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25日，肯尼迪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说：“在60年代的这十年里，我国要致力于将人类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地面。在此期间，没力任何一项工作比这项太空汁划更激动人心，在长期的太空探险工作中，也没有任何工作比实现这项计划来得重要，来得困难，且更需要经费。”1969年7月20日下午将近4点钟，阿波罗11号载人宇宙飞船代表人类第一次成功登上月球。登上目球的第一个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代表地球人留下了一句影响深远的话，他说：“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对人类来说，这是一大步。”
这些太空探险者，不仅体现出人类所做的非凡的、前所未有的、经常要冒很大风险的技术研究与开发，而且还代表了整个人类的梦想、希望乃至命运。
一、尖锐的挑战
1.尖锐的挑战
古往今来，登上月球是全人类梦寐以求的愿望。然而，历史上许多美好的尝试和努力，还有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充其量不过是想想而已。毕竟，要登上38．4万千米外的月球，不能不说是一项尖锐的挑战和浩大的航天工程。
如果让古人看待今天人类的成就，似乎不可思议。可是，今天的人们看待今天的伟大成就，虽然激动，却还不至于觉得不可思议。这就是梦想的力量。有人说，人类想到什么，就能做到什么。这话的确很有道理，当我们怀有梦想时，才会有行动和成功的可能。
1957年10月，前苏联首先发射了世界上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接着又于1961年4月，赶在美国之前把宇航员加加林送上了太空。
而美国少校宇航员谢泼德在1961年11月驾驶的“水星号“飞船，却未能进入人空轨道。这给美国人丢了面子，引起了世界上不少人的嘲笑。
1961年5月25日，肯尼迪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说：“目前看来，苏联正在取得太空竞赛的节节胜利。……在60年代的这十年里，我国要致力于将人类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地面。在此期间，没力任何一项工作比这项太空汁划更激动人心，在长期的太空探险工作中，也没有任何工作比实现这项计划来得重要，来得困难，且更需要经费。”
肯尼迪上台仅四个月，就提出这样大胆的航天计划，表明他决心要扭转美国在航天领域落后前苏联的魄力和自信。
肯尼迪“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的这一决定既是给美国人鼓气，又是向太空进军的总动员，出给美国的工业特别是航天工业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团队的领导者，如果不敢给艰巨的目标设置一个具体的截止日期，那么，就不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其终极目标。
一时间，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成了美国上下最关注、最热门的话题。
2.到底哪一个登月方案更合适？
要登上距地球38.4万千米的月球，就必须选择一条路程最短、耗能最少，又适合人飞行、降落的途径。为此，科学家们展开了讨论。最后，他们归纳了三条可能的途径：1.直接登月。这是一条最简单的路线。即沿着一条大椭圆轨道实现登月飞船直接与月球相遇。只是它需要有极大的推力及精确的导航。2.环地登月。登月飞船先进入一条绕地球运行的特殊轨道(停泊轨道)，然后选泽启程的时间、位置就可以使飞船进入与月球相遇的轨道。与直接登月相比，它起飞时间、选择航线等方面反而更灵活一些。3.环月登月。一条复杂但安全的载人登月轨道飞行。飞船先绕地球停泊轨道飞行，再飞向月球的过渡轨道，然后绕月球的卫星轨道，最后缓慢地降落在月球表面上。不过，飞船沿这条路径飞行时，要经过三次变轨，这种变轨飞行难度大，而且飞行时间、位置都必须非常精确。
实现目标的途径常常不只一条，只要我们认真研究，总能找到这些可能的途径。
那么，第一次登月到底应该选择哪一条更合适呢？美国科学家反复比较，权衡利弊，还参考了国外科学家的意见。其中有1933年英国星际学会提出的“登月舶”模式，这种模式描述了“登月舱”绕月球轨道飞行后，采用反推力火箭降低下降速度，垂直着陆在月球表面上；返回地球时，发动机推动“登月舱”起飞。
经过一年多的登月方案讨论，美国宇航局工作人员约翰·霍博尔特提出的“月球轨道会合”方案，即沿第三条路径飞行方案，被很多人看好。最终于1962年7月，被美国登月方案的最高权力机构——美国宇航局正式采纳。
面对多种可能、可以采取的行动方案，有必要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毕竟，我们不一定需要捱个尝试。
3.“我们能不能把人送到月球上?”
二战期间，大名鼎鼎的德国出生的科学家沃纳·冯·布朗曾为希特勒研制过“V—2’火箭。二战结束前，冯·布朗和他的研制小组共100多名科学家被美国军方“邀请”到了美国。
当两个团队展开竞争时，仅仅打败对方并非最大的胜利。如果能够充分使对方的人才为自己所用，才是最大的胜利。
1952年，冯·布朗先后参与研制了美国“红石”潘兴导弹及“丘比特C”火箭。
肯尼迪总统上台不久，曾经召见国家宇航局科学家们，商议登月对策，当时肯尼迪总统问：“60年代内，我们能不能把人送到月球上?”
