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道新
一
下班的时间到了，人们纷纷从北京城区机关大楼中涌出，奔向温暖的家。到了家之后，他们将安定下来，汲取能量、收发信、创造爱情，过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副区长金冶走到他办公室的窗前，在尽量拉伸着颈椎和腰椎的同时，向外了望。
区政府大楼的对面是刚落成不久的高达三十层的京韩宾馆。
顾名思义，京韩宾馆就是中国和韩国合资的企业。但金冶固执地认为这种合资只是名义上的：目前许多合资企业中的外资部分，不是根本没到位，就是来大陆打一个晃又回去了。更有甚者，某些所谓的“外资”，不过是中方的某些单位，通过某个中介机构，找一个名义把钱打出去，然后再进来。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国家对合资企业有优惠政策。可在这一进一出中，许多国有资产就被消弥于无形了。而推原论始，这是一种歧视本国的企业的政策。他曾经在几次会议上谈到过这个问题。可惜人微言轻，没有引起重视。倪他相信，总有一天，这种政策会像歧视本币的外汇券一样被取消。
京韩宾馆显然在召开一个大型的宴请活动，门口的各种型号的轿车在卜分钟内，猛然增多。客人们都被若干旗袍在瑟瑟秋风中飘扬、美丽动人的迎宾小姐迎了进去。
这显然是一个规格不低的活动。金冶观察着那一列列排气量大都在30以上的高级轿车。这些在夕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的车，都有车载电话无线等外在的权力标志不说，更重要的是它们的车牌号几乎都属于“A”系列。
民间的富贵者，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往往会花大价钱，购买“888”“618”等和“发”字谐音的号码。但此类号码的资源有限不说，也相当幼稚，就像手持移动电话招摇过市一样：真正的富豪，从来不自己打电话的。同理，真正的掌权者，只要选择某个字母，然后规定在这个字母以下的车辆，过任何关口、在任何停车场都不交纳任何费用，并且可以在不允许左转的地方左转，在不允许掉头的地方掉头。
是什么力蠹使得他们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集合在这个特定的地方？金冶放纵自己的想象。据说一只雌蛾放出一点点暧昧难解的蛾醇，就会立刻使得方圆若干公里内的雄蛾身上的绒毛颤动，并以莫名其妙的热情顶着风飞向发源地。据说一只雌蛾释放出的蛾醇，能吸引来一万亿只雄蛾。当然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不知宴会召集客人，释放的是什么醇？
宴会从来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它只是一种仪式、一种荣誉。尤其是这种大型的宴会更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人数一超过五十，多大的厅堂，也会成为噪音之海。
金冶终止了想象，回到了桌子前。
他今年四十三岁，身体健康，家庭健全。他已经过世的父亲是搞“学运”出身，解放后在一所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后来是教育部的一个司长，也就是说是个中级干部：北京所谓的中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级”。因为北京的干部实在是太多了，多到在外地称之为“髙干”的地市级，在这连辆车也没得坐。
他属于那种听话且能干的人，早在“文革”前上初中时，就人了团，并很快当上了初中团支部书记。他上的是一所重点中学，在那里惟一能骄人的就是学习成绩，并没有很多人想当干部，因为学生千部要于许多杂务，显然会影响学习。可他却认为这些杂务能锻炼人的办事能力，就把苫差当乐事来做。文革一开始，他顺理成章地当了“保皇派”，不很积极地参加了运动。
后来他第一个报名去插队，并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这个要求被顺利允许，他就到了陕西延安县。在没人管的“了阔天地”里，他的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很快成了插队青年的杰出榜样，甚至代表陕西省八万知青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他再次马上响应，并被顺利推荐到北京工业学院。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投机。但又无法从逻辑上找出错误：哪一回他不是积极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这一次也是为了完成“上大学、管大学”的政治使命而去的。县里给他们这批派去占领上层建筑的“首届工农兵学员”举行了非常热烈的欢送仪式。在此仪式上，他声泪俱下地表示学成之后，一定再回来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
但毕业后，他就被留校当了教员。任何人也没想起他当初的誓言：没有什么比群众更健忘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群众没有记忆，他们有的只是情绪。
他只在学院呆了一年多，就坚决要求下基层锻炼。领导上先是表扬，然后就批准了。于是他去了南方一个大兵工了。兵工了的领导让他去技术科，但他要求去车间。
在车间他当上了班组技术员。这一干就是三年。
