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莱考尔觉得，除了在大本营有过的舒适感外，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过程中，痛苦对快乐的巨大比值是他所到过的任何山峰所不及的。科莱考尔很快认识到：“攀登珠穆朗玛峰是一种持久的痛苦。在让自己数周以来臣服于苦役、乏味和忍耐之后，我们在一切目的之上所要寻找的其实是一种光荣感。”他越来越感觉到：“在众多的珠穆朗玛峰攀登者中，也有一些人是带着卑微的动机前来游戏的：微不足道的名人效益、事业上的飞黄腾达、自我抚慰、吹牛的资本以及肮脏的钱财收益。但这些卑鄙诱惑所占的比重比许多评论家所预想的要小得多。”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科莱考尔所观察到的一些事情驱使他在根本上改变了对一些队友的最初看法。
7.比HAPE更致命的HACE
在痛苦的挣扎中，科莱考尔终于在将近中午的时候跌跌撞撞地赶到了3号营地。3号营地由3个坐落在令人眩晕的霍泽岩面半腰处的黄色小帐篷组成。当他到达这里时，吉里还在平台上为第4间帐篷忙碌着。他放下旅行包，帮他们干起来。在海拔24，000英尺处，科莱考尔在挥动了七八下冰镐后就不得不喘上五分钟的粗气。他感觉到自己的贡献是如此微不足道。他们用了将近1小时才完成了任务。
再艰难的工作，进展再慢，只要坚持做下去，最终能够完成。
在其他队员到来时，科莱考尔正将双脚垂于万丈深渊之上为神经兮兮高山大脑出血（HACE）而焦虑呢。高山大脑出血（HACE）比高山肺水肿（HAPE）更加致命。当液体从缺氧的脑血管渗出时，HACE即可能发生。它引起大脑的严重肿胀，并可能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发作。当颅内压升高时，运动和神经功能都将以惊人的速度在几小时或更短的时间内衰退，而患者通常没有感到任何变化。接下去就是进入昏迷状态。除非患者被及时送至低海拔处，不然死亡在所难免。
他的担心来自于两天前的一件事。费希尔的一位顾客——来自科罗拉多的牙医戴尔·克鲁泽在3号营地发作了严重的HACE。作为费希尔的老朋友，克鲁泽是一位健壮且经验丰富的攀登者。4月26日，当他从2号营地爬至3号营地后，他为自己和队友沏了茶，就回到他的帐篷里小憩。“我马上就睡着了，”克鲁泽回忆道，“我一共睡了24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下午2点。当别人最终将我叫醒时，他们立刻明白我的大脑已经不工作了，但我自己却毫无觉察。费希尔告诉我：‘我们必须立刻送你下山’。”
费了很大力气，克鲁泽还是将攀登带弄反了，并将它和风衣系在了一起。他还没有系紧安全扣。幸亏费希尔和尼尔·贝德曼在克鲁泽准备下山前注意到了这些错误。“如果他像那样沿绳索下滑的话，”贝德曼说，“他立刻就会滑脱攀登带滚到悬崖下去。”
“我就像喝醉了一样，”克鲁泽回忆说。“我走路踉踉跄跄，完全失去了思考和说话的能力。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的脑子里有些话要说，但不知如何把它们送到舌头上。所以费希尔和尼尔给我穿好衣服，检查了我的攀登带，然后费希尔将我沿固定绳索送下。”等到克鲁泽返回大本营后，他回忆说：“又过了三四天以后，我才能不跌交地从我的帐篷走到大帐篷。”
太阳落山以后，3号营地的气温降低了50多度。寒冷使科莱考尔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他觉得自己对HACE的焦虑至少现在看起来是没有根据的。
在事情来临之前，过多的忧虑是没有用的。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其实有很多痛苦都是我们自己想像出来的。做没有根据的猜想只会造成一场虚惊，既费心又伤神。
他们在海拔24，000英尺处的3号营地度过了一个痛苦而难眠的夜晚，然后，他们下至2号营地。一天以后，即5月1日，他们将继续下至大本营以便为冲击顶峰养精蓄锐。在山上停留了3个星期以后，他发现与上面极其稀薄的大气层比起来，大本营的空气显得浓厚而富含氧气。到此，他们适应气候的训练已全部完成。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当经历了更大的困难之后，会觉得曾经的困难并不算什么。
适应性训练使科莱考尔的身体状况损伤严重。他几乎耗尽了所有储备脂肪，他变得更加畏寒。他消耗掉了位于肩膀、后背和腿处的大约20磅的肌肉。还有，最令他感到头痛的来自胸腔：他几星期前染上的干咳症愈演愈烈，以至于他在3号营地的一次剧烈咳嗽中损伤了胸部软骨。咳嗽持续不退，他觉得每一阵干咳都像有人在敲打自己的肋骨。