肯尼迪总统的话音刚落，布朗首先斩钉截铁地大声回答：“行！”
听到这里，肯尼迪感到非常高兴。
立即任命布朗为国家宇航局马歇尔空间飞行中心主任。
知人善任，是完成艰巨目标的关键。
作为著名科学家，布朗深知威力巨大的火箭是载人登月飞行的关键，他大胆而勇敢地挑起了研制“土星5号”这副重担。
为了使登月一举成功，胆大心细的布朗先造出两种型号的火箭——“土星lA”和“土星lB”两级火箭。“土星1A”制造了10枚，从1961年10月至1965年7月进行了10次发射，次次都圆满成功。在这两种火箭的基础上，加上新研制的第三级就成了“土星5号。
不断地尝试和行动是完成伟大任务的关键。
“土星5号”第一级采用了五台以液氧和煤油为燃料的发动机，第二级也采用了五台液体发动机，最上面的第三级只有一台以“液氧一液氢”为推进剂的发动机。它的最大推力高达102吨。这三级火箭环环相扣，成为一个巨大的整体。它主长1116米，起飞重量293吨，可将127吨的飞船送入低轨道太空，也能把48.8吨的飞船推上月球轨道。
4.神秘的“阿波罗”飞船
在“阿波罗”飞船出世并实现登月之前，前苏联已制造出“东方号”飞船及“上升号”飞船，美国也相继发射了载人飞船“水星号”和“双子星座号”。载人登月飞船虽然可以借鉴这些成功飞船的经验，减少飞行中的风险，但它不同于这些绕地球飞行的飞船，它还要适应月球环境下的飞行和降落，因而，它的结构和系统比已有的飞船复杂得多。
伟大的成就并非一蹴而就，往往来自于一步步的积累。
1961年，“阿波罗”工程刚刚开始启动，北美航空公司经多方努力，赢得了研制首艘登月飞船的任务。这艘以太阳之神阿波罗命名的登月飞船更多地吸收了“双子星座号”的优点，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最显著的特点是将两人驾驶舱改为能容纳三人的座舱，另外还增加了一个登月舱。“阿波罗”飞船由指挥舱、服务舱和登月舱三个部分组成。指挥舱是三名宇航员在太空飞行中生活、工作的座舱，也是飞船的指挥控制中心，它的外形呈圆锥体，高32米，重约6吨，三层壳体结构，最外层为环氧酚醛树脂烧蚀防热材料，能承受飞行途中长时间的低温和再入大气层时的高温，舱内充有0.35个大气压的纯氧。湿度为2l℃—24℃，舱内放着宇航员14天生活必需品、救生设备及科学仪器等。圆柱体的服务船长7米，重约25吨，舱内装有主发动机和液体推进剂贮箱以及增压控制系统，还有16台小型的火箭液体发动机以控制“阿波罗”飞行姿态。
在“阿波罗”飞船里面，最重要、最具特色的就是登月舱。它分上升级和下降级，各具独立功能。互不对称的四条可伸缩的支脚是下降级的主要特征。当它降落月球表面时，前支脚向四方最大限度伸长。上升级又称宇航员登月舱，能容纳两名宇航员。当圆满完成月面活动后，宇航员借助着陆交会雷达、导航运汛等设备，驾驶上升级与月球轨道上的指挥舱相会合，然后返回地面。
二、“这场火灾使人们真正地清醒过来”——阿波罗1号
1.“我无法形容所看到的一切”
1967年1月27日下午1点，弗吉尔·I·(“格斯”)格里索姆、爱德华·H·怀特和罗杰·查菲，作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首次载人阿波罗宇宙飞船的主要宇航员，出现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34号发射台。
他们身穿笨重的增压宇航服，十分缓慢地走来。他们乘电梯来到勤务——脐带塔的最上层，穿过控制室，进入阿波罗飞船指令舱内做好了准备。指令舱位于“土星”运载火箭的顶部，距离地面350多英尺。宇航员们在这里将要进行一整天的系统测试。
当技术人员从外部关闭了飞船密封舱的舱盖时，机长格里索姆突然闻到舱内有一股异味。
发现异常问题，应该及时报告，并及时检查，及时处理。任何麻痹大意的思想，都可能酿成大祸。
就在这时，模拟临射指令程序开始了，这项工作要一直持续到次日。
在普通人的眼里，宇航员的职业一定是“令人兴奋”和“充满魅力的”，然而真实的情况却非常难受：宇航员要在狭窄的舱内进行长达数小时令人厌烦的准备和检查工作。
起火
1967年1月27日下午6时31分，生命遥测仪传感器与宇航员接触，仪器显示怀特的心跳和呼吸明显加快。
过了一会儿，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们在发射塔听到格里索姆通过无线电报告起火了。
接着，查菲又冷静地报告“舱内起火”。
发射塔里的人们在耳机里突然听到一阵静电干扰声，一位在一排监视器(这些监视器能反映出密封舱内不同的角度)旁工作的美国广播公司技术人员看见一团火从舱口窜出；他还可以看到3名宇航员正十分紧张地四处躲闪。
一会儿，无线电又传来了查菲的声音，但语气已不再那么镇静：“我们遇到一场大火。立即让我们出去!打开舱门。我们快要被烧死了……”
一阵喊叫声过后，舱内便丝毫动静也听不到了。
手持灭火器的技术人员开始向密封舱口冲来，但由于飞船的火势突然变猛，他们又不得不退回。正如一位现场的环境控制人员所回忆的那样，当时“事情简直是一团糟”。
