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莱考尔跟随队伍再次沿汹涌的冰道前进时，内心的紧张依然存在。但是，他发现自己的呼吸已经舒缓了许多，不再像第一次训练时那么粗重而急促了。他的身体已经开始适应这里的海拔高度。不过，那摇摇欲坠的冰塔给他带来的恐惧却没有丝毫的减弱。
冰瀑上海拔19000英尺的地方悬挂着一个巨大的冰塔，费希尔带领的探险队中的一个登山者把它叫作“捕鼠器”。科莱考尔一想到那个怪物浑身的汗毛都会坚起来。他多么希望它已经不存在了，但事实上它仍挂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过往的人们——随时都会捕下来，谁都有可能成为它的猎物。
科莱考尔越想，血管中的血液流得越快，他攀登的步伐也就越急，以便尽快走出那个怪物的视线。
当他攀上冰塔顶端时，不由得双膝跪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粗气。
早晨9点钟，当科莱考尔到达1号营地时，他们的攀登队长汪多吉正在冻得坚硬的雪坡上为他们挖掘搭帐篷用的平台。汪多吉29岁，五官清秀，身材消瘦，性格内向而喜怒无常，但体力惊人。
其他的队友们还没有到达1号营地，科莱考尔便拿起一把锋利的铁锨和汪多吉一起挖掘。但他没干几分钟就觉得筋疲力尽，而不得不坐下来休息。这引来了夏尔巴人的一阵哄堂大笑。“你感觉不行了吗，乔恩？”汪多吉嘲笑道，“这里只是1号营地，6000米。这里的空气还是很厚的。”
这天的天气很好，直到最后一个队友到达1号营地时，太阳仍然照耀着。但，到中午的时候，一朵云团从南面飘过来。下午3点时，冰河上空已经被浓密的云团笼罩。接着，狂风夹着雪片猛烈拍打着帐篷。
暴风雪愤怒地咆哮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科莱考尔爬出帐篷时，冰河上已经覆盖了一层1英尺厚的新雪。有十几处冰雪崩塌后顺陡峭的山壁呼啸而下，但他们的帐篷却安然无恙。
4月18日，黎明时分，天空已变得晴朗。他们收拾好行装，开始前往2号营地。
从1号营地到2号营地的垂直距离是1700英尺。队伍沿着路线来到西谷的缓坡之上。这里是库巴冰河在珠穆朗玛峰山丘腹地挖出的一块马蹄形的狭谷，这个峡谷是世界上最高的封闭峡谷。西谷的右边山墙由纳泽的25790英尺的壁垒形成，左边山墙由珠穆朗玛峰的巨大的西南面构成，顶部则是隐约可见的宽阔而高耸的“霍泽之脸”的冰躯。
从1号营地出发时，科莱考尔的双手被寒冷的空气冻得僵硬而疼痛。但是，当太阳光照在冰河上时，西谷的冰墙像巨大的太阳能炉子，吸收了太阳光然后散发出热量，烤得人们汗流浃背。
这时，科莱考尔不由得想起了在大本营那场令人难以忍受的头痛。为了避免再次遭受折磨，他把衣服脱了，只穿一条长内裤，他还在地上抓了一大把冰凉的雪塞在帽子里。接下来的3个小时，科莱考尔迈着沉稳的步子沿冰河向上攀登。当帽子里的雪融化在他那蓬乱的头发上时就再抓一把塞进去，偶尔还会停下来喝点水。
科莱考尔上到海拔22300英尺处时，酷热已经使他感到眩晕。这时，他在道路旁撞上了一个由蓝色塑料布裹着的庞然大物。他的大脑因为高海拔而变得迟钝，致使他大约用了两分钟才看出那是一具尸体。当确定那是一具尸体时，科莱考尔被吓呆了，他足足盯了几分钟。
