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辉煌的北京(林语堂全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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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皇宫和御苑(2)

然而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却要数文华殿后面文渊阁中的皇家藏书处。那是一座两层楼阁,里面的藏书都套在丝或织锦的书套里,书套旁边用玉别针别住。那儿还有皇帝的御书房,分布在底层和顶层,皇帝可以在此读书。那儿有乾隆皇帝的四部大型藏书中的一部,即着名的《四库全书》。藏在圆明园的一部同样图书在一八六〇年被入侵的英、法联军烧毁了。那时欧洲人极为欠缺对中国的了解,英、法联军的士兵们全然不知他们烧掉的是多么宝贵的财富。当年乾隆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寻有价值的古书,这些书被送往首都,由学者编辑们着手逐一进行研究,并与已有的书籍进行对照。将选出的图书列出书目,用手抄下来,纳入这个庞大的总集。

此外,还附加了未能包含在内的一些优秀书籍目录。当时的编辑们尽皆广闻博学者。尤其是老学者纪晓岚,他是一位聪明过人、富于幽默感的地道学者,乾隆非常敬重他。当年对《四库全书》中每本书的风格、着述情况和价值所作的简要编辑评论,亦即提要,至今仍保持在经典评论的水平。较早编就的是永乐年间的全书--《永乐大典》,除了大约二百本今存者外,其余着作已尽被烧毁或已散逸。这套《四库全书》的编纂亦效其法,由专门学者们认真标注,每一笔都加以认真查验。用墨精美,用的是又白又厚、质量上乘的宣纸,用丝线装订成册。

当世人看到康熙、乾隆学习汉语的巨大热情,早期许多汉人对满族统治者的怨恨便逐渐化为乌有了。这些帝王都是文学艺术的保护者,许多令人折服的百科全书、字典、参考书都是由他们下令编辑的。幸运的是,康熙和乾隆皇帝执政皆达六十年。事实上,乾隆在位将及六十一年时,他便退隐了,声称他不敢超过伟大的康熙统治的年限。他死前在内廷东侧又平静、舒适地生活了几年。由于乾隆深谙汉族文化,且作有精湛的诗句和书法作品,因而世间有一传说也许不是无稽之谈,即乾隆父母是汉人,幼年时他被偷偷带进宫,由他人用计袭了皇位。

清代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在四岁时就被推上了宝座。我在北京时,溥仪还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仍住在内廷,跟从R.F.庄士敦(R.F.Johnston)先生学英语,庄士敦先生为他取了个很妙的皇室名字--亨利。我的一位朋友曾看到这位亨利·溥仪的桌上放着一罐亨特莱和帕尔默公司出品的饼干,毫无疑问那是他的英语导师送给他的。人们还看到他从旧书上撕下一页来擦鼻子。后来他被“基督徒”将军冯玉祥戏剧性地赶出了皇宫,当然这并非因为他本人有什么过咎,再后来便被日本人绑架、软禁,送至天津;然后被立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在广岛事件后,他又在前往满洲里途中被俄国人逮捕关押。

我最后一次听到溥仪的消息是在一九六〇年。那时他已成为一名普通人,正在彻底交代他那与生俱来的“资产阶级”罪行,发誓要为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而工作。

西苑中的南海、中海和北海是历代皇帝的娱乐场所,覆盖着古树,有北海的藏式白塔君临其上,从远处便可依稀望见白塔的丽影。法语称白塔这种奇形怪状的结构为“薄荷瓶”,这比喻很恰当。这一带原是忽必烈汗所建诸宫殿的中心。当初那些宫殿中挂着野猫和貂,地板上铺着黑貂皮。忽必烈汗的猎鹰房在西部。马可·波罗写道:“他的公园内有许多白色雄鹿、鹿、瞪羚和不同种类的乖巧的松鼠。”奥德里克曾对宫中一只机械孔雀的技术奇迹大加赞叹,那里还有一座金制的水钟。(参看第四篇)