在这期间，他工作得非常认真，每一张图纸，哪怕是草图，他也画得一笔一画的。每天别人下班之后，他就把车床擦洗得一尘不染，地也扫得干干净净。起初别人还嘲笑他，认为他在哗众取宠，但慢慢地大家都习惯了。以致于他去结婚度蜜月的几天中，班组里的工友们看着渐渐肮脏起来的地，深切地怀念起他来。
如果说以前他的行为中有随波逐浪的因素、投机取巧的因素的话，在这个阶段，他完全是主动的，所有的决定都是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支持他的是这样一个想法：中国实在是太乱了，然而乱极则治。等到治时，就需要一大批有知识文化和实践经验的人。具备知识文化的人不少，有实践经验的人更多，但二者都有的人，却没多少。而我就是。
他这种即使现在看起来依然深刻的想法，一方面来自他读书的体会：插队前，他就读过《赫鲁晓夫时代》、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当然还有毛主席的书。读毛主席的书，他并不是像一般人那样为了应景而读，而是真的读。读后他深感毛之伟大：只有他，才知道中国人在想什么和该如何管理。插队中，他读得就更加庞杂了：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他是一个读书为用的人，勤于思考又能结合实际。所以没有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成为“书本读得越多越愚蠢”的纯知识分子。
另外一方面来自父亲的教导：父亲作为一个党内知识分子，能读到并读懂许多高级的党内文件，并亲历多次运动。所以在他得知自己得了肝癌后，把化验单藏进口袋，就对惟一的儿子以非系统讲座的方式，一点一点的给他讲解政治的原理和技术一后一点在公元一九七六年前，是非常不容易听到的。
所有这些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自然也就奠定了他的行为基础。
他的这个想法和现在一些情况非常相似：有的人有梦想，但没资金；有的人有资金，但没梦想。如果你两者都有的话，你就是一个发大财的人。
由于他办事一丝不苟的态度、处理事情的公平和杰出的组织能力，一九七七年他就成了生技科长，再一年就成了副了长，然后是市国防科工委办公室主任，市经委业务部部长。几乎是一年一个台阶。
在业务部长任上，他作为中方代表团的随员，和一个世界银行组织的多国代表团进行谈判。在谈判的过程中，日方表现出强烈的投资欲望，但鉴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我方却不太积极。“日本是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更何况他们和咱们从清朝起就有仇。”这些说法在私下里涌动，控制着整个谈判过程。
就在谈判进人尾声时，金冶去了主持谈判的国家经委丁副主任的房间。
丁副主任的秘书是一个已经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一副“司空见惯浑间事”的样子，以“萏长已经准备休息了”为理由挡驾。
金冶挥挥手中厚厚的卷宗，说有重大问题要汇报。秘书板起门神般的面孔，官声官气地说：“无论多重大也得等明天。”金冶说：“明天丁副主任不就要离开了吗？”“你可以去办公室找。”
金冶仍然坚持要进，因为他知道如果丁副主任回到国家经委的话，他这一级的官员是根本见不上的。
喧哗声惊动了丁副主任，于是他被放了进去。
丁副主任确实准备休息了，已经洗完澡，穿着自己的睡衣和皮拖鞋在外间侧着头看报。“有什么事啊，小伙子？”
丁副主任的语气和蔼，并示意金冶坐。在中国的高级官员中，他向以“工业派”着称。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上海读书的他，怀着满腔热血奔赴延安。读完抗。军政大学，就被分配到陕片宁边区政府的工业部门工作。
当时边区的工业除去纺织、粮食加工、机械修理外，几乎没别的。但就是这点少得可怜的工业，规划出他一生的轨迹：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他就被派到东北负责水电。东北的工业基础甚是雄厚，中央还在延安期间，党内的有识之士就已经看出：谁得东北谁就得中国一这虽然和“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古训相反，却是一个真理一他在东北期间，掌握了真正大工业的管理知识。再以后他就到了上海，负责纺织。这时他已经是第一负责人了一一这是一个很风光的位置，相当曹雪芹的祖上当过的“江宁织造”。
其时，他三十岁出头，风华正茂，突飞猛进，很快负责起整个上海工业的工作一当时上海工业就儿乎是中国工业的代名词―但遗憾的是没过多久，他就和来华支援的苏联专家在工业政策方面发生了冲突。
此刻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斯大林由从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到承认并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再到支持中国共产党，已经过了三个阶段而达到顶峰。如果有什么人在这时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以什么方式妨碍中苏关系，其后果都是不言而喻的；与政治利益相比，任何利益都是小利益、局部利益。他很快就被撤职。
就在他几乎被一掳到底时，一个他过去的老首长拉了他一把。让他到他主管的国家经委当了处级巡视员。再以后，中苏关系冰封，大庆油田开发，他就去了石油战线。
工业不同于政治，起码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靠科学来管理。他得到了舞台，并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和经验，职务很快恢复，还略有提升。