当然，其他人比起科莱考尔，好不到那里去，大本营上的大多数登山者都处于类似的疲惫状态。为了防止体能继续下降，科莱考尔决定在这段时间里好好休息，吞服一些布洛芬药片并强行咽下尽可能多的卡路里，为很快到来的登顶做好体能上的准备。
适应性训练虽然使登山者体能损耗严重，但却获得了适应能力，为登顶积累了珍贵的经验。许多人不理解那些将大量时间和资源投入人际和社交上的原因，其实，人际和社交上的适应性接触和人脉资源的积累，将为我们开展正式的工作做好关键性的铺垫。
三、生死抉择——冲击峰顶
1.终于踏上前往山顶的路
霍尔一开始就计划在5月10日攀登山顶。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在他的4次登上山顶的过程中，有两次是在5月10日，他觉得10对他来说是个“吉利”数字；还有一个更客观的理由是：每年的5月10日左右正处在一个飓风退去和季风风暴到来之前的时间，他们会赶上一个晴朗而平静的天气。在这段时间里，攀登峰顶的可能性比较大。
选择客观条件最有利的时机行动，会更容易取得胜利。相反，在客观条件不利的情况下行动，往往事倍功半。所有，智慧人士从不盲动，他们总是相机而动。
由于每年的天气变化都反复无常，而每支探险队都将目光瞄准了晴朗的5月。为了避免在峰脊上产生拥塞，霍尔在大本营召集全部探险队的领队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议事会最终决定：年轻瑞典人戈兰·克罗普曾骑自行车从斯德哥尔摩到达尼泊尔，他将只身于5月3日做首次攀登峰顶的尝试；来自黑山地区的探险队紧随其后；5月8日或9日，是IMAX探险队。
霍尔的队伍与费希尔的队伍将在5月10日这天共同攀登顶峰。独行的挪威登山者皮特·尼比已经在某天早晨悄悄地离开了大本营，返回了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由美国人托德·伯利森领导的探险队、默尔·道夫商业探险队及另一支英国探险队都像台湾人所答应的那样避开5月10日。然而伊恩·伍德尔却宣称：南非人将在他们认为适宜的任何时刻攀登峰顶，大概在5月10日左右，任何对此持异议的人可以滚蛋。
人们都会盯上最好的时机，这样就会遭成激烈的竞争，结果，最好的时机转变成了最不好的时机。如果事先未能做出合理的安排、调整，把时间错开，最好的时机就会变成最危险的陷阱。
霍尔在通常情况下是不温不火的，这次听说伍德尔竟拒绝合作，他勃然大怒，吼道：“我不想和那群船夫同时出现在山顶。”
科莱考尔所在的登山队在5月6日凌晨4时30分离开大本营开始了对峰顶的冲击。
安迪·哈里斯是位有着惊人的耐心天才教练，经常被指定在队尾帮助水平欠佳的登山者，然而这次霍尔却让安迪在队伍前列自由攀登。作为一名中级向导，也是惟一一名从未登临珠穆朗玛峰的向导，安迪渴望能在资深的同行面前证实自己的能力。“我想我们最终能战胜这个山峰！”他咧着嘴笑着对科莱考尔说，仰头注视着峰顶。
对于那些积极进取的人，聪明的领导者知道如何给他们创造条件，以使他们的才华得以充分的展示。
珠穆朗玛峰的山顶离大本营有2英里的路程，科莱考尔只好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当天的目的地2号营地上。当第一缕阳光照射在冰河上时，他已在海拔20，000英尺处的西谷的半山坡上了。庆幸的是冰瀑已被甩在身下，他只需在下山的路上最后一次通过它。
我们不仅要有大的目标，以明确前进的方向，而且还要善于把大的目标分解成小的目标，就有利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可执行的一点。空洞的远大目标盯得太久，会让人产生一种遥不可及的感觉，很容易挫伤自己的信心。
通过西谷就要受到酷热的煎熬，这是科莱考尔每次经过这里时都深有体会的。科莱考尔和安迪·哈里斯位于队伍的前列，他不断地往帽子里面塞进积雪，尽可能快地向上移动，希望能在被阳光射线击倒之前赶到营地。但不幸的是，晨光很快流逝，阳光已经火辣辣地照射下来，他的头开始突突作痛，舌头也开始肿起，呼吸就很困难。他想保持头脑清醒也越来越困难了。
曾经遇到过的危险，再次遇到时就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把危险降到最低，以最快的速度跨越危险。那些不知道吸引教训，总是犯重复错误的人，是不能取得突然性的进展的。
保持头脑清醒是做好事情的最基本的条件。
科莱考尔和安迪在上午10时30分步履艰难地走进2号营地。在狂饮了两升“维他命”饮料后，他的体力恢复了。“我们终于踏上前往山顶的路了，这感觉真不错，是不是？”安迪问道。在大部分的攀登过程中，安迪由于受到肠道疾病的影响而状况欠佳，但他最终还是恢复了体力。
2.关键是要活着返回
5月6日晚，正赶上29岁的瑞典独行者戈兰·克罗普经过2号营地赶回大本营，此时的他看上去精疲力竭。
