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德龄的《清宫二年记》、《瀛台泣血记》等书走的是畅销书的模式，其作品往往拿清宫秘事哗众取宠，颇不可信。光绪从小就受李蓬英看护，一直叫他“谙达”(师傅)，并曾夸他“忠心事主”。八国联军撤出北京后，慈禧一行人在回京途中，曾在保定驻跸。李莲英侍候慈禧太后睡下后，便去光绪住处探望，只见光绪在灯前孤坐，无一太监值班。正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光绪的房间竟然因没有铺盖而无法入睡。李莲英见此情景，抱着光绪的腿痛哭道： “奴才们罪该万死!”然后赶紧把自己的被褥抱过来给光绪。光绪后来回忆西逃的苦楚时曾说： “若无李谙达，我活不到今天。”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则谈到，袁世凯才是暗杀光绪的凶手。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辜负了光绪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死去，光绪帝决不会轻饶了他，所以就借进药的机会，暗中下毒，将光绪帝毒死。这种说法虽貌似事出有因，但以袁世凯当时的势力，似乎还是难以接近宫廷，因而基本没有可信度。
《花随人圣庵摭忆》则把怀疑的对象指向了隆裕皇后和其宠信的太监小德张，而幕后的指使人暗指慈禧太后。隆裕皇后是慈禧的侄女，她和光绪的婚姻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作为当时后宫中的主要人物，隆裕皇后要搞点阴谋当然不是没有可能，但要说隆裕皇后能像她的那个姑妈那样心狠手辣，也不可信。
究竟光绪的病情能否导致自然死亡呢?让我们再将时光倒流，请一个被历史忽略的人物出场。
从历史记载来看，光绪的最后几年身患重病，郁郁寡欢，虽然有名医陈莲舫和施愚等人诊治，但是病入膏盲，这些名医也大都束手无策。光绪本人对自己病情的恶化也极度焦虑，对那些御医们感到十分的失望。1908年5月26日，光绪见自己的病“屡易方药，仍属加重”，便斥责御医们说：“病势迁延，服药总觉无效，且一症未平，一症又起。”7月17日，又说，“服药非但无功，而且转增，实系药与病两不相合，所以误事!”8月7曰，光绪更是大骂御医说， “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能如此草率!”光绪的焦躁和绝望，可见一斑。
1908年9月初的一天早上，慈禧太后与光绪在乾清宫临朝，召见了庆亲王奕勖、袁世凯等六位亲政大臣。光绪当时已经病得非常重，连听政的精力都没有，不多大一会儿，就表情痛苦，疲惫不堪地伏在桌上休息。
慈禧太后见光绪这个样子，也有点于心不忍，便说： “皇帝久患重病，各大臣何不保荐些名医来给看看?”各大臣面面相觑，庆亲王奕勖首先奏道：“臣自六十九岁大病之后，袁世凯曾推荐过一个西医屈桂庭，效果不错，自此后我就不再吃中药了，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中医。”
慈禧太后听了很有兴趣，便问袁世凯推荐的那个人是谁。袁世凯便说：“屈桂庭是北洋医院出身，历任医官、院长，现在是医院总办，此人善用西医，医术也颇为高明。臣全家有事都请他来诊治，前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督直隶时，一般也是请他来诊治的。”
