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时代，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是一位辅佐君王的奇才。武王死后，成王年幼无知，由周公旦摄政。而成王的三位叔叔——管叔、蔡叔、霍叔，却企图阴谋陷害周公旦。他们散布流言，说周公旦图谋不轨。周公旦为避开谗言，隐居于东，不再过问政事，后来管叔、蔡叔谋反，事情败露，才使成王懊悔不已，亲自迎接周公旦归来。成王几乎错识了贤才。
东汉末年，王莽篡权之前，曾经极力伪装自己。他装作谦恭，礼贤下士，经常把家中的马匹、衣服和银两拿出来救济百姓，以至家中的钱财所剩无几；同时，他还常常在汉平帝面前坦言自己克己奉公，诚实待人。当他获得汉平帝的信任而大权在握时，便露出狰狞面目，专断朝政，最后亲自杀害了汉平帝，篡权自立，对百姓施予暴政。
由此观之，领导者知人要深，知人要全，必须通过“日观其德，月课其艺”的全面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识人才既不能一俊遮百丑，也不能只见不足、不见长处。
知人难，难在于分其良萎、贤佞，这是因为人是很复杂的。《六韬·选将》举了这样的十五种例子：有的外似贤而不肖，有的外似善良而实是强盗，有的外貌恭敬而内实傲慢，有的外似谦谨而内不至诚，有的外似精明而内无才胞，有的外似忠厚而不老实，有的外好计谋而内缺乏果断，有的外似果敢而内实是蠢才，有的外似实恳而内不可信，有的外似推憧而为人忠诚，有的言行过激而做事有功效，有的外似勇敢而内实胆怯，有的外表严肃而平易近人，有的外貌严厉而内实温和，有的外似软弱，其貌不扬而能干，没有完不成的事。人就是这样往往表里不一。尤其是表里不一，又巧于伪装的人，以其外善蔽其内恶。以其外贤掩其内奸，那就更难辨别了，所以佞人常能欺人而得掩其奸恶。因此观察一个人，不能只看其表面，要透过其表面现象透视其内心世界，这就是说要从表到里，看是否一致，才能知其人。要做到这一步，确是不易。而能否知人，这决定了如何看人，如看人重德重其实践，佞奸者骗人之术则难于得逞。如果只听其言而不察其行，且喜人歌颂，恶人直言，就恰好为阿议者所述，把佞奸视为忠直，将忠直视为佞奸。
辨别贤佞是个大难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但从理论上讲，要辨别肯定是可以的，问题是决定于用人的人，如能以公心来对待其下属的言行，并用实践效果来检验其是否正确，贤佞自必分明。王充在他所著的《论衡·答佞篇》比较详细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他以问答形式进行论证：有人问佞人和谗人有否异同之处？他答道：两者都是卑鄙的人，但表现不同，谗人是以口害人，而直言不讳；佞人以阴谋诡计害人，而隐瞒其动机。因此，谗人害人易如，佞人害人则难知。有人质问：这么说，佞人则不能知了？他答道：“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贤；不能知贤，不能知佞。唯圣贤之人，以九德检其行，以其效考其言。行不合于九德，言不验于事效，大非贤则佞矣。大知佞以知贤，知贤以知佞；知佞则贤智自觉，知贤则奸佞自行得。贤佞异行，考之一验；情心不同，观之一实。”他认为能知贤由能知佞，知佞则能知贤，因贤佞是对立的，否定了此方则可肯定彼方。而辨别的标准是“九德”，看其言行是否符合，并用实践效果来检验其言行，贤侯则可辨别。对此，王充在《论衡·定贤》里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兹录于下：
“子贡问日：‘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日：‘未可也。不若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夫如是，称誉多而大小皆言善者，非贤也。善人称之，恶人毁之，毁誉者半，乃可有贤。以善人所称，恶人所毁，可以知贤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贤，不知誉此人者贤也？毁此人者恶也？或时称者恶而毁者善也！人眩惑无别也。”
