是，佛朗哥只主张反对苏联，他无意与西方世界的任何国家为敌。在西班牙内战中，苏联曾给予反对佛朗哥的派别以大力支持；内战后苏联的这种支持依然不断。佛朗哥曾表示，西方与西方国家为敌只能两败俱伤，而苏联却能从中渔利。因此，他极力主张一致对付苏联。1941年6月，德国大举侵入苏联，佛朗哥也专门组织了一支1．7万人的“蓝色师团”，跟随希特勒作战。为此，佛朗哥还特别强调，“蓝色师团”只表明西班牙抵制苏联的一贯立场，并不表示它参加了轴心国的作战。
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什么希特勒能容忍佛朗哥的这种中立？在1940年夏天，希特勒完成了对低地国家的控制后，从战略需要而言，西班牙理应是德国的下一步重点进攻目标，但他却在这件事情上显得迟疑未决。同年6月4日，西班牙在侵占了国际共管的丹尼尔后，向希特勒提出西班牙参战的条件。其中包括对直布罗陀海峡、法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省的领土要求。后来，因为德国将援助西班牙的重型武器的供给推迟到第二年，佛朗哥立即明确表示西班牙当前不能参战。尽管希特勒一再表示战后一定满足西班牙的要求，但佛朗哥仍拒绝参战。因此，德国不得不终止了对直布罗陀海峡采取的军事行动。事后，希特勒也并没有向西班牙发动进攻。为什么希特勒能一再容忍佛朗哥的桀骜不驯？人们目前还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
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极其复杂的。佛朗哥的独裁虽然为世人不齿，但他无疑是一个精明、务实的人物。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立立场，就是一种务实的“明智”；战后，他也曾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积极发展西班牙经济，一定程度上满足国内百姓的需要。这些都使他的统治维持较为长久。
“圣雄”甘地遇刺
在印度新德里郊外的朱木拿河畔，有一座肃穆、幽雅的陵园。园中芳草萋萋，绿荫如盖，在树影花丛中静卧着一座简朴的黑色大理石陵墓，印度“圣雄”甘地就永远长眠在这里。墓后熊熊燃烧、终年不灭的“长明火”也正是甘地一生的写照。每逢节假日，人们总会身穿白色的民族服装，手捧鲜花，缅怀这位圣徒和英雄。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于1869年10月2日出生在印度西部的波尔班达尔城。那里的甘地家族属于吠舍种姓的一支——班尼亚种姓。在印度的四大种姓（即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中，吠舍种姓地位不高，其职业多为商人和农民，甘地家族也不例外。不过，甘地家族在当地素有名望，从甘地的祖父开始，这个家族的成员就一直担任当小土邦的帝万（首相）。
童年时的甘地十分平凡。他智力一般，记忆力也不太好，据说就连最简单的乘法口诀也花了好久才学会。甘地为人腼腆，不爱说话，常常故意躲开别人，与书本和功课为伴。读完中学后，甘地决定去英国留学，这一度在偏远闭塞的波尔班达尔引起轩然大波。许多长辈以违反教规为由，竭力阻止甘地出国求学，但年轻的甘地不惜放弃自己的种姓，踏上了远赴英国的漫漫求学路。
甘地在英国的求学生涯并不顺利。由于他腼腆胆怯，不善言辞，又身体孱弱，服饰古怪，常被同学们笑称为是饭馆里的小伙计。出于年轻人的虚荣，他也曾购买大量礼服、学拉小提琴，努力改变自己的形象，要使自己成为一个“英国式的绅士”。但所幸的是，在这些方面甘地并不成功。后来他一门心思发愤苦读，在英国获得律师资格；求学期间，他接触了大量欧洲先进思想，眼界大开。
1891年，22岁的甘地起程回国，在孟买当律师。但对于甘地来说，做律师显然不太合适。当第一次出庭向证人进行诘问时，他感觉手脚发抖、心惊胆战，整个法庭似乎都在旋转。更糟糕的是，甘地竟然想不出一个问题来诘问证人，最后只得把费用退还给委托人。由于这样的表现，甘地律师不久就生意清淡，门可罗雀了。
后来甘地接受一位朋友的建议，于1893年去南非重新开始他的律师事业。在当时的南非，种族歧视十分猖獗。按照规定，“有色人种”不准乘坐一等和二等车厢，而只能挤在三等车厢里；坐马车时就不能坐在马车车厢里，只能坐在车夫旁的位置上；就连住旅馆时也不能到餐厅里和白人们一起进餐，只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偷偷地吃。作为“有色人种”的印度人，甘地常常受到白人种族主义者无端歧视。其中有一件事，让他刻骨铭心。
