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可以看出，所谓礼教杀人，其实是中国文化和思想在清朝的贵族阶层高度集权统治下病态畸形化的结果，绝非本来正常发展下呈现的面目。
2．狭隘排外吗?
按照一些人的说法，中国近代文化一直是闭关自守，盲目自大，愚昧排外，以天朝上国自居，清朝时期统治者的愚昧，也不过是这种传统的表现而已。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不说汉唐的开放胸怀，还是拿明朝对比一下。
只要略微了解一些事实就可以发现，明朝时候中国显示出的是海纳百川、胸襟宽广的气象，绝非是清朝统治时期呈现的那种狭隘逼仄，排外闭塞的光景。
就以最通俗的例子而言，明人创作的小说《西游记》讲述的就是西天取经的故事，对中国从外国引入某种文化，宗教思想，非但没有排斥，反而津津乐道。
从当时在明的西方人记载也可以看出明朝人具有的开阔胸怀。艾儒略记载的明朝内阁首辅叶向高的事迹：当时利马窦死后，明朝政府赐予葬地，“时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叶向高)日： ‘诸远方来宾，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日： ‘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如无论其他，即其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明朝的内阁首相如此看重几何原本，其胸襟见识可想而见。
在明朝待了二十多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昭说： “中国人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鲁迅曾经说“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来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这不符合明代的事实。
看看明代知识分子自己是如何说的。瞿式毂说： “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汨汨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
瞿式毅的论说可能有不准确处，但其开放的眼界，包容的心胸则值得称赞。而这种心态在明代主流知识分子中是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比如著名东林党人冯应京在《舆地图叙》中写道：“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
再如明末著名的反清志士朱舜水说： “世人必日： ‘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这是何等的豁达，何等自信开放的胸襟。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说得好，明朝“没有人号召‘师夷之长’，因为根本用不着号召。明朝人对待各种技术的一般态度是：只要好，我就用，不管它来自哪里”。
正因为有这样的心态，尽管当时的中国军队不断击败前来骚扰的西方殖民者，但明朝政府依然能够积极向被自己击退的敌人身上学习好的东西。
正德十六年，汪铉奉命率军赶跑了占据屯门的葡萄牙人，缴获了许多枪炮。他马上上疏给明朝政府，认为这个兵器威力很大，要求大量仿制并装备部队。明朝政府听从了建议，并提升他为右都御史，专门负责此事。从那以后，明代的火器一直敏锐地紧跟世界动态，一旦发现新式火器，立刻大规模仿制和改进。
甚至对于来访的西方人，明朝的官员都不会放过他们随身携带的火器。
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述了菲律宾群岛圣奥古斯丁会主教马丁·德·拉达修士和他的同伴遮罗尼莫·马丁修士以及同行的西班牙军人到明朝来联络消灭中国海盗林风的事情，其中记载：“下一天，总督派人去访问我们的人，向他们要一把剑，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桶：因为他要据此制造。我们的人把这些送去，后来得知他们仿制了，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
而到了封闭僵化的清朝统治下，这样开放自信从容的态度是荡然无存了，清朝统治者不仅自己不主动寻求对西方先进事物的学习，甚至当这些先进事物已经送到一些清朝帝王那里的时候，还是仅仅被他们当成玩物。1793年，英国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马嘎尔尼在送给乾隆的礼品包括各种当时世界上先进的仪器和武器， “礼品介绍中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榴弹、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然而所有这些乾隆看来，仅仅成了是他个人的玩物而已，这些送上门来的先进武器，对清朝没有任何影响，直到几十年后，清朝使用的还是两百多年前明朝时代的武器，被英国教训得头破血流、摇尾乞怜的时候，才知道要去学习，而这时的清朝统治者已经成为西方殖民强盗的奴才和代理人了。 3．僵化专制吗? 鲁迅曾经说中国古代“异端思想不能出卧房半步”，许多人也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的人都是思想僵化的专制奴才，都只能规行矩步的按照古代经典来表达思想，不能越雷池半步，没有半点思想自由，对皇权更是绝对服从。