随后张之洞与世续也说自己家人得病都请过屈某治病，医术确实不错。当时军机大臣六人中，只有鹿传霖与醇亲王载沣没有发表意见。慈禧太后便说：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只要能治好病就行。既然大家保荐此人，那就请来看看。”
屈桂庭赶到北京后，心里惴惴不安，心想治好了倒也罢了，治不好恐怕会惹祸上身。古代因为治不好病而被杀的太医也不在少数。由于屈桂庭经常帮庆亲王奕勖的家人看病，关系还算不错，到北京后他便先去见了奕勖，把自己的担忧跟奕勖说了，奕勖说： “这次让你去给皇上看病，是军机大臣的共同保荐，不能不去。你只管去尽心看看，有无危险，可直言先告诉我，我再密奏太后。”
随后，奕勖便带着屈桂庭到正大光明殿去见慈禧太后和光绪。据屈桂庭的描述，当时光绪正面坐，慈禧太后坐在旁边，见屈桂庭到后，便问他如何诊法?屈桂庭说： “按西医规矩，皇上要宽衣露体，且听且看，然后才好诊治。”
得到慈禧太后的许可后，屈桂庭便对光绪进行“望闻问切”的常规检查。检查完后，屈桂庭的判断是，光绪的病情是综合征，兼有肾炎、高血压、胃炎、肺痨等症，诸病齐发，极难救治。
随后，屈桂庭请示将光绪的尿样带回化验，并当场先开了两张药方，一为外敷，一为内服，并向慈禧太后奏明所开之方都是西药，可去外国医院或西药房配制，个人不便进药。屈桂庭估计是怕自己进药的话，万一发生类似明代的“红丸”事件，到时就说不清楚了。
光绪对中医并不信任，每次服中药前都要捧药详细检视。但他对屈桂庭还比较信任，对屈桂庭食物营养选择的建议也大都遵行，用药也颇为有效。治疗数周后，光绪神志转清，呼吸渐入常态，病情也有所好转。据屈桂庭称，光绪临朝之后，甚至还能以书画自娱。光绪病情的好转，当时内外相庆，人心渐安，宫中一时称为幸事。
但没过多久，慈禧太后又跑去干涉内务府大臣关于皇帝进食之事，光绪本听从屈桂庭的建议合理进食，这下又被气得不行，当场把枕头扔到地上以示抗议。光绪临终前的一段时间，虽在重病中，但仍旧要每天清早前往仪鸾殿给慈禧太后请安，然后随同到勤政殿临朝，这种生活对于病魔缠身的光绪来说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折磨。虽然使用西医疗法后，光绪的腰痛减轻，遗精也有所减少，但化验其尿样仍有少许蛋白质，估计其腰病还是一大隐患。
就在屈桂庭为光绪正常治病有一个月后，某天光绪突然连呼腹疼，汗如雨下，捂着肚子在床上乱滚，连喊： “肚子痛得了不得!”当时正是非常之时，慈禧太后也病得快不行了，宫廷无主，乱如散沙。光绪这里无人管事，也没有御医，只有屈桂庭一位西医在床前。
屈桂庭当时对光绪病状的判断是：夜不能睡，便结，心急跳，神衰，面黑，舌黄黑，但最奇怪的则是频呼肚痛，这和前期的病症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屈桂庭心里直打鼓，感觉有问题，但也不敢多言，怕惹祸上身。当时他能做的，就是让光绪躺在床上，以毛巾施行热敷而已。等到光绪疼痛稍缓，屈桂庭便匆匆辞去。
这也是屈桂庭最后一次进宫为光绪看病，此后宫内情形和光绪病状，屈桂庭自称毫无所知，只听说庆亲王奕勖被召入宫，酌商择嗣继位的问题。没过多久，便听说光绪已在瀛台涵元殿驾崩了。屈桂庭后来说，光绪之死实是个难解之谜，以致斧声烛影，人言各殊，到底怎么回事，他也说不清楚。他说的这些，也只能为研究者提供一点佐证。
2，光绪：“朕不如汉献帝!”
