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还有更加神奇的故事。与之相比，“从伦敦警察的手铐中逃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据说1903年5月，霍迪尼为了给演出做宣传，来到莫斯科拜访当地的秘密警察头子莱伯托夫，并请求他将自己关进监狱严加防范。当莱伯托夫知道他就是赫赫有名的逃脱术大师霍迪尼时，婉言拒绝了他的请求。不死心的霍迪尼再次提议说：“把我关在‘凯里特’里怎么样？”莱伯托夫闻言哈哈大笑起来。因为“凯里特”是一种专门用来押送最危险的要犯前往西伯利亚的特制囚笼，它只有1．3米见方，除了在笼顶有一个20平方厘米的密布钢条的小透气口外，其余地方都是密不透风的钢板。钢制的门上有一种特殊的装置，上锁时钥匙会带上里面的另一只锁，锁上后就不能打开，而唯一一把能开笼门的钥匙则放在3200千米以外的西伯利亚监狱长那里。可见被关在设计如此周密的牢笼里，任谁也插翅难飞。但既然霍迪尼提出要试一试，莱伯托夫就回答说：“好吧，我接受你的挑战，但是那样你得在被运到西伯利亚后才能出来。”霍迪尼坚持说：“我一定会出来的。”
警察们先对霍迪尼全身上下进行彻底搜查，使之不可能借助任何工具；然后他们给他戴上特制的手铐和脚镣，并将他塞进小小的囚笼。上锁之后，他们还把囚笼推到狱内的高墙边，以便于仔细观察霍迪尼的“逃脱”经过。莱伯托夫及其手下目不转睛地盯着囚笼，结果20分钟以后，只见霍迪尼满头大汗地从囚笼后面走了出来。见到这一情景，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几名警察连忙上前去检查囚笼：只见通气口上的钢条毫无损坏，门上的钢板也完整如故，只有手铐和脚镣堆放在笼内。
霍迪尼的逃脱术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一次次神话般的“逃脱”到底是真是假？现代科学明确地告诉人们：世界上绝对没有超自然的“神奇”。如果是魔术师邀请警察、警方“客串演出”，以求“轰动效应”，倒也无须“揭底”。但问题是，霍迪尼似乎在竭力塑造自己的“超人”形象，他本人生前从未讲过其中的奥妙；当时的各种媒体也多推波助澜，鲜有“好事者”披露“内幕”。
事实上，现在人们将霍迪尼作为一个成功的魔术师来看待。为了纪念他，国外常把魔术表演中的逃脱术称为“霍迪尼”，许多魔术师也会到埋葬他的海洛文墓地凭吊。也许那时他们会问：你是一个勤学有成的魔术大师，但你为什么要将自己扮成一个“超人”？
“德欧多勒河”
1909年，一个在巴西高地内陆活动的探险队，在巴西西部马托格格索大森林区的西端，发现有一条从未在地图上看到过的河流。它在丛林中流淌，注入亚马逊河最大的支流——马得拉河。探险队于是打算对它进行一番勘探，可是经过一系列努力后，除了知道它是朝着西北在赤道方向流动以外，人们对它的长度、发源地、沿途的流经、转向及居民等等，还是一无所知。
这样，直到1914年以前，在任何一张有关南美的地图上，还是没有标注这条河流；就连当时英国绘制的最详细的巴西地图，也只是以虚线在该河流注入马得拉河的地方作个记号，表示这条河的“存在”。
1914年，这条神秘的河流露出了它的真面目。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亲自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西奥多?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1901－1909年在任），他既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演说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探险家。从美国纽约州的阿第伦达克山到意大利拿波里湾的维苏威火山，无处没有他的踪迹；在非洲的原野和南美洲的丛林，也曾出现过他矫健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南美洲这条“未知何”的勘探，是在他结束两个总统任期之后的第五年进行的，当时他已经54岁。
1913年10月，罗斯福在儿子克米特的陪同下，乘船到南美探险。他们原来准备在巴西丛林中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采集一些动植物标本，但当得知“未知河”还没有被勘测时，就临时改变了计划。罗斯福着手组成了一支20人的探险队，其中包括生物学者约翰?朱利，巴西印第安事务局局长康德多?伦敦上校，几个巴西陆军军官，十几名印第安水手和一位医生。罗斯福亲自担任探险队队长，开始对这条从巴西西部流入亚马逊河的水道进行探测。
1914年2月27日，罗斯福一行朝着巴拉圭河上游溯行。探险队横越巴西高地之后，向“未知河”下游进发。当时正逢雨季开始，在他们进入“未知河”没多久，急骤的降雨就使得水位迅速高涨。他们乘坐的独木舟在湍急的河流中难以控制，犹如脱缰野马，顺着奔腾的河水直向下游冲去，一天平均的行程快得在32千米以上。更糟糕的是，四天以后，水面上出现了无数的旋涡，船身随之不断地左右晃动。接着他们又碰上了一两个不算小的瀑布，几乎绵延1．6千米……这一路上的凶险给他们带来不小的损失：三条小船被洪水冲走了，粮食越来越少了，仪器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此外，途中还有2人死亡，1人失踪；就连罗斯福本人也身染重病，腿部受伤，体重足足减轻了25公斤，险些“老命不保”。
