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领导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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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识人是一门大学问(2)

晋代学者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深有感触地说:看一个人的外表是无法识察其本质的,凭一个人的相貌是不可衡量其能力的。有的人其貌不扬,甚至丑陋,但却是千古奇才;有的人虽堂堂仪表,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草包,倘以貌取人,就会造成取者非才或才者非取的后果。

一向慧眼识珠的曹操,也有以貌取人的错举。益州张松过目不忘,乃天下奇才,只是生得额窄头尖,鼻堰齿露,身短不满五尺。当张松暗携四川四十一州地图,千里迢迢来到许昌打算进献给曹操时,曹操见张松“人物猥琐”,从而产生厌烦之感;加之张松言词激烈,揭了自己的短处,便将张松赶出国门。刘备乘机而入,争取到了张松,从而取得了进取四川军事上的优势。如果曹操不是以貌取人,而是礼待张松,充分发挥其才识,那样恐怕会是另一种结果。

同样,现代企业的领导者,要真正识别人才,就需要对个人进行全方位的审察,看其是否具有相当的能力,是否有发展前途。如果不注重一个人的学识、智慧、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与使用;不注重其专长的发挥;只是通过其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来衡量他的判断能力、表达能力、驾驭语言的能力,只是仅凭一个人的相貌如何来判断其能力的大小,甚至由此来决定人才的取舍,那么,必将导致人才被埋没。下面,我们还以古人为例,从正反两方面来说明如何识才、用才。

据传,夏桀商约长相姣美,身材魁梧,堪称美男子,而且勇武超群,智慧过人。若仅观其外表,不啻“天下之杰”。然而,他们却是残虐众民的暴君。与此相反,历史上其貌不扬的奇才却大有人在。据《苟子·非相》记载,楚国的孙叔敖,头发短且稀疏,左手长,右手短,五短身材,立于车上还没有辕前横木高,却能辅佐楚霸王,使其执政的楚国成为战国时期实力强盛的国家之一。

可见,相貌美丑与人的思想善恶和能力大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人虽貌丑却有德有才,则不失为君子;人虽貌美而无德无才,却只能是小人。

别以个人好恶认人

对人的看法,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其好坏。因为人的兴趣、爱好、性格各有所异,不能只凭自己的爱好,以己之见来断定某人是否为贤。有的管理者往往以感情用事,看到某人的脾气和志趣与己相投,便不再注意这个人的其他方面,就把他当成了人才。这样,往往会出现只有情投意合才被重用,搞自己的“人才小圈子”,而埋没了很多为领导者所“不了解”的人才。

刘备在得到诸葛亮之前,只凭个人的喜好作为识人标准,凭个人的印象和臆测选识人才,并自认为自己已“文有孙乾、糜竺之辈,武有关、张、赵之流”。殊不知,天下之广,人外有人。只凭个人感情来评判人,结果往往会走入迷津。他常叹自己思贤若渴,身边无人才,以至于第一次见到司马水镜时竟无端埋怨说,我刘备也经常只身探求深谷中的隐贤,却并没有遇到过什么真正的人才。司马水镜引用孔子的一段话,批驳了刘备的错误观点,说:“孔子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怎么能说无人才呢?”继而又指出,荆襄一带就有奇才,你应该去访求,为三顾茅庐拉开了帷幕。所以,仅凭长官意志、个人印象来肯定或否定某个人,只能空怀爱才之心,不会得到真正的人才。

唐高宗时,大臣卢承庆专门负责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被考核人中有一名粮草督运官,一次在运粮途中突遇暴风,粮食几乎全被吹光了。卢承庆便给这个运粮官以“监运损粮考中下”的鉴定。谁知这位运粮官神态怡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脚步轻盈地出了官府。卢承庆见此认为这位运粮官有雅量,马上将他召回,随后将评语改为“非力所能及考中中”。可是,这位运粮官仍然不喜不愧,也不感恩致谢。原来这位运粮官早先是粮库的混事儿,对政绩毫不在意,做事本来就松懈涣散,恰好粮草督办缺一名主管,暂时将他做了替补。没想到卢承庆本人恰是感情用事之人,办事、为官没有原则,二人可谓“志趣、性格相投”。于是,卢承庆大笔一挥,又将评语改为“宠辱不惊考上。”卢公凭自己的观感和情绪,便将一名官员的鉴定评语从六等升为一等,实可谓随心所欲。这种融合个人爱憎好恶、感情用事的做法,根本不可能反映官员的真实政绩,也失去了公正衡量官员的客观标准,势必产生“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的弊端。这样,最容易出现吹牛拍马者围在领导者左右,专拣领导喜欢的事情、话语来迎合领导的趣味和喜好。久而久之,领导者就会凭自己的意志来识别人才,对对他有好感的人便委以重任;而对与领导保持距离、印象不深的人,即使真有实才,恐怕也不会委以重任。所以说,偏爱偏恶对人的识才与任用是片面的,对国家、对事业将会带来不良后果。

最典型的事例要算是秦始皇以自己的爱憎标准来判定“接班人”,致使江山断送的那段历史了。秦始皇偏爱幼子胡亥,偏恶长子扶苏,这与他重法轻儒有关。秦始皇非常信仰法家学说,他喜读韩非的《孤愤》,是因韩非的思想对他进行统一战争很有作用。韩非指出,国家强弱的关键在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由于秦始皇崇信法家思想,蔑视以“仁爱”为核心的懦家思想,更容不得其他思想的存在。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扶苏与之意见相反,他坚持儒家思想,建议以仁义治国,以德服天下。这引起秦始皇的不满,赶扶苏去做监军。因赵高学法,而赵高又是胡亥之师,所以,始皇宠信胡亥。不可否认,秦始皇以法治国对统一中国是起了决定作用的。但爱憎要实事求是,不能偏爱、偏恶。任何学说,都有其产生的客观原因,有其合理的部分,都必须随时代的变化、条件的更新而向前发展,或被其他学说所吸引,或兼容并蓄。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严刑峻法;加之,私欲膨胀,至胡亥更甚,民不聊生,暴秦终被推翻。正是秦始皇不讲德治,对长子的直谏,不采其合理之言,反而责为异端,对那些以法为名、实为害民的胡亥、赵高等爱之、用之,使其以谗言陷害扶苏得以夺权篡位,致使秦传至二世而亡。所以说,识人才,绝不能仅凭自己的爱憎,轻易断言。

