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巴勒斯坦
1978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签署了《戴维营协议》，从而铺平了埃以两国之间的双边和平之路。1978年12月，萨达姆拜访了他的老盟友和行为榜样——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伊拉克官方通讯社播发了一则关于这次访问的报道，提到卡斯特罗和萨达姆对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发生的事情“特别感兴趣”。报道宣称：“双方强烈谴责《戴维营协议》……这是一个侵犯了阿拉伯民族利益的阴谋，目的是让犹太人复国运动分子继续占领阿拉伯土地，并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因此，伊拉克和古巴谴责埃及领导人的这种投降举动，他的目的是破坏阿拉伯民族的团结，并且严重干扰阿拉伯民族解放被占领土地的斗争。”10
萨达姆带头呼吁阿拉伯国家反对《戴维营协议》，同时寻求逐步树立伊拉克为巴勒斯坦权利的主要捍卫者的形象。在巴格达对一个学生集会发表演讲时，萨达姆宣称：“伊拉克为阿拉伯民族的事业而进行战斗……为我们的同胞，巴勒斯坦革命人士的事业而战斗，帮助他们夺回自己应有的权利。”11为了回应埃以和平协议，在萨达姆的推动下，一些阿拉伯国家于1979年3月在巴格达举行了一次首脑峰会。同年秋天，阿拉伯国家联盟发出呼吁，反对实施任何“可能伤害埃及的阿拉伯人民”的惩罚性措施，但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强烈要求对埃及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12这次巴格达峰会在伊拉克总统府举行，会议一开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就发表了一个情绪激昂的演讲。成千上万的巴格达人走上街头，抗议萨达特的“叛徒行径”。与会的阿拉伯国家一致谴责《戴维营协议》，并同意对埃及实施政治和经济制裁。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总部迁出了开罗，埃及在该组织的成员资格也被暂时终止，而且与以色列做生意的埃及公司也要受到制裁。萨达姆对各国代表发表了演讲，宣称阿拉伯国家对于埃以两国签订和平条约的态度没有“保持中立的可能性”。13他宣布，任何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不认可巴格达峰会达成的协议，将一律被视为叛徒，应该立刻下台。14
埃及失去了在阿拉伯国家中的领导角色，地位一落千丈，萨达姆感觉到这是伊拉克不可错失的一个良机。长久以来，萨达姆对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持强硬立场。1977年在就国际关系问题对一群工程师发表演讲时，萨达姆谈到了“萦绕在每一个阿拉伯人心头的最突出的民族议题，那就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复国运动分子之间的斗争”。他断言，要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必须通过阿拉伯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的共同努力。阿拉伯人应该动用一切方法和资源，包括“石油武器”，作为自己行动的后盾。阿拉伯领导人不能操弄巴勒斯坦问题，并把它当作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手段。如何解决巴勒斯坦争端必须是阿拉伯人的内部事务，而不能依靠外国干涉。15
然而，萨达姆慷慨激昂的言语却没有转化为任何有意义的举措。巴勒斯坦人在1970年与约旦国王侯赛因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但是他们那时没有得到伊拉克的任何帮助。1978年以色列人袭击了在黎巴嫩南部活动的巴勒斯坦人，伊拉克政府只向后者提供了少量金融帮助，而不是军事支持。16作为世界上的主要产油国之一，伊拉克是阿以战争后唯一一个打破1973年针对以色列制定的石油禁运的阿拉伯国家。一会儿是热烈的言辞，一会儿是消极的政治举动，伊拉克这种自相矛盾的表现多少减弱了本国在阿拉伯世界里的光彩形象，而且它与阿拉伯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继续恶化。171979年，阿拉伯国家联盟在突尼斯举行会议，萨达姆-侯赛因致了开幕词，这显示此时他在中东地区已经有了新的影响力。他在致词中说道：“在国际舞台上，我们拥有一个十分有效的武器，那就是我们庞大的经济资源，其中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我们的石油财富”18尽管沙特阿拉伯不同意萨达姆关于使用“石油武器”的提议，但是很显然，伊拉克已经开始充当阿拉伯国家中的准领导角色。
乔伊-斯托克这样写道：“与他的主要敌人萨达特一样，萨达姆努力让自己和伊拉克政府在决定中东地区未来政治走向的事务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19为了进一步把伊拉克推向阿拉伯世界中的领导地位，萨达姆开始着手缓解伊拉克与一些阿拉伯邻国，特别是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美国的牵线搭桥下，安瓦尔-萨达特与以色列签署了一个和平协议，这给萨达姆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他可以借此转变伊拉克的地区角色，并把伊拉克推上阿拉伯地区的领导地位。同时，伊朗国内的伊斯兰政治运动正在不断发展，这引起了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担忧，因为这股政治思潮可能会危及到它们国家的内部稳定，阿拉伯国家的忧虑进一步提高了萨达姆作为对抗这种政治运动的壁垒地位。1979年7月，萨达姆宣布，伊拉克“已经在经济、社会、学术和军事等领域作好了准备，目标是解放耶路撒冷以及巴勒斯坦的所有土地……耶路撒冷是我们阿拉伯人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