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领导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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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识人是一门大学问(1)

了解人的内心世界

唐赵蕤的《反经》中关于识人内心有这样的论述:我听说领导将帅的原则是,一定要了解手下英雄的内心世界。然而,人不容易了解,了解人不容易。汉光武帝刘秀是很善于听其言知其人的皇帝,但却被庞萌迷惑;曹操是明察将士的高手,还是给张邈骗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事物之表面现象相似但实质不同,是很容易迷惑人的。所以目空一切的人看样子很聪明其实并不聪明;愚蠢得可爱的人看上去像个正人君子其实不是君子;鲁莽的人好像是很勇敢的人其实不是。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大多给人一种颇有智慧的印象,亡国之臣往往表现出忠心耿耿的样子。混杂在禾苗里的莠子在幼苗时期与禾苗几乎没有区别;黑牛长上黄色的花纹很像是老虎;白骨像是象牙;色泽像玉的石头很容易与玉石混淆。这都是似是而非的事物以假乱真的情况。

《人物志》说:“随随便便许诺的人给人的印象为人爽快,实际上这种人却少有信用;什么事都要插一手的人好像多才多艺,一旦要他拿出真本事就会露馅;锐意进取的人似乎精诚专一,可是这种人的热情不会持久;吹毛求疵的人好像是很精明,实际上只能添麻烦;动不动答应给人这样那样好处的人好像乐于施惠,但是这种人常常说了不算;当面百依百顺的人貌似忠诚,然而这种人大多是阳奉阴违之辈。这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典型现象。也有似非而是的情况。大政治家看似奸诈,却是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有大智慧的人看似痴愚,然而其内心却一片空明,聪明盖世;博爱的人看似虚幻,其心胸实际上非常宽厚充实;正直无私的忠言虽然听了让人不高兴,但其情感却是出自一片至诚。人世间诸如此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现象,如果不是天下最精明的人,谁能分辨得清呢?”

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知人比知天还难。天还有春秋冬夏和早晚,可人呢,表面看上去一个个都好像很老实,但内心世界却包得严严实实,深藏不露,谁又能究其底里呢!有的外貌温厚和善,行为却骄横傲慢,非利不干;有的貌似长者,其实是小人;有的外貌圆滑,内心刚直;有的看似坚贞,实际上疲沓散漫;有的看上去泰然自若,迟迟慢慢,可他的内心却总是焦躁不安。”姜太公说:“人有看似庄重而实际上不正派的;有看似温柔敦厚却做盗贼的;有外表对你恭恭敬敬,可心里却在诅咒你,对你十分蔑视的;有貌似专心致志其实心猿意马的;有表面风风火火,好像是忙得不可开交,实际上一事无成的;有看上去果敢明断而实际上犹豫不决的;有貌似稀里糊涂、懵懵懂懂,反倒忠诚老实的;有看上去拖拖拉拉,但办事却有实效的;有貌似狠辣而内心怯懦的;有自己迷迷糊糊,反而看不起别人的;有的人无所不能,无所不通,天下人却看不起他,只有圣人非常推重他。一般人不能真正了解他,只有非常有见识的人,才会看清其真相。”凡此种种,都是人的外貌和内心不统一的复杂现象。

南北朝时的政论家桓范说:“如果贤惠和痴愚的不同,像葵花和苋莱那样容易区别,那还有什么不好辨认的呢?可是贤惠和愚劣却像莠与禾苗一样,常常似是而非,那就难办了。”战国时哲学家杨朱在《法言》中说:有人问到知人之难时说:“人和人的区别如果像泰山与蚂蚁,河海与小水洼一样,那太容易分辨了!可是如果要区别大圣与大奸,就太难了!呜呼,只有把似是而非的现象辨别清楚后,才可以说知人不难的话!”

看人要从大处着眼

看人,是从大处着眼,还是从小处吹毛求疵,这是关系到能否知人、用人的大问题。“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句成语对于只从小处看人者,是个很好的讽喻。是人总有缺点,如果用人者眼睛只盯着人才的缺点,即使踏破铁鞋也无处寻觅到人才了。

对事对人都要辩证看,有高山必有低谷,具有大才的人其某方面的缺点也就很突出,有一位很聪明的科学家却不能区别公母鸡,这并非笑话,而是事实。因为他全部精力都放在他的专业上,对其他一切就不放在心上了,如因此而认为他笨就错了。

因此,看人要从大处看,看其本质,看其大节,看其长处。在用人上,用其大节而不计其小节,用其长处而合其短处。如能对每人都用其所长,让他干他所胜任的工作,则天下人人尽其才,社会必将繁荣,国家必将强盛。