南面是南海,有着极美的景色,也发生过令人寒心的惨剧。由一道狭长的地带与北面陆地相连的一座小岛便是瀛台,它常被此间译为“海洋平台”。实际上,“瀛”的含义是让人想起广为传说的中国海中的仙岛。

改革派皇帝光绪被软禁于此达整整十年之久。它还使人忆起被戴上铁面具然后关进地牢的法国王子,他在那里腐烂、死去,却不为人知,那小岛就在法国戛纳以外的海中。光绪的命运不及王子那么悲惨。这岛虽小,景色却美,光绪帝只在这点缀着美丽建筑群的小岛内才有自由。他是在太监们的严密看守下生活的。那些太监们晓得,他们的小命能否保全就取决于是否眼从太后的旨意。他们常常换班看守皇帝,这样便无人能与皇帝密谋逃跑。一次有位太监在寒冷的冬天里看到纸窗上有些漏洞,出于对年轻皇帝的怜悯,把洞给补上了。第二天,这位太监便被解除了职务。原来,瀛台中发生的一切,都会立即传进光绪的这位婶娘、专横的皇太后的耳朵。光绪皇帝想推动中国政府进行一系列现代改革,但他的计划遭到了叛徒袁世凯的出卖。三十岁时,他想必产生过一种令人遗憾的听天由命的态度,满足于自己对南海中景致变化的玩赏。这也许没什么不好,面对这样一位母老虎似的婶娘,这位年轻人能做什么呢?时值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兴起之际,他所爱的妃子珍妃在八国联军兵临城下,他与慈禧太后仓皇出逃的前夜,被太后直接下令投入了井中。

“珍妃井”的故事,据一位亲眼目睹的太监讲述原是这样:太后亲自下令后,又亲自坐在庭院对面看着太监投人下井。她的这一恶毒之举起于她内心的危机感。由于她采取了鼓励义和团的方针,导致了全面的暴乱。皇帝本人对此手足无措,但珍妃却总是有独到的见解。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仍企图劝说慈禧太后,让皇帝留在京城与外国侵略者进行谈判。世人皆知皇帝对“洋鬼子”颇有善感,可那老妇人害怕洋人通过这一突变的事件使皇帝重握大权。这是她绝不能忍受的,因而她命令皇帝跟随她一道出逃。除上述原因外,珍妃遇害还由于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宫中只要有一位聪明的女人就足够了。今天在内宫后面的东北门内,有处景物总被介绍给游客,那就是“珍妃井”。

历史上总是有很多“伟大”的皇后和女皇。唐皇后武则天本以皇帝,即自己的儿子的名义统治天下,却终于以叛逆罪废之,一连数年不许他与外界联系,禁止他见客接人。一位忠诚的宫中侍卫为了保护年轻的皇帝,曾剖腹落肠,以此阻止太后加害于她的儿子。此处对光绪帝的情形加以叙述,不仅是由于我从英文着作中读到了对这位“伟大”女皇、宫谋魁首的毫无意义的颂扬,还因为这段史事影响着整个现代中国历史的进程。

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只比慈禧太后早一天离开人世,这绝非巧合。很显然,一想到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后自己而死的皇帝说不定要向自己的亡灵报仇,毁坏自己的令名,这位老妇人根本无法忍受,因此皇帝便在她前一天“适时地”去世了。传说皇帝咬破他的手指,用鲜血写下了他最后的愿望,即在一八九八年应将背叛他的袁世凯永远驱逐出朝廷。不管这传说是真是假,袁世凯在光绪死后四年间的确被驱逐出了官场,直到一九一一年革命时期他才重又掌权。