终于，探险队到达水流平稳之处。可是这里更不安全了；河水宁静之处往往就是食人鱼的栖息之所。就在新的旅行刚开始不久，罗斯福的狗就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断尾之灾。如果在河水中游泳和洗涤物品，也会被这些嗜血的鱼类所“不容”。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航行、跋涉，4月16日早晨，一名水手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原来，在河岸远处的密林丛中，隐约可见一间用椰子树铺盖屋顶的小屋！当下，每人心中都不约而同地闪过一个念头——“这里有人！”这些衣衫褴褛、以为到了穷途末路的探险家们，顿时欣喜若狂，有人甚至泣不成声。因为一个多月来，他们始终没有在屋檐下过夜的机会。
随后几天，他们又坐着独木舟顺流而下，沿途发现许多类似的小屋。在询问了当地居民后，探险家们终于知道：该地居民在此已住了8—10年，这条河也不是什么“未知河”，它叫“德欧多勒河”。
探险家们惊讶之余也不免感到奇怪：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一位地理学者知道，这里有一条如莱茵河和易北河上游那么大的河川？这里有这么多的居民住了这么久的时间，为什么却没有一张地图提及这条河的范围，或确定它的存在，而仅代以一手想象中的“河川”或“山脉”？
半个月后，探险队穿越原始荒野，跨过无数急流瀑布，终于满怀喜悦地进入了巴西西部的马瑙斯港、他们走完了“未知河”长达1500英里的危险行程，也使这条河流最终得以完整地绘制在地图上。如今，这以峡谷多、水道险闻名世界。为了纪念罗斯福所作出的贡献，这条河也被称为“罗斯福河”。
“田中奏折”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力日益强盛。但是由于封建性和军国主义残余影响，它始终怀有侵略、扩张、称霸野心。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是日本侵略的主要目标。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借对德国宣战之机，出兵中国山东，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它还曾经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但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最终没有得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统治者一度内外交困；由于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国内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抬头。一些法西斯分子提出以军国主义“改造国家”，他们还成立法西斯社团、组织，粉墨登场，摇旗呐喊。
1927年春，日本政局因严重的金融危机发生激烈动荡。以三井财阀为背景的政友会猛烈抨击外相币原喜重郎，认为他的对华政策是“软弱外交”，迫使宪政会原内阁下台。4月20日，标榜“强硬外交”的陆军大将、政友会总裁田中又一受命组阁。田中又一改变了过去的方针，主张以武力征服中国。他于同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数次召开秘密会议，称为“东方会议”。与会者密议：要不惜冒世界大战的风险，强占中国东北。他们甚至商量好占领后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事后，田中还根据东方会议所讨论、决定的内容，起草了一份奏折。奏折于7月27日通过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上奏日本天皇，后来被称为“田中奏折”。
人们据后来获得的“田中奏折”抄件得知，奏折上有这样几句话：“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以中国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等等。
可是，自“田中奏折”的内容泄漏亡后，日本官方一直否认有此奏折。田中内阁时的“满洲铁路公司”副总裁松冈洋右、前首相犬养毅、田中内阁外相冈田启介以及曾任外相的重光葵，都曾先后出面发表谈话或提出“证词”，声称“田中奏折”为“伪物”。他们都以“当局者”、“知情者”自居，声称“未曾见到过这样的文书”。日本学者也大都认为“田中奏折”是伪造的。一时间，关于“田中奏折”真伪问题，成了一桩历史疑案。
无疑，“田中奏折”是一份高度保密的文件。其中内容如何为外界获得呢？这还得从它的抄件说起。关于这一点，在中国有两个历史见证人：一个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王家桢，他是得到“田中奏折”抄本并加以翻译和刊行的当事人；另一个是台湾省的蔡智堪，他是在日本亲手抄录“田中奏折”的当事人。蔡智堪曾经旅居日本多年，他在《我是怎样取得田中奏折》一文中说：1928年6月，时任张学良外交秘书主任的王家桢给他写来密信，信中说“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折，对我颇为有利，宜速图谋入手”。他获悉这一情况后，马上开始联络日本朝野各界人士，着手取得情报。终于，他联系到当时任日本宫内大臣的牧野伸显。据分析，牧野之所以愿意“帮助”，乃因他和田中的政见分歧。牧野认为，田中以武力吞并满蒙的计划十分危险，搞不好将引起日本国内革命，从而危及天皇地位。他希望中国能获悉“田中奏折”内容，并向国际公布、曝光，利用世界舆论阻止田中的做法。
