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布克瑞夫与费希尔对责任感不着截然不同的诠释。布克瑞夫是俄罗斯人，他认为不应该同情弱者，而应崇尚坚强、自傲和辛苦劳作的攀登文化。至于像在东欧那样，向导们被训练去拖行李、固定绳索和探索路线，这其实更像是夏尔巴人所做的事，而不是管理者的责任。布克瑞夫身材高大、有着金色头发和斯拉夫人英俊的五官，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高山攀登者之一。他具有20年攀登喜马拉雅的经历，并两次在不带氧气装备的情况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在辉煌的攀登事业中，布克瑞夫对攀登形成了一系列强硬的、非正统的观念。他曾直言不讳地认为，向导对顾客的放纵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向导的巨大帮助，顾客就无法攀登珠穆朗玛峰，”布克瑞夫对科莱考尔说，“那么这位顾客就不该出现在珠穆朗玛峰上，否则将后患无穷。”
正是布克瑞夫对西方传统观念所认同的向导角色的拒绝亦或是不胜任，给费希尔带来了很多麻烦，在行进的过程中，就迫使费希尔和贝德曼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照顾队伍的责任。这一点是让费希尔无法忍受的。
选择一个好的助手能给自己很大的帮助，选错了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并不是能力强的人就会给你带来帮助，如果他和你有着不同的观念，即使他能力再强，也不能共事，因为他会按他自己的想法去做。思想得不到统一，行动就更不可能一致。
4.难眠的夜晚
5月8日，费希尔和霍尔的队伍都离开了2号营地，向3号营地前进。因为3号营地设在一个狭窄的突出平台上，无法容下足够的帐篷，所以这里成了整个山上惟一一个不与夏尔巴人共享的营地，在这里，他们必须自己做饭，要自己融化冰雪做饮用水。因为呼吸困难造成的严重脱水使每人每天要消耗1加仑多的水，因此他们需要搞到12加仑的水以满足8名顾客和3名向导的饮水，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因为科莱考尔第一个到达营地的人，他就担起了砸冰块的任务。在3个小时内，当他的队友们已经躺在睡袋里了，他仍留在户外用冰镐劈砍开冰坡，再把砸下的冰块用塑料桶送到帐篷里融化。他在不停地忙碌着，他的队友时不时地还会喊道：“嗨，乔恩！你还在那儿吗？我们需要更多的冰！”每到此时，科莱考尔就感到夏尔巴人为他们做了很多，而他们对此的感激之情太少太少了。
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只有亲自去做了，才能体会到其中的艰辛。从这种意义来说，我们没有理由轻视我们身边的任何人，就像一个公司老总不能轻视一个清洁工一样。因为在一个团队中，谁的工作都是重要的。
当太阳下山的时候，气温骤降。因洛·卡西希克、福兰克·菲施贝克和霍尔在出发时他们自愿要求“打扫卫生”而最后出发，除了他们几个，其他的人都已进入营地。随后，向导麦克·格鲁姆的对讲机里传来霍尔的呼叫：洛和福兰克还在营地下面100米的地方缓慢移动；要麦克下去援助他们。麦克匆忙装上登山冰爪，毫无怨言地消失在了固定绳索的下面。
一个小时之后，麦克才再次出现。洛疲劳得摇摇摆摆地走进营地，看起来脸色苍白而心烦意乱，他的旅行袋还是让霍尔背着。他痛苦地呻吟道：“我完了。我完了。我快要断气了。”几分钟后，福兰克也出现了，虽然他拒绝将背包交给麦克，但看上去也是非常疲惫。这两个人近来的攀登状况是相当不错，此时却变成这样疲惫不堪实在令人震惊。尤其是福兰克的衰退状态对科莱考尔的打击更大。他说：“我一直认为如果我们队伍中能有任何人爬上峰顶，这当中必有曾3次上到过极高的山峰而且充满智慧和力量的福兰克。”