一次，甘地乘火车前往比勒陀利亚办事，坐的是头等车厢。途中突然上来一名白人，他先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甘地一番，然后转身离去，并带了两名官员过来。其中一名官员十分蛮横，他命令甘地马上离开头等车厢到货车厢里去。甘地据理力争，毫不退让。当火车靠站后，官员们叫来一名警察，警察拉起甘地，把他连行李一同仍出了车厢。这样，甘地只得在一个陌生的小站度过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这件事促使甘地认识到，必须与种族歧视进行斗争。
1915年甘地回到祖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印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甘地发展了自己在南非时就提出的“非暴力抵抗”思想，对殖民政府展开“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了抗议英国殖民者在阿姆利则城屠杀上千名百姓的罪行，他曾经带头进行绝食；为了吸引印度广大农民参与民族运动，他赤裸上身，腰间围一块土布，每天抽出半个小时亲自纺纱织布；为了抗议英国政府的。“食盐专卖法”，61岁的甘地率领79位门徒，步行400多千米，到海边举行宗教洗礼仪式，最后身陷囹圄。甘地一生中曾入狱15次，他的和平抗暴精神感人至深。甘地还倡导社会改革，主张性别、种姓平等。他呼吁印度各民族、宗教之间团结合作，同殖民当局进行一致斗争。一次，为了平息国内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仇杀，78岁高龄的甘地再次进行绝食，最后晕倒在地。
甘地在印度乃至世界赢得许多人的尊敬和理解，但是也有人不理解、不喜欢他。激进的人往往指责他“向英国屈服”，一些保守和极端分子认为他出卖“信仰”，背叛教规。更有不少人将暴力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他。
1948年，印度发生大规模的教派纠纷，甘地不顾年事已高，进行不懈的调解。1月20日，有人在甘地的寓所外引爆炸弹，企图炸死他，但阴谋没有得逞。事后警方只抓住了一名罪犯，并想当然地认为：这只是一个来自旁遮普邦的难民因为失去理智而干的蠢事。十天后，甘地像往常一样走出家门，和信徒们一起进行晚祷。当他独自走上台阶，双手合十向信徒们致意时，一个身穿土黄色军装、身材肥胖的男子挤出人群，向甘地鞠躬施礼。接着，他突然抽出一把手枪，顶住甘地赤裸的胸膛连开三枪。甘地顿时倒在一片血泊之中。
凶手名叫戈德塞，他不但没有溜之大吉，反而大声呼唤警察，束手就擒。在法庭上，他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发表演讲，说自己是为了印度母亲而向被称作印度父亲（甘地有印度“国父”之称）的甘地执行死刑的；他声称，甘地没有对印度尽一个“父亲的责任”。据说，这番陈辞连法官和听众都为之动容。最后，戈德塞如他自己所要求的那样，被判处了绞刑。
对于甘地被刺杀，人们一直有许多不解的地方。有很多人认为，在甘地的比尔拉公寓被炸后，警方就已经通过审讯掌握了有关刺杀甘地的计划；据说，一个名叫贾恩的教授也察觉过凶手的密谋，他还曾经向警方反映了这些人的全部材料。可警方不知为什么没有迅速采取行动，以致凶手能完全按照事先的计划行事，杀死甘地。另外，当时已经有人在社会上公然声称要“处死甘地”。从甘地本人讲，他坦荡磊落，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因而不会畏惧，更不会躲藏；而印度政府中当权人物几乎都是甘地的信徒，他们为什么对此视若无睹呢？
甘地生前就享有了“圣雄”称号，在许多人眼里，甘地之死也多少带有圣徒殉道的意味。他没有任何个人的恩怨，甚至连凶手也尊敬他。难道这是一个圣者的命运吗？
切?格瓦拉
1997年10月，一个久违的名字——切?格瓦拉，又一次在世人耳畔响起。这位南美传奇式游击英雄失踪了30年的遗骨，终于在玻利维亚被找到。遗骨被运回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古巴，而笼罩在他身上的迷雾也正在渐渐散去。
格瓦拉1928年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原名埃内斯?格瓦拉，但由于他在说话时常爱把“切”（Che）这个感叹词挂在嘴边，人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切?格瓦拉”。在20世纪60年代，他领导玻利维亚游击队和政府军顽强对抗，这个绰号也随着传遍了南美大地和全世界。当时，在世人的脑海中，“游击英雄”格瓦拉的形象是这样的：虽然相貌平常，但却极有个性。平时不修边幅，头发总是乱七八糟。衣着非常随便，近乎邋遢，有时竟然用根晾衣绳当裤带。但是，格瓦拉并非从来就是一个浪漫、“狂热”的游击队员形象。他本来可以舒舒服服地当一名医生，但却选择了一条艰难、危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