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稍复杂，就是为读书而读书，为求过去的知识而读书。不错，知识可以从书本中得来，但读书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读书不能读书，要能读书才能多读书。好比戴了眼镜，小的可以放大，模糊的可以看得清楚，远的可以变近，所以读书要戴眼镜。不读书，学问不能进去，读书没有门径，学问也不能进去。曾子固说过：“经而已不足以致经”，所以他对于本草纲目、内经、小说，无所不读，这样对于经才可以明白一些。所谓“致已知而后读”，读书无非扩充知识而已。我十二岁时，各种小说都看得懂，到了三十年以后，再回头看，很多不懂。讲到诗经，从前以为讲的是男女爱情、文王后妃一类的事，从前是戴了一副黑眼镜去看，现在换了一副眼镜，觉得完全不同。现在才知道诗经和民间歌谣很有关系。对于民间歌谣的研究，近来很有进步，北平有歌谣周刊、歌谣丛书，关于各地歌谣收罗很广。我们如果能把歌谣的文章、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幼稚时代的环境和生活很有趣味，例如诗经里有一段说：“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在从前眼光看来，觉得完全讲不通，现在才知道当时野蛮人社会有一种风俗，就是男子向女子求婚，要打野兽送到女家，若不收，便是不答应。还有诗经里“窈窕淑女”一节，从比较民族学眼光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社会的人，吃饭时可以打鼓弹琴，丝毫没有受礼教的束缚。再从文法方面来观察，像诗经里“之子于归”、“黄鸟于飞”、“凤凰于飞”的“于”字，此外，诗经里又有几百个“维”字，这些都是有作用无意义的虚字，但以前的人却从未注意及此。所以书是越看越有意义，书越多读越能读书。再说在《墨子》
一书里，差不多各种学问都有，像光学、力学、逻辑、算学、几何学上的圆和平行线，以及经济学上的购买力和货币，几乎什么都讲到了，但你要懂得光学，才能懂得墨子所说的光，你要懂得各种知识，才能懂得墨子。总之，读书是为了要读书，多读书更可以读书。最大的毛病就在怕读书，怕书难读。越难读的书我们越要征服它们，把它们作为我们的奴隶或向导。我们要打倒难读，这才是我们的“读书乐”，若是我们有了基础的科学知识，那么，我们在读书时便能左右逢源。我再说一遍，读书的目的在于读书，要读书越多才可以读书越多。
第三点，读书可以帮助解决困难，应付环境，供给思想材料。知识是思想材料的来源。思想可分作五步，思想的起源是大的疑问。吃饭拉屎不用想，但逢着三岔路口、十字街头那样的环境，就发生困难了。走东或是走西，这样做或是那样做，困难很多。病有各样的病，发烧、头痛，多得很。第二步要把问题弄清，困难弄清。第三步才想到如何解决。读书就是出主意、暗示，但主意很多，于是又逢着困难。主意多少要看学问多少，都采用也不行。第四步就是要选择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要想到这一个方法能不能解决，若不能，那么，就换另一个，若能就行了。这好比开锁，这一个钥匙开不出就换另一个，假定是可以开的，那么，问题就解决了。第五步就是试验。凡是有条理的思想都要经过这五步，或是逃不了这五个阶段。科学家要解决问题，侦探要侦探案件，多经过这五步。第三步主意或暗示很多，若无主意，便无办法，没有主意，便不知道怎样办，这是因为知识不够，学力不足，经验不丰富，从来没有想到，所以到要解决问题时便没有材料。读书是过去知识学问经验的记录，而知识学问经验就是要用在这时候，所谓养军千日，用兵一朝。否则，学问一点都没有，遇到困难就要糊涂起来。