克罗普曾进行过6次喜马拉雅攀登，并独自登上过布罗德峰、侨欧亚峰和乔戈里峰。他一直想从瑞典的海平面到珠穆朗玛峰峰顶，做一次不借助夏尔巴人和氧气瓶而只凭个人力量的往返旅程。克罗普怀着这个野心勃勃的目标，于1995年10月16日骑着一辆载着240磅装备的自制自行车离开的斯德哥尔摩。
再大的困难，遇到做了充分准备的人，也是会退让三分的。
在通往珠穆朗玛峰脚下的过程中，他曾被罗马尼亚的小学生抢劫过，还被巴基斯坦的人围攻过，甚至有一名愤怒的摩托车手竟在克罗普的头盔上将一支棒球棍击断……历尽各种磨难，克罗普还是在4月初安然无恙地到达了珠穆朗玛峰脚下。经过一段时间在山的底部适应气候的远足，于5月1日星期三，他离开大本营前往峰顶。
通往成功的道路是坎坷的，只要坚持不懈，定能如愿以偿。
克罗普在5月2日子夜刚过他就开始前往峰顶。大本营的每个人都整日守在无线电旁，焦急地等待着有关他的进程的消息。海伦·威尔顿在他们的主帐篷上悬挂了一条大幅标语，上面写道：“前进，戈兰，前进！”
肩负重任的人一定要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做到最好，因为你的背后有许多的支持者，他们时刻都在注视着你，为你加油。
天气还算不错，数月来第一次这么风平浪静。由于山上仍然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进程十分缓慢，但克罗普仍在雪堆中间一往无前地攀登着。到了下午2点钟时，他已到达南峰顶下面的海拔28，700英尺处。此时他距峰顶只有不到60分钟的路途，如果在此时他再继续攀登会使他无法安全下山，所以他还是果断地做出了返回的决定。
知道这个消息的人都开始议论起来：“在离峰顶这么近的地方打退堂鼓……”但是，当克罗普在下山路上拖着沉重的步伐经过2号营地时，霍尔摇着头若有所思。“这表现出戈兰具有非凡的判断力。这真令我难忘，实际上比他继续攀登并最终到达山顶更令人难忘。”
其实，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霍尔曾反复向队员们强调：在攀登顶峰那天，无论如何接近山顶，都要在下午1点，或最晚不超过两点时返回。“如果有足够的决心，任何傻瓜都能爬上这座山峰，”霍尔说道，“但关键是要活着返回。”
想要得到就要先学会放弃。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目的地已近在咫尺，谁都想也能够鼓足劲，冲过去。但在这个时候，能否全身而退才是最先应考虑的。如果时间或体力不能保证安全返回，那么，放弃就不失为最明智的选择。
3.“如果遇到困难，我是否能指望他”
霍尔将5月7日星期二定为休息日，那天下午将近傍晚时分，费希尔反常地紧咬牙关，慢悠悠地从科莱考尔所在的登山队的帐篷前经过，向自己的营地走去。他通常总是保持大无畏的乐观情绪；他最喜欢说的话之一是：“如果你摇尾乞怜，你就登不上山顶。只要我们在这儿，我们就该保持最佳状态。”然而此时此刻，费希尔没有表现出一丝最佳状态的迹象；相反，他看上去焦虑且非常疲惫。
信心一旦丢掉，就很难继续先进，更不可能到达终点。
因为费希尔鼓励他的顾客在适应气候阶段可以独立地在山上往来，所以当几名顾客遇到麻烦而不得不被护送下来的时候，费希尔在大本营和大本营以上的营地之间做了几次计划外的匆忙之旅。他为了救助蒂姆·马德森、皮特·舍恩宁和戴尔·克鲁泽已进行了几次额外的攀登。现在，就在这个休息日里，费希尔又不得不在他的好朋友克鲁泽复发HACE时匆忙地在2号营地和大本营之间进行了一次往返旅程。
克鲁泽与费希尔之所以在行进的过程中拉了很大的距离，就是因为克鲁泽所在队的向导阿那托列·布克瑞夫没有按照费希尔的指示紧随队伍并关照好每个人。相反，他非但没有随队伍一同攀登，而且还睡了一个小时的懒觉，洗了澡，是在最后一名顾客离开后5个小时才出发的。就在费希尔见到克鲁泽并开始困难重重地将他向大本营护送的时候，他们在冰瀑的顶部遇到了正独自攀登的布克瑞夫。费希尔对布克瑞夫的失职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责问他“为什么他不和队伍一起攀登。”
不服从集体的统一安排而一意孤行，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很大的麻烦。
就这样，费希尔和布克瑞夫之间的紧张关系贯穿了整个攀登过程中。费希尔付给布克瑞夫2．5万美元，然而布克瑞夫的表现没能达到费希尔所期望的标准。“阿那托列是个强壮的技巧型攀登者，”克鲁泽解释说，“但他的社交能力很差。他不关心别人。他不是集体中的一员。我早就对费希尔说过，我不想和阿那托列一起在高山上攀登，因为我怀疑如果遇到困难，我是否能指望他。”
没有爱心，不懂得关心别人的人，往往不被人喜欢，人们也都不愿与这样的人共事，因此，这样的人很难受到大家的欣赏和欢迎，更难获得大家的配合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