当然,德与才并非一回事,有德的未必有才,有才的未必有德,用德才兼备的人是理想的人,但也应“唯才是举”,赦小过以举贤才。只要有好的选拔人才的制度,即监察、考核、赏罚制度,就可促进人才队伍不断茁壮成长扩大。看大要看其本质。本质,就是说原来的本质,本质与素质的意义一样。素质包括德才两方面。德的素质有忠厚、老实、公正,这是好的品质;奸恶、虚伪、自私,这是坏的素质。人的素质也有高低之分,高的素质如精明、能干、敏捷,低的素质如愚笨、庸劣、迟钝。看人,主要是要弄清其人的本质、素质,这对于了解其人是很重要的,也可以说是知人、用人的关键环节。

《列子·说符》记载了伯乐推荐九方皋相马的故事:

秦穆公对伯乐说:“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伯乐答道:“良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马者,若灭若没,若亡若失,若此绝尘弭彻,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马,不可告以天下之马也。臣有所以共担缠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马,非在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使召见并派他去求千里马。三个月后,九方皋回来报告说:“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问:’‘何马也?”九方皋说“牝(母马)而黄”。穆公派人去取马回来,却是一匹黑色的牡(公)马。穆公很不高兴,派人叫伯乐来对他说:“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牝壮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说:“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而造其所不视。若皋之相,乃有贵乎马者也。”穆公叫人去把马牵来,伯乐一看果然是一匹千里马。

秦穆公认为九方皋连马的颜色和是公是母也分不清,哪能懂得相马呢?而伯乐却说九方皋相马的本领比他强千万倍,因为九方皋相马是看它的本质,是否具有千里马的特征,至于什么颜色,是公是母,他没有必要注意。从九方皋相马中给人们一些什么启示呢?

相马要把握它的本质特征,相人也应如此。善于知人用人者,都是从人才的本质特征中去考察,而不为其表面一些现象所迷惑。凡在知人用人上的失误,都是只注意人才的一些表面现象,如貌好、会说、顺眼、合意等等,对于其人的德才却没有深加考察。人才的内涵,主要是德才二者,而德是人才的灵魂。一个大有作为的人才,其才必须是建立在良好的德行的基础上;如果德行败坏,就不能更好发挥作用,甚至可能走上邪道,害国害民害己。

据《史记·郦食其传》记载:郦食其,陈留高阳(今河南省杞县南)人。他好读书,家庭贫穷,无以为活,只好在里中当看门人。因其人性情与一般人有异,人们都称他“狂生”。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天下响应,各国将领为略地经过高阳的有数十人之多,郦生与之接触,觉得他们眼光短小,只顾眼前利益而没有远志;讲究繁琐礼节,自以为高人一等,跟他们谈深谋奇策也听不入耳。因此,郦生深自藏匿。他听人说沛公刘邦,其人虽傲慢,却平易近人,能采纳计谋。他认为刘邦正是他愿意追随的人,恨无人代他介绍。沛公刘邦略地到陈留,其麾下有与郦生同乡的一个骑士归来,郦生便拜托他转告沛公:“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说:“沛公不好儒,请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拉屎)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这位骑士归去,把郦生托他说的话转告给刘邦。

刘邦到高阳驿站寓所,派人召郦生,郦生人见,这时,刘邦正坐在床上让两个美女为他洗脚。郦生仅作揖,而不跪拜,说:“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刘邦发火骂道:“贱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宜?”郦生说:“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刘邦立即停止洗脚,起来穿戴好衣帽,请郦生上坐,向他道歉。郦生就跟刘邦讲六国合纵抗秦的故事,刘邦听了很高兴,问:“计将安出?”那生说:“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刘邦采纳其计,立即派他去说陈留县令,率兵随其后。陈留县令果听郦生而归附刘邦。刘邦封郦生为“广野君”。郦生是个很有才智的儒士。在逐鹿中原的乱世,不只主择臣,臣也择主,郦生观察起义众将,察其言行,都不能成气候,没有一个值得为之效力,于是深自藏匿。他后来主动要求人传话使能投在刘邦的麾下,主要是因刘邦平易近人、能采纳计谋。因平易近人,则能团结人,可以与之相处;能采纳计谋,自己的才智才能发挥,辅佐他以成大事。郦生并没有知错人,择错主,尽管一见面,刘邦傲态毕露,又破口骂他是贱儒,可是当他批评其错误后,刘邦能知错改错,向他道歉,以礼相待,虚心请教。郦生一献取陈留之计,刘邦立即采纳执行。后来刘邦能图天下,也正因他有这两个超人的优点,即能团结和用五湖四海的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有众才智之士为之出谋献策,而他能采纳;能“解衣衣人”,慷慨分土封官使众多的猛将为之奋战沙场,终于打败项羽而创建西汉王朝。郦生在刘邦初起时便赏识其人,不计较他傲慢骂人,能从大处看人,可说善于知主。