慈禧和光绪互相视对方为仇人，都说人死时最能宽恕别人，但这对“母子”即使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依然无法互相宽恕和被宽恕。他们的仇恨是从何而来呢? 一切要从戊戌政变说起。 在《戊戌朝变纪闻》里，绘声绘色地记述了当年那场政变： 光绪接见伊藤博文后的第二天，慈禧太后突然御临便殿，设竹杖于座前，招来庆亲王、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人跪于案右，又命光绪皇帝跪于案左。她疾言厉色地呵斥光绪：“天下乃是祖宗的天下，你何敢任意妄为!还敢听信叛逆蛊惑之言，变乱朝纲!康有为是个什么东西，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你难道昏头了，不肖竟至于此!” 骂完光绪，慈禧太后又转头责骂那些大臣说： “皇帝年少无知，你们这些人为何不加以劝阻，以为我真不管，听他亡国败家吗?我早就知道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艰难，不宜轻举妄动，只得对他留心管束。现在我人虽然在颐和园，但心时时在朝中。我唯恐有奸人蛊惑，所以经常嘱咐你们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尽心国事；所幸我现在身体还好，到时必不负你们。”
接着，慈禧又斥骂道： “早些时候，奕勖还再三跟我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谓我也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天总算知道这样是不行的。他是我立的皇帝，他要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吗?你们不力诤，便是你们的罪过!”
群臣听后如捣蒜般叩头，连称有罪。这时，一向保守顽固的军机大臣刚毅面有喜色，他赶紧上前奏道： “微臣屡次苦谏，但每次都被皇上谴斥，至于其余众臣，也有言谏过的，也有不吭声的。”
慈禧太后听后，转身问光绪： “要是有臣下变乱祖先之法，你可知该当何罪?你说说，是祖宗之法重要，还是康有为之法重要?背障祖宗之法而行康有为之邪术，你怎么会昏聩到这种程度?”
此时的光绪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战栗答道： “是我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我只想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
慈禧太后听后厉声道： “难道祖宗之法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吗?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你不知道吗?还敢回护他!”可怜光绪脑中一片空白，竟不知所对。
慈禧太后又厉声追问道： “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者你也是同谋?”光绪皇帝战栗了半天，说：“知道。”
慈禧太后喝道： “既知道，还不将康有为正法，反要放走?”
在得知光绪知道康有为等人的“围园”之谋后，慈禧太后极为愤怒，斥责光绪说： “我抚养了你二十多年，你竟然要听小人之谗言暗害于我吗?”光绪被吓得浑身颤抖，好半天才说： “我无此意。”
慈禧太后又是恨又是怒地斥骂道：“痴儿，今日无我，明日还会有你吗?”(倘若慈禧太后真的被害，光绪是否能掌控政局的确是未知之数)
由此，慈禧太后便宣布训政，并收回光绪皇帝的权力，随即又下旨捉拿康有为兄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慈禧太后便将戊戌年的维新变法消灭于无形当中。
政变后，慈禧太后将光绪幽禁于瀛台，并派来心腹太监和侍卫对瀛台严密看防。光绪的任何举动，都会有人向慈禧太后报告。瀛台本为圆明园三海中的一小岛，三面临湖，只有一桥可以进出，从此后，光绪便失去了人身自由。
光绪虽被幽禁，但限于他的皇帝名分，每日还得在慈禧太后的逼迫之下，像个木偶一样上朝召见臣工，这种苦楚比禁锢独处恐怕更要痛苦百倍。这次训政，慈禧太后已经掀掉帘子，直接和光绪并排坐着，形如两君。更可笑的是，每次召对大臣，都是慈禧太后一个人说话，而光绪只有在慈禧太后示意他说话的时候，才会勉强说两句。绝大多数时间里，光绪被置于大庭广众之前，声音笑貌无一自然，如癫、如聋、如哑，而大臣们对光绪亦以癫聋哑视之，仿佛对待空气一般。
慈禧太后还怕民间舆论对她不利，又让太监们到酒肆茶坊里去传播谣言，诋毁光绪昏庸无道、无端迷信西法，甚至谋杀太后等等(不过，据现在新发现的材料，戊戌年的“围园”之谋的确存在)，这下让人觉得都是光绪的不是，而慈禧太后训政便是理所当然。如此一来，光绪更加孤立了。
光绪在宫中的生活，更是凄凉。
有一次，光绪见湖中有一水鸟，便让太监给他拿弹弓来射鸟消遣。一个颇有玩心的小太监不知利害，便欣然到房中取出弹弓交给光绪。光绪玩得开心，便有太监去报告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马上追查是谁将弹弓献给皇帝的，小太监得知后大恐，自投于湖中。慈禧太后听说小太监已自杀，仍将其他监视皇帝的数人，或鞭笞，或罚苦差，无一幸免。从此，光绪再让太监们去做什么事情，那些太监们一个个都充耳不闻。冬天的时候，瀛台四周的湖水结冰，光绪从冰上走出去，慈禧太后知道后，很快便让人将冰凿去。
光绪有一次走到太监屋里，看到桌上有一本《三国演义》，拿起来读了几行，长叹道：“朕不如汉献帝!”