据蔡智堪回忆，他当时扮作补册工人，携带皇室书库专用的各型封皮、绣线、银锥，手持牧野给的“皇居临时通行牌”，由山下勇（牧野的妻弟）带路到达皇室书库。蔡智堪后来回忆说，“田中奏折”原件是用日本内阁奏折专用的“西内纸”写成的，共六七十页，标题是“田中首相奏折”。蔡原想用相机拍照，但因一些技术限制无法拍下。他只得用碳酸纸铺在原件上，细心描出。然后，他把抄件藏在皮箱夹底里，亲自送往沈阳交给王家帧。王家帧翻译后未敢擅自向外界公布，将它交给当时的中国外长王正廷。后来，这个抄件以“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为题，发表在南京1929年12月号的《时事月报》上。随后。它被译成各国文字，流传于世界。
“田中奏折”内容的公布，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各国，均引起强烈反应。而且，当时国内外各界都确认其真实性。然而当时日本官方却立即矢口否认。后来重光葵在其所著的《昭和的动乱》第一篇“九?一八事变”中说：田中召开东方会议后，外界提出所谓“田中奏折”，“当时笔者正任职外务省，曾对此项奏案彻底调查，找遍档案，迄未发现”。
尽管“田中奏折”真伪问题已经争论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历史发展表明：日本在后来所实行的侵华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政策，与奏折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从1928年5月的“济南事件”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连续不断的十五年侵略战争、对亚太地区和国家的野蛮蹂躏，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普希金“一号日记”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是俄国著名诗人，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者和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建者。他1799年诞生在莫斯科的一个贵族地主家庭，少年时代就从事文学创作活动。诗人青年时代又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憎恶沙皇的农奴专制制度。在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他以诗歌为武器，热情讴歌进步和自由，并向贵族传统文学提出挑战。如在《致普柳斯科娃》一诗中，诗人写道：“我只愿意歌颂自由，只向自由奉献诗篇；我诞生到世上，不是为了用羞怯的竖琴（诗歌）讨取帝王的欢心。”他在《自由颂》中更是大胆地谴责暴君：“你专制独裁的暴君，我憎恨你，憎恨你的宝座！”1820年，普希金根据俄罗斯民间故事和传说，写成第一部长篇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这被看做是近代俄国诗歌转变的开始。三十年代，普希金的创作更加成熟，写出许多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诗篇。普希金1831年完成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为他赢得“世界第一流大诗人”的崇高荣誉。
作品通过主人公青年贵族奥涅金，生动地刻画了俄国贵族的典型，辛辣地讽刺和揭露了贵族社会的腐败和丑恶。俄国文豪高尔基称赞这部作品“真实地描绘了时代的面貌”，著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把它称誉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
普希金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文学财富，因而在俄罗斯和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声望。所有有关他的一切，都极为引人注目。1920年，定居法国的普希金的孙女叶莲娜突然向外界宣布：祖父的部分日记现正由她收藏着，这就是神秘的“一号日记”。普希金“一号日记”终于有了下落，这一度引起不小的轰动。
众所周知，普希金于1837年死于决斗。就在他去世后不久，杜贝尔特奉沙皇之命整理查封了普希金的手稿。他们在诗人的卧室里找到一些日记，因为疑有缺漏，就在日记扉页上注明编号为“二”。这样，被怀疑“散失”的那部分普希金日记，就顺理成章地被称为“一号日记”。但是，到底有没有所谓“一号日记”，如果有的话，又流失到了哪里，这些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谜。
一些专门研究普希金的学者断言：的确存在“一号日记”，这些日记可能就在客居国外的普希金后代手中。他们认为，普希金因为思想进步，早在1830年就受到沙皇当局的监视；为预防万一，他极有可能把自己的一部分日记藏匿在其他房间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而不是放在自己的卧室里。这些有着“大逆不道”内容的日记逃脱了宪兵的搜查，然后由普希金的几位至亲好友代为收藏起来。
根据这种观点，“一号日记”突然出现在普希金的孙女叶莲娜手中，是毫不奇怪的。有人设想，普希金的这份手稿最早可能在他的长子亚历山大手中，尔后几经辗转又到了叶莲娜的手中。普希金的孙女叶莲娜生于1889年，自小聪颖过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懂得波斯语、士耳其语等多种欧洲语言。1918年，叶莲娜随同母亲一起来到土耳其，后同一位骑兵大尉结婚，并迁居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