例如达尔文把生物变迁现象研究了几十年，却想不出什么原则去解决，后来无意中看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说人口是按照几何学级数一倍一倍地增加，粮食是按照数学级数增加，达尔文研究了这原则，忽然触机，就把这原则应用到生物学上去，创了物竞天择的学说。譬如一条鱼可以产生二百万鱼子，这样，太平洋应该占满了，然而大鱼要吃小鱼，更大的鱼要吃大鱼，所以生物要适应环境才能生存。但按照经济学原则，达尔文主义是很没有条理的，而我们读书就是要解决这个困难。又譬如从前的人以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后来天文学家哥白尼却主张太阳是世界的中心，地球绕其而行。据罗素说，哥白尼所以这样解说，是因为希腊人已经讲过这句话，哥白尼想到了这句话可以解决这问题，便采用了。
假使希腊没有这句话，在六十几年之后恐怕没有人敢说这句话吧。这就是读书的好处。像这样当初逢着困难后来得到解决的事很多，单说我个人就有许多。在我的书房里有一部小说叫做《醒世姻缘》，是西周生所着，自然用的是假名字，这是十七十八世纪间的出品，印好在家藏了六年。这部小说讲到婚姻问题，其内容是这样：有个好老婆，不知何故，后来忽然变坏，作者没有提及解决方法，也没有想到可以离婚，只说是前世作孽，因为在前世男虐待女，女就投生换样子，压迫者变为被压迫者。这种前世作孽，起先相爱，后来忽变的故事，我仿佛什么地方看见过，后来在《聊斋》一书中见到一篇和这相类似的笔记，也是说到一个女子，起先怎样爱着她的丈夫，后来怎样变为凶太太，便想到这部小说大约是蒲留仙或是蒲留仙的朋友做的。去年我看到一本杂志，也说是蒲留仙做的，不过没有证据。今年我在北平，才找到了证据。这一件事可以解释刚才我所说的第二点，就是读书是为了要读书而读书，同时也可以解释第三点，就是读书可以供给出主意的来源。当初若是没有主意，到了逢着困难时便要手足无措，所以读书可以解决问题，就是军事、政治、财政、思想等问题，也都可以解决，这就是读书的用处。我有一位朋友，有一次傍着洋灯看小说，洋灯装有油，但是不亮，因为灯芯短了。于是他想到《伊索寓言》里有一篇故事，说是一只老乌鸦要喝瓶中的水，因为瓶太小，得不到水，它就衔石投瓶中，水乃上来。这位朋友是懂得化学的，加水于灯中恐怕不亮，于是投以铜元，油乃碰到灯芯。这是看伊索寓言看小说给他的帮助。读书好像用兵，养兵求其能用，否则即使有十万二十万的大兵也没有用处，有的时候还要兵变呢。至于《读什么书》，下次陈钟凡先生要讲演，今天我也附带地讲一讲。我从五岁起到了四十岁，读了三十五年的书。究竟有几部书应该读，我也曾经想过。其中有条理有系统的书可以说是还没有两三部，至于精心结构之作，二千五百年以来恐怕只有半打。如老子之部书，今天说一句“道可道”，明天又说一句“非常道”，没有一些系统。集是杂货店，史和子还是杂货店。至于诗经礼记易经也只有一点形式，讲到内容，可以说没有一些东西可以给我们改进道德增进知识的帮助。中国书不够读乐趣，我们要另开生路，辟殖民地。读书要读到有乐而无苦，能做到这地步，书中便有无穷。希望大家不要怕读书，起初的确要查阅字典，但假使能下一年苦功，能把所读的书的内容句句分析清楚，这样的继续不断做下去，那么，在一二年中定可开辟一个乐园，还只怕求知的欲望太大，来不及读呢。我总算是老大哥，今天我就根据我过去三十五年读书的经验，给你们一些贡献。
阅读经典的意义解玺璋
