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共和"有什么错?
羽戈
陶菊隐先生《政海轶闻》录有“办共和”一题，批评袁世凯：
……袁氏每与人谈办共和之成绩如何，对各省大吏来京请训者亦以是为询。夫共和政体，信誓旦旦，岂容冠以“办”字?其蔑视共和可知，其以此为试办性质可知。然闻者初无以应，盖反对共和即为叛国行动，虽元首言外有物，亦无人敢宣之于口也。
这一节史料后来流传甚广，后人每每批判大独裁者袁世凯对民主共和制的虚情假意，窃国盗权的狼子野心，多半引用“办共和”的逸事加以论证。
如傅国涌先生撰《共和如实业》(载《南方都市报》2003年3月15日)，除了依此立论行文之外，还提到一些细节：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会谈，相当融洽，袁称赞孙“光明正大，绝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孙称赞袁“雄才大略，当世无可与代之人”。其中有一个别富意味的插曲，被民国另一位名记者黄远生嘲讽为“二君不为总统之竞争者，而乃相竞争为实业家”：孙中山表示自己此后只想从事社会事业，并认为自己扮演这一角色比袁更适当，言下之意不愿竞争第二任总统，好让袁安心，可是，袁当即表示抗议：“我虽系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却以实业为第一大宗。”
傅先生结论道： “确实，袁把共和看成是当初办洋务一般，只是用老办法‘对付’着办而已。难怪他的心思终被夏寿田、杨度等人窥破。不光是袁，当时举国上下真懂共和的，又有几人?”
“对付”之典故，出自黄远生《袁总统之徒弟》：“一日记者之车夫与一车夫相哄，站岗巡警过而叱两车夫日： ‘得了得了，知道吗，现在是共和时代，大家对付着罢了。’着‘对付’者，此辈盖以为共和时代之不二法门也。‘对付’之思想普及如此，袁总统之教育宏远矣。”——由此可知，“办共和”、“对付”共和等，已经不仅是禁锢袁世凯等上流人物之头脑的观念，还蔓延至巡警所代表的公务员阶级。想来那时并没有网媒纸媒的疯狂炒作，不知令黄远生所慨叹的“袁总统之教育”何以如此深入人心?
我一度对“办共和”持鄙弃态度，可回头一想， “共和”不是“办”出来的，还会是怎么出来的?自然生长吗?外力强加吗?显然都不是。“共和”终归是“办”出来的，而且要依靠能办事的人“办”出来。 “办共和”正如我们平曰办事情，并不丢人，不会办才丢人呢。
民国肇建，世风大变，时人比照前后两种政制的特点：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对勘之下，可以看到，民国之于清朝的进步，有多少表现为纯粹的形式，有多少表现为伤筋动骨的实质?而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共和国”。如果仅仅满足于此等表象的变迁进化，那么“共和”确实不需要绞尽脑汁、积累跬步的“办”，而由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一次和谈，一纸约法出台，一场总统就职，皆一蹴而就，一夜之间即可实现翻天覆地的良辰美景。
但这毕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国。正如笑蜀在对袁伟时的访谈当中所指出的那样： “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宋教仁还是其他革命党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对民主共和的追求，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信念，一种热情，而不是出于一种实证的、理性的研究，缺乏坚实的心理基础。”(《回望百年共和路》，载《南方周末》2006年11月16日)——他们是将共和作为一个梦想，而不是一次实验；他们奉行的是眼高手低的理想主义，而不是脚踏实地的实证主义；甚至说，他们过于注重理念的革命，而不是制度的进化和利益的博弈。这些高调、空泛的特征，在孙中山身上呈现得尤为显明。1912年，孙袁北京会晤，孙即表示，练兵百万以强中国，由袁来施行；修中国铁路十万公里，则为他的专职。后来他果然风风火火干起来，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经理，设立总部于上海，乘坐豪华花车到全国巡视演讲，连黄兴亦受聘任汉粤铁路督办以襄助孙先生。可结果，直到孙袁关系破裂，乃至孙一生一世，他构想的铁路仍是构想。
至2007年，新中国的铁路营运里程才达到7．8万公里，距离孙中山先生的预算仍有不小的距离。而至今日，民主共和发展的程度是否达到孙先生制定的政治指标呢?尽管我们听不到来自天堂的回音，可低下头颅，扪心自问，我们依然不能昂首挺胸，乐观起来。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审视以袁世凯为主线的这一段民国史，我们理应切实认识到： “办共和”并没有什么错，与办洋务、办实业一样，共和就是一次纠错的实验，一项铺路的工程，如果前途不通，那就尽快拆除障碍，实在不行则改道行进；如果未来有阵雨风暴降临，那亦不妨停工片刻，我们不至为视线以外的虚幻正义舍弃现存的正义，尽管现存的是残缺的，未来的是整全的。我们只需明确一点，共和是永恒的路标，无论怎样“办”，必须以不偏离大的方向为前提。在此一前提之下，我们可以认同那位被唐德刚先生赞誉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的袁世凯；可以认同他在中国第一次立宪运动当中的成就：“废除科举、发展新式教育、创办中国近代公、检、法体系、推行基层自治和三权分立、整顿吏治，创办商会，发展实业、修铁路、练新军等。”