众人眼睛是雪亮的

从一个角度看人,往往陷于片面;从各个角度看人,则了解得较全面。正如俗语所说,众人眼睛是雪亮的,谁好谁坏,将一目了然。

关于知人要兼听众论问题,孟子有精辟的论述。《孟子·梁惠王下》记载:“(齐宣)王日:‘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盂子)日:‘国君进贤,如不得已,使将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日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日贤,未可也;国人皆日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是主张“民贵君轻”的,他将“贤不贤”交人民来审查,便是这种思想的发挥,也说明他十分尊重人民的意见。从国君的左右,诸大夫说”贤、不贤”还不行,只有人民说“贤、不贤”才可考虑,即使如此,还不能决定取舍,要经过考察后,确是贤则用之;如”见不可”则去之。由此观之,孟子对择贤是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因为国君要进的贤不是一般的人,是辅佐国君治国的人才,贤不贤对于国家治乱兴亡都有关系,有的甚至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提出知人要经过国君左右、诸大夫、人民和考察四个程序审查。虽然孟子是尊重人民的意见,但是在个别情下,国君左右、诸大夫、人民都说“贤、不贤”,不一定对,而最能决定“贤、不贤”还是经过认真考察后,用事实做出的结论。可见,孟子的“知人四程序”,是实事求是的。

明太祖朱元璋也主张知人要兼听众论。朱元璋与管人事的史部官员讨论如何辨别贤佞邪正的问题:朱元璋说:“任官当取方正之士,而邪佞者去之。”史部官员说:”人之邪正,实亦难辨。”朱元璋说:“众人恶之,一人悦之,未必正也;众人悦之,一人恶之,未必邪也。盖出于众人为公论,出于一人为私意。”这是说,众人之意为公论,一人之意为私见,邪正决于公论。接着他指出辨别邪正的原则是:“正人所为,治官事则不私其家,在公门则不私其利,当公法则不私其亲,邪人反是,此亦足辨。”(《明太祖宝训·辨邪正》

朱元璋认为要能“辨邪正”,必须明于知“毁誉”的真伪,不然,将会以贤为佞,以佞为贤,他对侍臣说:“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然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亦有陷媚婶呢,同乎污俗而得誉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者未必真贤也,有所遇有幸、不幸尔。”所以,他说人主要善于知“毁誉”的真伪,他说:“人主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大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为不肖,则偏颇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绕幸进矣。”这是说,人主如能辨“毁誉”的真伪,则贤者不受压抑,不肖者不能侥幸得进。接着他说:“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知君子,鲜不为所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阿私,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尤为难也。”(《明太祖实录》卷232)在这里,朱元璋特别强调:征求对所要用的人的意见,选择所问的人很重要,如问于小人,对君子必多毁谤,对小人必私其党而誉之;只有问于君子,君子出于公心,必作出正确的回答。

朱元璋“辨邪正”的观点,颇有点“二分法”,对知人很有参考价值。

朱元璋不仅在理论上探讨“辨邪正”之法,在实践上,他对官吏的升迁多因民之情。据《明史·循史传》记载:兴化丞周舟经过考察以政绩最优,朱元璋立即升为吏部主事。当地人民舍不得他离任,上表乞留,朱元璋就派他回去。朱元璋以重典御臣,而法不完善,不少官吏被错捕,但经其所治人民为之申辩和请求,朱元璋也因此而赦免,有的因知其为官有惠政反得升迁。洪武二十九年(139年),永州知府余亭城、齐东知府郑敏、仪真知县康彦民、岳池知县王佐、安宁知县范志远、当涂知县孟廉等因事被捕,其所治人民派代表上京申辩,列举他们的善政,朱元璋立即纠正,赐袭衣宝钞放回。他们复任后,努力工作,政绩更著。同一年,灵璧知县周荣、宜春知县沈昌、昌乐知县于子云、新化县丞叶宗因事被捕,其所治人民也派代表去京上表申辩,朱元璋知他们为官廉正,都升任知府,分别派到河南、南安、登州、黄州去任职。

官吏的好坏,其治下的群众是最清楚的,如能让群众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就可使官吏不敢为非,并能鉴别官吏的好坏。这样就不致冤枉好官,错用坏官。

切忌以貌取人

通过相貌和表情来了解人,是“识人”的一种辅助手段。但是,把它绝对化,把“识人’变成以貌取人,就会错识人才,乃至失去人才。

三国时,东吴的国君孙权号称是善识人才的明君,但却曾“相马失于瘦,遂遗千里足。”周瑜死后,鲁肃向孙权力荐庞统。孙权听后先是大喜,但见面后却心中不悦。因为庞统生得浓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加之庞统不推崇孙权一向器重的周瑜,孙权便错误地认为庞统只不过是一介狂士,没有什么大用。于是,鲁肃提醒孙权,庞统在赤壁大战时曾献连环计,立下奇功,以期说服孙权。而孙权却固执己见,最终把庞统从江南逼走。鲁肃见事已至此,转而把庞统推荐给刘备。谁知,爱才心切的刘备,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见庞统相貌丑陋,心中也不高兴,只让他当了个小小的县令。有匡世之才的庞统,只因相貌长相不俊,竟然几处遭到冷落,报国无门,不得重用。后来,还是张飞了解了他的真才后极力举荐。刘备才委以副军师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