大卫·邓比是美国的一个影评人，他在48岁那年重返大学校园，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学生。他在《伟大的书》——这是他重读大学的重要成果——中解释这种行为，是因为妻子的一个建议：“要是你对这件事这么生气的话，何不再去上一次哥伦比亚的课？”大卫的妻子，凯瑟琳·夏安，正坐在他们纽约的公寓里读书，膝上伏着一只猫，快乐地发出呼噜声，主人全神贯注在她的书里，一连几小时搔着猫的头。她说的“这件事”，是指当年发生在美国知识界的一场争论，即如何对待西方传统“经典”——是神圣不可侵犯，还是狗屁不是！这些经典作品中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居然能使激进派勃然大怒，恶语相加；又使保守派趾高气扬，志得意满！邓比因此被搞得义愤填膺，却又困惑不已。他接受了妻子的建议，因为，按照她的办法，“问题的解决之道确实近在咫尺，位于曼哈顿西侧的哥伦比亚离我的公寓只有两英里路”。
此外，邓比还发现，自己也“正在经历某种危机”，而这种危机，“使得这计划或许变得比我从前以为的还要有必要”。什么危机呢？他说：“我被铸进现代‘活在媒体里’的模子中……我觉得我读过的、懂得的东西在流失。我有的是缺乏知识的资讯、缺乏原则的意见、缺乏信念的本能。”每个人都生活在媒体里，如果说，这就是邓比所谓危机的话，那么，他指的正是那种面对媒体的疲惫感。他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仍然是“认真地阅读”。在他看来，读书“或许可以终止我被媒体吸纳的生活，让我重新找到方向”。
所以，《伟大的书》首先不是一本指导我们如何阅读经典的书，而是一本探讨为何要阅读经典的书。他要我们思考，经典究竟跟我们有何关系？如果说这本书对当下的我们确有针对性或现实意义的话，恐怕现在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们大家，都面对着邓比曾经面对的问题。巧的是，很多年来，我也一直做着影评人的工作，也曾陷入一种厌倦的情绪，也并非是对电影或影评感到厌倦，而是厌倦于那样一种“镜像社会”的生活氛围，一种被表征和幻象所塑造的、使人得不到真实感的生活。读这本书，我得到一些启发，我想，我虽然没有条件再回大学重读某一门课程，但我可以尽量做到，以平心静气的阅读，抵抗“生活在媒体中”对人的异化。
这只是就我个人而言。看一看我们周围，患有此症的也不在少数。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关于“国学”的争论，关于“阅读经典”的争论，几乎就是十几年前发生在美国的那场论战的翻版。无论是支持或反对阅读经典，尤其是国学典籍的，都在实际上离他们所讨论的这些书——文学、哲学、历史的作品——特别远。比如四书五经，它们毫无疑问既是国学，也是经典，但它们真如某些人所言是邪恶的根源，或者如另外一些人所言，是民族精神的源泉或21世纪的希望吗？得到真实答案的最好办法，就是带着今天所遇到的问题，把这些书认真地读一遍。《伟大的书》很有启示性的一点，就在于它的重读经典，不是单纯的怀旧，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从现实出发，寻找经典和现实的连接点。这是一种积极的读书态度。
也就是说，我们阅读经典，目的还是解决今天的问题。经典对于我们还有意义，也是因为它能够解决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比如他读霍布斯与洛克，讨论的却是20世纪90年代美社群的权利问题，即参与公民事务的观念在今天这个笼罩着个人主义精神的时代，还有什么意义？总之，这是一本很有实用价值的书，却又超越了实用性，表现出睿智的感悟和思考。它提醒我们，阅读经典，可以使我们重获得精神的健康与活力。
为怡情养性读书解玺璋
为怡情养性读书，是余光中先生读书的一种主张与实践，于今仍有指导意义。
余光中是福建永春人，1928年生于南京，从小受国文启蒙，接受的是中国文化教育，曾三度赴美留学、讲学，又在台湾两地数所大学任教，创作与研究生涯已超过半个世纪，是蜚声海峡两岸三地乃至全球的重量级作家、翻译家。百花文艺出版社于2004年隆重推出的九卷本《余光中文集》，便是他这位文坛宿将创作实绩的最好见证。