还是那句话， “办共和”并没有什么错，错误可能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办共和”，最后办出了什么样的共和国。古人常常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这种举重若轻的心态实在不值政治家效仿。我们不妨换个现代的说法，治理国家如开办公司。在专制国家，公司的股东为一个阶层、一个家族，乃至是一个人，即所谓的大独裁者。在民主国家，普国之民都是股东，哪怕你是淘粪的，我是拾垃圾的，我们拥有的股权并不比英明神武的国家元首低几分；而且，这一份股权，只要我不主动让渡，任何人、任何权力都无法剥夺。是否占有这份股权，以及占有权的安全度，正是判别一个国家是专制还是民主，以及民主成色浓淡的重大标尺。
基二于二此，再来审视“办共和”的迷雾，就清晰多了。袁世凯所犯的历史错误，不在于他以办洋务、办实业的手法来“办共和”，而在于他把中华民国的共和公司，本属于全体国民所有，最后却办成了家族企业。他不仅通过操纵议会选举，强行掠夺国民的股权；还通过修改《临时约法》，涂掉了股权所有者的名字。设立终身总统制，意味着他可以做一辈子董事长，而不必担心受股东弹劾；现任总统在退职之时有权指定接班人，意味着中华民国作为袁氏家族企业可以子子孙孙传无穷匮矣。
可从本质上讲，中华民国还是一个国有公司，袁世凯可以侵吞国有资产，但他终究没有胆量公开宣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不敢在已经模糊化的股权所有者一栏填上他袁某人的大名。最后，他还是忍不住，搞起了短命的洪宪王朝——这相当于私人企业。追索其因，大概就是对股权的“必也正名乎”。
“办共和”办到了这一步，其实已经走上绝路。中国文化的歪曲从清朝开始◎杜车别 1．礼教吃人么? 比如五四时期批判吃人的礼教，也即所谓在礼教的约束下，妇女只要有稍微违背礼法之处，就可能遭受羞辱，甚至被剥夺陛命。鲁迅的小说《祝福》中就描绘了祥林嫂因为嫁了两个丈夫，而遭受种种歧视，以至最后悲惨死去的故事。
可实际上，这种现象真是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吗?事实上，同样是封建统治，也有制度上的差别，与清朝相比，至少明朝还算得上开明专制，这种制度上的开放，直接影响到了明朝人的生活态度，稍微看一些明人的记载以及当时通俗小说中所描绘的情形，就可以发现。
明人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即今国家律令……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责于妇人女子也?”
可见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其实已经提出妇女恋爱婚姻选择自由的观点，和现代的认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且谢肇制特别提到国家律令，并不禁止妇女改嫁，对通奸的行为，处罚也很轻微。
明代民间对妇女贞洁的问题看得很淡，风气相当开通。甚至有些在现在看来都不能容忍的事情，在明代的社会里却表现出非常的宽容。
比如《喻世明言》里的第一个故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蒋兴哥的老婆王三巧在丈夫外出经商时，和别人勾搭成奸，蒋兴哥回来得知，并没有因此对王三巧打骂吵闹，只是自己伤心之余，写了休书，听凭王三巧改嫁。王三巧的父母也没有责怪她，反而安慰她说“恁般容貌，怕没人要你?少不得别选良姻，图个下半世受用。你且放心过日子去，休得愁闷”。
后来姓吴的知县聘王三巧为妾，蒋兴哥顾念夫妻情深，把家里的十六个箱笼连钥匙送到吴知县船上，交与三巧儿当陪嫁。
再后来蒋兴哥不慎误伤人命，打官司，审理案件的恰好是姓吴的知县，王三巧得知后，哭求知县从宽处理。知县在处理案件完毕后，为两人之间真挚感情所动，就主动提出让二人重续前缘。
这个明代社会里发生的故事，弥漫的温情与宽容，即便在现代社会里都是很难看见的，现在如果丈夫发现老婆在外偷情，那还不恩断义绝，夫妻彼此视为仇敌?
三言二拍里描绘的这类故事不少，总的来看，当时的社会不鼓励守节而鼓励改嫁；如果妇女被动失贞，亲人的态度也很宽容。
比如《初刻拍案惊奇》的第六卷中说贾秀才的老婆巫氏，被人用药迷昏后奸污，贾秀才安慰她说“不要短见，此非娘子自肯失身。这是所遭不幸，娘子立志自明。今若轻身一死，有许多不便”。后来夫妻两人设计报仇成功，“那巫娘子见贾秀才干事决断，贾秀才见巫娘子立志坚贞，越相敬重”。这是妇女尽管失贞失节，但其亲人并不因此对她心生嫌弃，反而“越相敬重”的例子。
凌漾初在《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四卷中更是说， “男女大欲，彼此一般，一人精力要周旋几个女子，便已不得相当；况富贵之人，必是中年上下，娶的姬妾，必是花枝也似一般的后生，枕席之事，三分四路，怎能够满得他们的意，尽得他们的兴?所以满闺中不是怨气，便是丑声。总有家法极严的，铁壁铜墙，提铃喝号，防得一个水泄不通，也只禁得他们的身，禁不得他们的心。”
这也可以看出明人在男女问题上通情达理的态度了，远不是后人所污蔑的那种森严苛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