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浴在月色中的天坛是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因为在那时天幕低垂，天坛这座雄伟的穹顶建筑与周围的自然景物水乳交融，浑然一体。镀金的圆顶在云朵或繁星的衬托下闪闪放光，三层坛檐在夜里显得更加宁静、安详，令人敬畏。层见叠出的大理石栏杆支撑并托起了整座建筑，其造形象征了人类向上苍奉献了自己的灵魂。天坛恐怕是世界上最能体现人类自然崇拜意识的建筑。与其他森然可怕的宫殿或优雅别致的楼阁不同，天坛与哥特式大教堂一样，真正能让人们体察到神灵的启示。
祭天是中国古代最具威严的仪式，那是仅属于皇帝的特权。在这一活动中，皇帝是最高贵的祭司，是其臣民的代理主教。这种思想感情是中国最古老的思想方式，它既不是儒家的，也不是道家的，更不是佛家的，是先于它们很早就存在的。对上帝的膜拜 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开端。儒家学说是一个伦理道德说教系统，也包含一些以史实为根据的社会政治内容。孔夫子本人从实质上说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便是在他之前各时代祭天的形式。《论语》中有两处记载了孔子感觉史料不足的苦恼：我不知其细节，因为缺乏历史依据；如果史料充分，我就能恢复它们。还有一次他说他不知道究竟该怎样来祭天，如果有人知道，那么治理天下易如反掌。他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见《论语·八佾》）
不管怎样，祭天这种礼仪持续了四千年。它所唤起的那种威严神圣的感觉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除其祖先之外，皇帝只向天跪拜行礼。而只有祭天这一场合，皇帝才面北背南向天顶礼膜拜而不是面南背北受人膜拜。另外，还有一个古老的信念，认为皇帝“受命于天”，他统治的期限也是天命决定的。所以，一代王朝的衰亡是由于上帝已把“天命”传给了别人；当一个人在动乱之后成功地一统天下，人们便把他看做是“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正因为如此，汉语“革命”一词最初的含义就是“天命的改变”，这与欧洲“天赐君权”的意思是一致的。
还有一些认识是与此一脉相承的：饥荒与干旱被看作“天怒”。如果自然界或人世间出现了什么不同寻常的变乱，如日蚀、干旱或社会动荡等，人们就会认为是皇帝受到了天责。据中国神话传说，公元前十八世纪尧帝曾祈祷天帝赦免其子民的罪孽，只归罪他一人。
这种朴素的思想方法与中国哲学的阴阳五行观念密切相关。根据这一理论，世界的安宁依赖于阴阳的调和。如果人世发生了流血杀戮等暴行，破坏了阴阳的均衡，自然界便会出现干旱、洪水和彗星等现象。
天坛是圜丘坛、祈年殿两部分的总称。冬至在圜丘坛举行祭祖。祈年殿俗称天坛，春天来到（立春）时在这里举行祭祀，祈求五谷丰登，故而称做祈年殿，它比圜丘坛高出许多。但皇帝的“大祭”是在圜丘坛举行的，其隆重与堂皇的程度只有泰山之祭才能比拟。泰山之祭是另一仅仅属于皇帝的特权。但是，除非国富民强，天下太平，并不是每一个统治者都会在泰山举行祭礼。而且，一个平庸的皇帝祭泰山，人们会认为他狂妄自负。各朝史书对皇帝出祭泰山的事情都有详细的记载。
在冬至前夜，皇帝就离宫去天坛祭天，行进队伍庄严肃穆。为方便皇帝通过，紫禁城的午门与前门大开，这种场面是不多见的。皇帝的轿子由十六位贵族青年抬起，轿帘上绣满金龙，随从人员前呼后拥，大概有两千之多，其中包括王公大臣、亲随内侍，还有那五色斑斓的仪仗队伍。通过前门的道路已事先用黄土铺平，整个队伍在祭礼前一天的黄昏里静静走过。在天坛入口附近设有供皇帝当晚斋戒沐浴的斋宫，巨大的灯笼悬挂在祭坛的东南方，彻夜通明。灯笼架硕大无比，里边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照看灯火。午夜才过，皇帝就起身沐浴更衣，等候黎明的到来。