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把你们的调度命令拿来给我看看。”金冶在市经委工作时，与电力部门没少打交道，非常了解他们的规矩：任何计划内的停电，就有“从儿点停到几点”这样很明确的调度命令。而没有正当理由，只是因为和水利部门闹气而停电，他们是不会停很长时间的。如果在书记要求的最后时限前恢复了，就省得和他们啰嗦。
城区电力局长又看了一下市局副局长。
“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帘局副局长居高临下地说，“如杲所有被限电的用户都来要调度命令看，我们就无法工作了。”
“我不是作为一个用户来的，而是作为地方的行政首长来的。”金冶也拉起架子。
城区电力局长怕把事情闹僵，以后不好共事，就把调度命令拿给金冶看。为此，他遭到市局副局长狠狠的一眼。
你不满意我也没办法，因为我和你不一样，你处理完这事，一拍屁股就走人了。而我和城区政府的人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可能要相处很长时间。城区电力局长想。
金冶看着调度命令上只写着26日1。时起停电。并没写从几时停到儿寸。
他把调度命令还给了城区电力局长。“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是因为四号机组停电时，只制定了一个草率的计划，所以才出了那么大的事故。”他摆摆手制止急于插话的市局副局长，“所以我建议你们还是慎重一些的好。”
“我们的停电计划是非常严密的。”市局副局长坦然地说。
为什么停电，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可一个人口是心非也应该有一个限度，“我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张老就在你们的停电区域里。”
“哪个张老？”城区电力局长问。
“你一共认几个张老？”金冶报出了张老的名号。
市局副局长和城区电力局长都愣了，这是个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的名字。
“按说他的住宅不在这个区域里城区电力局长对自已区域里所有的重要用户都是很熟悉的一这就和《红楼梦》里的“护官符”一样，不通晓它就没法当这个官。
城区电力局长一伸手，总调度就把“重要用户一览表”递了过去。
城区电力局长看了一下后如释重负他说：“你们有没有搞错？张老不在这个区域内。”
“图上也许不在，但现在他家里的电是没了。”金冶虽然在车上就用电话了解到张老是因为今年夏天更换大功率空调，原来街道的变压器的容量不够，而从水利局宿舍拉的临时线。但没必要对他们说，信息就是资源，而资源是应该合理利用的。
“我们研究一下再通知城区政府。”市局的副局长也松了一口气，既然张老在图上不属于停电区域，那即便出了问题，也是城区电力局的责任。
“那好。我下午五点再来。”金冶说。
金冶当然知道如果某种纠纷在机关之间发生时的复杂性和连续性。他从调度所出来之后，就立刻去了张老家。
张老的家里几乎就是一个小型的医院，他宽阔的卧室里，各种各样的医疗器械闪闪发光。
金冶边和张老说话一一他其实已经不能说话，生命的迹象只存在一双眼睛当中。信息的传达得由他的妻子负责边想：现在的许多医疗技术，其实是“非技术”。也就是说，我们并不了解这些疾病一比方癌症和像张老这样的“衰老”一一的真正病理原因，我们也不能用这些“非技术”来真正改变这些疾病的结果。但这些“非技术”确实是有效地支持了生命。另外还有一些，可以被称为“半拉子技术”，像心脏移植、换肾等，我们虽然不了解这些病的成因，但却很大程度地改变了这些疾病所产生的后果。除去这些外，那就是真正的医疗技术了，我们真正地了解白喉、脊髓灰质炎等病的成因和进秆，我们能有效地控制住它们。
但前两类却构成了医疗费用的大部分。任何需要很多钱、很多设备的医疗技术，一般来说，不是真正的医疗。而真正的医疗却嗷嗷待哺。金冶不由地想起去年和市慰问团一起到山西边远老区，看到缺医少药，地方病、常见病蔓延的情况。
张老的太太把金冶让到客厅。她是张老的第三任妻子，原来是他的保健医牛。年龄要比张老小很多。目前脸部依然残留着当年美丽的痕迹。
金冶动员她把张老搬到北京医院去。
“我不太相信电力方面会不给我们供电。”多年的高层生活，使得她说话有了份量。
“当然不会。”金冶知道该如何对付这些太太们，“但工业上的事情，和人事不一样。有的时候说不清楚。”
“搬动一回张老就有一回的危险。”
“我已经和北京医院联系过了，他们将派出最好的救护车。上面有所有的生命维持设备。”
“但危险依然存在。”张太太也不是一个能轻易改变主意的人。
“如果我们把危险降低到百分之一的程度。那么它实际上等于不存在。”金冶接着给她讲，“上次因为一台变压器故障停电，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有一要靠电维持的、培养了很多年、繁衍了很多代，但离开电不能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癌症细胞株，就在停电的范围之内。当时科学院和市委都很重视，要求电力部门得在指定的时间内恢复供电。可谁知新的变压器往上一换，绝缘不够，立刻就烧毁了。于是再换、再架临时线，最后那株细胞还是经不起折腾死了。”
