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所谓的好，也不是一味的奉承。去年区里的某个部门负责人向他请示：有个公司想出些钱，在公园里建一座寿星塑像。他起初没在意，顺嘴问：这要多少钱？回答是含糊的：大约三十万到五十万的样子。他一听就生气了：三五十万到这些人嘴里，怎么就和说三五块钱一样？但他没有发火：城区无小事，所以城区也就无小官。这个机关存在的年代太长了，水也深来根也茂：他只是问：一个寿星就要这么许多钱？是不是把公园的占地费也算了进去？回答是：这种好事，公园想干都没机会，还要什么占地费？金冶知道这个公园是国家公园，虽然在他的管区内，但根本就插不上手。据说某个剧组想拍一部电影，公园开出个价来，把他们吓了一眺：既使把整部电影的经费都给了他们也不够。但这座历史悠久的公园领导是“金口不开，开口不改”，文化部的领导出面说也没顶用。可这次他为什么这么慷慨报效呢？他装出不解的样子，随便地往下问。
这个负责人很愿意在自己的顶头上司面前显示自己是有背景的人，几下就把底全部露了出来：资格很老、党内的地位很高的张老，每天都要到这个公园里散步。而今年年底就是他的八十大寿。如果恰恰在当口儿，有一座老寿星塑像适时揭幕，真寿星该有多高兴？当然这塑像不能像一般的英雄塑像一样，弄几吨水泥胡弄胡弄就行，而应该用真料，也就是铜质塑金。
金冶再次装傻：他不是已经休息了吗？
负责人是一个好为人师者，开始给金冶讲解起“做官”的“三字经”来：有些人虽然在位，但没有权力；有些人虽然已经休息，但依然很有权力，甚至权力比以前还要大。权力不是职务给予的，权力是影响力。所以让他高兴，是没有坏处的。他还从“人”的角度解释说：老人返朴归真，就和孩子一样，一哄就高兴。不同的是，他高兴了，分给让他高兴的人的不是糖果，而是权力。
他讲的这些“三字经”金冶起码在十年前就知道，但他还是认真地听下去：毛主席说过，必须要“言者无罪”，才会有“知无不言”。
听着、听着，他就把底细全都摸清了：张老的办公室主任，现在一个重要的部门任职，寿星像一说就源于他。而那个出钱的公司领导，则是张老原来的生活秘书。
金冶认为这种事是不能干的：如果干了，某些领导可能会喜欢，伲老百姓却肯定不喜欢。如今的城市里，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少绿地。这个位于市中心的公园，更是大家喜欢的地方。他就不止一次地看见许多家人，带着孩子在绿地嬉戏。这幅《天伦作乐图》是任何见过的、有良心的人都不会忘记的。
但他没有正面否决这个动议，而是把它拿到区委会上去讨论。这个讨论也不是正面的，因为他知道如今就是最机密的会议，也不能保证完全不走漏消息，而且往往是越机密的走得越快。因为如果把消息比喻成商品的话，越机密的也就越紧俏。他只是在区委会提出：把“寿星问题”提交给区人大会去讨论。
区委书记如果不是“心照不宣”的话，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立刻同意了他的动议。
“寿星问题”很顺利地在人大会上被否决。
“人大会”不是“区长办公会”也不是区委会，在这种会上，代表们的一票，和主任的一票，有着完全同等的法律效力。所以一个议案，如果在“区长办公会”或区委会上被否决的话，还会有人来找区长或书记，但从来还没有听说过有人为什么问题去找人大主任的。所以金冶认为“人民代表大会”确实是伟大的发明。当然，人大会的重要议程都是经过区委会审定，起码也是和区里的主要负责人私下里碰过。
“寿星问题”的圆满解决，奠定了金冶在区委书记心目中的地位，所以在常务副区长上调后，他就替补上来。
等他把文件都读完之后，对面京韩宾馆的宴会已经散了。
二
一上班，金冶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水利局和电力局的官司。事情的原委如此：水作为国家的重要资源，已经立法保护。但在法律颁布之前，市水利局下发了一个文件，每吨工业用水加价一毛钱，用于水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似电力部门不干，他们有自己的理由：电价是国家控制的，一分钱也不能涨。所以如果水涨电不涨，他们无法消化。
“你能不能比一让？”金冶上来就先对水利局长说。
水利局是城区政府直接管辖的，所以要先拿自己人开刀。“不行。”水利局长回答得很干脆，“市水利局的文件您一定看过。”
金冶点点头。
“这个文件市政府也转发了。”水利局长知道金冶教他让是一个招术：电力是中央企业，也就是说，电力的全部利润几乎全都要上缴中央，地方上只留一点点教育税之类的“小钱”。他们这一级干部一一主要是煤、水两家的当家人一一经常议论：如果有机会，咱们一定要好好的涨一涨。因为煤、水一涨价，就增加了电力的成本，无形中就把中央的利润给拿了回来。
这个想法得到了城区的领导们的赞同：有谁不愿意自己手里的权力大一些呢？当然这里指的权力主要焙经济权力。干部、司法等大权，是不容讨论的。可经济权力的大小，关系到全区人民生活的好坏：如果区财政有钱，就可以给老百姓增加工资、副食补贴，可以盖学校、医院、托儿所。对此区委刘书记有一句名言：手里没有米就叫不来鸡。