随后是一阵混乱，扑灭火焰和打开舱口大约用了5分多钟。这似乎更像是一段漫长的时间，而对于呆在密封舱内的3名宇航员来说，确实是如此。自告奋勇的救护者们从舱口往里仔细察看，发现舱内一点动静也没有。北美航空公司(该公司负责制造阿波罗宇宙飞船的指令舱)的工作人员唐·巴比特首先查看了被烧焦的机舱。他当时只讲了一句话——“我无法形容所看到的一切。”
事先预防比事后的处理要重要、容易得多。许多时候，先前种下的危险，事后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或不可能得到补救。
不幸的消息
不幸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火灾发生后数分钟，保安人员便封锁了整个发射场。在休斯敦载人宇宙飞船中心(今约翰逊航天中心)的主控室里，监测临射检查的飞行控制人员收听到了一阵混乱不清的讲话，随后与卡纳维拉尔角的联系便完全中断。这些控制人员提心吊胆地等待着，预感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他们的这种担心很快就得到了证实。约瑟夫·谢伊，阿波罗宇宙飞船计划办公室年轻有为的副主任，在事故发生后不到1小时便已乘上了前往佛罗里达的飞机。
报告事故发生情况的电话打来时，阿波罗计划的所有高级官员，包括著名的火箭专家沃纳·冯·布朗、航空航天局局长詹姆斯·韦布、航天工作组领导罗伯特·吉尔鲁恩、载人宇宙飞行办公室主任乔治·米勒以及航空航天局的发射地面指挥所主任库尔特·德布斯，正在华盛顿市的国际俱乐部热烈聚会。当大多数官员及时赶到卡纳维拉尔角时，唐纳德·K·(“德克”)斯莱顿——最早的7名“水星计划”宇航员之一，现为飞行人员指挥所主任——正在现场指挥抢救人员把尸体从烧焦的指令舱中移出。对于航空航天局来说，这次聚会也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在关键的细节问题上出了大问题，即使再多的专业人士，事后再及时的处理，也不如在事先避免的好。
2.“这场火灾使人们真正地清醒过来”
想一想“阿波罗”1号飞船发生的灾难的性质，那么如果整个阿波罗计划不能按期完成，或者甚至被彻底取消，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美国作家查尔斯·默里和凯瑟琳·布莱·考克斯后来在《阿波罗，登月竞赛》一书中写道：“阿波罗飞船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火灾发生之前和火灾发生之后……在1967年1月的那个夜晚死去的不仅仅是3名宇航员。这项太空计划的一些乐观情绪和过分的自信也消失了。当然，事情总是在不断变化的，阿波罗计划开始时只有数千名工作人员，后来又增至数万名……但是这场火灾已使我们不再那么天真。”
任何积极的事业，一旦遭遇失败和挫折，将立即遭到比失败和挫折更可怕的外部的议论、指责和打击，还有内部的负面情绪，沮丧和绝望。失败和挫折以后，我们不能在被失败和挫折打败以前，先被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打击击倒。我们需要的是理智，需要的是总结教训，继续勇敢地行动。
火灾之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立即受到了来自公众、国会、新闻媒体的巨大压力，但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技人员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
国家航空航天局中的许多人甚至认为这场火灾在某些方面还使这一计划得到了加强，尽管代价是巨大的。
乔·谢伊在谈到这场火灾和由此引起的争论时，称其为“严峻的考验”和“团结的力量”(谢伊本人在火灾发生之后从国家航空航天局退休，乔治·洛接替了他的职位)。
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另一位工程师说：“从该计划的整体考虑，这件事可能是能够发生的最好的事情之一。我认为我们对阿波罗计划的进展过于乐观了……这场火灾使人们真正地清醒过来。”
坏事不见得没有一点好处，如果肯从中吸取教训，坏事其实就变成了难得的好事。
这些宇航员自己以试飞员特有的献身精神面对火灾，他们全都清楚这项工作存在着各种风险并接受了它们。他们的态度在这场火灾发生前不久由格里森本人表达的十分清楚：“征服太空是值得冒生命危险的。”
我们要从事某个行业和职业，我们就必须接受它们可能带给自己的风险。否则，我们便会觉得世上没有可做之事。
导致火灾的两个致命原因
尽管火灾的真正原因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有关此次事故的一份国会调查，以及国家航空航天局自己的调查都显示：飞船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其中绝大部分都与不完善的配线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