《金銮琐记》里说，有一次，光绪逃到西苑门口，被多个太监强扭发辫拉了回去。慈禧太后带光绪一起上朝，往往有上百人在身边跟随，以防光绪逃走。有人就亲眼看见光绪因要上朝而出瀛台后，仰首向天而望，刚甩开身边的人走到乾清门，便有太监十余人阻拦去路。
如此，皇帝已成笼中人。
然而，外国使馆常来打听光绪的境遇，颇有干涉之意，慈禧太后深以为恨，便将光绪生病的消息公然诏告天下，并为之延请名医，以证明自己训政的合理性。对天下子民公布皇帝病情的事情，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因为这往往有皇帝将不久于人世的政治含义。何况，光绪是否一开始就生有大病，谁也说不明白。
当时北京的外国使馆人员中，流传着这样的谣言“皇上被毒死了”，“皇上病得很重很重”，“皇上被囚禁了”，“新的皇位继承人已经选定”等等，而坊间传说慈禧太后在政变后不断地处死太监(确有其事)，更是加剧了这种恐慌情绪。
外国公使之所以对废立传闻如此有兴趣，主要是他们大都对维新的光绪皇帝持同情态度，不愿意看到守旧的慈禧太后再度执政。在这些人中间，英国方面表现最为积极，在戊戌政变之后，他们的兵舰便开到大沽口外，以示对事件的关注。在主管外务的庆亲王奕勖向英国公使窦纳乐辟谣并表示光绪帝情况良好时，窦纳乐则提出消除外界疑虑的有效办法，那就是“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的健康证明书”。
慈禧太后得报后，既不满又不屑地对奕勖等军机大臣说： “皇上有病，外国岂能干涉?何况外国的医生也不配给皇上看病。”但说归说，为了防住外国公使们的口，慈禧太后最后还是邀请了法国使馆医生德对福(Dr．Demeve)给光绪帝看病，最后医生的结论是“病势无大碍，惟患血虚之症”。
虽然病势无大碍，但慈禧仍坚持在全国范围内为光绪征求名医，谕令下给各省督抚。实际上她是向各省暗示有废帝之意，希望督抚们赞同其意见。 废立之说传开后，地方实力派纷纷表示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约湖广总督张之洞一起诤言不可，但后来张之洞突然后悔，途中将折子追回。刘坤一得知后大笑道： “香涛(张之洞的字)这个人哪，遇到小事勇气十足，碰见大事就胆怯退缩。算了，先让他自保吧，将来也许他还有大用处。我反正是老朽了，没什么可怕的。”于是刘坤一便复电荣禄，日： “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
不仅如此，国人对此也是一片哗然，上海的候补知府经元善在众人拥戴下，征得万人签名，上书反对废立之事并公然要求保护皇上。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命立刻捕杀经元善，幸好他及时逃到了澳门。
在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之后， “废立”之说也就偃旗息鼓，而突然改成了“建储”计划。对清宫内幕颇有所知的御史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里说，当时对“建储”最热心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同治皇后的父亲承恩公崇绮，他在同治及皇后死后便久废在家，郁郁不得志；第二位是同治原来的师傅大学士徐桐，他当时虽然已届八十岁，却常常倚老卖老，贪好弄权；第三位礼部尚书启秀，他在戊戌政变后受徐桐举荐入了军机处，也想跟在徐桐的后面邀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