当他晚上向霍尔问及此事时，霍尔认为遇难者可能是位死于3年前的夏尔巴人，但他并不肯定自己的猜测。
2号营地位于海拔22300英尺处，冰河边缘两侧的光秃秃的岩石上散落着120间帐篷。
这里的海拔高度使科莱考尔觉得像是在受烈性红酒的折磨。阅读和吃饭都让他感到痛苦不堪。后来两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躺在帐篷里，用手捂着脑袋，使劲蜷缩着身体。
4月20日，科莱考尔感觉稍好了点，为了尽快适应气候便开始练习。他顺营地向上攀登，走了1000英尺后来到西谷的顶部，这里离主路有50码。在积雪中他又撞上了一具尸体，准确地说只是尸体的下半身。从遇难者那老式的皮靴和衣服的式样可以推测出他是个欧洲人，并且他在山上至少躺了10到15年。
科莱考尔遇到的第一具尸体，使他受惊的精神几小时都难以平静。而当他与第二具尸体相撞时，他的恐惧则转瞬即逝。
登山者中仿佛存在着一种默契——人们都假装僵硬的尸体不是真实的。没有哪个蹒跚而过的登山者会长久地注视这些干枯的残骸。事实上，这些登山者中没有人敢说出自己是在拿什么作赌注。
5.致命的HAPE
4月22日早晨，费希尔从2号营赶往大本营，在海拔21000英尺处，他看到托切正在冰河上坐着休息。托切是费希尔雇佣的夏尔巴人，他来自罗威岭，是位心地善良的38岁的攀登老手。这3天，他一直在大本营以上的地方干其他杂活并拖运行李。但是，他的夏尔巴同伴都对他心生不满，说他总是坐着而不去干分内的事情。
费希尔便询问托切是怎么回事。托切承认他这两天身体有些虚弱并感到呼吸困难。费希尔听后便命令他立即回大本营休息。但是托切并没有下山，他反而继续向上攀登。
夏尔巴文化中有很强的大男子主义，他们认为夏尔巴人特别是来自以强壮的攀登者而闻名的罗威岭的男人是不应该得高山病的。他们甚至把公开承认患病的人列入黑名单。这使得许多夏尔巴男人生病了也不肯承认。托切就是其中之一。
生活的压力会使人们能够承受他人无法承受的痛苦。
当托切跌跌撞撞地到达2号营地时，他已神志恍惚，并咳着带有血丝的泡沫。从他的这些症状可以推测出他得了严重的HAPE（高山肺水肿）。这是一种致命的疾病，主要是由于攀登得太快、太高，从而导致肺部充水。如果患这种病的人在高海拔处停留时间过长，死亡将是必然的结局。迅速把病人转移到低海拔处是治疗HAPE的惟一有效方法。
做事要能屈能伸，该休息时就不要硬撑着，该放慢节奏，就不要一直超负荷运转，否则就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大本营向上攀登的过程中，霍尔要求队员们都要在一起，队伍最后要有一名向导扫尾。但费希尔则相反，他认为在队员们适应气候时，应该给他们自由，让他们独立上山、下山。因此，当托切患重病除了费希尔的四名顾客外，没有一名向导在场。救助托切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其中两名顾客克利夫·舍恩宁和马德森的肩上。
在团队中，对下属施以一定的约束，就能充分发挥合力和互助的作用；过度的放任无疑是在分散力量。当遇到紧急情况时，前者很容易就能依靠众人的力量使问题得以解决；而后者则只能靠有限的力量去支撑。