王充是反对所谓“圣人之言皆无非”的学者，他多“非孔”的言论。孔子答弟子子贡关于识别贤佞的问题时，认为全乡的人都夸奖或憎恶都不能肯定其人的好坏，只有乡里的好人称赞、坏人毁谤才能辨别。王充对此提出质疑：孔子又怎能知道称赞的人是好人，毁谤的人是坏人呢？也许是称赞的人是坏人，毁谤的人是好人。显然，如果是这样，按照孔子的逻辑，辨别贤思则适得其反：把好人视为坏人，坏人视为好人了。所以，王充认为孔子所的说的话仍使人迷惑，不能辨别好人、坏人。
那么，依照王充辨别贤佞的办法是什么？即他前面所说的以实践效果来检验其言行。贤与佞其言行也不大一样，如将之总结，也可窥见一班。如路子贱以两种鱼吃饵的情况来比喻贤佞，对辨别贤佞也有一定参考意义：
《说苑·政理》记载：忠于贱将要赴任单父县令时，前往拜访阳昼，说：“子亦有以送仆呼？”阳昼说：“吾少也贱，不知治民之术，有钓道M焉，请以送子。”子贱问：“钓道奈何？”阳昼答道：“夫投纶（钓丝）错（放）饵，迎而吸之者，阳桥也，其为鱼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纺也，其为鱼也，博而厚味。”硬子贱说：“善！于是告别阳昼，前往单父县。他还未到，单父的官吏和地方绅士已前来迎接，道路两旁，挤满车马和人群。子强对车夫说：“车驱之，车驱之，夫阳昼之所谓阳桥者至矣。”窗子贱到单父县后，了解县里年老长辈及贤士，便亲往拜访他们，跟他们一起讨论如何治理单父。
阳昼以钓道甄别贤与不贤，有一定道理：他以“迎而吸之者”即见饵即食的阴桥鱼比喻那些趋炎附势的人，以在诱饵面前“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即不易上钓的妨鱼比喻志行高洁的贤士。阳昼所说的阳桥鱼与纺鱼的特点，也是贤与不贤者的标志，这使洛贱从中悟出如何辨别贤与不贤。所以，他见夹道相迎的那些官绅，视之为“阳桥”，驱车快走而过；到单父县后，才去访贤求教，与之商议治民之道。
上述比喻很有启迪意义：新的领导到一地或一个单位工作，鉴别其所属成员如何是项重要的事，不要一见亲己就认为好，要加以冷静的考察和认真的了解，才能正确使用和信任。
如何辨别贤与不贤
岳飞用良马与劣马来说明“致远之材”与“鸳钝之材”，对辨别贤与不贤也很有借鉴作用：《宋史·岳飞传》记载：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岳飞人见高宗，高宗间：“卿得良马否？”飞说：“臣有二马，日咬刍豆数斗，饮泉一躺，然非清洁则不受。介而驰，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奋迅，自年至酋，犹可二百里。方鞍甲不息不汗，若无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远之才也。不幸相继以死。今所乘者，日不过数升，而袜不择粟，饮不择泉，揽辔未安，踊跃疾驱，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毙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穷，驾钝之材。”高宗赞许，说：“卿今议论极进。”
岳飞谈良马与劣马，实是比喻贤劣之才。良马食大饮洁，故体力强，仁善用力，始跑不快，百里后才疾跑，半天能跑二百里，不流汗，不喘息，这是因“其大受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远之材也。”劣马则食量少，不择饮食，一起步便猛跑，跑不到百里，力竭汗喘，宛如死马，这是因“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穷，驾钝之材也。”贤劣之人也类似，凡积德累才盼才能成为致远之材，负起任重道远的重任；而对于“缺德”的劣才，委以重任是无益甚至有害于国的。
明太祖朱元库识别贤佞，则从另一角度，即从其所举的人去知其人贤否。（明太祖实录）（卷14）记载：
