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领导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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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如何统御下属(2)

战国期间,赵国在赵太后执政时,秦国发兵来进攻。赵国求救于齐国。齐国提出必须以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作人质,才肯发兵相救,赵太后坚决不同意,群臣看到国家危急,便纷纷进谏。赵太后明确宣布:“再有来谈拿长安君作人质的,我就往他脸上吐唾沫!”左师触龙冒死谒见太后,太后怒气冲冲等着他来。触龙进来先谢罪说:“老臣我腿脚有毛病,好久不能来请安了,我担心太后的身体不舒服,今天特意来看望太后。”接着问了太后的饮食行走情况,太后见触龙不提人质的事,怒气渐渐消了下来。触龙又接着对太后说:“我的小儿子舒祺,最不成才,可我又非常疼爱他,恳请太后允许他到宫中当一名卫士。”大后问:“他年纪多大了?”触龙说:“今年15岁了,虽然小,可我想趁我在世时托付给您。”太后说:“想不到你们男人也疼爱小儿子。”触龙说:“恐怕比你们女人还疼爱的厉害。”太后笑着说:“还是我们女人疼爱的很。”触龙说:“老臣我私下里认为你对燕后的疼爱,比对长安君强。”太后说:“你错了,不如疼爱长安君厉害。”触龙说:“父母爱孩子,必须为他们作长远打算。想当初,您送别女儿出嫁燕国时,虽然为她的远离而伤心,抱着她哭。但是又祷祝她不要回来,希望她的子子孙孙在燕国为王。您为她想的这么长远,这才是真正的受。”太后信服地点头称是。触龙又接下去问:“三代之前,赵王的子孙当时封侯的,现在还有继承当候的吗?”太后说:“没有。”触龙说:“这就是因为考虑不长远,时间近点的祸临到自身,时间远点的祸临到子孙,难道国君的儿子一封侯就不好了吗?问题在于他们地位尊贵而没有功勋,俸禄优厚而没有劳绩,还拥有许多宝物。现在太后您把长安君的爵位封得很高贵,还赐给他许多肥沃的土地和珍贵的珠宝,可又不让他趁年轻时为国立功,一旦您百年之后,长安君凭借什么继续在赵国处于高位呢?”太后听罢说:“呃,任凭你来安置他吧!”于是立即为长安君准备了车马礼物,送他去齐国当人质,催齐国出兵。齐国很快出兵,秦国兵退,遂解赵国之围。

隋时,隋文帝的第三个儿子秦孝王杨俊,开始颇有美好的名声。隋文帝曾下诏书予以奖励。但后来杨俊渐渐奢侈起来,违犯制度,出钱求息,老百姓和官吏不少受到他的苦害。隋文帝派人查清确有此事后,处罚了杨俊手下的一百多人。但杨俊仍不接受教训,盛治宫室,穷极侈丽。隋文帝以其奢纵,罢了他并州总管的官职,让他回到家中。左武卫将军刘升劝说:“秦王没有其他过错,只不过浪费些官物营造住舍而已。我看可以宽容。”隋文帝说:“法不可违。”刘升又再三劝说,文帝忿然大怒,才不再坚持。不久,杨素又来劝说:“秦王的过错,不应该作罢官处理,愿陛下仔细考虑。”隋文帝说:“我是有五个儿子的父亲,如果依你的意见,何不另外单独制定皇帝儿子的法律呢?象周公那样为人,尚且诛杀了管、蔡。我实在不如周公远呢,怎么敢做亏法的事。”坚决不同意恢复杨俊的官职。过了不长时间,杨俊病死,隋文帝命令葬事一定要从俭办理。杨俊的佐僚请为杨俊立碑,隋文帝回答说:“要想求名,一卷史书(记载)就足够,何必要用立碑这种办法。如果子孙不能保家,石碑不是白白给人家作镇石吗”?历史上,不少国君和将帅对自己所宠爱的人,不是让他们发奋上进,建功立身,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予种种特殊的照顾,但由于这些人“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往往主子一死,奴才便跟着完蛋。西汉文帝时的宠臣邓通身有铜山,而被饿死,就是典型的一例。所以,作为领导者对自己所喜爱的部属切不可搞“拔苗助长”,而应帮助他们提高才识,创建功劳,以便其立身于世。

领导者不能有“庸妒症”

“庸妒症”,是指一些才能平庸的领导者出于对别人成就的恐惧,以及怕别人才华超过自己而产生忧虑的一种思想情绪。在培养后备人才、选用接班人时,他们惧怕那些才华出众、才能超过自己的下属人员,只培养一些无胆无识、碌碌无为、才能比自己还要平庸的人,这样,才能在平庸者面前炫耀自己的能力,而且还能使平庸的后来者乖乖地听命于己、一呼百应,像驯服的工具、忠实的奴仆,丝毫也危及不到自己的仕途前程。同样,后来者居上的领导人由于才华平庸,也效仿前辈领导者的做法,拒绝给有能力的部下进修提高的机会,使他们不能脱颖而出,继续培养比自己能力还差且听命顺从、俯首贴耳、懦弱无能的庸碌之辈。实际上,“庸妒症”是一些领导者惧怕人才竞争的一种可怕的心理障碍,是一些领导者身上的病毒,如果不及时进行心理治疗,给予铲除,对国家的兴旺、企业的发展。都将是百害而无一利。

