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海与北海隔开的大理石拱桥称为金鳌玉桥。这座桥历来就是一条供人们从城区进入皇城的公共通道。在桥的两侧，人们可以瞥见湖上景致。着名的团城便坐落在桥的东端；与团城相连的小岛上，建有一座壮美的白色舍利子塔，也称白塔。这团城也称圆城，面积虽不大，但它却以承光殿中所供的玉佛闻名于世。佛像面露蒙娜·丽莎式的微笑，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据传说，不论一块多么洁白的玉石，只要一靠近这尊玉佛，便会黯淡失色。玉佛置于玻璃后面，游者可以贴近身去仔细端详。在承光殿的庭院中还有一件稀世之物，即玉瓶，它高约二英尺，壁上雕刻有龙和鱼的形象。它很可能是忽必烈汗的遗物。马可·波罗曾描述过这类玉制容器中的一件，说它价值连城，饰有珍珠缀成的流苏，高度“达五英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与承光殿这只相近的玉瓶，如内廷养心殿乾隆寝宫中存放的那只，但承光殿这只玉瓶的规格却是世上罕见的。据史籍记载，元宫城被毁时，此瓶逸失，后乾隆在一小寺庙中发现了它，遂付出相当于一千美元的高价将它买下，并移置于此。乾隆还在瓶上题写了自己的一首诗。我们应当记得，我们此刻正站在俯瞰蒙古统治者荣耀的小岛上，再向前去便是清统治者的遗迹了。
白塔显得很奇特，并非中国通行的样式。在园中观览的人们可以越过莲花覆盖的湖面看到它投在水上的倒影。人们若不走近前去，登上它作为基础的台基，便很难估测出它的体积之庞大，它的顶部很可能是北京城中的最高点。一般说来，舍利子塔的形状都是厚重而圆的塔身，顶部有一小巧的机关，令人想到在西藏、泰国、缅甸等地发现的高僧遗骨。白塔在北海御苑中所占的显赫位置，表明了佛教自十二世纪以来对中国的影响之深。实际上，佛教的影响还可上溯至四、五、六世纪（有紧邻北京的山西云冈石窟造像为证）。长久以来，佛已深入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而佛教实际上则是十九世纪以前中国所受的唯一重大的外来影响。唐朝以来，佛教故事一直是中国民众深感兴趣的。佛经用语也已渗透进了中国习用语言之中。慈禧太后被尊称为“老佛爷”，一个可爱的胖小子则被叫成“小菩萨”。至迟在四世纪时印度的僧侣便已来到了中国，他们被称做“西僧”，而佛教的天堂则被称为“西天”。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北海便已同非凡的道士邱处机有了联系。邱处机道号长春，当时住在昆仑山，成吉思汗闻得他的盛名，便派人前去相请。邱处机遂前往蒙古的额尔德尼会见成吉思汗，可是汗王已离去，他便继续寻访，在经历了长途跋涉的艰辛与奇遇后，两人终得在印中边界处相见。邱处机向大汗建议禁绝杀戮。自那以后，他便返回国内，在北海附近的赠地上住了下来。那座白塔实际上是一六五二年在第一位满族皇帝顺治督命下，为纪念达赖喇嘛来访北京而建造的--也许政治和宗教的意义各参其半吧！登上塔基便可看到，靠近塔基处有一神龛，内供一尊七头、三十四臂、十六足的偶像，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串人颅项链，清楚地显示了喇嘛教的影响。