南海、中海、北海目睹了一系列事件串成的悲剧。在南海,光绪皇帝像囚犯一样死去;一个与中海相关联的人物--袁世凯出卖了他。袁世凯在民国成立后,重又登上了政治舞台。因为他控制着军队,一九一五年他企图自立为皇帝。一九一六年,一个叫蔡松坡(蔡锷)的人,在云南举行了倒袁起义,打碎了袁世凯的迷梦。这位蔡锷的名字永存于北海西北角的松坡图书馆。面对蔡锷的起义,袁世凯筹划已久的君主制度像一枕黄粱般地破灭了,因为民众的意志是反对君主制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便要脱离民众。袁世凯被那些同谋者所欺骗,竟以为全国上下都支持君主制的计划,因而利令智昏,悍然称帝。按现今的说法,梁士治(绰号“财神”)曾建有一家报馆。他每天早晨都为袁世凯提供上海的报纸,筛选新闻内容,改编后在北京印刷。从那些报纸中,袁世凯得出了民众强烈要求恢复中国的君主制的印象。明代最后一位皇帝临终时一番话听起来非常像袁世凯的最后感想:“然皆诸臣误朕。”

自从一九一二年建立了民国,三海的大部分区域已向公众开放。金鳌玉桥头,屹立着北京国立图书馆。这是一座极高雅的建筑,与周围古典格调的环境十分协调。它构成了中海与北海的分界线。这一地区,尤其是中海,是慈禧太后常去的地方。现在孩子们可以在湖面上划船或滑冰,但在帝国时期,这里却是禁地。这里的紫光阁是同治皇帝(一八六二至一八七四年在位)第一次接见外国使臣的地方。这座建筑有四五十英尺高,虽不像其他大殿那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却显得很亲切。宫殿内点缀着建筑艺术的珍品。此处可以看到隐在树丛中的拱形屋顶,彼处有一条修饰性的拱廊护卫着上桥的通道;这里是缤纷灿烂的琉璃瓦,那里是一尊大佛--但整体都很严谨,与周围景致协调一致。唯一的例外是一座隐蔽的欧式建筑,那是慈禧太后突发奇想兴建的。袁世凯将其改建成他的总统府,可是,把它改得非常难看。它衬托在典型的东方景致下,在西方的游客看来,显得不伦不类,非常难看。

朱丽叶·布莱顿用优美的文笔描述了三海区域的难以名状的美。“分析北海这块被遗忘的角落的迷人之处……是不可能的。这魅力是一种应仔细品尝的味道,是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是我们眼中的色彩,倒映湖中的柳影;是灰色的石堤,如同沿湖岸扭动的巨龙。这魅力存在于南飞的雁群中,存在于微风吹动的青草中。那青草爱抚着破旧的汉白玉石栏,一如鲜嫩的灌木在金色屋顶中伸展。它们还存于蓝蓝的水中琉璃瓦的倒影,存在于被淡紫色的通道略微染成紫色的乌鸦翅膀上,存在于黄昏站立在岩石上的挺拔的苍鹭,苍鹭们像立在基座上的铜像一样凝然不动,也存在于对于惆怅地凝视着我们的历史的思忆中,存在于轻柔地融入尘埃的今日之忧伤中。”

罗伯特·哈特爵士曾组建了中国的邮政系统。朱丽叶·布莱顿是他的侄女,她怀着深厚的感情撰写了关于北京的文章,而且常常写得很美。她所着的《北京》(Peking)一书堪称是关于这一古都的英语书籍中的典范作品。

她所写的所有庙宇和景观都是她怀着特殊的游览兴趣做过实地考查的。说来真巧,写北京写得最好的几位作者,名字的起首字母都是“B”,布莱契奈德(Bretshneider)写出了最好的考古研究报告;布莱顿(Bredon)带着一个探幽钩沉者的明敏志趣,写到了北京城中所有被遗忘的角落。J.P.O.布兰德(J.P.O.Bland)和柏克豪斯(Backhouse)是一对搭档,柏克豪斯的中国知识和布兰德的生花妙笔相结合,便写出了两部读来颇似探案小说的历史着作--《北京宫廷纪事与闻见录》(The 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和《女皇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这里无意贬损其他作者的成就,但上述着作的价值将永存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