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体委主任洛桑达瓦同意李城彦的意见，结果让王勇峰代替了拉巴，这样，王勇峰才被排进突击队名单。
有付出总会有回报。有时看似自己多付出了一些，其实并不是在吃亏，相反，会因此而获得更多的机会。
2.冒死把自己的氧气给了别人
按照计划，5月4日，所有冲顶队员要全部到达海拔8680米的7号营地，休息一个晚上，5月5日早冲击顶峰。
没想到，就在5月4日早上，台湾队员伍玉龙却做出了要退出的决定，在大家再三的劝说下，他还是放弃这个登顶的难得的机会。最后确定让吴锦雄代替了伍玉龙。
王勇峰在帮吴锦雄整理背包时，给他准备了一瓶氧气，让他在攀登的过程中一边吸一边走。一切准备好后，突击队员开始从海拔8300米高度的6号营地向突击营地运动。现在，大家的目标很明确，在保证整个队伍的安全前提下，全力保护吴锦雄，他只背了自己的睡袋和氧气，而其他人都背着13公斤的物资。当时，吴锦雄又是队里惟一被允许使用氧气的队员，王勇峰和藏族队员只是背着氧气，但不允许他们使用。
刚翻上了峭壁，吴锦雄就坐在雪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王勇峰从他旁边经过，示意吴锦雄不要着急，慢慢走。
王勇峰刚要迈出步子继续前进，却感觉自己的腿被某样东西绊着了，停下一看，是吴锦雄。他正用冰镐钩住了王勇峰的腿。王勇峰停下脚步，吴锦雄恳求王勇峰把氧气瓶让给他用。当时，王勇峰身上有4瓶氧气，一瓶是当天他自己要用的氧气。其他三瓶是全队的氧气，这一天，他负责的就是背氧气。王勇峰鼓励吴锦雄要坚持一下，马上就到营地了。
吴锦雄并听不进去王勇峰的激励的话，得不到氧气仍不甘心。王勇峰本来想不答应他的要求继续前进，这时又被吴锦雄钩住。吴锦雄说：“你不给我氧气，我就不走了。”
王勇峰看他这种架势，想了想，只好取下了自己的氧气瓶。可以说，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度把自己的氧气瓶送给别人，几乎意味着选择死亡。
在生死的关键时刻，果断地做出抉择需要很大的勇气与信心。
到了18点20分，6个登顶队员到达了8680米的7号营地，王勇峰是在无氧的情况下到达这里的。随后，他们在一块窄窄的岩石上搭起帐篷，这里就是突击营地，即登顶前的最后一个营地。
3.横下一条心
5月5日凌晨4点，大本营开始呼叫突击营地。接着，山上的3号营地也开始呼叫突击营地，直到7点30分才得到了王勇峰的回应，这些冲顶队员都因太累而睡熟了。
冲击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对于王勇峰来说，近十年的登山生涯，一直盼望着这个机会。王勇峰知道，登顶的任务完成与否，天气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珠峰。天刚亮时，他就扒开帐篷往外看了看，夜里奇冷，至少摄氏零下30度，由此他断定这一天是个好天气。
大家都开始为冲击顶峰做着准备。开尊起来化雪，每人喝了一小杯水，吃了几口糌粑。加措吃了几口就吐了出来，他的胃痛得难以忍受，其他人都很为他担心，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完成登顶的任务。用雪化水很慢，直到9点他们才出发。一出发，开尊和普布走在最前面，然后是小齐米和加措，王勇峰就跟在台湾队员吴锦雄的后面。
在这样的高度，真是生命的禁区，刚走出20分钟，就让人感到憋气难受。王勇峰就把氧气调得大一些，看见吴锦雄正坐在那儿一边喘气一边用力地吸氧，王勇峰向他摇摇手，示意他别着急。这时，“第二台阶”已离他们不远，它就横亘在珠峰北坡传统路线上8680米至8700米之间的岩石峭壁，在通往山顶的惟一的通道上，有一段近乎直立的4米左右的峭壁。可以说，第二台阶是通往顶峰的最后一道门，也是一道鬼门关。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有时黎明前的黑暗是难以度过的，但他也给人一种光明就要来到的希望。
继续向上攀了几步，王勇峰的右眼突然觉得模糊起来，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时他心里就特别担心起来，如果在向上攀登的过程中，如果迈错了一步，那就会出事，就再也无法完成登顶之愿，甚至有生命危险。
但是王勇峰知道，如果这种情况让大本营知道了，肯定会逼他下撤。而能成为一名登顶队员，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想到这里，王勇峰咬着牙做出决定：不能告诉任何人，就是剩下一只眼睛，也决不能放弃登顶的机会。王勇峰决定靠自己去闯危险，他相信自己能战胜它，他已横下一条心：死也要死在顶峰上。
克服困难，迎难而上。置于死地才能获得后生。
峭壁越来越陡了，攀登速度明显慢了很多，体力消耗也越来越大，对于王勇峰来说，攀登的过程更是艰难。