在一个团队中，一个领导，一个业务骨干，就好比一个团队的精神旗帜。如果连这面旗帜都倒下了，那将在整个团队中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真正勇敢、有责任心的领导者和业务骨干，他们明白自己的地位、力量和影响力，他们尽最大努力使自己的行动与自己的地位相称。
天已经黑暗下来，向导给每人发了氧气瓶、调节器和氧气罩：在剩下的攀登过程中，他们将呼吸这种压缩气体。他们以前在3号营地从未借助过氧气瓶入睡，而在这即将开始向顶峰冲刺之际，霍尔劝他们晚上睡觉时通过氧气瓶呼吸。霍尔提醒他们说，在高处大脑和身体都将受到严重危害，脑细胞在死亡，血液变得粘稠起来，视网膜中的毛细血管在出血。即使在休息时，心脏也在剧烈地跳动。霍尔保证说：“瓶装氧气可以令衰退缓慢，并有助睡眠。”
人在休息时有消耗，一个团队在休息时同样也有消耗，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善待自己，善待自己的员工。
科莱考尔想听从霍尔的教诲，但是当他在鼻子和嘴上夹紧氧气罩时，他不断地想像着这会令他窒息，经过了一个小时这样的恐怖之后，他干脆取下氧气罩，在无氧状态下辗转反侧地度过这个夜晚。一夜的时间里，他每隔20分钟就要看一次表，以确定是否到了出发的时间。
5.陈玉男之死
5月9日星期四凌晨，在前往4号营地的路上，来自中国台北的36岁的炼钢工人陈玉男在自己的平底登山靴里排泄起来，这说明他的判断力已经严重衰退。
当陈玉男摇摇晃晃要蹲下时，却因失去重心跌落下去。在滚落了70英尺后栽到了一条裂缝里。后来，夏尔巴人用一条绳子将他拉出裂缝，并护送回帐篷。虽然这次伤势不是很严重，但陈玉男却遭到了严重的惊吓。
这件事发生后，陈玉男被独自留在帐篷里恢复体力。“马卡鲁”和其他台湾人继续出发前往南山口。
这天下午，一个名叫做江布的夏尔巴人在路过3号营地观察陈玉男的情况时，发现陈玉男的病情已经大大加重了：此时他已神志不清。江布决定立即将陈玉男送下山去，他又召集了另两名夏尔巴人送陈玉男下山。在距冰瀑底部300英尺的地方，陈玉男突然一翻身失去了知觉。
几十分钟后，布里歇尔斯和他的队友埃德·维斯特斯赶到了陈玉男的身边，试图挽救陈玉男的生命，但陈玉男已经没有任何复苏的迹象。
布里歇尔斯通过无线电向已经到达南山口的“马卡鲁”呼叫，“陈玉男已经死了。”
“好吧，”“马卡鲁”回答说，“谢谢你的消息。”然后“马卡鲁”向他的队伍表明陈玉男的死丝毫不会影响他们在子夜前往峰顶的计划。
“马卡鲁”的态度让布里歇尔斯感到怒不可遏，他说：“我刚刚把陈的尸体拖下来，而马卡鲁所说的竟只有‘好吧’。我真不明白。我想这可能是文化背景的差异。也许他认为纪念陈的最好方法就是继续向峰顶攀登。”
在陈玉男死亡之前，已经发生了多起严重事故：丹增在他们尚未到达大本营前坠入裂缝；托切发作HAPE导致身体状况很快衰退；金格·富伦在冰瀑顶部发作严重的心脏病；丹麦人金·塞吉伯格在冰瀑上被倒塌的冰塔击碎了几根肋骨……然而直到那时，还没有任何人死亡。
陈玉男死亡的消息很快在山峰上传开，一时间，大家的心情都被忧郁的气氛笼罩着。由于几名登山者将在短短几小时之内奔赴顶峰，都有一种迫在眉睫的紧张登顶心理，他们大多数人已被对顶峰的狂热包裹得太紧，他们已经没有心思为一名队员的死亡进行彻底的反思了。所以因陈玉男的死而带来的忧郁的气氛很快就被趋散了。
我们不能总是沉浸在过去的悲痛之中，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振奋起来，驱除那些消极的情绪，才能以积极的心态去应对未来的一切。
6.将加速器猛踩到最大