“市政府并管不了电价。”电力局长本来想说：管不了我们电力部门。但话到嘴边又缩了间来一你说他管不了，也对：电力和铁路一样，是中央直属企业，无论财政收支还是干部管理都和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但说他管得了，也对：你的工了建在人家的地盘上、你的线路也要经过人家的地盘、你的家属要在人家地盘上就医、上学、死亡。而这一切，没有地方政府的配合，都是无法完成的。所以不能把话说绝。
“电价我们确实是管不了，但你们能不能在企业内部消化一些？现在地方政府的财政都有困难。”金冶说。中国有一个很独特的现象：类似铁路、银行、电力等垄断性行业，他们在作为经营者时，叫某某铁路公司、某某电力公司。但他们在同时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时，又叫某某铁路局、某某电力局。也就是说，他们既当经营者，又当管理者。这就和既当律师，又当检察官一样，属于体制上的乱伦。因为他们的财产和干部，都归各自的上级主管部门管辖，地方政府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这种现象，使得他们成为一个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这稍加观察就能看出来：每个大城市最高、最豪华的楼房，都是这些部门的。
“前几天，我为建变电站征地所招收的农转非的事，专门拜访了公安局长。我用的句型和您的差不多：电力局长是“文革”期间华北电力学院的毕业生，岁数虽然比金冶要大，但因为金冶是“父母官”所以仍然对他称“您”。“现在电力非常紧张，希望你们公安部门能支持、配合一下。您猜，他对我说什么？”
金冶不猜也知道公安局于大概会说什么，但他并不接嘴：如果接的话，就会上了电力局长的圈套。
“他说，”电力局长学着公安局长的山东口音：“老沈，你有什么事就办什么事，不要紧张不紧张的。你说粮食、水、煤、房子、交通运输、屄疗教育，现在有啥东西不紧张？”
“正因为都紧张，所以你们这些相对宽松的部门，就要风格高一些。”金冶知道自己这话没说服力，但因立场所在必须说。
电力局长不承认自己的日子宽松。
“现在因为三角债的原因，区里已经有很多单位只能发百分之七卜的工资，就是这西分之七十也有不少是用银行贷款发放的。但据我所知：凡是你不给我钱，我立刻就可以不给你产品的部门，类似铁路、煤气、电信，还有你们电力等，日子就好过得多。”金冶脸朝着水利局长说：“这就如同兄弟几个过日子，好的就支援一下差的，难关度过，一切都好说。”
“如果三角债真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是条链子：甲欠乙一白块钱，乙欠丙一否块钱。那就好办了：我们拿出一百块钱，链子就解开了。可实际上是甲生产了一百块钱的东西，只卖出八十块钱的，剩下的二十块钱的东西积压在仓库里，所以他没办法把从乙处购买原材料的钱全部给了他。而乙也是同理。所以说三角债是企业经济效益不好，产品积压引起的。不是什么支援不支援的问题。”因为电是种很特殊的商品，产、供、销在同时完成，
根本不会积压，所以这话电力局长说起来气很粗。
“你不要一副‘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样子。”水利局长很不服，同是局级干部，电力局长的日子就要好过的多，职工的工资福利比水利要高，子女就业率也高，就是汽车的排气量也比他的大。
“这是体制问题，不是你我能解决的。”电力局长不无得意地说。
“咱们还是协调一下把问题解决了为好。你能不能尽量让？”他向水利局长说。“你呢，也多少接受一点？”水利局长没有表示，但心里已经认定可以稍微降低一些。
“恐难从命。”电力局长一点也不肯让。前些日子煤炭涨价，就已经闹得他焦头烂额，后来铁路运费又涨，如果水再涨的话，企业就要亏损。虽然这是政策性的亏损，但亏下的钱，十分只能拿回三分，更何况在自己的任内亏，面子上总是不好看。
“政策性亏损的钱，中央会出的。”水利局长说。
“中央要是出的话，我也就不和你们争了。”电力局长看着金冶说。
“如果中央不给你们钱，你们早应该维持不下去了。”金冶知道别人都认为电力部门财大气粗，但实际上也是亏损大户。
“维持是能维持，但是发展的钱没有了。”电力局长说的是实话。假设一个项目，要一个亿，但只到位了七千万。它买材料、发工资，也能千下来。可更新设备的钱、培训人员的钱都没了。这种隐性的亏损，一时看不出来，但总有一天会表现出来的。再说中国的企业效益都不足很好，要想发展，主要靠投入。如果不注人新的资金来扩大规模，建立新的电了，那么电力基本建设单位没活干，工资就发不出来，电力院校的毕业生也就分不出去，电力职工的待业子弟就无法安排。如果都像这样，你一刀我一刀的，没了效益，拿什么来投入？“你们要是能从中夬把水涨价的钱要回来，要回多少我给你们多少，一分也不截留。”
“如果你一点点也不同意让的话，我们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水利局长有些火了。
