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六四年中师毕业，一直在教育战线上工作，在校长岗位也已经干了六年。”女校长说，“按区教委文件，我是正科级。可回民小学根本不给我这个待遇。”
金冶虽然知道“正科级”这个位置不会有什么待遇，因为从女校氏的工龄和年龄分析，她的工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正科级”，恐怕比“处级”还要高。但他还是说：“我会到回民小学了解一下的。”
“我这个校长他们不安排，那我们的教导主任、总务主仟他们就更不安排了。”女校长的声音越来越高。“他们一个也不安排。”
“您最后一个说法恐怕就不全面了吧？”金冶把身体往后靠了靠，加大了和来访者之间的距离。
“他们就挑了一些能上课的。”总务主任是山东口音。当他说到这，女校长瞪了他一眼，看样子她的余威还在，他立刻打住。
“我是中学的高级教师，可他们只按普通教师付给我工资。”教导主仟把自己的《专业技术聘任书》递给金冶。“你说他们讲不讲理？”
“具体情况咱们具体分析。”金冶翻开证书，“评审委员会评出的只是资格。”他读着上面的话：“经市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评审，符合任职条件，具备中学髙级教师职务任职资格。”他翻了一页，“根据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聘任某某为高级教师。”他把证书还给教导主任。“如果没有人聘用你，你就和我这个副区长在人大会上没有通过半数一样，不能拘负这个职务。”他对这些东西是很熟悉的。
“我在七卜年代创造了‘结合式教育法’，论文在很多报刊上刊载。”教导主任从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中取出一些发黄的报纸。“您看。”
金冶大概翻了翻，发现这些报纸都是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的。而教导主任所谓的“结合式教育法”，无非是“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翻版。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他把报纸还给教导主任。
教导主任还想说什么，但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金冶站了起来，用身体语言说明客人们该走了。
三位教师都很敏感，也随着站了起来。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小平同志也说：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金冶边往外送这几个教师边说，“你们的问题我一定抓紧办。”
三个人露出一副很感激的样子。
回到办公室后，金冶把三个教师的情况，记录在本子上，并批示：教育局办。一个星期后将结果告我。然后就近在传真机上复印一份留底。
他一向是这么办事的。如今的机关充满了惰性，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让人催就能自动进行的。这些教师们，虽然其中有校长、主任，但他们来区长办公室一趟，也是要鼓鼓勇气的，能不见官时就尽量不见宫，这是中国人固有的习惯。当然他相言这些人不踅好的教师，虽然他们有很好的履历、有职称证书。但就是没真本事。
“有的话，早就让人给抢走了。”他自言自语道。如今要找一个好处长容易，找好医生、好教师、好厨师、好司机，那是难上加难。
金冶关门时想起于天霸的故事：于天霸是个和他年纪差不多，又同住一个院子的人。他以前叫于天。父母去世后，他因为崇拜黄天霸，就加了个“霸”字。于天霸不喜欢学习，专攻技击。今天拜这个为师学“行意”，明天又拜那个学八卦。父母留下不多的遗产，没多久就让他给“师傅”们买了烟酒糖茶了。中考落第，他就买了辆三轮车，在前门一带拉车。
拉车一行，在六十年代的经济地位和现在开出租汽车的差不多，收人不菲。他除去吃喝以外，全部投人“武行”中。但他的身材矮小天赋不足，练了多年，在“武”的方面总是不得出人头地，也就是说，在黑白两道上都没有成绩。所谓的白，指的是在全国武术比赛上得上名次一一武林中人并不像小说中描写的那么超脱，懦以文上进，侠以武求身，千古同理。据一本《拳志》记载：某某拳掌门人，被清朝政府封为“四品带刀护卫”，整个门内摆宴席庆祝十天，其欢欣鼓舞可想而知一一所谓的黑，指的是江湖上没有名气，也就是说，他在打的方面也不行一在这方面，靠师傅指点、套路的纯熟，是不行的，重要的是经验，而经验是靠你在街头打过多少场次的架。可他偏偏胆子特小，一场正式的架也没打过。
于天霸仔细地分析了自己的优缺点之后，开始转练轻功。一练轻功，他原来的缺点，立刻变成了优点：身轻如燕。只有“身轻”方能如燕。加之他非常的努力，大约只有两三年的功夫，他就能不凭借任何东西，只要助跑，就能把吊在六七米高的灯笼给摘下来。再后来，能在墙壁上行走如飞。赤手攀登水泥墙。水中立上几根木妆，三跳五跳就过去……所有这些，再加上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在武林中的辈份渐高，有许多门徙给他吹嘘，俨然变成中国“阴柔功大师”。他的一个徒弟甚至在一张很权威的报纸上撰文说他在盛夏时分，从一个千年古桕下经过，其阴气腾腾，竟然使得树上的叶子纷纷陷地。更有甚者，说他能背靠墙壁，贴住上行。