5月9日，星期四早晨，由于科莱考尔在3号营地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他仍处于昏昏沉沉的状态，感到浑身软弱无力。他慢慢地穿上衣服，融化了雪水，背上背包、绑上冰爪，走出了帐篷。此时，队里的大多数队员已攀上绳索向4号营地进发了，就连洛·卡西希克和福兰克·菲施贝克也已准备好向4号营地进发了。想想他们两个头天晚上到达营地时的狼狈相，本以为他们肯定会放弃，科莱考尔在为他们的举动感到惊讶的同时向他们大声鼓励道：“不错，坚持，伙计。”
同事间的相互鼓励可以营造出一种积极的气氛，这不但有利对方，而且有利自己和整个团队。
科莱考尔匆匆忙忙地赶到了队友当中，却低头看见另一支约有50人的探险队已攀着绳索跟上来了，况且领队的马上就赶上他了。如果他们真的赶上来了，将会陷入交通拥塞中，那将会延长暴露在滚石袭击之下的时间，于是他加快脚步，向队伍的前列攀去。在“霍泽之脸”之上只有一根绳索蜿蜒伸展着，想超过缓慢的攀登者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因为在这之前安迪曾被坠石砸中过，每当科莱考尔脱离绳索从别人身边移过时，安迪被坠石砸中的情景总是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在这样的位置，哪怕是一小块坠落的物体在他悬于绳索之上时击中他，就足以将他送入谷底。所以每走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的，也是非常大伤脑筋的事。超越其他登山者还是一件令人筋疲力尽的事。为了绕过所有的人，他必须长时间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就像一辆动力不足的汽车又想超过其他车辆，只好将加速器猛踩到最大。
要超越那此走在我们前面的人，我们首先要在精神上做好付出更大的努力的准备。
科莱考尔带着氧气瓶攀登这还是第一次，他用了一段时间才渐渐习惯。在海拔24，000英尺的高度使用氧气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却不能立刻就认识到这一点。他已经超过了3位登山者，氧气罩竟然令他感到窒息，他真想从脸上扯下它喘一口气，而实际上，没有了氧气罩呼吸反而更困难了。
打破原有的习惯，接受并适应一种新的事物需要一定的时间。面对新的事物，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耐心。
越过以黄夹石和易碎的褐色石灰石而著称的黄色地带后，他已经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也行进到了队伍的前面，现在他已经能够以一种更惬意的步速前进了。之后，他缓慢而沉稳地从左侧穿越了“霍泽之脸”的顶部，然后攀登到被称作日内瓦山嘴的黑色片岩的前端。他终于掌握了使用氧气装置呼吸的要领，并已经前行了1个多小时，赶到了离他最近的伙伴的前面。他非常幸运地在珠穆朗玛峰这样美妙的环境中得到了难得的独处时刻。
到了下午1点，科莱考尔已经到达了他们向峰顶进攻的基地——南山口。
7.孤独感像幽灵般盘旋
5月9日下午1点，科莱考尔已经到达了他们向峰顶进攻的基地——南山口。当科莱考尔到达这里时发现6位夏尔巴人正在搭帐篷，当时暴风雪的时速为50节，他们搭起帐篷来特别费力。为了把帐篷搭建得更牢固，科莱考尔帮他们把帐篷固定在一些被丢弃的氧气罐下，再将这些氧气罐揳入他所不能搬动的岩石下面。随后，科莱考尔躲进帐篷等待他的队友，顺便也让他那快冻僵的手暖和暖和。