麦肯齐医生通过无线电指导着2号营地的人如何救助托切，他要求给托切服用一些地塞米松和利尿剂等药。他知道给托切服用这些药是在冒多么大的危险，但他更清楚托切在被送下山之前，他死于HAPE的危险要远远大于服用降低血压药物的危险。因此，在大家的极力反对下，麦肯齐医生仍坚持要求结托切服用那些药。
在生死攸关的时候，只要有一线希望，做再大的冒险也是值的，任其事态自由发展，往往只能坐以待毙。
然而当时所有的药对托切都已经不起作用，甚至把他放进伽莫夫袋子（这种袋子里的气压值与低海拔相近）也没有一点起色。
傍晚时分，马德森和舍恩宁把托切装入伽莫夫袋子，像拉雪橇一样吃力地往山下拖去。与此同时，一队夏尔巴人和向导尼尔·贝德曼正急匆匆地从大本营出发去迎接托切。
太阳落山时，在冰瀑的顶部，贝德曼与舍恩宁他们相遇，接下了营救托切的任务。他让马德森和舍恩宁返回2号营地继续适应气候。
4月23日，当瘫软的托切被送回大本营时，他的病情在不断恶化，但他仍固执地坚持自己没有得任何高山病，而且拒绝使用氧气。晚上托切的呼吸变得非常困难，他的神志时而模糊、时而清醒。
4月24日早晨，由于暴风雪的肆虐，原订的直升飞机救援也不得不被取消。最后托切还是被人力护送下山。
晚上托切被运送到菲舍诊所，在那里，虽然海拔高度已经比他生长的地方还要低，但他的病情仍在恶化。亨特不顾托切的反对强行将他放入伽莫夫袋子。
后来的两天托切一直躺在伽莫夫袋子里，中间有一次他的大脑处于无氧状态4至5分钟后，又开始呼吸。
4月26日，天气转好，托切被直升飞机送到加德满都的医院，那里的医生认为他的大脑已损伤严重。他的状况仅比植物人稍微好一点。其后的几个星期，托切在医院里整日盲然地盯着天花板，他的肌肉在一点点地萎缩，两臂紧紧蜷缩在身体两侧，体重降到不足80磅。
6月中旬，托切终于闭上眼睛停止了呼吸。
6.整个营地都笼罩在恐慌和抑郁的气氛之中
4月26日，只用了一天，霍尔领导带领大家一口气从大本营赶到了2号营地。第三次适应性训练即将开始，这也是登顶前的最后一次训练。
按照霍尔制订的计划，探险队将于28日早晨4时45分出发，从2号营地攀登到海拔24000英尺处3号营地，并在那里过夜。
由于大脑缺氧，科莱考尔几乎一整夜都无法入睡，28日凌晨4点时，他还是准时醒来。他用头灯照着看温度计，这时他所睡的双人帐篷里的温度已降至零下7摄氏度。
“收拾东西的时候到了。你还在睡吗？”他朝贴在身边的那个睡袋里喊。
“你凭什么知道我还在睡呢？我的感觉简直糟透了。我的喉咙出了问题。哎，我想我已经老得经不起这份折腾了。”睡袋里传出粗哑而疲倦的声音。
科莱考尔开始在黑暗中寻找自己衣物，每当他碰到帐篷壁时，就会遭到一场暴风雪袭来。这是因为帐蓬内气温太低，晚上他们呼出的臭气在帐篷壁上凝结成了一层易碎的霜状内壳。科莱考尔哆嗦着穿上保暖内衣和防风外罩，然后蹬上靴子，当他使劲拉紧鞋带时一阵剧痛袭来。在近来两周里他破裂的手指在缺氧而寒冷的空气中日渐恶化。
借助头灯的亮光，科莱考尔钻出帐篷，他跟随霍尔走在岩石碎块和冰塔之间。一走出大本营，科莱考尔就感到不舒服，由于他考虑到太阳照在西谷上产生的火炉效应，所以他穿的比较单薄。但是，这天早晨，刺骨的寒风吹得温度骤降至零下40度。
我们常常根据简单因素的推导出事实证明是错误的结论。这是因为，我们只是考虑了某些因素，而忽略了另外的因素的缘故。所以，片面思维是十分有害的，这不利于我们得出准确的结论。