这些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引得许多人前去瞻仰。但天霸大师轻易不露，只是让他的徒子徒孙们给表演一两手稀松平常的。但这些都不影响他的名气越来越大。直大到一个美国的体育代表团来拜访他。和代表团同行的还有北京体育学院的教授以及体育报、电视台的记者们。
“天霸大师”并没有拿他们当回事，让记者们看完全国各个报纸报道他的事迹的剪报之后，仍让徒弟们来搪塞。可美国人也拿出他们的求实精神，硬是让他表演，并说：“你如果能在柏树叶子阽地、背壁行这两样中，作出一样示范，就让你到美国各个城市巡固表演，并日付一千美元。”
于天霸面不改色地说：“我不能让国宝外传。”
这时体育学院的教授说话了：让树叶子落地，这很可能是外界误传，但你只要能贴在墙上，哪怕只贴一分钟，你就可以跟我走：教授我不敢保证，但副教授显没问题的。”
于天霸被逼无奈，只好换上轻功衣靠，给他们表演，
但他不知道那天是紧张还是身体条件不好，贴了几次，就掉了几次。最后一次竟然摔得不轻。
于是在一片哄笑声中，众人作鸟兽散。
中国多的是有各种各样证明文件、各种各样资历的“于天霸”们，少的就是那些有真本事并干实在事的人。金冶想。
三
十二点稍过，金冶进了京韩宾馆的大门。它虽然和区政府大楼毗邻，但他是第一次来。
这个地方确实讲究，他边往二楼走边想。就连这些钉地毯的铜钉，也个个闪闪发光。看来国外的管理，确实值得学习；可惜的是管理这东西，实际是上层建筑，无法脱离经济基础、文化基础的支持。
他进了英国厅时，曾可凡和组织局的苏副局长已经把菜点好了。他抱拳至歉。
“首长晚来一些是可以理解的。”曾可凡给他拉开首席的椅子，并把苏副局长介绍给他。
“久仰。久仰。”金冶和苏副局长握手他知道苏原来是曾可凡父亲的办公室主任，目前干部组织局副局长。
曾可凡让服务员把菜单读给金冶听。
金治示意服务员没这个必要。曾可凡是他中学的同学，最后一次见他，还是在四年前的校庆时。四年不见，他明显的老了，但他还是说：“你好像能抗拒时间的侵蚀似的。”
曾可凡高兴地捋捋染得相当成功的头发。他的父亲建国初期就是相当高级的干部，后来一直在计划部门工作。老头在官场上非常成功，即使在文革当中，也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老头共有三个儿子。名字分别是：曾问题、曾决策、曾解决一曾可凡原来的名字叫“解决”，后来一个父亲在检察院作检察长的同学说：依照你父亲起名字的理论，我们家的孩子得叫：侦察、立案、批捕了。他听了觉得有道理，就改成“可凡”一目前，问题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个干部。其级别是专员。年薪十万美金。他不是中国的派出人员，而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雇员。决策是一个正在上升的高级干部的秘书。
三个孩子当中，老头最喜欢曾可凡。罕在十年前，他就想比他先到一个县里锻炼，然后上党校，最后成为正式的官员。何曾可凡不干，他对父亲说：“你的官不小，但这官是虚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具体的经济利益。”老头不同意：“我坐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奔驰，住的是内部已经现代化的前清军机大臣的房子，另外还有中国最好的医疔条件。这些东西如果都用货币衡量的话，没有一两百万是拿不下来的。别的地方不说，北京城内有儿个有一两百万的人？”曾可凡听到这笑了：“我姑且不和你讨论北京城内有多少一两百万的人，反正说出来您也不信。咱们先说您一退休，汽车也许给您保留，但不那么好使了。房子当然不会让您腾，但有一个先决条件：您和妈妈都走了之后，必须给人腾出来：5更重要的是医疗也不行了。”曾父马上反驳：“医疗条件是不会变的，还是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曾可凡笑道：“您这就掩耳盗铃了不是！北京医院高干病房的内幕您还不知道？上次您的肺上出现一小阴影，连我也知道不会有什么大事，但一支全中国最好的医疗队还是出现了。他们拿出了一个详细的医疗方案，还总结出三条原则。”曾可凡学着那个医生的江浙口音：“第一是确保首长安全，第二是消除病变，第三是尽量减少首长痛苦。最后证明完全是虚惊一场。等您彻底退了之后再去试试？”他顿了顿，“这―切都是由权力派生出来的，而不是您本身固有的。公有制的特点是：当你掌握着它的时候，什么都是你的，而你不掌握它时，就什么也都不是你的了。另外，它还是很短暂的。”
他的话显然深深地触动了父亲，老头思考了好一阵才说：“你想掌握什么？”“把您那些虚的变实。”老头又问如何变？“通过商业的途径。”曾可凡把自己的设想说了出来。
第二天，老头就批准了儿子的方案。
曾可凡在实施这个方案时，表现出极大的才能。所以他在出道后不久，就成了有“亿万身家”的人。
菜很快就来了，金冶边品尝着素淡雅致的菜，边思考曾可凡为什么请他吃饭。
“听说最近要调整一下市里部委区局的干部。”苏副局长不紧不慢地说。
