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学者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深有感触地说：看一个人的外表是无法识察其本质的，凭一个人的相貌是不可衡量其能力的。有的人其貌不扬，甚至丑陋，但却是千古奇才；有的人虽堂堂仪表，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草包，倘以貌取人，就会造成取者非才或才者非取的后果。
一向慧眼识珠的曹操，也有以貌取人的错举。益州张松过目不忘，乃天下奇才，只是生得额窄头尖，鼻堰齿露，身短不满五尺。当张松暗携四川四十一州地图，千里迢迢来到许昌打算进献给曹操时，曹操见张松“人物猥琐”，从而产生厌烦之感；加之张松言词激烈，揭了自己的短处，便将张松赶出国门。刘备乘机而入，争取到了张松，从而取得了进取四川军事上的优势。如果曹操不是以貌取人，而是礼待张松，充分发挥其才识，那样恐怕会是另一种结果。
同样，现代企业的领导者，要真正识别人才，就需要对个人进行全方位的审察，看其是否具有相当的能力，是否有发展前途。如果不注重一个人的学识、智慧、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与使用；不注重其专长的发挥；只是通过其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来衡量他的判断能力、表达能力、驾驭语言的能力，只是仅凭一个人的相貌如何来判断其能力的大小，甚至由此来决定人才的取舍，那么，必将导致人才被埋没。下面，我们还以古人为例，从正反两方面来说明如何识才、用才。
据传，夏桀商约长相姣美，身材魁梧，堪称美男子，而且勇武超群，智慧过人。若仅观其外表，不啻“天下之杰”。然而，他们却是残虐众民的暴君。与此相反，历史上其貌不扬的奇才却大有人在。据《苟子·非相》记载，楚国的孙叔敖，头发短且稀疏，左手长，右手短，五短身材，立于车上还没有辕前横木高，却能辅佐楚霸王，使其执政的楚国成为战国时期实力强盛的国家之一。
可见，相貌美丑与人的思想善恶和能力大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人虽貌丑却有德有才，则不失为君子；人虽貌美而无德无才，却只能是小人。
别以个人好恶认人
对人的看法，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其好坏。因为人的兴趣、爱好、性格各有所异，不能只凭自己的爱好，以己之见来断定某人是否为贤。有的管理者往往以感情用事，看到某人的脾气和志趣与己相投，便不再注意这个人的其他方面，就把他当成了人才。这样，往往会出现只有情投意合才被重用，搞自己的“人才小圈子”，而埋没了很多为领导者所“不了解”的人才。
刘备在得到诸葛亮之前，只凭个人的喜好作为识人标准，凭个人的印象和臆测选识人才，并自认为自己已“文有孙乾、糜竺之辈，武有关、张、赵之流”。殊不知，天下之广，人外有人。只凭个人感情来评判人，结果往往会走入迷津。他常叹自己思贤若渴，身边无人才，以至于第一次见到司马水镜时竟无端埋怨说，我刘备也经常只身探求深谷中的隐贤，却并没有遇到过什么真正的人才。司马水镜引用孔子的一段话，批驳了刘备的错误观点，说：“孔子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怎么能说无人才呢？”继而又指出，荆襄一带就有奇才，你应该去访求，为三顾茅庐拉开了帷幕。所以，仅凭长官意志、个人印象来肯定或否定某个人，只能空怀爱才之心，不会得到真正的人才。
唐高宗时，大臣卢承庆专门负责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被考核人中有一名粮草督运官，一次在运粮途中突遇暴风，粮食几乎全被吹光了。卢承庆便给这个运粮官以“监运损粮考中下”的鉴定。谁知这位运粮官神态怡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脚步轻盈地出了官府。卢承庆见此认为这位运粮官有雅量，马上将他召回，随后将评语改为“非力所能及考中中”。可是，这位运粮官仍然不喜不愧，也不感恩致谢。原来这位运粮官早先是粮库的混事儿，对政绩毫不在意，做事本来就松懈涣散，恰好粮草督办缺一名主管，暂时将他做了替补。没想到卢承庆本人恰是感情用事之人，办事、为官没有原则，二人可谓“志趣、性格相投”。于是，卢承庆大笔一挥，又将评语改为“宠辱不惊考上。”卢公凭自己的观感和情绪，便将一名官员的鉴定评语从六等升为一等，实可谓随心所欲。这种融合个人爱憎好恶、感情用事的做法，根本不可能反映官员的真实政绩，也失去了公正衡量官员的客观标准，势必产生“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的弊端。这样，最容易出现吹牛拍马者围在领导者左右，专拣领导喜欢的事情、话语来迎合领导的趣味和喜好。久而久之，领导者就会凭自己的意志来识别人才，对对他有好感的人便委以重任；而对与领导保持距离、印象不深的人，即使真有实才，恐怕也不会委以重任。所以说，偏爱偏恶对人的识才与任用是片面的，对国家、对事业将会带来不良后果。