站在这座绿宝石般的小岛之巅，人们可以看到天赐美景，看到广袤的乡野和都城的辉煌。十二世纪的周恽曾对这座小岛作过描绘，另一篇同类文字见于《辍耕录》，它述及了蒙古时期的古老荣耀。下面不远处的湖水闪着金色的波光潋影，远处的西山在褐色的暮霭中逐渐隐入了地平线。在晴和的日子里，西山便会映着朝阳，山峦由红转为微紫，再向上的山顶便转为紫红和幽蓝的色彩。前面的下方绿叶丛中隐约露出檐角的奇妙造型，饰有描金绘彩的朱红门柱与粗糙的皂荚树和松树的枝干形成悦目的对比。湖岸之上，彩绘瓦顶的牌楼散布于僻处，大理石桥横跨在碧蓝的湖水之上。仲夏时节，湖水常被绵延数英里的莲花所覆盖，那柔柔的花香并不为匆匆的过客所注意，却惹动了船中闲荡或岸上漫步的人们。向东不远处，内宫和三座雄伟的典礼大堂的檐顶历历可见。
在远近各处，特别是北面，小山上遍布着亭台楼榭，游廊隧洞，石甬路引人游历各处奇绝的景点。向低处的水平线看去，北面横亘着一道游廊，现已显出几分破旧之迹。我记得在那游廊上曾品尝过一种中国式的玉米糕，是用皇家御膳房的方法蒸制的（北海在一九二五年对公众开放）。这窝窝头用中国玉米制成，平时被看做穷人的食物，是买不起稻米的农人们吃的。可在御厨们的调制下，这粗糙的食品却变成了可口的美味。
在湖的北面，和白塔相对处有两座建筑。其中一座确是美轮美奂，那就是九龙壁。我记得它足有三十或四十英尺长，由龙云交织的浮雕构成，雕像皆覆以光彩夺目的琉璃瓦。另有一座九龙壁存于内廷的东部，但常人难得见到。在湖的最西北角上，坐落着两个非比寻常的建筑物，即小西天和大西天。大西天中有一座小山，山上凹雕着数百个高僧的造像。这一景观与其说是为了引起赞佩之情，毋宁说是为了镇服信徒。它令我心生一丝恐惧，犹如柬埔寨吴哥窟和印度庙宇给我的感受，那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塞着人的形象。有时我从中能见出一种倾向，我称它为中国的洛可可，一种过于雕饰的倾向。这种情形在中国的园林中亦有表现，形状各异的门窗太多，普通的院墙也要在顶部现出波浪状的饰样，那种简洁线条的古典美已被置诸脑后。同样，出现在彩绘陶瓷上的装饰风格也往往显得过分，比之宋代的白色单彩瓷瓶具有的朴素美，已显得大为逊色。
在中国的园林中，亭子始终占有重要地位。亭子是一种很小、很简单的建筑，它的轮廓让人一目了然。它还必得作为一种美，独立在那儿，如花瓶一般。亭子的形制、比例、飞檐彩饰等方面都凝聚着深远的匠心。若要达到完美，便须依据特别的目的选择色调和形体，上下高低都要比例匀称，或小巧或雍容，风韵有别。若干亭子联合在一处，其色调与形制就更显重要了。我们在这一带便可以见到两处实例。
第一处是玉亭岭，坐落在西北角。那岭的形体恰似舞动之龙，跃入水中，五座亭子略呈半圆状分布，像通常那样以廊道相连。这一布局造成的美妙组合打破了湖岸轮廓的单调之感。
另一组亭子见于煤山的岭上，在北海北面入口不远处。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过的煤山，在内廷后面中央处拔地而起，也许有三百英尺高，且与内廷相隔，因而它与许多城门处在同一中轴线上。这中轴线是从外城的南门延伸过来的。因为北面没有中心门，所以煤山便成了这条线的终点。它无疑成了观察烽火台上烟火的地点。那些烽火台是一套战时报警设施，它们列成一线从北面的长城穿过乡间直达此地。山岭上的五座亭子顺着向下的山势匀称地分布，它们的造型和色彩总是令游人赞叹不已。据朱丽叶·布莱顿 的记述，这些亭子经过使臣们的描绘，其美名传到了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耳里，于是她命人在彼得格勒的皇宫中为她复制了一座。