这种看法如果只用来描述清朝统治，是符合事实的。
还是以明朝为例。明代大儒王阳明说：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王阳明又说：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中说： “宋明理学……从其创立开始，就伴随着对经典的批判和否定。欧阳修说《十翼》不是孔子作品，司马光反对《孟子》，王安石不喜欢《春秋》，朱熹说《周易》是卜筮之书……他们敢于否定经典，别人也就敢于反对他们。正如自己不孝父母，也难让儿孙孝顺自己，所以朱熹之后出了王廷相、王阳明，王廷相、王阳明之后有何心隐、有李贽。李贽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他是宋明理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这样的文化氛同中，人们可以随意地解释经典，于是传统的经学衰落了。人们常常谈论传统科学在明代的衰落(与此相应的是新科学新思想在明代的兴起)。却很少有人注意传统经学在明代的衰落。所以在明代，社会上层是理学的自我革新新哲学观念的层出涌现，下面是流淌着一江活水，生长着几枝春芽。”
李申的话中提到了李贽，李贽常被一些人当成是明朝专制的牺牲品，其实刚好相反。李贽被抓是因为他本身行为偏激，得罪人不少，再加上一些人编造了他行为不端、勾引妇女的谣言，所以明政府在他七十六岁的时候，才把他抓去关了起来。袁中道的《李温陵传》中说： “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于狱舍中做诗读书自如。一日呼侍者薤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对李贽的处置不过让他回家乡而已，而他在监狱内的待遇也颇好，甚至还可以叫人来服侍他，帮他理发。最后是他存心要当烈士才自杀的。
李贽自己曾说： “一棒打杀李卓老，立成万古之名。”他倒是希望政府迫害，然后他当烈士，成万古之名。可惜明政府不成全他，只让他回家乡，这他受不了，于是自杀，总算也博得个烈士称号。
需要指出的是，李贽的著作在明代是最火的畅销书，其流行基本没有受到阻碍。张学智说： “……李卓吾的影响则是全国性的，大有登高一呼，一境皆狂之势，故其生前身后，引起当时著名文人学者如张鼐、公安三袁、汤显祖、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多人的关注，批评、赞许见于多种明人文集中，他的思想和作品对当时社会的确发生了巨大影响。”
一些书商为了牟利，甚至请人假冒李贽的文笔语气写书。汪本钶《续刻李氏书序》、张鼐《读卓吾老子书述》和焦竑《李氏续焚书序》中均说到“(李氏书)假托者众”。异端思想家著作畅销到此等地步，恐怕现在的中国都难以想象吧。而当时的西方还在上演火焚布鲁诺、迫害伽利略的专制悲剧。可以说就思想自由而言，中国远远走在了西方的前面。
再以对皇帝对政府的态度而言论，明代的知识分子也压根就没有把自己当成过皇帝的仆从奴才，相反非常注意自己人格和思想的独立。
知识分子们把自己定位在皇帝的老师上，如王艮说： “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出不为帝者师，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遗其末矣。”
更有甚者，一些明代知识分子干脆把皇帝，把政府抛在一边，完全否定出去做官的必要性，主张用学说与行为直接影响社会。泰州派的何心隐说：“若在樊笼恋恋，纵得以展高才，不过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复生于世，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
即便明代的官员，也远非现在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只是皇帝的仆从。恰恰相反，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的旨意，内阁首相可以驳回，即便内阁通过了皇帝的旨意，下面的给事中还可以驳回。明代官员经常上书指责甚至痛骂皇帝，而即便因此受到惩罚，最终的社会舆论也会把骂皇帝的官员当成英雄，也就是在明代皇帝乃至政府根本无法控制舆论。相反那些迎合皇帝意愿的人，被说成是谄谀小人，往往被丑化得体无完肤。
明代历史上皇帝用金银向大臣们行贿，恳求他们同意自己的某个意愿的事情，就至少发生过两次。明代政府的政务相当公开透明，官员的上疏，皇帝的批示，文件往来，经常被印刷出版，天下人都能对此评头论足。
此外明朝平民可以罢工罢市，读书人可以游行抗议(甚至政府官员都会聚集起来游行抗议)，地方官员被读书秀才联合起来游行抗议的例子也不少。
可以说，明代人对政治的参与度，对政府措施的干预程度，远大于清朝。从明代思想和政治的事实来看，僵化专制并不只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带来的结果，也是清朝统治下病态畸形化的结果。
由此可以说，中国文化的歪曲，是封建社会接近衰亡时，在制度上濒临崩溃前的疯狂所致，而这一切，更集中地发生在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皇权、贵族权力最集中的朝代——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