金冶故意使用的术语可能起了作用，张太太勉强同意搬到北京医院去。“其实我们家里的设备和北京医院也差不多。”
你们家里不好说和北京医院比如何，但起码在生命维持方面比城区医院要强。金冶想。
车绕过漆黑一团的水利局宿舍时，他发现一辆标有“电力工程抢险”的面包车停在那里。车下有若干工人在忙乎。
他下车问了问，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是城区电力局的，来给首长架线。
从这一刻起，金冶就知道他面临着一场旷日持久的价格战争。
八
金冶一进办公室，就看见电传机上有潘向宁传过来的文件。
潘向宁的字俗在骨，还潦草得出奇。他极费力地辨认着：上一告诉我们，您的汉密尔顿和他的8。公司是一个以宾馆、饭店、睹场为主的公司。在这三项当中固定资产最大的是宾馆，利润最大的是赌博业。
金冶一下子就把这话的含义给看懂：公司的主业是赌博业，之所以宾馆的营业额大，是因为赌博业的营业额无法计算，而且来赌的客人都住在宾馆里的缘故。
再往下是打字数据，指示以：公司在全世界的分公司。
这是一张庞大的表，表的最后一行是俄罗斯的彼得堡。
潘向宁接着写道，汉密尔顿这小子已经把列宁格勒都占领了，现在企图在咱们这黾登陆。我建议：咱们这块地方没这些家伙，麻烦事也足够多了。
金冶自言自语道，曾可凡和汉密尔顿虽然已经把京韩宾馆的底层买下，也就是说已经“登了陆”，但这就和当年美军在仁川登陆一样，作为战役它是成功的，但美国人最后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关于曾可凡和他的公司。潘向宁提供的资料不多，他们在通过东南亚中转向台湾卖煤炭的过程中损失了一部分，在国际商业银行倒闭的过程中也损失了一部分。
潘向宁最后不无歉意地写道：“611拒绝提供曾氏材料，这是我通过各种途径得来的。未必确切，仅供参考。
关于大陆的煤炭出售给台湾，是被有关部门禁止的。但如果变通一下，通过第三方中转，在商业上是可行的。可如此做，就有一定的风险，被大陆发现是一个问题，被中介公司欺骗也是一个问题。关于同际商业银行，金冶了解的就更多了，这是一个从事毒品、武器等几乎所有非法买卖的银行，前些年遭到全球查封。
曾可凡有那么多的钱，为什么还要干这些勾当呢？金冶把传真纸从机器上撕下来。看来资本这东丙就是闲不住，哪有利就往哪里跑。利足够大的时候，它甚至不怕“绞首”。
金冶用电话把区计划局分管非生产经营项目的马副局长叫来，“曾可凡的项目你们审查得如何？”
“从项目本身来说，不宜批准。”马副局长今年已经五十八岁，盘踞这个位置已经十年，许多他以前的下级、同级，现在都成了他的上级。用他自己的话形容，我是醒得早，起得迟，走得慢。
“除去项目本身以外，难道还有别的因素？”金冶盯着对方。马副局长精通这个盘根错节的机关里所有的门槛。
马副局长直视着副区长，一点信息也没有透露，这事的来龙去脉他完全清楚，曾可凡去他家拜访时，在打“旗号”的同时，还送了一份不薄的礼。他只收取了信息，把礼物退了回去。这也是他的老到之处：给领导办事，本身就极有效益。可你如果收了礼，而领导又不真的打算办的话，你就将置于“两难”境地。
“如果你没有什么补充意见的话，就写个报告来。”金冶知道问不出什么来，也不打算真的问出什么来。
马副局长虽然知道这事的后面有刘书记，但领导们之间的事，最好由领导们内己去解决。土罐子应该离铁锅远一些。
电是现代化社会的公因子。没有了电，别的不说，光冻就冻得人受不了。因此水利局的职工再三向领导反映。
区水利局长又向区政府领导反映。
“你们是不是做出一些让步？把水价降一降？”金冶对水利局长说。
“我是想降，但，”水利局长本来想说，但我们系统的主要领导不让降一一他向市水利局长汇报时，这位大局长说：我们是从不在压力下低头的，压力越大，咱们就越要挺住。如若不然，咱们今后还能有什么威信？但在任何时间、地点说领导的不是，均为坏事情。他只好含糊地说：“我是一仆二主啊！”
“电力方面的停电命令来自他们市局，所以你们最好由市水利局出面，比市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金冶这样说，倒不是推卸责任，而是实际情况，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了，作官的第一要事，就是把自己的权力范围搞清楚。
“也只能如此了。”水利局长临走时垂头丧气地说，“如果在以前，没了暖气还能生个火炉，而现在不光炉子没了，就算有，也没烟囱啊！壮年人还好办，老年和孩子就惨了。”
金冶关上办公室的门，准备仔细想一想有关曾可凡和“水电官司”。但凡遇到麻烦事，他总是要想好之后再行动。很多人都喜欢用思想来代替行动，这其实是最要不得的。可方才“入巷”，潘向宁就领着一个满脸胡户的人进来，并给金冶介绍说：“这是大塑晚会《我们是共和国的儿女》的甸总指挥：