最典型的事例要算是秦始皇以自己的爱憎标准来判定“接班人”，致使江山断送的那段历史了。秦始皇偏爱幼子胡亥，偏恶长子扶苏，这与他重法轻儒有关。秦始皇非常信仰法家学说，他喜读韩非的《孤愤》，是因韩非的思想对他进行统一战争很有作用。韩非指出，国家强弱的关键在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由于秦始皇崇信法家思想，蔑视以“仁爱”为核心的懦家思想，更容不得其他思想的存在。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扶苏与之意见相反，他坚持儒家思想，建议以仁义治国，以德服天下。这引起秦始皇的不满，赶扶苏去做监军。因赵高学法，而赵高又是胡亥之师，所以，始皇宠信胡亥。不可否认，秦始皇以法治国对统一中国是起了决定作用的。但爱憎要实事求是，不能偏爱、偏恶。任何学说，都有其产生的客观原因，有其合理的部分，都必须随时代的变化、条件的更新而向前发展，或被其他学说所吸引，或兼容并蓄。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严刑峻法；加之，私欲膨胀，至胡亥更甚，民不聊生，暴秦终被推翻。正是秦始皇不讲德治，对长子的直谏，不采其合理之言，反而责为异端，对那些以法为名、实为害民的胡亥、赵高等爱之、用之，使其以谗言陷害扶苏得以夺权篡位，致使秦传至二世而亡。所以说，识人才，绝不能仅凭自己的爱憎，轻易断言。
联想到今天的现实社会中有些企业管理者总是以感情上的偏好、偏恶来识别人才、选拔人才。喜欢的、志趣相投的，就倍加称赞，即使本事平平，企业上的大事也要把其召来商议；不喜欢的，往往刁难、非议，即使有才干，也看不到，更谈不上重用，最终使有才干的人伤了心，离开企业而去。企业的凝聚力是靠人心换来的，人心散了，企业岂能有所发展。
事实上，以自己偏爱、偏恶的标准来识别人才时，这种管理者大多心态不正，最根本的在于其为人做事没有原则，以感情用事，随心所欲。这样的领导自觉不自觉地以志趣、爱好、脾气相投作为惟一的识才尺度，实际上，这是一种把个人感情置于企业利益甚至社会利益之上的错误做法。从近处来讲，许多与他志趣不投的有才华之才，他视而不见，感情上有抵触情绪，其结果是企业的人才被流失。从长远看，以个人的好恶识别人才，没有客观标准，没有原则性，在管理上，就会随心所欲地处理问题，管理制度本身就会失去约束性和原则性，在领导者周围就会出现一群投其所好的无能之辈，左右企业，长此下去，势必会严重影响企业的发展。
所以，领导者识别人才时，必须把个人的感情置之度外，抛开自己的爱好与志趣，以整体利益为重，这才是治国安邦、勤家敬业之根本。
知人才能识人，识人才能善用
一个聪明的领导者，必须掌握科学地使用人才的方法。在扬其所长，抑其所短的同时，把握住长处与短处相互转化的时机，灵活地处理长处与短处之间的关系，科学地使用人才，防止误入机械地、死板地使用人才的死胡同。否则，盲目地使用人才，不管人才是否擅长，不管人才具备什么特点，乱点鸳鸯谱，势必把事情办糟。
战国时期，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越国大臣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以后，功成身退，转而经商，很快成了一个大富翁。有一次，他的二儿子在楚国犯有杀人罪被楚国抓获囚禁。范蠡想用金钱贿赂楚国的官员，以换回儿子的性命。于是便准备派小儿子带着很多金银财宝前往楚国办理此事。临行前被大儿子知道了此事。大儿子坚决要求改派他去。范蠡便反复劝说其大儿子，此事只有你弟弟去才能办成，你不适合办理此类事情。但其大儿子执意要去，并称否则要自杀。无奈，范蠡只好派了长子去办理此事，并写了一封信，让其送给他以前的好友楚国的大臣庄生。同时再三对其长子说：“到了楚国之后，把信和钱全部交给庄生，一切听从他的安排，不要管他怎么处理此事。”其长子到了楚国后，拜会了庄生。庄生收下钱和信后即对其长子说：“你马上离开此地，以后你弟弟即便放出来了，也不要探听其中的原委。”但其长子离开庄家时，看到庄家家徒四壁，院内杂草丛生，毫无权贵之相，便认为庄生难成此事，因而就没有离开楚国，又擅自在楚国贿赂其他权贵。庄生虽然穷困，但却非常廉直，楚国上下都很尊敬他。范蠡的贿赂，他并不想接受，只准备在事成之后再还给他，所以那些钱财他丝毫未动。事过几日后，庄生向楚王进谏，说某某星宿相犯，这对楚国不利。只有广施恩德才能消灾。楚王便依了庄生的建议，诏告天下，实行大赦。范蠡长子闻说楚国要实行大赦，知道其弟一定会出狱，而给庄生的金银财宝不是白送了吗？于是就到了庄生家，向庄生把金银财宝要了回来。庄生在原封不动地奉还金银财宝后，很是恼怒，认为自己让这样一个孩子家给耍了。次日进宫便向楚王进谏：“以前所说星宿相犯之事，大王准备大赦修德，但其中一人不能大赦。此人杀人被囚，其家人带着金银财宝来楚国上下行贿。如果大赦此人，不是在行善，而是在积恶。”楚王听后，当场下令先处死范蠡的次子，然后实行大赦。范蠡的长子只好取了弟弟的尸体回家。当范蠡看到其次子的尸体后大笑说：“我知道他去只能杀死他弟弟，因为他惜金如命，而我小儿子却是挥金如土。办理此事，如果心疼钱财，只能把事情办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用人必须把握其特点，用其所长。否则，无论是多么好的出发动机，都不会取得好的效果。范蠡的长子平时爱惜钱财，舍不得浪费一丝一毫金钱。这对于勤俭持家来说，显然是个长处。但让其去做行贿或者交友、济贫等类似事情，这则是个致命的短处。范蠡的小儿子平时挥金如土，毫不疼惜钱财。如果让他去交朋友、拉关系，这显然是个长处。如果让他当家理财，则显然又成了一个致命的短处。所以，我们在使用人才时，必须根据人才的特点，科学地使用人才。否则，很容易把事情办糟。
知人力求全面
选用人才不可求全责备，但知人识人应该力求全面。看人要看主流，以他的全部历史中的全部表现为衡量依据，决不可单凭一时一事而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