终于一切准备就绪，王公大臣在大理石栏杆围成的环形阶梯上整齐侍立，为祭祀精选的小公牛在阶梯下东南角的绿色烤炉上准备妥当，天神与当朝皇帝祖先的牌位摆放整齐。然后，皇帝才开始走向祭坛。他首先在皇穹宇做一番祈祷，并在那儿休息一会儿，接着向南登上通往祭坛的三层阶梯。他在祭坛正下方的中间阶梯上站好，这时古朴的圣乐在一些比较简单的乐器上奏出。在同一层阶梯上东边摆放着太阳、五大行星与二十八星宿的神位，西边是月、云、风、雨的神位。皇帝身边站着一个保管祈祷所用跪垫的侍者和一个“监察员”，其职责是保证整个仪式完全按照传统的形式来进行。后面站在皇帝下方的是王子王孙。
祭祀时刻到了。皇帝登上台阶，站好位置，庄严肃立。他的正南方向摆着天的牌位，稍下方的左、右两侧安放着五帝的牌位，负责祭祀与祈祷仪式的官员站在附近。皇帝诵毕祭文回到原来的位置。整个活动分为三部分，每部分完成之后都有音乐奏起。等到作为祭品的公牛献上之后，皇帝便走下台阶，回到他斋戒沐浴的斋宫。从形式到内容，祭祀活动的每一步骤都要严格完成，方位、步伐、栏杆数目都有严格的规定，所有这些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在这一祭祀活动中，蓝色是神圣的。天是蓝的，琉璃瓦是蓝色的，大臣们的制服与皇帝的龙袍也以蓝色为基调。五色、五行、五方（四方加中央）在阴阳学说里都具有其特殊的含义。
天坛与坐落在煤山上的两个低矮小亭相似，但其外形的庞大增加了它的雄伟气势。天坛上的坛檐所构成的线条绝妙地表现了其古典的美，沉静平实。在泰国和缅甸，这种艺术构思被过分发挥，檐角上翘过猛，与另外一些表现得过于夸张的装饰一样，弄巧成拙。
北京也有一些印度支那风格的建筑，它们是随佛教一起进入中国的，其中北海白塔是最为突出的代表。舍利塔本质上是僧徒的坟墓，安放僧徒骨灰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穹顶形结构，顶部形状各异。位于平则门内的白塔寺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在规模与高度上，它与北海白塔是绝妙的一对，但由于它位处平地而不是建在山顶，所以并不十分引人注意。它始建于辽代，即一〇九二年，忽必烈于一二七二年进行了重建。与北海白塔相似，其塔基坚固，状如意大利红勤地酒瓶。塔的主体部分是一个十一层结构，上有一个卷边碟状的结构托起一个小塔。顶部小塔在古代是镏金的。外凸的塔檐上悬挂着风铃。忽必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据说他用了五百多磅金子和二百多磅银子来装饰这座建筑，他还命人环绕该塔修建了一排白色大理石矮墙，衬上铜网，以免顶部有东西滑落伤人。康熙和乾隆皇帝时期，白塔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修缮，但如今的白塔寺已陈旧破败不堪，宽敞的寺院成了定期庙会的场所，成了废铜烂铁、水果蔬菜的交易市场。
佛教建筑的另一种形式，佛塔，也有两个绝好的代表：京城西北角位于郊区的五塔寺和西山附近的碧云寺。五塔结构曾经是一座寺庙的组成部分，但今天只是孤零零地矗立在野地里。明朝时，有一富裕的印度高僧（即班迪达--译注）带来了佛的金像和金制的“金刚宝座”作为礼物献给了当时的皇帝（即明成祖朱棣--译注）。那位皇帝非常高兴，所以就让那个印度佛教徒在这个地方按照金刚宝座的形状修建了五塔寺。寺庙于一四七三年竣工。塔基是一个巨大的方块，高五十英尺，周边饰有齿状边缘的佛像，设有台阶。在这巨大的方形塔基上坐落着五座佛塔，中央一座，四角各一座，每座佛塔都由十一层构成。
碧云寺的佛塔是乾隆皇帝于一七四八年命人修建的。它的风格比较时新，也是同类建筑中最为完美的。佛塔本身及塔基周边的雕塑保存也比较完好。乾隆皇帝在此建塔是出于他对此地的偏爱，此处有他的行宫。塔身有十三层而不是十一层，而且人可以登上塔顶眺望周围的乡村，远处的北京城也尽收眼底。人们还能看到附近另一种风格的印度建筑，作为僧徒墓地的“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