4名藏族队员于12时40分首先登上了顶峰。王勇峰是于13时20分登上顶峰的。王勇峰激动得忘记了失明和疲劳。10分钟后，吴锦雄也成了世界上站得最高的人。吴锦雄激动得喊了一声就哭起来。大家都相互拥抱在一起。
加措发现王勇峰的氧气耗尽了，就把自己的氧气解下来送给他。加措和其他几个藏族队员在攀登的过程中没有吸氧，他们都是在无氧的情况下登上的顶峰。得到加措的帮助，王勇峰很是感激，他相信就凭着这瓶氧气，当天肯定能下撤到7790米的五号营地。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由于王勇峰当时太疲劳了，在顶峰风吹得又很剧烈，氧气瓶没有放稳妥，结果就骨碌碌滚落到山下去了。王勇峰懊悔极了。
在危险的地方，更容易出现事故，所以更应当谨小慎微。
4.命悬一线
5月5日，13时40分，他们开始下撤。对于王勇峰来说，没了氧气，再加上右眼失明，他的行动越来越艰难了。可以说，氧气在这个时候就是生命。王勇峰由于缺氧，体力极度衰竭，下山时远远地落在其他人后面。眼看着其他的5位战友远远地把自己甩在了后面，此时他感觉自己顶多只能下撤到7号突击营地。
好不容易来到了“第二台阶”的陡壁，这里陡得可达到90度，用一只眼睛很难判断方位，王勇峰更要加倍小心。
挂上下降器（一种登山器械）顺着金属梯向下滑的过程中，他不断地提醒自己，慢一些，慢一些，别慌，一定要沉着冷静。就这样，当下到金属梯一半的时候，突然右脚踩空，一个跟头向山下扎去。在这一瞬间，在王勇峰的心里只有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完了，这下命肯定是丢在这里了。”
在海拔8700米的高处要翻身是多么艰难的事情，其实这样的动作既便是在海拔很低的地方完成都是很困难的。现在他只好在绝望中“垂死挣扎”。当时，幸亏他是挂着下降器下山的，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踢甩，右脚在岩壁上乱踢。他左手本能地紧紧抓住下降器的绳子，就是这样很快阻止了下坠，结果头朝下挂在了陡壁上。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王勇峰也记不清自己是用了什么办法，结果总算翻了过来，这时上身终于朝上了，他也被折腾得没了一点力气。
当他爬到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时，连一点儿再往下走的力气都没有了。王勇峰明白，从眼睛到体力，都是因为缺氧造成的。只要有了氧气，肌体的血液循环加快，一切才能正常。但是要得到氧气，必须下撤到7号营地。
王勇峰咬着牙，一步一步挪到了七号营地。幸亏营地的帐篷门没有拴，在那里的3个氧气瓶里都有氧气。王勇峰一头栽进帐篷，不顾一切地大口吸了起来。吸过氧后，他更清醒了，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报话机已经丢失，当时一个人下撤。他想，如果在第二台阶那时真挂死在那里，或途中滑坠，别人连他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只有与外界保持沟通，才能得到更多的帮助。
吸过氧后，王勇峰也感觉到了饥饿。划了一整盒的防风火柴，也没划着一根，连口水也没喝成。尽管如此，因为有了氧，自己的生命总算脱离了危险。他的体力也明显地感觉到恢复了。最让他高兴的是，一觉醒来，他发现自己的右眼也能看得见东西了。原来，他的眼睛只是由于缺氧导致的暂时性失明。
其实，突击顶峰之后，西藏队员和台湾队员都于当天返回了7790米的5号营地，惟独不见王勇峰。由于王勇峰当时没有带报话机，大本营无法联系上他，整个世界也失去了他的音讯。在北京的中国登山协会当天晚上已从大本营的电台中得到消息，王勇峰失踪，很可能已经遇难。
中国登山协会的领导们整夜未睡，守候消息。
天刚蒙蒙亮，曾曙生和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就没离开过望远镜。他们在密切地注视着下山的路。当表针指向10点30分的时候，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上，一个晃动的小黑点出现在望远镜里。大本营哭声一片他们大声地哭着，喊着：“王勇峰活着，王勇峰活着。”
可以说，5月6日的10点30分才是这次登山最值得纪念的时刻。王勇峰是靠着经验，更靠着运气，回到的五号营地。
5月7日上午，守候在7000米四号营地的队友攀上五号营地，把王勇峰接应下山。由于在山上冻伤严重，王勇峰一回到北京就被送进了医院，截去右脚的3个脚趾。
八、前所未有的压力——阿空加瓜
1.大部分的先驱者连尸体也未留下
来自加拿大的兰迪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英语老师。他特别喜欢登山，在课堂上，只要提起“登山”二字，总是有开头而没有结尾地讨论这个话题。正因为此，通过学生的介绍，他认识了王勇峰与李致新。兰迪一见到李致新和王勇峰就决定了要和他们去攀登阿空加瓜峰。在筹资的过程中，北京北辰体协愿拿出30万元资助他们这次攀登活动。