唐朝奸臣李林甫,培植出来的后备官吏必须符合他的标准。后备梯队大多是既胆小怕事、迎合巴结、又没有主张的平庸之辈,像陈希烈就是李林甫培养出来的“后备”丞相。李林甫一死,这些治国乏术的昏庸之辈,致使唐玄宗晚年的朝政愈加昏暗不堪,“安史之乱”爆发之时,朝中竟无一人能拿出制敌之策。唐朝的衰败不能不说与”庸妒症”有关。

南宋时期,秦桧当政,他培植的官员大多是唯命是从的懦弱小人。他培养后备属官的标准是:第一,在政治路线上一定要同他一致;第二,在个人能力上一定要比他差;第三,在品德上一定是软骨头,对他绝对服从。秦桧的一名副宰相孙近,就是他的得意门徒。孙近才华平庸,只知鹦鹉学舌,秦桧在朝廷上公开说:朝廷应该同敌人讲和,天子应当向敌方下拜。孙近就随声附和:应当下拜。当有人到政事堂向孙近征询国策时,这位执政大臣,被连问三次都答不出活来,最后只说已经让下面有关人员讨论去了。这种无才无能之人,能指望他抗敌治国吗!秦桧死后,由于孙近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自然也学秦桧那一套育人术,培植一些近乎窝囊的同僚执政,能力上比自己更差。这些大臣虽没有秦桧那样奸恶歹毒,但都没有治国之策、御敌之术,到头来,谁也不能挽救南宋的颓败局势。

“庸妒症”既然是一种不良的心理品质,作为领导者,就应当时时提醒自己,有意识地加强自身的素质修养,开阔自己胸怀,正确地看待自己和自己的部下。以企业、事业为重,敢于培养在才华方面超过自己的人,敢于提拔重用比自己强的人,这才是有作为的领导者。

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对苏轼的栽培,足可以显出他的育人气概。当21岁的苏轼进京应试时,适逢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任主考官,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轨在仅600余字的文章中,初步阐明了他一生所遵循的从政治国的思想。由于科举文章不署名,欧阳修看后,虽深深为苏轼的才气所感动,准备以这篇文章推荐苏轼为第一名,但又怕自己的学生曾巩的文章超过苏轼。为避嫌疑,他把苏轼举为第二名。后来,欧阳修曾对别人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让他出人头地!”欧阳修明明看到苏轼将会超过自己,却大力褒奖,心甘情愿地“让他出人头地”。这种育人之气概,令人肃然起敬。

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在培育后备人才方面,不妨学一学欧阳修,尽力消除自己身上的那种“庸妒症”病毒,以免让病毒传染给别人。

亲贤臣,远小人

有功之臣当给与厚报,但是有的君王则恰恰相反,诛杀有功之臣,这样的人古今都有。但看看结果,大家都会明白,这种不明智的做法终会带来无形的隐患。我们做领导也如此,要亲贤臣,远小人,让你的员工吹着口哨为你干活,你就成功了。

韩信早年曾追随项羽,后来又投到刘邦门下。他足智多谋,屡出奇计,为刘邦打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齐王,后又降为淮阴侯。

刘邦坐稳了江山之后,看到韩信握有重权,并且深得军心,不由得食不甘味,辗转难眠。他宴请群臣,面对臣下的恭贺,也忧心忡仲。张良察颜观色,明白了是刘邦害怕功高之人今后难以驾驭,就私下对韩信说:“你是否记得勾践杀文种的故事?自古以来,只可与君主共患难,而不可与其共享福。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啊!我们要好自为之。”于是,张良激流勇退,见好就收,他请求回乡养老。刘邦故作恋恋不舍状,再三挽留,最后封其为留侯。张良功成身退,终于保身全名,可谓有先见之明。

韩信尽管认为张良的话有道理,但是对刘邦还是抱有幻想:自己当初曾舍命救过他。可是不久,便有奸佞之臣诬告韩信恃功自傲,不把君主放在眼里。那是项羽乌江自刎之后,他的一个大将钟离昧拼死杀出了重围,逃到韩信那里避难。因为韩信与他是生死之交,就偷偷地把他藏了起来。刘邦知道此事后,认为他怀有二心,决心除掉他。

可是韩信作为一朝权臣,要除掉他也不是那么容易。于是刘邦就设了一个圈套,让韩信自投罗网。他以巡游为借口,要到楚地的云梦(今湖北安陆)去打猎,同时派信使通知诸侯王到陈地会合。这样就能调虎离山,把韩信从封地中骗出。一旦他脱离靠山——军队和封地,就不愁没机会下手了。

韩信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害怕。明知前面有陷阱,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前往陈地谒见刘邦。为了保全自己,不让刘邦找到借口抓他,他权衡再三,最终还是逼着好友钟离昧自杀了,然后就提着钟的首级来见刘邦,想以此来表明他对刘邦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