金冶专注地看着苏副局长，没有答腔。对于苏这个人，他从各个方面了解的不少。在曾父掌权的时候，他是他的办公室主任。是个相当喜欢弄权的人。换句话说，当时曾老头的很大一部分权力，是掌握在苏的手里的。曾父当然不是个糊涂人，在工作方面也是有能力的。但他管的摊子实在太大了，大到一个人的能力不能及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诸如毛泽东那样伟大的人也会被欺骗。大跃进之后，在总结经验的会议上，毛曾对各个大局和省委的负责人说：我知道你们虚报产量，所以我已经把你们报上来的数目除了个二，谁知道仍然是乘了个八。不能说毛不重视调查研究，他经常亲自到各地去看。但官吏们自有对付他的办法。你不是想看粮食产量吗？我就在你来之前，把若干南地的农作物集中到一亩地里让你看。你如果想着钢产量，我就造一本假账，把几个月产的钢都堆在一起，如果不够，我就从别的地方采购。毛主席对这些不能说没有察觉，所以他后来根本不相信汇报，经常布置身边的警卫战士们利用回家的机会，给他搜集情报。但他不相信汇报也好，相信汇报也好，在最终作决策的时候，仍然要有所依据。这些依据就是经过各级整理、调整过的报告。决策一定，计划也就根据它编制出来了。
大是一个方面，权力过度集中也是一个方面。权力在一定阶段足很具体的。以分房子为例：房管科长确确实实知道谁个没房、谁个的名下已经有了一套房、谁的房不好。但到行政处长那里，就不那么具体了：他只知道一个大概，也就是说，给甲单位多少，乙单位多少。到了局长那里，他不再为具体的房子操心，而变成如何筹集盖房子的钱的问题。到了省长那里，连钱是盖房还是买设备这些特性都被淹没了，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平衡预算的问题。假设这个省长是一个精力过人、一心为公的人，他不相信这些钱都用在该用的地方，他一个一个开始亲自调查。那么以一个中等的省论，它的省辖市、专区行署连同厅局起码也有二三百个。一个地方查两天，你一年当中就什么也不用干了。
从上述中就可以看出，权力集中到一定的程度后，已经超过一个人的处理能力。如果你坚持一个人处理，就和一台个人微机要处理全球的天气情况一样，从物理上说是荒谬的。所以必须把权力分散下去。
这些权力资源首先就流经像苏副局长这样的“身边工作人员”。也就是说，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同首长，构成了神经中枢。
也许有人会说：把这呰“身边工作人员”选好了不就行了？
这里面仍然有一个“过大”和“过度集中”的问题。考核一个干部的政绩如何，和查对一笔钱用得是不是妥当，是一个工作程序、一个原理。还是以一个省委为例：假设一个省委书记事必躬亲，马不停蹄地把每个县都跑了，那么在他的任内，能把各个县的县长、书记都认识了，就算很不错。更不用说副县长、副书记了。
苏知道自己的价值，并能把手中的权力发挥到极致。权力的实质就在于运用。权力就像土地一样，你拥有一片土地，如果谁想种谁就种，既不用你同意，也不用给你交租子，那你的“拥有”就毫无意义。权力更是如此：如果你真的像书本上所说的“为人民服务”，谁有什么事情来找你，你就立刻去办，那么你确实成了“公仆”了。
当曾可凡步入商界后，立刻和苏结合在一起。于是乎各种紧缺的物资、配额相当方便地到了他们的手中。有了曾可凡，苏的胆量立刻就大了起来。但他是个聪明人，在曾父快到站的时候，及时到了干部处。也就是说，从一个管财的人，摇身变作管人的人。
“一个大经济学家曾经说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金冶知道形势越早明了越好，“不知两位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
苏副局长没有说话，低头在专心对付盘子中的螃蟹。
“我们的一个朋友，想把这个宾馆的地下室包下来，作为一个娱乐场所。”曾可凡说。
金冶作出不解状，看着曾可凡，像这种宾馆内部承包的事情，是不用通过政府的。
“问题是这是和一家韩国的公司合资干的。合资必须经过你们审批。这第一步迈不出去，一切都无从谈起。”
金冶虽然对合资这种形式有自己的看法，但仍表示可以通融。
“这第二个问题，也是关键问题：我们的娱乐方式比较独特。”
金冶这次没有接曾可凡的话，虽然他几乎已经知道了曾的“底牌”。不好说的话，最好让他自己说。
“我的朋友想开一个老虎机场。”因为金没有反馈，曾甩凡说起来，就不那么顺溜。
“也就是说是个赌场？”金冶知道必须给他定个性。
“也不完全是。我们用的只是宾馆内部的塑料币。也就是说只能在宾馆内消费：
“内部消费是怎么一回事，大概你比我还要清楚。”金冶反问。所谓的内部流通的塑料钱，只要稍稍打一个折，就可以换成“硬通货”。就算宾馆明令禁止，从事换钱的人、看机器的人也会在暗中进行。
“不管它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从法律上是能讲过去的：曾口凡类似的事情干过许多，所以话说得很明白。“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游戏场，是专门对外国人的。也就是说，只有持有外国护照的人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