金冶不无敷衍地和向总指挥握手，然后就问他有什么事？向总指挥简单地说明《我们是共和国的儿女》的晚会，是为了纪念上山下乡运动的。目前虽已经募集到一些资金，怛还有缺口。希望金冶能支持一下。
金冶看了潘向宁一眼，可潘向宁的目光根本就不和他对接。他曾经不止一次和潘向宁讨论过有关“插队”的问题。他认为“插队”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其作法从现代法学的观点看，是“违宪”的。因为它剥夺了一代青少年受教育的权力一受教育是天赋之权力，就像生病应当得到医治一样―当然，有人会说：并没有人强迫你去啊！确实，没有人像押解犯人一样，拿枪逼着你。但学校的老师动员你、军宣队给你施加压力、街道上的老太太们敲锣打鼓地一次次的给你送喜报。最后他们看你还不走，就到你家长的单位，对你的父母说：送不送子女去农村，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那个年头，没人的肩膀能扛得住这个称号。
他和潘谈着、谈着，甚至谈出一个统计学上的规律来：从二十年代起，到六十年代止，凡是年代初出生的人，运气都不好。三卜年代初生的人，在长身体、求学的时候，遇到抗日战争。四十年代初生的人，在长身体、求学的时候，会遇到解放抗曰战争。至于他们这五十年代初生的人，那更是什么都要赶上，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计划生育……
综上所述，在一些由有成就的“老插”们组织发动的一些回忆书籍征稿时，他都拒绝给他们写。表面的理由是“太忙”，但实际的理由是不想写。因为他如果写了就会给人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感觉。而他认为艰难困苦，对于任何人，都不是好事情。至于有一些人成材是以千百万人的沦落为代价的。在他的区里的清洁工，百分之十都是从外地回来的知青。换句话说，成材的只是例外，而有例外就是因为有正例在。再往深里说，所谓的成材，不是在文艺界，就是在体育界，科学界大概一个也没有。这恰恰说明，正规的教育，是没什么可以替代的。
向总指挥大大咧咧地坐在他的对面，抽起烟来：“如果你能给我们三万块钱，就皆大欢喜了。”
“区财政的钱，都是走计划渠道的。”
“总有计划外的钱嘛！”
“财政一支笔。就算有，也只有大区长能枇。”
“并不一定要从区财政出钱。你和底下任何一个公司打个招呼，也能变成钱。”向总指挥把烟灰弹在干净的地板上。他是一个集资的老手，运动会、电视剧都干过。“我们可以按照集资的惯例，给你百分之十的回扣。”他打出这张屡试不爽的牌。
回扣在商业上的本意是一种优惠。假设某物值十块钱，它不能因为你是我的老客户，就降价成九块钱。它仍然价格十块，不同的是我可以在收到钱后，叫给你一块钱。但现在它却变成了贿赂的代名冈。金冶打开窗户，把浓重的烟雾释放出去。插队一代人，在艰难困苦中，确实有些人还是渎了一些书的，但他们更学会在社会的缝隙中讨生活。这种当年谋生的本能，如今变成了技巧，使他们远远地高过他们的前一辈和后一辈。
“我目前确实没有办法好想。”金冶本来想说，就是有办法，也不会把钱投放到这类事情上。怛又觉得没必要，苄竟是“插兄”嘛！“我让我的车送你一下。”
向总指挥说声“不用”后就走了。走时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不高兴。
“你还说拿你的车送他呢，他的车要比你的高级得多。”潘向宁说。
“都是搞赞助弄来的吧？”
“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反正拉屎撒尿，各走一道。”
金冶又问潘向宁是如何认识向总指挥的？
潘向宁淡淡地说：“他就是我常常对你说的那个我们集体户的思想领袖，也是我生平最尊敬的人之一。”
这回轮到金冶惊讶了。他真的想不到潘向宁说的那个有着睿智思想、会背诵全部《唐诗三百首》、《弁文观止》，能讲解《法国革命史》和黑格尔哲学的人，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怎么了？”潘向宁不明原因地愤怒起来，“有一个人还拿《插队分析》为题，作博士论文，最后拿到了一个滑稽的学位呢！”
“别生气，我的思想家。”金冶比较能洞察别人的内心，潘向宁看见自己当年心目中的“神”变成一个俗得不能再俗的人，心里也不好受。
“别思想家、思想家的。我告诉你：中国的思想家从来都是短命的。他们在年轻的时候，确实有自己的思想。但当生活的担子一压过来，他们几乎全部垮了。这是谁的错？就是你们这帮官僚们的错！”
金冶笑了。他非常理解，同时也喜欢潘向宁这种“书生义气”，“也没全垮，我的眼前还存在着一个。”
潘向宁也笑了：“你穿的西装是不是名牌？”
“官场不是艺术界、学术界，很少有行径古怪、奇装异服的人。”金冶整整衣服，“我这是在减价处理时买的。”
潘向宁不相信，上前翻开金冶的西装领子看了看，确实是一个他不知名的牌子，“可你穿着还挺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