再向下去，便有一株铁链拦护的树，指示出明朝末帝在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时上吊自尽的地点。皇帝一大早便换了衣裳，脱去了皇袍，宫中响起了早朝的钟声，可是没有一人上朝。皇帝穿了一件短小的绣龙上衣和黄紫二色长袍，赤着左脚，由一名叫王承安的忠心太监陪伴，从神武门出宫，进到煤山园内。他凄然凝望着城中，在长袖的袖口上写下了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然后他便在有名的“皇家冠带”亭内上吊而死，那位忠心的太监也一同赴死。
颐和园有着同北海、中南海一样的景致。它也是建在山水之间，装点有塔庙、游廊，只是它规模要大得多，也更加奢华。有案可稽的是，它是一个老太婆的五千万美元的即兴之作。慈禧太后挪用了二千四百万两银子，营造这座供她玩赏的巨大游乐场。
常听人说中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海军在甲午海战中败于日本之手，致使中国不得不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我很怀疑这一说法。即便中国建起了一支规模不大的海军，它也会在战争打响后片刻即告溃灭。挪用海军军费的主意是受到太后的着名首席大臣李鸿章的赞同的，即便当时朝廷的情形换个模样，中国也不会拥有像样的海军。李鸿章的搜刮之手从煤铁矿到河运是无孔不入的，他和盛宣怀都是那一代人中的首富。他们所办的中国轮船运输公司以贪污腐败而臭名昭着。一九一一年中国革命民众的大暴动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推倒盛宣怀。如果说这类人连盈利性的商业航运公司都办不好，还谈得上什么办海军呢？在天津，八国联军打算将带来的近百万磅弹药和杂凑的来福枪、炮弹卖给买办，这些军火都是俄、德、法、英、捷克诸国造的，实际上是否能用就另当别论了。在一艘海战中被俘获的中国炮舰上，人们发现它只携有两发炮弹。如此看来，即便是那笔钱不被那满脑子私欲的老太婆挪作他用，难道中国就能在海战中战胜日本吗？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曾想部分毁掉颐和园，可他们终于未能做成。几年以后，园子又经修复，得以重放昔日光彩。
有一幅传世的画轴，是为庆贺康熙皇帝六十寿辰作的，节日中充满喜庆气氛的城市风光尽展在妙笔长卷之中。它引导观赏者的视线从内宫经过城西北的景致，再穿过西直门，进入西北郊，停在老颐和园外的几道门那儿。画面展现了那个重大日子的庆贺场面。列阵的士兵、骑兵、御用车马仪仗、聚集在各处的满族旗手以及乐工和杂技艺人，最后还有沿西郊大路分布的客栈，来自各省的行会把它们都占用了。画上的文字说明着各个戏院是由哪个行会或衙门出资承办的。
颐和园即新圆明园，它的园址毗连圆明园的废墟。那场浩劫发生在咸丰朝。那时，着名的慈禧太后还是个年轻姑娘。她随同她的国王夫君一道，可耻地逃到热河。那段回忆想必如创痛一样令她无法释怀，她是亲眼目睹了圆明园的昔日风采的，可眼下却为兵燹所夷，显然再无修复之望。那是一种惨绝的践踏文明的行径。她在晚年以为她应当建一座新园以享快慰，于是便有了现在这座颐和园。她为此颇觉得意，以致在这新游乐处所竣工后，她在里面度过了她的大部分时日。