阿空加瓜峰是世界最长的安第斯山脉的主峰，在智利和阿根廷的交界处，属于阿根廷，海拔6964米，是与珠穆朗玛峰遥望的西半球的最高峰。
阿空加瓜峰是一座闻名世界的险峰，瑞士登山家楚布里根于1897年1月14日首次成功登上此山，从那以后的近百年间，许多人相继攀登到峰顶，但也有不少人功败垂成，死在途中。在阿空加瓜山的脚下有60座墓碑，都是为那些遇难的人修建的。
阿空加瓜的南壁居世界最著名的最艰险的三大陡壁之首位。其实，登山中似乎有一个法则，那就是愈危险愈有魅力。阿空加瓜的攀登史之所能成为一部壮烈的英雄传奇史：那就是来的人多，归的人少。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只有敢于向困难挑战的人，才能体会到战胜困难后的喜悦。
李致新、王勇峰这一次选择的路线是阿空加瓜山的西北壁，这样的一条路线虽然没有南壁那么危险，但它的路线非常漫长，从突击营地到顶峰，高差就有1100米，再加上山顶的风力一般在8到10级，往返需要十几个小时，对于攀登者来说，最严峻的考验就是体力。从这条路线攀登的人，虽然有一些成功到达了顶峰，但还是有一些人因体力不支而遇难。就在出发前两天，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张阿空加瓜遇难者的照片，他是一位年仅28岁的美国小伙子。从照片上看，当时他头枕着登山包，左腿跷在右腿上，非常安详地躺在顶峰上。就在阿空加瓜山脚下的60座墓碑中，有很多人的命运就与这位美国小伙子的命运一样。那些墓碑上镌刻着姓名的遇难者，大部分都没有遗体。每一个攀登阿空加瓜山的人都要穿过这片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墓碑的碑林。
其他人失败的事实，只能作为自己行动中的警钟，但绝不可以成为行动中的拦路虎。
2.再累也得继续赶路
1994年12月3日，由李致新和王勇峰及领队白建强和一名记者刘文彪组成的中国北辰南美登山队终于出发了。他们先在兰迪的故乡，加拿大埃德蒙顿进行了包括野外冰壁攀登在内的为期3周的针对性强化训练。
1994年12月28日，白建强、李致新、王勇峰、刘文彪和兰迪及他的朋友达戈组成的登山队飞向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从这里进入阿根廷。
12月31日，他们又一起辗转抵达阿空加瓜山脚下海拔2750米的智利印第安乔小镇。
1995年1月1日，他们从阿空加瓜山脚下的小镇出发，沿着奥考尼斯山谷寸草不生的碎石路，一步一步走向险峻而美丽的阿空加瓜山。当天就到达了3300米的宿营地。
1月2日这天，他们的目标是从海拔3300米的宿营地直上海拔4230米的大本营。在这个过程中，上升高度近1000米，路途约20公里，估计要走12个小时，这是非常艰苦的一天。
从宿营地往上走过一个大坡之后，是一大片草地。像坐垫一样一块一块贴着地面生长的小草上面密密麻麻地拥挤着一些黄色的小花。再往前走，就是河滩，这里平直宽阔得望不到头，有四五个小时的路程。这里寸草不生，脚下都是一成不变的鹅卵石，两侧则是一成不变的光秃秃的岩壁。尽管这样的路走起来不是太困难，但枯燥得让人麻木，仿佛一辈子也走不完的样子。
人的生活应该是多彩的，枯燥无味的生活会让人感觉不到前进的激情。
还没有出发多久，白建强就开始呼哧呼哧喘上了粗气，要求王勇峰为他雇一头驴。其实，每年从各来自的成千上万的登山爱好者，他们不想走两天路到达大本营，又无车可坐，他们通常就向当地老百姓雇一头驴。在当地雇一头驴的价格是一千美元，而来阿空加瓜登山的注册费每人才80美元。所以王勇峰只好劝白建强再挺一挺，但是白建强自己也知道如果真的雇一头驴，他也会很心疼的。但确实是太累了，况且是越走越感觉累，简直让人欲哭无泪，白建强对着干巴巴的河滩破口大骂：“我给你们拉了30万的赞助，你们却不肯给我雇头驴。”他是骂着，走着，最后，到了大本营。
王勇峰一直走得都挺带劲儿的，其他的人落在他的后面足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他刷刷地向前走了四个多小时之后，他所能承受的极限到了，他想大本营也应该到了。刚好碰到下山的人迎面走来，王勇峰问他到大本营还有多远。那人却告诉他说还有5个小时的路程。他的话对于王勇峰来说像是施了魔法，使他的腿一下软了下来，再也走不动了。他把背包一扔，躺在一块大石头旁一动也不动了。
哀莫过于心死。当一个感觉到目标过于远大时，就再也没有了向目标前进的动力。
王勇峰的睡姿竟成了一个诱惑，每个路过王勇峰身边的人都模仿着他的样子，也都躺在了那儿。对于每个人来说，睡上一觉都是再美不过的事了。刚躺了一会儿，李致新却开始催促起来：“快，快，起来，天黑之前一定得赶到大本营，都起来。”大家毫不情愿地爬起来，继续走无聊的河滩。
走到了河滩的尽头，前面又是一条小河，过了小河，又走了一段45度左右的陡坡，才终于到达了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