联想到今天的现实社会中有些企业管理者总是以感情上的偏好、偏恶来识别人才、选拔人才。喜欢的、志趣相投的,就倍加称赞,即使本事平平,企业上的大事也要把其召来商议;不喜欢的,往往刁难、非议,即使有才干,也看不到,更谈不上重用,最终使有才干的人伤了心,离开企业而去。企业的凝聚力是靠人心换来的,人心散了,企业岂能有所发展。

事实上,以自己偏爱、偏恶的标准来识别人才时,这种管理者大多心态不正,最根本的在于其为人做事没有原则,以感情用事,随心所欲。这样的领导自觉不自觉地以志趣、爱好、脾气相投作为惟一的识才尺度,实际上,这是一种把个人感情置于企业利益甚至社会利益之上的错误做法。从近处来讲,许多与他志趣不投的有才华之才,他视而不见,感情上有抵触情绪,其结果是企业的人才被流失。从长远看,以个人的好恶识别人才,没有客观标准,没有原则性,在管理上,就会随心所欲地处理问题,管理制度本身就会失去约束性和原则性,在领导者周围就会出现一群投其所好的无能之辈,左右企业,长此下去,势必会严重影响企业的发展。

所以,领导者识别人才时,必须把个人的感情置之度外,抛开自己的爱好与志趣,以整体利益为重,这才是治国安邦、勤家敬业之根本。

知人才能识人,识人才能善用

一个聪明的领导者,必须掌握科学地使用人才的方法。在扬其所长,抑其所短的同时,把握住长处与短处相互转化的时机,灵活地处理长处与短处之间的关系,科学地使用人才,防止误入机械地、死板地使用人才的死胡同。否则,盲目地使用人才,不管人才是否擅长,不管人才具备什么特点,乱点鸳鸯谱,势必把事情办糟。

战国时期,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越国大臣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以后,功成身退,转而经商,很快成了一个大富翁。有一次,他的二儿子在楚国犯有杀人罪被楚国抓获囚禁。范蠡想用金钱贿赂楚国的官员,以换回儿子的性命。于是便准备派小儿子带着很多金银财宝前往楚国办理此事。临行前被大儿子知道了此事。大儿子坚决要求改派他去。范蠡便反复劝说其大儿子,此事只有你弟弟去才能办成,你不适合办理此类事情。但其大儿子执意要去,并称否则要自杀。无奈,范蠡只好派了长子去办理此事,并写了一封信,让其送给他以前的好友楚国的大臣庄生。同时再三对其长子说:“到了楚国之后,把信和钱全部交给庄生,一切听从他的安排,不要管他怎么处理此事。”其长子到了楚国后,拜会了庄生。庄生收下钱和信后即对其长子说:“你马上离开此地,以后你弟弟即便放出来了,也不要探听其中的原委。”但其长子离开庄家时,看到庄家家徒四壁,院内杂草丛生,毫无权贵之相,便认为庄生难成此事,因而就没有离开楚国,又擅自在楚国贿赂其他权贵。庄生虽然穷困,但却非常廉直,楚国上下都很尊敬他。范蠡的贿赂,他并不想接受,只准备在事成之后再还给他,所以那些钱财他丝毫未动。事过几日后,庄生向楚王进谏,说某某星宿相犯,这对楚国不利。只有广施恩德才能消灾。楚王便依了庄生的建议,诏告天下,实行大赦。范蠡长子闻说楚国要实行大赦,知道其弟一定会出狱,而给庄生的金银财宝不是白送了吗?于是就到了庄生家,向庄生把金银财宝要了回来。庄生在原封不动地奉还金银财宝后,很是恼怒,认为自己让这样一个孩子家给耍了。次日进宫便向楚王进谏:“以前所说星宿相犯之事,大王准备大赦修德,但其中一人不能大赦。此人杀人被囚,其家人带着金银财宝来楚国上下行贿。如果大赦此人,不是在行善,而是在积恶。”楚王听后,当场下令先处死范蠡的次子,然后实行大赦。范蠡的长子只好取了弟弟的尸体回家。当范蠡看到其次子的尸体后大笑说:“我知道他去只能杀死他弟弟,因为他惜金如命,而我小儿子却是挥金如土。办理此事,如果心疼钱财,只能把事情办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用人必须把握其特点,用其所长。否则,无论是多么好的出发动机,都不会取得好的效果。范蠡的长子平时爱惜钱财,舍不得浪费一丝一毫金钱。这对于勤俭持家来说,显然是个长处。但让其去做行贿或者交友、济贫等类似事情,这则是个致命的短处。范蠡的小儿子平时挥金如土,毫不疼惜钱财。如果让他去交朋友、拉关系,这显然是个长处。如果让他当家理财,则显然又成了一个致命的短处。所以,我们在使用人才时,必须根据人才的特点,科学地使用人才。否则,很容易把事情办糟。

知人力求全面

选用人才不可求全责备,但知人识人应该力求全面。看人要看主流,以他的全部历史中的全部表现为衡量依据,决不可单凭一时一事而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