这座颐和园，从建筑学的观点看，确实代表了中国关于地上天堂的幻想。有时它被称为万寿山，因为园中最显耀的便是万寿山，它坐落在西山之麓，靠近玉泉山。山上的建筑鳞次栉比，山北的入口处还有一座建筑群，入口通至湖的北岸，那里有一座宏伟的佛香阁，绮丽高峻，矗立山顶，直薄云天。这座建筑最能代表中国人“阁”建筑的理想，建阁于高处意在望远。在园中不计其数的建筑物中，包含着一座三层的戏台，一个设有铁制转藏轮的亭子和庭院。这是为慈禧太后建成的一处绝妙居处，位于一片美丽的石庭之前，装点有一对铜鹤和其他摆设，最讲究的是从特定角度、位置上观览景致时可见出的匠心。正如现代建筑中观景窗的设计追求那样，亭台楼榭通常都选在前景与远景水乳交融、和谐一体之处。从不同的地方都能见到玉泉山上汉白玉塔的姿影，因此人们在远处也会看到装点着汉白玉牌楼的整个景观，犹如置身梦境之中。
在较低处，一座华美的拱廊立于岸上，两端立有两尊来历久远、闻名遐迩的铜狮。整个湖岸线都是由绵长的汉白玉栏杆和蜿蜒伸展的彩绘长廊环绕着的，以秀美着称。站在拱廊之下的人们可以看到隔湖相对的龙王岛，以及通向岛上的十七孔桥。再向远望，在岛的一角，横有一座以其精美而着名的桥，人称罗锅桥或驼背桥。
那条大石船，又称石舫，有两层楼高，长约八十英尺，伫立不动，泊于水中，其状如真，构想新异。有一次慈禧太后弄来了一条游玩的汽船游湖，船游一周达四英里长，但她后来却没有再游--也许是她买不到零部件吧！
色彩、形状、线条与气氛是构成一切艺术的基本因素，而艺术的任务就是创造美。艺术直接诉诸感官，但美感的衰退经常把艺术引向歧途，促使人们用智力、几何方面的分析来替代已丧失殆尽的对美的感受，那实际是一种绝望的体现。对这种艺术进行任何理论上的辩白都是毫无意义的。
众多宫殿与皇家游乐场的精妙着色艺术，我们已经谈过了。但对中国建筑来说，无论是宫殿还是宝塔，形状是同样重要的。在中国所有的寺庙建筑群中，宝塔是至关重要的成分。事实上，最古老的寺庙唯一保存下来的部分通常就是宝塔。它就像一个花瓶，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完全依赖线条与形态的安排来体现其造形之美。在西方城市中，教堂的尖顶为人们提供了陆上标志；在中国的风景中，宝塔起着与之异曲同工的作用。
北京的寺庙数不胜数，有儒家的，也有道家的，有佛教的，也有喇嘛教的。就其形状的完美来讲，天坛别具一格、出类拔萃。许多作家盛赞它为“中国一切宗教建筑最杰出的代表”，“三层青瓦金顶的圣坛”，是“人类灵感的杰作”。在中国所有的艺术创造中，就单件作品来说，称天坛为至美无上的珍品恐怕并不过分，它甚至要超过中国的绘画艺术。天坛对人们情感的震动，除了它的壮丽雄伟之外，还来自其建筑本身的比例合度，其色彩的完美，及其与苍天的浑然一体。朱丽叶·布莱顿曾以诗人般的敏感这样描写她静观天坛时的感受：
在这一游人罕至的静谧角落，你可以不必担心他人的打扰，凝眸注视那大片微微颤动的青草和那些庄严矗立的绿树，纵横交叉的大理石甬道把它们划成大大小小的格子。这些草木似乎吸收了周围空间、光线和空气中所包含的一切宁静与柔和。如果时间允许，你可以在清晨来这里，晨曦薄雾中的天坛顶盖仿佛悬浮在半空，梦境般隐约迷离。正午时分，阳光灿烂辉煌，此刻的天坛又别是一番景色。傍晚，夕阳西下，如一轮火球坠入西山之后，晚霞映红了大理石，色彩格外鲜艳。清晨、正午、傍晚的天坛，风景各异。但若想真正体会天坛的精妙绝伦，你得选择月明星稀或瑞雪缤纷的夜晚，月光是如此的神秘，雪花是那样的轻盈，只有此时此刻，你才能切身体验到天坛，这人类建筑的瑰宝，与那树木的美妙，与那苍穹的空旷是如何和谐，它是如何准确地反映了生命与永恒的真谛！只有此时此刻，你才能领悟这树丛与建筑象征了智慧、爱心、敬畏与无所不在的宁静。神用这些启示教育混沌无知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