“文革”一开始，已经到了北京的他被大庆的工人拉回去“专政”。等他再回来时，一只眼睛巳经瞎了。
一九七六年后，他重新回到经委，负责规划工作。这个时期的规划工作是没办法搞好的。当时的中央负责人雄心勃勃，使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大跃进”的方式，试图再建中国。于是乎，一套根据这种思想制定的宏伟规划出台了。但这些规划无论从国力还是从全国布局上看都是相当不合理的。但这次他没有正面对抗，而是用“称病”的方法消极对抗。于是在日后清算时，他与“凡是派”无任何瓜葛，因之得以在一九七九年再次出山。
有关丁副主任的故事，金冶听说过不少，所以他敢贸然闯关。坐定之后，他马上说：“首长的时间宝贵，我现在就汇报一下吧。”
他汇报的核心就是：日本是一个务实的国家，统治日本人思想的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利益。他们不会用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这样纯粹属于意识形态的分类方法来看待世界的。
丁副主任眯起仅存的一只眼睛，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这个小伙？。等金冶说完后，大约一分钟，他才问：“日本人也和咱们一样：不管它白猫黑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
金冶点点头。
“还有什么事？”丁副主任把报纸叠起，眼镜摘下。
金冶表示没什么事了。
“咱们聊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在什么部门工作，姓什名何呢？”就在他准备告辞时，丁副主任问。
金冶把自己的姓名、工作单位告诉了丁副主任。虽然他不太相信丁副主任能记住。
丁副主任说了两声“好”，金冶就退了出来。
第二天，丁副主任继续参加会议到完。
虽然这次会议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与会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思想大大地前进7一步。用丁副主任在结束会上的话说：“解放城市、解放台湾、解放这、解放那，数解放思想难。”
丁副主任也没有忘记金冶，大约在两个月后，就把他调到国家经委非生产经营局当处长一国家机关部级单位的处长，比地方局级单位的处长要高出半个格。
一九八五年，深圳向北京要干部。经委人事局推荐了金冶。但丁副主任不让金冶去：“你和我再干上一两年。等我临下去前再走吧。”
金冶自然同意：深圳在一般人眼睛中，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好去处。但他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淘金者，没必要去。
丁副主任没有食言，在他临卸任前，征求金冶意见后，把他推荐安排到北京城区当了副区长。
金冶把桌子上的材料打开，开始仔细阅读：白天的时间，他几乎被会议、应酬和外出检查等占领，文件只能下班后来读。文件是权力网络中的主干道，上级的精神和民意的综合都在其上传送，是他每日必修的功课。
他来城区已经三年了。用他内己对妻子说的话来形容：“三年辛苦不寻常。”初来时，区委书记让他负责丑生、计划生育等工作。用普通眼光来看，这些工作是很没有“油水”的杂务，也很难作好。佰他认为“官”就是管“事”的，而“事”没有好坏之分，只要管得好，“官”就可以往大了做。所以桩桩件件做得有声有色，几次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嘉奖。
在此期间，他牢牢记着机关的箴言：城区无小事。
这是无数人从无数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因为有许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居住在城区。比方从某个机关传出一条指示：把卫生搞好。或者从某个领导那里下达一句类似的话一更要命的是后者―而你闻之不动，或没有动到他认可的程度，其后果往往是很不堪的。
他的前任就是因为类似的事，而被迫在换届时提前退休的。尚然所谓“提前退休”不过是提前了两个月。可如果你朝中有人一这个“有人”是了义的，不专指你是某个人的儿子、亲戚，因为这些都是宿命的。而是指上面有赏识你的人，这种赏识是因为你的工作而产生的一一在换届时就没有人提出你的年龄问题，
于是你就可以再干一届。一届就是四年。四年就是一任美国总统。这个北京大学一九五三年的毕业生平素滴酒不沾，但在那次只有区领导参加的送旧迎新的宴会上居然喝醉了。他举着洒杯和金冶狠命碰了一下后说：“清朝有句俗话：三生不幸，知县附郭；三生作恶，附郭咨城；恶贯满盈，附郭京城。你不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你是学工程的。也许不会懂这句话。但如果你在我这个位置干上三年五年，就会明白了。”
金冶虽然不是北大毕业的，但这话还是懂的：所谓的“知县附郭”，就是知县和知府在同一座城里，这样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牵制，完全没有了“父母官”的威风。“附郭省城”就是知县、知府、巡抚同在一城。附郭京城就不用说了。可金冶是喜欢用“两分法”来考虑问题的：任何坏事从某个角度讲也是好事：如果你的卫生工作做得好，或者绿化很好、治安搞得好，与别的岗位上相比，“回报率”要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