午后，天气更恶劣了。费希尔的夏尔巴人队长江布表示可承担80磅的重量前进，其中约30磅物件是卫星电话及其配套的计算机部件。到了下午4时30分科莱考尔的最后一名队友到达。等到费希尔队伍中的队友最后到达时，猛烈的暴风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等到天黑时，从返回山口的那些黑山人那里得知，顶峰仍然上不去，他们就已经返回到希拉里台阶的下边。
恶劣的天气和黑山人的失败，使科莱考尔所在的登山队5小时内出发的计划打破了。大家一到达山口就钻进自己的尼龙睡袋里休息起来，风哒哒地拍打着帐篷，大多数人都为未来忧虑起来，毫无睡意。
科莱考尔和年青的加拿大心脏病学家斯徒尔特·哈钦森一起，被安排在一个帐篷里；霍尔、福兰克、麦克·格鲁姆、约翰·塔斯基和南比在另一个帐篷；洛、贝克·韦瑟斯、安迪·哈里斯和道格·汉森在第3个帐篷。洛和他的伙伴们刚感觉到有一点瞌睡，听到一个陌生的喊声从大风中传来：“快让他进来，否则他会死在外面的！”当洛拉开帐篷门的拉链时，发现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男人瘫软在地上，原来他就是37岁的和蔼可亲的南非队副领队布鲁斯·赫罗德，他也是该队中惟一持有登山运动证书的队员。
据洛回忆道，当时布鲁斯的情况很糟，他失控地哆嗦着，神志不清，基本上不能自理。他体温非常低，几乎不能讲话。可以推测到，他的队友们正在山口的什么地方或正在来山口的途中，但他却找不到他们。后来，洛及他的伙伴让布鲁斯喝了些水，尽量使他暖和起来。
不要将任何一个求助的人拒之门外，哪怕是个陌生人。如果这个世界冰冷一片，等你也需要帮助，而得不到帮助时，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此时，道格的情况也不好。他抱怨已经有几天没有睡觉和吃东西了，但他决意到时用皮带束住装备攀登。其实，他曾经到达了顶峰下300英尺的高度后又不得不返回，可以说，这种苦恼每天都在折磨着他。很显然，他不愿又一次被拒绝。他坚持向顶峰挺进，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对于一个积极的人来说，在遭受一次失败后，想要成功的心情会更加迫切，但是，要注意不能采取过火的行为，否则，只会遭遇更大的挫折。
在山口宿营的人尽管有50多人，并且都在并排搭起的帐篷里，身体紧靠在一起，然而一种奇特的孤独感像幽灵般盘旋在空中。
因为狂风的轰鸣声使帐篷间不可能通话。在这块被上帝遗弃的地方，科莱考尔感到在感情上、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与周围的队友们隔绝开了。这种感觉在以前任何探险队里都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他很悲哀地意识到：“我们仅仅在名义上是一支队伍。虽然我们几小时后将会作为团体离开营地，但登山时我们将作为个体去行动。没有绳索把我们连结起来，也没有忠诚感把我们维系在一起。每个人都将为他或她自己而行事。我也不例外，比如，我真诚地希望道格登上顶峰，但如果他中途返回，我也要尽全力继续前行。”
作为团队的一个成品，每个人又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人也都是在为自己而奋斗，不要想着是在为别人做事而懒懒散散。
从另一角度讲，这种意识令人沮丧。但由于科莱考尔只把精力集中在天气情况上，因而没有对此做更近一步的思考。如果风势不减弱，他们便不可能登临顶峰。霍尔的夏尔巴人于上一周在山口储存的重363磅的55瓶氧气只够满足3个向导、8名队员和4个夏尔巴人使用。现在，他们躺在帐篷里时也在消耗宝贵的氧气，计量器的指针飞快地旋转着，这种状况是维护不了多长时间的。如果他们摘掉氧气罩，后果他们则必须面临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