1382年八月，有广东儒士上治平策。明太祖看后，对待臣说：“此人不识道理，岂有涉数千言论治，而不及用贤。天下之大，欲联一人治理之乎？虽有至圣之君，犹以用人为重，易尝谓人无足用也。盖独智自用，所见者狭，资贤而任，则所及者广。”学士宋呐说：“诚如圣谕。但贤才之在天下，在上岂能周知，必赖君臣荐举，然得贤与否，系手举之者何如耳！”明太祖说：“小人所举，未必为君子，君子所举，未必为小人。故观其所举，即可知其人贤否矣。”
明太祖所说的话，说明他重视用人。他说：“观其所举，即可知其人贤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也算是辨别贤佞之一法。因为君子、小人一般不会混在一起，君子喜君子，小人交小人，其所荐举也如此。但不能以此法去衡量一切人。有的小人因善于矫饰，忠王之臣也被其所惑而为荐之，古代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鉴别人才的依据
人们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孔孟学说一直是中国学术的主流，对中国人有很大的影响。现代依然相当通用而被肯定的人间观察法就是其中之一。
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
“视其所以”就是说观察其行为，看他班在做什么。但是只是这样是不够的，还要更进一步了解他的动机是什么，仔细吟味他的目的为何。若能做到此，就可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了。孔子的这个看法没有什么欺骗的味道，是一个极为正统的意见，在今日依然是一个完全通用的人间观察法。
战国初期的法家先驱李克，曾身为魏文候的宰相，从法治主义的立场断然改革国内的政治，和理想主义的孔孟思想不同，他是一位极富于现实感的政治家。
当李克还是文侯的政治参将时，有一次，文侯问他关于选任宰相的意见。当时有魏成子和翟璜二位宰相候选人，二位都是朝廷的重臣，论才能、经历实在分不出优劣。魏文候不知要选哪一位当宰相，于是询问政治参谋李克的意见。
选任宰相是一国的最高人事，如果说出人名，说不定会为自己日后招来祸端，所以李克很慎重地避免说到个人的名字，只间接地提出人物鉴别的五条依据。
一、境遇不佳时都亲近些什么人？
二，富裕时都施予些什么人？
三、处于离位时采用什么样的人？
四、陷于穷地时是否不做不正的行为？
五、贫穷时是否不贪取？
李克所着重的，不是二个人的能力和才能，而是整个人的资质，这点很值得研究玩味。
附带说明，当时被选为宰相的是魏成子，后来翟璜也被认为是宰相人物，因为就能力、才能这一点来看，他们二位，不相上下，但如果从李克所提出的五个方面来看，特别是第三条“处于高位时采用什么样的人”这一点，则有明显的差异。他们二位重臣都积极地启用人才，这点是相同的，但他们所推荐的人则有质的差别。翟璜推荐吴起、西门豹，乐单等蒙受魏的隆盛之有力之士，这些人充其量只不过是文侯的臣下，而魏成子所推荐的人是子厦、田子方、殴干木等，都是文侯仰之为师的人，以当时中国人的常识来看，很明显魏成子较能采用优秀的人才。
从李克的时代开始约百年以后，燕照王因齐的攻击想要重整国内的政治，从各国广招人才，乃找师傅郭隗商量，当时郭隗提出了一个人才招揽法。
“以礼出任对方，谨受其教，如此可招致比自己优秀百倍的人才；对对方表示敬意，洗耳恭听他的意见，如此可招致比自己优秀十倍的人才。”
“如果和对方对等，只能招致和自己差不多少的人。倚靠在床口边，柱着拐杖横眼竖眉地颐伎着，这样只能招致一些小官吏。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大声叫嚷申诉，这祥只能招致些下仆。”
这也是一个卓越的人才招揽法，在此所谓人才的意义，不是单指有才能而已，其着眼点在于善用比自己优秀的人才。有了这种想法，所以，推荐魏文侯所仰慕为师之人的魏成子，比推荐有才能但只能做文侯臣下之人的翟璜，他的评价要来得高，此乃是理所当然之事。
在鉴人用人方面，中国的传统是以德为主，但也有以才为主的，三国时代的曹操就是“唯才是举”。他曾三次下了求才的招贤令，致使魏国人才云集，战将千员，雄兵百万，成为三国之中力量最强盛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