电力局长双手一摊，表示悉听尊便。
“不要意气用事。”金冶知道自己必须有一定的高度。
“你不给我们钱，我们就停你们的水。”水利局长说。
“那你们就要考虑到用电的问题。”电力局长当然不甘示弱。
“你敢停我们的电？”水利局长讥笑道，“我们的办公楼可是和中央某部在同一个变压器下。”
“既然你如此不合作，甚至采取威胁的手段，我也有我的办法。”电力局长无视金冶桌子上的“禁烟”标志，拿出一支烟，让也不让就抽上了。
金冶知道今天就是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收益了，就说：“你们再各自回去研究，请示一下，咱们过两天再议。”
金冶刚刚把康柏486微机打开，准备把一些资料和想法输人进去，就有人敲门。
“请进金冶一点烦恼也没有，和人搞不好关系，是他这个职业绝对不能允许的。
进来两男一女，都是四十到五十的样子。金冶从服装上分折：他们如果不是街道办事处干部的话，就是中小学教员。
他们一开口说话，他就知道是后者。
“我们要找区长或书记，谈谈我们学校的情况首先发言的楚中年妇女。
“各位老师先坐。”金冶给他们倒茶。如果来的是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他就会省略这些繁文缛节，因为大家都是同一行中人，使用的是同一种游戏规则。再说如果对自己手下的干部太客气的话，他们就会丧失距离感、分寸感。没有这两样东西，整套机构就无法运行。而学校的教师则不同：他们属于知识分子。用老话来说，就是“士”。
对待“士”和“官”应该有明湿的区分。他至今还得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不算太出名的建筑学家，因公去一个中美洲国家。可到那里没几天，心脏病就犯了。这是一个“欠发达国家”，医疗水平很低，使馆的医生建议他回国治疗。可通往国内的航班，一个星期只一趟。这时他的一个学生出现了，并且正好是中国民航驻此地办事处的副主任。他说：“您的运气不错。某某访问中美洲，这里是最后一站。明天就回国，我可以把您安排在他的专机上。”建筑学家“重病逢良机”，自然喜不自胜。第二天早早就上了专机。大约一个小时后，某某随员们先上来。他们都看到了建筑学家，但谁也没问什么。专机带人，就和火车带人一样，谁知道是站长让带的，还是列车员己带的？最好是不要去问。某某最后一个挥舞着手上来，就在机组人员准备关门时，他看见了这张生面孔，马上就问：“你是哪个单位的？”随员们追随他二十多天，他已经熟悉得不行。建筑学家赶紧自报门庭。某某想了一会儿后说：“你怎么上的飞机建筑学家为人师表一生，从不说谎，直接把途径原委告知。某某听后大怒，指点着门说：“你给我下去！”建筑学家几乎是捂着面孔和心脏下来的。送行的人也都愣了，怎么送了半天，又送下一个来？建筑学家在这个国家大病一场，差一点就回不来。回来后若干个月，方才病愈。说来也巧，正赶上人代会。建筑学家是市团的代表，金冶作为政府官员列席这次会议。会上，建筑学家联合几个同道，指名传唤某某质询。某某起初还不在乎，自认为枪林弹雨，什么没见过？可没几下，就招架不住了，赶紧道歉。可建筑学家不肯罢休，继续质问。另外又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最后一个比某某更高级别的人出面说和，才把事情给了没过几个月某某就休息了。当金冶向妻子说这事时，妻子表示不相信一个人大代表有这样的力量。他解释道：“建筑学家也许确实没有这个力量，任何一个高级干部下台，真正原因基本上都是政治。但建筑学家起码给某某的对手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打个比方：一个人摔倒了不要紧，马路上过一辆车也不要紧，怕的是你摔倒了的同时，正好过来一辆车。”妻子听了，似懂非懂。但他确实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可以给下属的干部施加压力，但必须给知识分子以自由，哪怕这种自由仅仅是表面上的。
女教师自称是光华胡同小学的校长。
“我是这个区的常务副区长，有事情可以给我说。”教育虽然不是他分管的。但“常务”一同就意味着什么都可以管。
男教师把一份报告递给他。
金冶很快就把报告读完。“您抽，您抽。”他对已经把烟掏出来，但看见“禁止吸烟”的牌子后又放回去的男教师说。“光华胡同小学和回民小学合并的事情我知道。这是区人代会通过的。”
金冶确实知道这件事：光华胡同在建筑京韩宾馆时已经拆迁。胡同不在了，所属的学校商店等都不复存在了。为了安置光华胡同小学的教职员工，就让他们和回民小学合并。但因为拆迁时，大部分人都安排在其它地方，生源就大大减少。回民小学只增加了八个班级，而原来光华胡同小学是按二十四个班级配备的教员。这一来，教员义大大过剩了。加上现在各个教育单位的经费又实行总承包，没有教位的教员自然在经济方面会受到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