科莱考尔先是赶到库巴冰河上游起点的裂缝，然后，他将加玛登山器拴到稍稍有些磨损的绳子上，开始攀登。当他冻得无法忍受时，想起背包里还有一件多余的毛衣，但要穿上这件毛衣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他要悬在固定的绳索上摘掉手套，拿下背包并脱去风衣，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将东西坠落，所以他决定等到达可以平衡站立的不十分陡峭的地方再穿。他只好忍受着越来越强的寒冷继续攀登。
如果我们不顾大局，急于要做某件小事，这可能会使我们因小失大，从而付出极大的代价。
这时，狂风卷起雪沫劈头盖脸而来，科莱考尔的衣服上结了一层厚厚的霜，护目镜上也结了一层冰，看起东西非常困难。他的脚开始失去知觉，手也麻木了。科莱考尔在队伍最前列的海拔23，000英尺处，比向导麦克·格鲁姆快15分钟的路程。他决定等麦克·格鲁姆到来以后谈谈自己的情况。就在麦克·格鲁姆刚刚要接近他的时候，麦克夹接到霍尔的呼叫要大家下山。
中午时，许多人带着冻伤纷纷返回了2号营地。澳大利亚医生约翰·塔斯基的手指上有轻微的冻疮。而道格的伤势则很严重，当他脱掉靴子时，几个脚趾头上都有冻疮的迹象。道格的脚在1995年的珠穆朗玛峰之旅中已经严重冻伤过，新的冻疮会使他在寒冷面前变得更加脆弱。
“我不行了”，道格用微弱的声音哽咽道，他看起来非常萎靡。“我连话都说不出了。我不能攀登了。”在前往尼泊尔之前不到两个星期的时候，道格接受了一次小型喉部手术。这个手术使他的气管处于一种非常敏感的状态。由于早晨吸入了大量的混着雪花的有刺激性的空气，他的喉头显然被冻伤了。
“你现在还不是打退堂鼓的时候”，霍尔开始鼓励道格，“等两天再看你的感觉如何。你是个坚强的家伙。我想你要是恢复的话，仍有很大把握爬上山顶。”道格并没有被说服。他回到队员们的帐篷，将睡袋蒙在脑袋上。科莱考尔看着他如此懈气，心里感到非常难过。道格已成为科莱考尔的好友，并慷慨地与科莱考尔分享了他在1995年攀登山顶尝试中所获得的经验。科莱考尔的脖子上挂着一块锡石——这是道格在攀登刚刚开始时送给他的一块由喇嘛庙的喇嘛开光的佛教护身符。科莱考尔渴望道格能攀登上峰顶的心情并不亚于自己想登顶的心情。
一时间，整个营地都笼罩在恐慌和抑郁的气氛之中。虽然山峰还未呈现出它最险恶的一面，但它已使登山队员们对安全趋之若骛了。事实上，不仅仅是他们的队伍感到压抑和怀疑，2号营地上的几支队伍的士气都陷入了低潮。
由于狂风和酷寒，前往3号营地的计划推迟了一天。最后，道格继续呆在2号营地以使喉头的伤口愈合，其他的所有人开始了第二次尝试。在“霍泽之脸”无边无垠的斜面上，科莱考尔沿一条似乎亘古不变的褪色尼龙绳索向上攀登。他爬得越高，动作就变得越迟缓。他用戴着手套的手将加玛登山器在固定的绳索上向上滑动，然后将身体靠在上面喘两口粗气，然后他将左脚抬起，将脚下的冰爪插入冰中，迫不及待地再吸入两大口空气；将右脚挪到左脚旁，从胸腔底部呼气、吸气，再呼气、吸气；再一次将登山器沿绳索向上滑动。3个小时过去了，他已经竭尽全力了，他希望自己在可以休息之前的1小时之内仍保持这种状态。他以这种痛苦不堪的方式向栖息在这光秃秃的崖面某处的一群帐篷爬去。他的进程只能以英寸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